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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睡眠
实习记者 王双兴 关丽明 张宇欣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构建了一个深陷失忆泥淖的马孔多小镇，在这里一切物品和情感都需要附上标签和简要说明。这种失眠症的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而是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像阿尔茨海默病一样的遗忘：“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插图/Nafh
这种虚构并不是纯粹的浪漫想象。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睡眠剥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直接关联。研究表明，睡眠能够清除β-淀粉样蛋白（Aβ）——导致老年痴呆的标识物。睡眠不好，这种物质的清除率就会下降，导致记忆力受损。
现实中的失眠并不是马尔克斯笔下的瘟疫性疾病，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癔症。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介绍，在心理性的慢性失眠里，具有负性思维模式的人比例很高。通过精神交互作用，由于越来越关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类人总担忧自己睡不着、影响第二天的行为表现，越来越焦虑，担忧深化，形成逐步加强的恶性循环。睡不好后情绪不稳定，焦虑进一步演化为自责、自卑，或是埋怨家庭。过度恐惧和关注睡眠将导致生活的失序。
北京回龙观医院每天的大门诊量约五六百人，张晓鸣估摸有一半人有失眠问题。来看睡眠门诊的人中，慢性失眠有90%以上。在受访的精神科大夫眼中，慢性失眠者往往有这样的人格共性：追求完美，自我要求高，刻板，易焦虑，有点神经质特性，过度担心后果和未雨绸缪。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孙洪强过去一年看过的睡眠障碍病人五千多例，有老师、公司职员，也有工人。年龄最大的患者八九十岁，最小的才七岁，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女性。
孙洪强经手的病患中，症状最多的是失眠障碍，又叫原发性失眠或者失眠症。其他还有睡眠不宁腿综合症、睡眠中的行为障碍如RBD（睡觉中打人、骂人、大声说梦话）、嗜睡、打鼾等。与睡眠相关的疾病达到九十多种。1990年美国睡眠障碍学会发布《睡眠障碍国际分类：诊断和编码手册》（ICSD）囊括了失眠、发作性嗜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表现为晚睡晚起）、夜惊、梦游症、磨牙、尿床、梦呓等。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发布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失眠的定义被描绘为患者对睡眠时间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表现为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不少于两次）、早醒、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通常少于6小时），同时伴有日间功能障碍。根据病程分为急性失眠（病程小于一个月），亚急性失眠（病程在1至6个月之间）和慢性失眠（病程半年以上）。
与睡眠相关的日间功能损害包括疲劳或全身不适，注意力或记忆力减退，学习、工作和社交能力下降;情绪波动或易激怒;日间思睡;兴趣、精力减退;工作或驾驶过程中错误倾向增加;紧张、头痛、头晕等。最严重的失眠者曾因此试图自杀。
为了解睡眠障礙者，我们采访了周围的青年，请他们谈谈晚睡、失眠、嗜睡、睡眠剥夺的经历。他们大多生活在一线城市，职业是医生、老师、文案策划、媒体从业者、软件工程师、自由职业者。
现代电子照明改变了睡眠。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家、《白昼将尽：旧时代的夜晚》一书的作者A·罗杰·艾克奇分析历史记录发现，在爱迪生之前，睡眠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中间隔着一段夜间的清醒时间，大约从凌晨1点开始，持续几个小时。现代研究佐证了这一发现。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为期一个月的实验：实验对象每天接受10小时光照——小于通常被人为延长的16小时光照时间。结果发现，在自然周期中，“睡眠时间延长，并分成对称的两段，每段几小时，中间有1至3小时左右的清醒间隔”。
