上午九点多，我正埋头在家务中，忽然见到刘兆林发的微信：陈忠实去世。
　　兆林说“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时刻”，“中国文坛又一棵大树倒下，又一位师友离去，不胜悲痛”，“他是一位大家！《白鹿原》不朽！向陈忠实致哀”云云。兆林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他的伤感我是可以想象的。
　　但我很平静。不是因为薄情寡义、铁石心肠，也不是因为至少在一年多前就听说了陈忠实罹患重疾，有了思想准备，更不是这些年新时期作家的离世渐成常事，“忍看朋辈成新鬼”，已经麻木了，而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存在。像陈忠实这样一位写出了《白鹿原》这样的杰出作品的作家，是不会死的。
　　多年来，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我有幸认识陈忠实，有幸近距离地接触他，被他的执着、纯粹、真挚、宽厚以及睿智所深深打动。我先后就他的人品、他的襟怀、他的写作写过不算太少的文字，虽然拙劣浅薄，但充分表达了我对他的敬仰。
　　“四十四岁那年”，已经发表了“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多次在全国获奖”。但陈忠实觉得“从真实的文学意义上来审视便心虚”，觉得没有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由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心理危机，对即将来临的五十岁这个进入老年生命区段标志发生了强烈的恐惧”，“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担心“万一身体发生不可救治的灾变，死时真的连一本给自己做枕头的书都没有”，“正是在这种纯粹的个人兴趣的自我指向的悲哀中，激起了为自己做一本真的要告别世界也告别生命兴趣时可以做枕头的书的自信”。“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那便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个时候，《白鹿原》的基本构思刚刚完成，即将开笔起草。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岁月，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带上他认为必须的哲学、文学书籍，以及他这之前收集整理的史料，陈忠实静静地回到灞水河边已经完全破败的祖居的老屋。
　　“当新的一年的艳丽的太阳把阴坡上的积雪悄悄融化的时候，对生理不幸的畏怯心理完全被汹涌着的创造欲望彻底扫荡了。把那种只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倾泄出来展示出来，自信那种生命的和艺术的深沉而又鲜活的体验只属于自己，强烈的创造的欲望既使人心潮澎湃，又使人沉心静气，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负了写出民族秘史的沉重使命，陈忠实穿越了一条幽深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历史隧道。《白鹿原》是生性沉重的陈忠实对一个沉重民族的沉重历史的沉重解读。不论对这解读怎样众说纷纭，但它的雄心，它的宏大，它的深邃，它的艰辛是谁也不至于稍置微词的。陈忠实将会因为这解读，随被他解读的历史同在。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陈忠实把肉体托付给了自然，他的精神生命则会长久地存于世间。就他本人而言，“死时真的”有了“一本给自己做枕头的书”，我想，弥留之际，他应该是欣慰的而不是悲伤的吧。
　　（选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