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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共政治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对于巩固中共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扩大中共的执政基础；有利于防止腐败，提高党的公信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党和政府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发面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 政治合法性 公民社会 公民意识
作者简介：房玉霞，中共日照市委党校哲学科社研究室，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50-02
一、中共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都要得到公民的认同。这个概念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的。他指出政治合法性的的基础包括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当然现实政治国家都是这三种合法性基础理论的混合，只是以哪一个基础为主而已。理解政治合法性还必须知道政治合法性包括三个层次：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典则的合法性和当局的合法性。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是指意图唤起民众对于国家的民族情感，使之对于国家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典则的合法性指意图让该国民众认为当前实行的政治制度，法律规则都是正当的合法的。当局的合法性指当局政府让民众认可当前的政府当局。包括政府的产生，政治运作等等。国家的合法性层次最高，当局政府的合法性最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如果遭到质疑，就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令世人惊叹，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如何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矛盾，满足其利益，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就分为简单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大部分，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有的简单的社会分层已经分化出众多的利益主体，而改革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在改革中有的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利用法制和政策的漏洞滥用职权获得不当财产。有的人成为利益受损者，有的人从体制内分流成为弱势群体，比如一部分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的职工，在拆迁中失去土地的农民等等。有的人从改革的政策中获取好的社会地位，较好的收入，比如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有的人在改革的大潮中下海经商成为经济的弄潮儿，获取了不菲的价值收益。比如私营企业主等。另外还包括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作的经理人，高级白领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利益受损者想得到应有的权利。而既得利益者则拼命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放松。复杂多元的利益群体之间又容易产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和发泄，就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其次新形势下，中共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冲击。建国后到文革期间党和政府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进行政治统治和管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政治合法性由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到主要依靠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环保、食品安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激增、腐败问题等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考验。再次腐败问题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腐败实质上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缺少制约，权力行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政府历来对腐败问题特备关注，腐败问题也成为普通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侵害党的肌体。最后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发达的背景下，西方一些政治思潮的冲击也对党和政府带来了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引进了西方的经济技术，管理经验，同时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随之而入，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竞争多元等思想对于当前国内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冲击。而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出现了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的公民意识。如何在多种意识形态互相撞击下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力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二、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对于巩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大意义
公民社会是个西方舶来品，它来源并且孕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对civilsociety的中文翻译。公民社会包括三个主要的要素：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具有自治理性多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其体现出来的公民文化。公民社会里的公民具有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自信有能力防止自己的权利被权力侵犯。公民社会组织具有多元自治理性的特点。如果一个人对于国家权力的侵权是无力对抗的，那么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或者团体，就可以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界限上设置一个边界，那就是公民的私权利。如前所述，当前中共政治合法性在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有利于扩大中共的执政基础。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阶层也多样化，如何处理众多利益群体新旧利益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时刻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如何将新出现的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容纳进体制中在新的形式下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如果处理不好处理不当，不能满足众多的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就会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团结。这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或者团体接纳，然后通过这些组织向党和政府传达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让这些群体有发泄的渠道。而党和政府也可以通过公民社会组织了解民情民意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其次有利于防止腐败，提高党的公信力。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对于权利的侵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诚然权力需要权力的制衡和监督，但是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公民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权力更需要公民权利的监督。公民社会的产生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为前提的。公民社会强调的是公民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对于国家权力的监督。个人原子式的权利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地位，而有组织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侵犯。再次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突发期，社会群体性事件激增。“据有关部门数据表明，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17%，1994年由1万起增长至2003年的6万起，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从数量来看，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没有处理好，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公民利益受损没有可发泄的渠道，自然就会采取非理性的暴力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当前的公民社会还不发达，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提供公民维权和发泄渠道。暴力事件的激增如何处理不好会大大影响党和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靠以前的打压对立的维稳思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壮大发展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公民维权发泄渠道。 最后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有利于党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有利于党制定正确的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民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身边的组织.，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三、积极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