维尔注意到，夜间醒来时，人的脑垂体会分泌大量催乳素——一种与平静感和睡着后或将醒时梦一般的幻觉有关的激素，通常在性满足、母亲哺乳时产生，能改变思维状态。尼克尔森·贝克在创作小说《一盒火柴》时就曾每天4点起床，燃起一团火焰，在家人睡觉时写作，“这其中蕴含着某种简朴而美妙的冥思。我写下互不相干的段落，文思泉涌。”
长夜漫漫，泽类却无心睡眠。在夜晚，他才有紧绷一天之后的散漫。他寻求黑夜的诗意，晚上读书、听歌、发呆是一种“恢复”。白天为工作不得不接触大量陌生人，他感到疲惫。生活完全被职业所塑造让他觉得可悲，他害怕变得平庸。
上周一12点半躺下，泽类怕打扰同床睡的朋友而不敢翻来覆去，只稍微动下手、摇下头或出点声。凌晨4点，朋友突然坐起来抱住头，沉默不语。“你也失眠吗？”泽类问。“你靠近黑暗太久，阴暗能量太强。”朋友答。朋友学中医，替泽类把过脉后开了副药，说他已从阴虚转为阳虚，再不调整作息连中药也救不了他。
媒体从业者不用朝九晚五，泽类常晚睡晚起，明知晚睡和抽烟一样会让自己“短命且死得很难看”。他感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不相配。买不到早餐店新鲜的豆浆、只能用油腻或无营养的宵夜作晚饭让他耿耿于怀，有时他干脆一天只吃两顿。他看起来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
他很少跟人说自己的晚睡强迫表现——这令人“羞耻”，“就像我告诉别人我每天都会割自己一刀一样。晚睡就是慢性自杀。”晚上10点到12点间泽类特别兴奋，凌晨4点才可能睡着。在这之前他看看手机，即便知道屏幕光线可能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由脊椎动物大脑中心状如松果的腺体分泌，通过产生困倦感及降低核心体温来调节每日的睡眠与苏醒循环）。也会怀着至少没有浪费时间的心理爬起来看书，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过去在大学图书馆很高的楼层独自阅读，春秋时分，有风吹进来。 大多数时候，他干躺着。躺着也没什么，只是看时钟意识到已经3点时他发慌，“明天肯定要毁了。”挨到五六点天亮仍未入睡时，他绝望，用考虑“新的一天怎么过？先吃个早餐还是睡到中午？”冲淡绝望感，并开始“不得不过”的又一天。
他想过是不是要找一位长期的心理医生，但因经济不宽裕而作罢。他的一位朋友常通宵看书，读完哲学、儒学读佛学，读了大量佛典后作息大变，开始早睡，每天必定7点起床。一次泽类问那位朋友是否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朋友说，找到了。高质量的瑜伽、灵修班都贵，泽类只尝试过读佛经。但《中论》读了一半他就被绕得不行，看其他书去了。
夜越深越兴奋，到凌晨4点，同病相怜的同行银古才可能睡着。开始他因身体焦虑而失眠，在失眠的过程中他更加焦虑，想着“我要睡着，赶快睡着”，想着明天和今后身体会不会垮。失眠最严重时他看着窗外天亮，急得用手捶墙。白天不困，但他像身中剧毒，有时耳鸣、浮肿、上火、消化系统紊乱。
大学时，银古养成一两点睡觉的习惯，每天睡四小时就够，“适应了混沌的感受。不困，就是迷。”工作后他和同学在北京租房，一起抽烟、打游戏、胡扯，虽然相处融洽，但这种氛围让人感觉“漂泊”。
失眠后他尝试听环境音乐、戴眼罩、喝牛奶、睡前健身，都没用。后来他购买睡眠。吃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无效后，医生给他换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他先吃一片，后来两片，最后三片，第二天头是木的，血管里的血液凝滞了，戴着玻璃罩子似的。断断续续吃了一年药。半年前他搬去姐姐家，两三天后忽然11点多就睡着了。他感到安心、清净，睡眠恢复正常。
当泽类和银古凌晨入睡时，自由职业者莉亚也许正大哭着爬起完成前日因睡觉而拖延了的工作。对照“Epworth嗜睡量表”，她将自己评定为“过度嗜睡”，但仍疑心只是对工作和生活疲乏。
白天每隔几小时她就困，持续了两年时间。即使保持9点多睡、6点起的作息，白天还是得睡上好久。想强打起精神的时候她猛灌咖啡，一天能喝三四杯。家里常备胃药。
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晚上8点爬上床，此后的几个小时内她将陆续摁掉事先调好的十几个闹钟，睡不着也依然躺着。放任自己睡了，醒来又常后悔浪费时间。
插图/Nafh
也试过一觉起来太阳下山。白天的时间一晃过去，她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什么也没干，还跟睡前一样，一无是处。”她看过一本书，里边写道：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撑住不睡需要自制力，调整作息需要自制力，甚至看心理门诊也需要自制力，她统统放弃，继续轻蔑自己。
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治疗过一位因“嗜睡”来就诊的年轻男人，他在北京四号线上开地铁。那趟地铁就他一个人开，倒班上班时他总犯困，害怕自己出差错。张晓鸣跟他谈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只是机械性地工作，找不到成就感。
张晓鸣开了些临时性的药让他选择性服用，药效四小时内起作用，能让人迅速入睡并在醒后不影响工作，无宿醉感。他坚持一段时间后没效果。最后两人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在现有的工作中找兴趣点或换工作。复诊时他说换了份能让自己开心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嗜睡问题迎刃而解。
“嗜睡不多见，要澄清是不是易疲乏，对生活没有兴趣和动力。有可能是发作性睡病，有可能是心理诱因——一些人遇到困境的防御机制是逃避型、幻想型或退化型的。”张晓鸣说。
睡眠是普世行为，但各人睡眠障碍的表现和原因迥然不同。泽类晚睡的习惯养成于大学。抱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念中文系后，他发现教授们不会创作，“根本没才华”。有段时间他尝试走学术道路，却发现不同学者间的观点完全冲突，他迷茫于何去何从。性格里自负又自卑的极端面交替出现，一旦情绪上头，他一下觉得自己挺牛逼，一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同班女生通宵看韩剧，他在男生宿舍打游戏、煲战争剧、敲电脑键盘的热闹环境中怎么也睡不着。一次他半夜睁开眼往底下一瞥，斜对面铺那哥们儿正趁大伙儿睡觉时看黄片。隔壁床的舍友有时在半夜躺床上和女友聊电话。忍耐不了时泽类会提醒室友，但他们收敛几天又照旧。他怨睡眠被影响，又因这怨气而更难入睡。“自甘堕落”的室友们到大四时陷入找不到工作的困窘中，每晚看招聘信息、填简历、打电话或是风尘仆仆回宿舍后交流找工作心得，正装都没来得及脱下。
读研时他告诉自己不要在意睡眠，这样就不会觉得被影响。他已养成晚睡的習惯，一两点钟睡觉算早的观念替代了初高中时熬夜影响学习效率的想法。宿舍常很晚还亮着灯。一位室友神经衰弱，工作几年后考上研究生，高校招老师有年龄限制，室友成天忧心能否在名校读博，念完博士、博士后是否年纪太大。
深夜，泽类问过他要不要关灯。那室友说，不用。室友戴上了眼罩。泽类再问。室友仍说，没事。室友戴上了耳塞。室友性格内向，怕在图书馆遇到那位拒绝自己表白的姑娘，于是在宿舍学习。一个白天，泽类在宿舍公放音乐，室友便公放普通话唱的佛经以示抗议。泽类没意识到室友的用意，调大了音乐声，室友掏出手机放起另一首佛经。两首佛经唱诵一起响，泽类只好戴上耳机。这时室友猛地拿起鞋子，拼命拍打桌子的边边角角，又用拳头捶了几下桌子。大吼几声后，室友号啕大哭。询问过后泽类才得知一年多来室友的睡眠和学习备受宿舍其他人晚睡的影响。
室友用报纸缠住泽类椅子的四个角，用透明胶缠起来，减小泽类晚上移动椅子的声响，接着坦白，“有几次很想打你。”且每次为了断掉打人的念头，会出门跑十几公里。泽类当晚就搬离宿舍。后来听辅导员说，那位室友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现在泽类睡觉的仪式有将去寺庙求的红绳结放在枕头下、让床边脱下的鞋子朝着床外的方向。前者为了辟邪，后者是不让鬼通过鞋子爬上床来。入睡难没改善，但很少做恶梦了。梦醒后他常想，在梦里的自己是真的，还是醒着的自己是真的。他对现在不安宁的自己和世俗生活不满，“如果有其他时空存在，有轮回，我会欣慰一点。” 在他眼里，梦挺神秘，一些邪门的事得信。父亲病危时他与母亲一道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一天半夜母亲突然叫了声“人没了”。两个小时后医院打电话来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事后泽类问母亲是否记得说过这句话，她没印象。
董香的梦千奇百怪，但自从当上语文老师后，她总重复一个始终感到恐慌的梦并视为“白天焦虑的投射”：她站在讲台上，面目模糊的学生在底下吵闹。她想叫学生安静但发不出声音，想拿手拍讲台或拿黑板擦砸讲台发出一个响来但依然无声，她无助。
偶尔她特意记下神奇的梦，比如野外一个惊雷即将劈下来时变成她头顶上透明的球体，球体里的电流嗞嗞响。她以为这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但梦里有人告诉她，这只是人类利用高科技在收集大自然的电流。