第一，以法团主义的路径发展公民社会。由于我国的公民社会在建国到文革期间被取消，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公民社会才逐渐有所发展，所以党和政府以及公众没有处理公民社会事务的经验和记忆。再者公民社会又是西方舶来品，有些领导人对于发展公民社会有些顾虑，担心会引起政治参与爆炸，甚至会导致颜色革命。有的领导人还提出了公民社会陷阱轮。为了取消这些顾虑，我们可以采取法团主义的路径，继续执行‘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发展现有的官方主导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党和政府可以继续管制和规范社会组织，避免跑偏。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立足于社会，传达代表群体的利益。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适应。政府可以逐渐放松管制，使其具有自主性，发展成真正具有自主性自愿性非官方性非营利性的公民社会组织。
第二，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当前党和国家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实行宏观鼓励，微观控制的政策导向。微观上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都是以严厉控制为主。公民社会组织在注册登记、人数规模、活动范围活动内容等方面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大大限制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广东省在这方面首度破冰。2011年广东省出台相关文件，放松对于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的限制，加大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并且要求到2015年全省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支持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探索在政协中设立新社会组织界别。
第三，继续完善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渠道。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渠道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城市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等。由于人大制度还不完善，人大没有体现应有的法理地位，也没有体现应有的民意的作用。人大和政协具有精英化的趋势，无法体现草根阶层的利益。近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多了几个农民工的身影，多了一些亮色，但是和其代表的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另外，由于选举制度不完善，一些代表也是党委制定的。所以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成为公民政治参与主渠道是党和国家政府一个重要任务。基层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是老百姓身边的最大的公民社会组织，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直接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处理的不好，会大大影响党和国家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威信，影响党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说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政府相关部门要大力扶植和发展基层的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党和国家政府还要积极学习支持规范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组织网络社团，论坛发帖，微博互动等等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党和政府不能限制和控制网络而是应该主动学习支持网络问政。
最后党和国家政府要继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行公民文化建设，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1]杜英，杨静慧.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3）.
关键词 政治合法性 公民社会 公民意识
作者简介：房玉霞，中共日照市委党校哲学科社研究室，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50-02
一、中共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都要得到公民的认同。这个概念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的。他指出政治合法性的的基础包括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当然现实政治国家都是这三种合法性基础理论的混合，只是以哪一个基础为主而已。理解政治合法性还必须知道政治合法性包括三个层次：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典则的合法性和当局的合法性。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是指意图唤起民众对于国家的民族情感，使之对于国家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典则的合法性指意图让该国民众认为当前实行的政治制度，法律规则都是正当的合法的。当局的合法性指当局政府让民众认可当前的政府当局。包括政府的产生，政治运作等等。国家的合法性层次最高，当局政府的合法性最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如果遭到质疑，就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令世人惊叹，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如何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矛盾，满足其利益，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就分为简单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大部分，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有的简单的社会分层已经分化出众多的利益主体，而改革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在改革中有的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利用法制和政策的漏洞滥用职权获得不当财产。有的人成为利益受损者，有的人从体制内分流成为弱势群体，比如一部分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的职工，在拆迁中失去土地的农民等等。有的人从改革的政策中获取好的社会地位，较好的收入，比如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有的人在改革的大潮中下海经商成为经济的弄潮儿，获取了不菲的价值收益。比如私营企业主等。另外还包括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作的经理人，高级白领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利益受损者想得到应有的权利。而既得利益者则拼命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放松。复杂多元的利益群体之间又容易产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和发泄，就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其次新形势下，中共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冲击。建国后到文革期间党和政府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进行政治统治和管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政治合法性由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到主要依靠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环保、食品安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激增、腐败问题等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考验。再次腐败问题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腐败实质上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缺少制约，权力行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政府历来对腐败问题特备关注，腐败问题也成为普通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侵害党的肌体。最后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发达的背景下，西方一些政治思潮的冲击也对党和政府带来了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引进了西方的经济技术，管理经验，同时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随之而入，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竞争多元等思想对于当前国内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冲击。而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出现了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的公民意识。如何在多种意识形态互相撞击下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力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二、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对于巩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大意义