四五岁时董香怕黑，不敢一个人睡。开着灯的房间偶尔有蟑螂、老鼠爬动的声音。稍微年长些，她看《茅山斗僵尸》和《我与僵尸有个约会》。身边的小朋友不断给她讲灵异事件，告诉她，附近某棵树上挂着长发红衣女鬼。她将夜间的声音与种种见闻联系起来。
父母觉得她胆子小更得锻炼，强制她独自睡。董香诉求无果后承受恐惧不敢睡着，总在即将进入睡眠状态时大脑条件反射般苏醒，直到凌晨四五点天微亮有了安全感才入睡。这个机制至今仍内化在她睡眠中。她估摸着一个月大概只有四五天能睡好，比如手指受伤疼了一整夜没心思想睡眠问题时、失眠太久大脑太累时。
长大后，她跟父母说过自己睡眠差的原因，他们认为她就是“闲得慌”，“体力劳动太少。”他们指使董香洗衣服、拖地，说能睡得好。董香再次哭诉无门。
文案策划贞夫同样一有风吹草动就醒。初中泌尿系统出现毛病，他一躺下就想上厕所。他担心自己二次发育，那时他的性知识获取途径是《家庭医生》杂志。治疗期间他住在家里，想让外祖父陪睡，但外祖父哄他先睡，自己晚睡。贞夫半夜惊醒找不着外祖父便拉外祖父一起睡。舅妈又总在套贞夫话后指责外祖父对孙子辈不公平，外祖父有起床气，会质问他是否又跟舅妈说什么了。火上浇油，他更不敢睡了。
如今贞夫住在深圳白石洲，被惊醒后平时无视的声音——楼下便利店“欢迎光临”的语音、清洁阿姨的扫地声、楼上的狗半夜走动声——在他耳边放大数倍。睡眠浅，他总做梦。记住的梦境大部分是惊惧状态，比如高空坠落、悬崖边缘、封闭空间。大部分的焦虑来自家庭，但家庭问题无解。他用微信文字详细呈现了这出家庭剧：
外祖父之下我是三代单传（请原谅我用那么封建的词），然而我父亲是上门女婿（注：贞夫跟母亲姓）。父母双亲都是农民，外祖父和我舅舅是老师。舅舅舅妈生的是女儿。
矛盾有三：外祖父和舅舅担心我跟我爸走，改姓;我父母两人闹过离婚，成长多少受舅舅一家照顾;舅妈担心祖父把钱都留给我。
化野将碰面地点定在北京阜外医院CCU（冠心病重症监护室）门口，他是心外科大夫，30岁，当医生五年。跟微信头像上班前的照片相比，他苍老了不少——部分归咎于值夜班的摧残。
刚开始值夜班时需轮到不同科室，有的科室人员少，值班频率相对高，最多时化野两三天一个夜班。在监护室值班不能睡，分上下夜班，分别从5点到凌晨2点、两点到早上8点。监护室里都是病重者，死亡人数多。那块的医生、护士的工作强度最大，精神最紧张，他们常交流“鬼压床”的睡感。
在其他科室，医生基本上在值班室躺着休息，等护士发现病人有异常情况后通知。在儿科病房值班时能睡比较多，小孩主诉少，稍微有点难受不会特别在意。管成人病房时，有时他刚躺下就被叫起。他常维持在浅睡眠易被惊醒的状态。频繁值班后如果心律不齐，化野和同事们会做个心电图，或者给自己听诊。
护士值夜班基本不能睡觉，“跟传说中温柔的小护士形象不太一样，脾气都比较大。面容憔悴。”在小医院还能趴着歇一会儿，大医院都有摄像头，本来不是针对护士的，但能监控护士是否在睡觉。化野没经历过因为护士睡着或偷懒而让病人出现意外的情况。病人不舒服时按下按钮护士就会醒，还有一系列核查、核对制度，在很多步骤上设置规则以避免错误。
2014年底，“丁香园”推出医生超负荷工作情况调查活动，2402名医生参与调查。与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相对照，医生群体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这一标准，69.2%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35.0%的医生平均5-6天需要值一次夜班，36.1%的醫生可能会遇到一周值两次夜班的情况。
当住院医师时，化野的同学感觉到睡眠剥夺后身体受影响太大，在毕业之际可能选择去不值夜班或半年值一次夜班的科室，比如内分泌科、影像科。护士因为前期教育投入相对少，会有因为睡眠障碍而辞职的状况。
医生对抗困意的办法有喝咖啡、洗脸、上网，但在手术室里犯困却束手无策。一台手术通常需要三位医生、一两位护士。医生不是都同时动手，有时在旁边十几分钟没活干。如果护士需要帮助却发现没回应，她们就拿器械敲敲犯困医生的手。
心外科手术一般三四个小时，化野做过最长的手术是17个小时，中途人员会更换。一个手术室一天安排三台手术，每位医生每天可能要参与一至两台手术，少数情况下得上三台。手术间隙就在上下铺多床位的值班室休息。除此之外，医生早上要查房开药、手术后给伤口换药，做检查、写病历，手术前跟病人谈话、签字。刚到阜外医院的两三个月内，他基本没见过太阳，日出之前到医院，日落之后回家。
大学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念临床医学，选具体专业时他选择了外科，原因是外科比较有“男性气质”而且有救死扶伤的成就感。毕业后他选择了“刺激、高端”的心外科——风险高、需要的技术能力大、随之而来的压力大。心外科手术死亡率是百分之一，而骨科手术或骨外科手术死亡率是千分之一。大部分心外科手术需要让心脏停跳，手术过后再恢复病人心跳，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高。
实习记者 王双兴 关丽明 张宇欣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构建了一个深陷失忆泥淖的马孔多小镇，在这里一切物品和情感都需要附上标签和简要说明。这种失眠症的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而是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像阿尔茨海默病一样的遗忘：“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这种虚构并不是纯粹的浪漫想象。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睡眠剥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直接关联。研究表明，睡眠能够清除β-淀粉样蛋白（Aβ）——导致老年痴呆的标识物。睡眠不好，这种物质的清除率就会下降，导致记忆力受损。
现实中的失眠并不是马尔克斯笔下的瘟疫性疾病，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癔症。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介绍，在心理性的慢性失眠里，具有负性思维模式的人比例很高。通过精神交互作用，由于越来越关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类人总担忧自己睡不着、影响第二天的行为表现，越来越焦虑，担忧深化，形成逐步加强的恶性循环。睡不好后情绪不稳定，焦虑进一步演化为自责、自卑，或是埋怨家庭。过度恐惧和关注睡眠将导致生活的失序。
北京回龙观医院每天的大门诊量约五六百人，张晓鸣估摸有一半人有失眠问题。来看睡眠门诊的人中，慢性失眠有90%以上。在受访的精神科大夫眼中，慢性失眠者往往有这样的人格共性：追求完美，自我要求高，刻板，易焦虑，有点神经质特性，过度担心后果和未雨绸缪。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孙洪强过去一年看过的睡眠障碍病人五千多例，有老师、公司职员，也有工人。年龄最大的患者八九十岁，最小的才七岁，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女性。
孙洪强经手的病患中，症状最多的是失眠障碍，又叫原发性失眠或者失眠症。其他还有睡眠不宁腿综合症、睡眠中的行为障碍如RBD（睡觉中打人、骂人、大声说梦话）、嗜睡、打鼾等。与睡眠相关的疾病达到九十多种。1990年美国睡眠障碍学会发布《睡眠障碍国际分类：诊断和编码手册》（ICSD）囊括了失眠、发作性嗜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表现为晚睡晚起）、夜惊、梦游症、磨牙、尿床、梦呓等。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发布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失眠的定义被描绘为患者对睡眠时间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表现为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不少于两次）、早醒、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通常少于6小时），同时伴有日间功能障碍。根据病程分为急性失眠（病程小于一个月），亚急性失眠（病程在1至6个月之间）和慢性失眠（病程半年以上）。
与睡眠相关的日间功能损害包括疲劳或全身不适，注意力或记忆力减退，学习、工作和社交能力下降;情绪波动或易激怒;日间思睡;兴趣、精力减退;工作或驾驶过程中错误倾向增加;紧张、头痛、头晕等。最严重的失眠者曾因此试图自杀。
为了解睡眠障礙者，我们采访了周围的青年，请他们谈谈晚睡、失眠、嗜睡、睡眠剥夺的经历。他们大多生活在一线城市，职业是医生、老师、文案策划、媒体从业者、软件工程师、自由职业者。
“靠近黑暗太久”
现代电子照明改变了睡眠。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家、《白昼将尽：旧时代的夜晚》一书的作者A·罗杰·艾克奇分析历史记录发现，在爱迪生之前，睡眠被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中间隔着一段夜间的清醒时间，大约从凌晨1点开始，持续几个小时。现代研究佐证了这一发现。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为期一个月的实验：实验对象每天接受10小时光照——小于通常被人为延长的16小时光照时间。结果发现，在自然周期中，“睡眠时间延长，并分成对称的两段，每段几小时，中间有1至3小时左右的清醒间隔”。