公民社会是个西方舶来品，它来源并且孕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对civilsociety的中文翻译。公民社会包括三个主要的要素：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具有自治理性多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其体现出来的公民文化。公民社会里的公民具有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自信有能力防止自己的权利被权力侵犯。公民社会组织具有多元自治理性的特点。如果一个人对于国家权力的侵权是无力对抗的，那么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或者团体，就可以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界限上设置一个边界，那就是公民的私权利。如前所述，当前中共政治合法性在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有利于扩大中共的执政基础。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阶层也多样化，如何处理众多利益群体新旧利益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时刻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如何将新出现的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容纳进体制中在新的形式下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如果处理不好处理不当，不能满足众多的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就会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团结。这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或者团体接纳，然后通过这些组织向党和政府传达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让这些群体有发泄的渠道。而党和政府也可以通过公民社会组织了解民情民意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其次有利于防止腐败，提高党的公信力。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对于权利的侵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诚然权力需要权力的制衡和监督，但是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公民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权力更需要公民权利的监督。公民社会的产生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为前提的。公民社会强调的是公民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对于国家权力的监督。个人原子式的权利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地位，而有组织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侵犯。再次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突发期，社会群体性事件激增。“据有关部门数据表明，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17%，1994年由1万起增长至2003年的6万起，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从数量来看，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没有处理好，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公民利益受损没有可发泄的渠道，自然就会采取非理性的暴力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当前的公民社会还不发达，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提供公民维权和发泄渠道。暴力事件的激增如何处理不好会大大影响党和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靠以前的打压对立的维稳思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壮大发展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公民维权发泄渠道。 最后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有利于党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有利于党制定正确的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民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身边的组织.，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三、积极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
第一，以法团主义的路径发展公民社会。由于我国的公民社会在建国到文革期间被取消，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公民社会才逐渐有所发展，所以党和政府以及公众没有处理公民社会事务的经验和记忆。再者公民社会又是西方舶来品，有些领导人对于发展公民社会有些顾虑，担心会引起政治参与爆炸，甚至会导致颜色革命。有的领导人还提出了公民社会陷阱轮。为了取消这些顾虑，我们可以采取法团主义的路径，继续执行‘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发展现有的官方主导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党和政府可以继续管制和规范社会组织，避免跑偏。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立足于社会，传达代表群体的利益。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适应。政府可以逐渐放松管制，使其具有自主性，发展成真正具有自主性自愿性非官方性非营利性的公民社会组织。
第二，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当前党和国家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实行宏观鼓励，微观控制的政策导向。微观上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都是以严厉控制为主。公民社会组织在注册登记、人数规模、活动范围活动内容等方面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大大限制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广东省在这方面首度破冰。2011年广东省出台相关文件，放松对于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的限制，加大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并且要求到2015年全省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5个以上；支持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探索在政协中设立新社会组织界别。
第三，继续完善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渠道。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渠道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城市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等。由于人大制度还不完善，人大没有体现应有的法理地位，也没有体现应有的民意的作用。人大和政协具有精英化的趋势，无法体现草根阶层的利益。近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多了几个农民工的身影，多了一些亮色，但是和其代表的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另外，由于选举制度不完善，一些代表也是党委制定的。所以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成为公民政治参与主渠道是党和国家政府一个重要任务。基层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是老百姓身边的最大的公民社会组织，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直接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处理的不好，会大大影响党和国家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威信，影响党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说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政府相关部门要大力扶植和发展基层的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党和国家政府还要积极学习支持规范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组织网络社团，论坛发帖，微博互动等等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党和政府不能限制和控制网络而是应该主动学习支持网络问政。
最后党和国家政府要继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行公民文化建设，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1]杜英，杨静慧.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