维尔注意到，夜间醒来时，人的脑垂体会分泌大量催乳素——一种与平静感和睡着后或将醒时梦一般的幻觉有关的激素，通常在性满足、母亲哺乳时产生，能改变思维状态。尼克尔森·贝克在创作小说《一盒火柴》时就曾每天4点起床，燃起一团火焰，在家人睡觉时写作，“这其中蕴含着某种简朴而美妙的冥思。我写下互不相干的段落，文思泉涌。”
长夜漫漫，泽类却无心睡眠。在夜晚，他才有紧绷一天之后的散漫。他寻求黑夜的诗意，晚上读书、听歌、发呆是一种“恢复”。白天为工作不得不接触大量陌生人，他感到疲惫。生活完全被职业所塑造让他觉得可悲，他害怕变得平庸。
上周一12点半躺下，泽类怕打扰同床睡的朋友而不敢翻来覆去，只稍微动下手、摇下头或出点声。凌晨4点，朋友突然坐起来抱住头，沉默不语。“你也失眠吗？”泽类问。“你靠近黑暗太久，阴暗能量太强。”朋友答。朋友学中医，替泽类把过脉后开了副药，说他已从阴虚转为阳虚，再不调整作息连中药也救不了他。
媒体从业者不用朝九晚五，泽类常晚睡晚起，明知晚睡和抽烟一样会让自己“短命且死得很难看”。他感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不相配。买不到早餐店新鲜的豆浆、只能用油腻或无营养的宵夜作晚饭让他耿耿于怀，有时他干脆一天只吃两顿。他看起来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
他很少跟人说自己的晚睡强迫表现——这令人“羞耻”，“就像我告诉别人我每天都会割自己一刀一样。晚睡就是慢性自杀。”晚上10点到12点间泽类特别兴奋，凌晨4点才可能睡着。在这之前他看看手机，即便知道屏幕光线可能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由脊椎动物大脑中心状如松果的腺体分泌，通过产生困倦感及降低核心体温来调节每日的睡眠与苏醒循环）。也会怀着至少没有浪费时间的心理爬起来看书，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过去在大学图书馆很高的楼层独自阅读，春秋时分，有风吹进来。 大多数时候，他干躺着。躺着也没什么，只是看时钟意识到已经3点时他发慌，“明天肯定要毁了。”挨到五六点天亮仍未入睡时，他绝望，用考虑“新的一天怎么过？先吃个早餐还是睡到中午？”冲淡绝望感，并开始“不得不过”的又一天。
他想过是不是要找一位长期的心理医生，但因经济不宽裕而作罢。他的一位朋友常通宵看书，读完哲学、儒学读佛学，读了大量佛典后作息大变，开始早睡，每天必定7点起床。一次泽类问那位朋友是否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朋友说，找到了。高质量的瑜伽、灵修班都贵，泽类只尝试过读佛经。但《中论》读了一半他就被绕得不行，看其他书去了。
夜越深越兴奋，到凌晨4点，同病相怜的同行银古才可能睡着。开始他因身体焦虑而失眠，在失眠的过程中他更加焦虑，想着“我要睡着，赶快睡着”，想着明天和今后身体会不会垮。失眠最严重时他看着窗外天亮，急得用手捶墙。白天不困，但他像身中剧毒，有时耳鸣、浮肿、上火、消化系统紊乱。
大学时，银古养成一两点睡觉的习惯，每天睡四小时就够，“适应了混沌的感受。不困，就是迷。”工作后他和同学在北京租房，一起抽烟、打游戏、胡扯，虽然相处融洽，但这种氛围让人感觉“漂泊”。
失眠后他尝试听环境音乐、戴眼罩、喝牛奶、睡前健身，都没用。后来他购买睡眠。吃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无效后，医生给他换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他先吃一片，后来两片，最后三片，第二天头是木的，血管里的血液凝滞了，戴着玻璃罩子似的。断断续续吃了一年药。半年前他搬去姐姐家，两三天后忽然11点多就睡着了。他感到安心、清净，睡眠恢复正常。
“焦虑的投射”
当泽类和银古凌晨入睡时，自由职业者莉亚也许正大哭着爬起完成前日因睡觉而拖延了的工作。对照“Epworth嗜睡量表”，她将自己评定为“过度嗜睡”，但仍疑心只是对工作和生活疲乏。
白天每隔几小时她就困，持续了两年时间。即使保持9点多睡、6点起的作息，白天还是得睡上好久。想强打起精神的时候她猛灌咖啡，一天能喝三四杯。家里常备胃药。
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晚上8点爬上床，此后的几个小时内她将陆续摁掉事先调好的十几个闹钟，睡不着也依然躺着。放任自己睡了，醒来又常后悔浪费时间。
也试过一觉起来太阳下山。白天的时间一晃过去，她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什么也没干，还跟睡前一样，一无是处。”她看过一本书，里边写道：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撑住不睡需要自制力，调整作息需要自制力，甚至看心理门诊也需要自制力，她统统放弃，继续轻蔑自己。
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治疗过一位因“嗜睡”来就诊的年轻男人，他在北京四号线上开地铁。那趟地铁就他一个人开，倒班上班时他总犯困，害怕自己出差错。张晓鸣跟他谈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他只是机械性地工作，找不到成就感。
张晓鸣开了些临时性的药让他选择性服用，药效四小时内起作用，能让人迅速入睡并在醒后不影响工作，无宿醉感。他坚持一段时间后没效果。最后两人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在现有的工作中找兴趣点或换工作。复诊时他说换了份能让自己开心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嗜睡问题迎刃而解。
“嗜睡不多见，要澄清是不是易疲乏，对生活没有兴趣和动力。有可能是发作性睡病，有可能是心理诱因——一些人遇到困境的防御机制是逃避型、幻想型或退化型的。”张晓鸣说。
睡眠是普世行为，但各人睡眠障碍的表现和原因迥然不同。泽类晚睡的习惯养成于大学。抱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念中文系后，他发现教授们不会创作，“根本没才华”。有段时间他尝试走学术道路，却发现不同学者间的观点完全冲突，他迷茫于何去何从。性格里自负又自卑的极端面交替出现，一旦情绪上头，他一下觉得自己挺牛逼，一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同班女生通宵看韩剧，他在男生宿舍打游戏、煲战争剧、敲电脑键盘的热闹环境中怎么也睡不着。一次他半夜睁开眼往底下一瞥，斜对面铺那哥们儿正趁大伙儿睡觉时看黄片。隔壁床的舍友有时在半夜躺床上和女友聊电话。忍耐不了时泽类会提醒室友，但他们收敛几天又照旧。他怨睡眠被影响，又因这怨气而更难入睡。“自甘堕落”的室友们到大四时陷入找不到工作的困窘中，每晚看招聘信息、填简历、打电话或是风尘仆仆回宿舍后交流找工作心得，正装都没来得及脱下。
读研时他告诉自己不要在意睡眠，这样就不会觉得被影响。他已养成晚睡的習惯，一两点钟睡觉算早的观念替代了初高中时熬夜影响学习效率的想法。宿舍常很晚还亮着灯。一位室友神经衰弱，工作几年后考上研究生，高校招老师有年龄限制，室友成天忧心能否在名校读博，念完博士、博士后是否年纪太大。
深夜，泽类问过他要不要关灯。那室友说，不用。室友戴上了眼罩。泽类再问。室友仍说，没事。室友戴上了耳塞。室友性格内向，怕在图书馆遇到那位拒绝自己表白的姑娘，于是在宿舍学习。一个白天，泽类在宿舍公放音乐，室友便公放普通话唱的佛经以示抗议。泽类没意识到室友的用意，调大了音乐声，室友掏出手机放起另一首佛经。两首佛经唱诵一起响，泽类只好戴上耳机。这时室友猛地拿起鞋子，拼命拍打桌子的边边角角，又用拳头捶了几下桌子。大吼几声后，室友号啕大哭。询问过后泽类才得知一年多来室友的睡眠和学习备受宿舍其他人晚睡的影响。
室友用报纸缠住泽类椅子的四个角，用透明胶缠起来，减小泽类晚上移动椅子的声响，接着坦白，“有几次很想打你。”且每次为了断掉打人的念头，会出门跑十几公里。泽类当晚就搬离宿舍。后来听辅导员说，那位室友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现在泽类睡觉的仪式有将去寺庙求的红绳结放在枕头下、让床边脱下的鞋子朝着床外的方向。前者为了辟邪，后者是不让鬼通过鞋子爬上床来。入睡难没改善，但很少做恶梦了。梦醒后他常想，在梦里的自己是真的，还是醒着的自己是真的。他对现在不安宁的自己和世俗生活不满，“如果有其他时空存在，有轮回，我会欣慰一点。” 在他眼里，梦挺神秘，一些邪门的事得信。父亲病危时他与母亲一道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一天半夜母亲突然叫了声“人没了”。两个小时后医院打电话来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事后泽类问母亲是否记得说过这句话，她没印象。
董香的梦千奇百怪，但自从当上语文老师后，她总重复一个始终感到恐慌的梦并视为“白天焦虑的投射”：她站在讲台上，面目模糊的学生在底下吵闹。她想叫学生安静但发不出声音，想拿手拍讲台或拿黑板擦砸讲台发出一个响来但依然无声，她无助。
偶尔她特意记下神奇的梦，比如野外一个惊雷即将劈下来时变成她头顶上透明的球体，球体里的电流嗞嗞响。她以为这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但梦里有人告诉她，这只是人类利用高科技在收集大自然的电流。
四五岁时董香怕黑，不敢一个人睡。开着灯的房间偶尔有蟑螂、老鼠爬动的声音。稍微年长些，她看《茅山斗僵尸》和《我与僵尸有个约会》。身边的小朋友不断给她讲灵异事件，告诉她，附近某棵树上挂着长发红衣女鬼。她将夜间的声音与种种见闻联系起来。
父母觉得她胆子小更得锻炼，强制她独自睡。董香诉求无果后承受恐惧不敢睡着，总在即将进入睡眠状态时大脑条件反射般苏醒，直到凌晨四五点天微亮有了安全感才入睡。这个机制至今仍内化在她睡眠中。她估摸着一个月大概只有四五天能睡好，比如手指受伤疼了一整夜没心思想睡眠问题时、失眠太久大脑太累时。
长大后，她跟父母说过自己睡眠差的原因，他们认为她就是“闲得慌”，“体力劳动太少。”他们指使董香洗衣服、拖地，说能睡得好。董香再次哭诉无门。
文案策划贞夫同样一有风吹草动就醒。初中泌尿系统出现毛病，他一躺下就想上厕所。他担心自己二次发育，那时他的性知识获取途径是《家庭医生》杂志。治疗期间他住在家里，想让外祖父陪睡，但外祖父哄他先睡，自己晚睡。贞夫半夜惊醒找不着外祖父便拉外祖父一起睡。舅妈又总在套贞夫话后指责外祖父对孙子辈不公平，外祖父有起床气，会质问他是否又跟舅妈说什么了。火上浇油，他更不敢睡了。
如今贞夫住在深圳白石洲，被惊醒后平时无视的声音——楼下便利店“欢迎光临”的语音、清洁阿姨的扫地声、楼上的狗半夜走动声——在他耳边放大数倍。睡眠浅，他总做梦。记住的梦境大部分是惊惧状态，比如高空坠落、悬崖边缘、封闭空间。大部分的焦虑来自家庭，但家庭问题无解。他用微信文字详细呈现了这出家庭剧：
外祖父之下我是三代单传（请原谅我用那么封建的词），然而我父亲是上门女婿（注：贞夫跟母亲姓）。父母双亲都是农民，外祖父和我舅舅是老师。舅舅舅妈生的是女儿。
矛盾有三：外祖父和舅舅担心我跟我爸走，改姓;我父母两人闹过离婚，成长多少受舅舅一家照顾;舅妈担心祖父把钱都留给我。
“耐受”人群
化野将碰面地点定在北京阜外医院CCU（冠心病重症监护室）门口，他是心外科大夫，30岁，当医生五年。跟微信头像上班前的照片相比，他苍老了不少——部分归咎于值夜班的摧残。
刚开始值夜班时需轮到不同科室，有的科室人员少，值班频率相对高，最多时化野两三天一个夜班。在监护室值班不能睡，分上下夜班，分别从5点到凌晨2点、两点到早上8点。监护室里都是病重者，死亡人数多。那块的医生、护士的工作强度最大，精神最紧张，他们常交流“鬼压床”的睡感。
在其他科室，医生基本上在值班室躺着休息，等护士发现病人有异常情况后通知。在儿科病房值班时能睡比较多，小孩主诉少，稍微有点难受不会特别在意。管成人病房时，有时他刚躺下就被叫起。他常维持在浅睡眠易被惊醒的状态。频繁值班后如果心律不齐，化野和同事们会做个心电图，或者给自己听诊。
护士值夜班基本不能睡觉，“跟传说中温柔的小护士形象不太一样，脾气都比较大。面容憔悴。”在小医院还能趴着歇一会儿，大医院都有摄像头，本来不是针对护士的，但能监控护士是否在睡觉。化野没经历过因为护士睡着或偷懒而让病人出现意外的情况。病人不舒服时按下按钮护士就会醒，还有一系列核查、核对制度，在很多步骤上设置规则以避免错误。
2014年底，“丁香园”推出医生超负荷工作情况调查活动，2402名医生参与调查。与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相对照，医生群体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这一标准，69.2%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35.0%的医生平均5-6天需要值一次夜班，36.1%的醫生可能会遇到一周值两次夜班的情况。
当住院医师时，化野的同学感觉到睡眠剥夺后身体受影响太大，在毕业之际可能选择去不值夜班或半年值一次夜班的科室，比如内分泌科、影像科。护士因为前期教育投入相对少，会有因为睡眠障碍而辞职的状况。
医生对抗困意的办法有喝咖啡、洗脸、上网，但在手术室里犯困却束手无策。一台手术通常需要三位医生、一两位护士。医生不是都同时动手，有时在旁边十几分钟没活干。如果护士需要帮助却发现没回应，她们就拿器械敲敲犯困医生的手。
心外科手术一般三四个小时，化野做过最长的手术是17个小时，中途人员会更换。一个手术室一天安排三台手术，每位医生每天可能要参与一至两台手术，少数情况下得上三台。手术间隙就在上下铺多床位的值班室休息。除此之外，医生早上要查房开药、手术后给伤口换药，做检查、写病历，手术前跟病人谈话、签字。刚到阜外医院的两三个月内，他基本没见过太阳，日出之前到医院，日落之后回家。
大学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念临床医学，选具体专业时他选择了外科，原因是外科比较有“男性气质”而且有救死扶伤的成就感。毕业后他选择了“刺激、高端”的心外科——风险高、需要的技术能力大、随之而来的压力大。心外科手术死亡率是百分之一，而骨科手术或骨外科手术死亡率是千分之一。大部分心外科手术需要让心脏停跳，手术过后再恢复病人心跳，对操作的准确性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