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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之前,整个中国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时,中部担心的却是如何才不会变得更坏;2008年岁末,当部分省份还在焦虑如何才不会变得更坏时,中部想的却是如何才能变得更好。
2009年2月12日,姗姗来迟的江西省“两会”在南昌拉开帷幕,至此,中部各省“两会”在鲜花与掌声中悉数召开。综观六省的“两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热点。4月26日,第四届中博会在安徽合肥盛大启幕。透过开幕式绚烂的礼花,一个活力迸发的中部喷薄欲出。
尽管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权威报告还没有公布,但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来看,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速仍处于抢眼的位置。“中部到了加快发展的时候了,到了最适合加速崛起的时期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如此断言。
“上个世纪相对其他的省份,湖北地区的经济地位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近年来的进展相当迅速,变化是相当的大。”2009年1月11日,在首次移师中部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湖北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谈起了他的中部观感。其所言仅在湖北,其所指却能涵盖整个中部。
中部曾经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塌陷”一度成了中部的代名词。
“2003年,中部是塌陷的,很多经济指标都在下降。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中部崛起’后,尽管当时没有多少实质性动作,中部的经济数据却开始有了回升的迹象。”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梳理道,“到2007年,中部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2008年上半年,中部六省经济总量占全国21.96%,在上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不仅如此,2008年的岁末,当东部正在焦虑如何才不会变得更坏时,中部想的却是如何才能变得更好。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年底召开的湖南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表示,经济波动困难时期往往是地区间既有发展格局的变化调整期。接着,他巧妙引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技术最好的司机善于弯道超车’,现在湖南正是运用这一效应,实现科学跨越。”
“弯道超车”旋即成为湖南最热的政经词汇,并被带进了该省“两会”。对这个词汇,湖南省内媒体在其“两会”报道中如此阐释道,“在咬紧牙关将2008年的重重困难踩在脚下之后,湖南已然将2009年视为踏实耕耘、谋求收获之年”。
同样将2009年视为“收获之年”的还有湖北、安徽等中部其他省份。湖北省长李鸿忠指出:“危机造成的经济格局调整变化,为我们加快发展、实现赶超提供了有利时机。超越常常发生在‘弯道’处。”安徽省长王三运亦称,“我省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阶段性特征没有改变”。
看好中部的还不仅仅是中部自己。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认为,中部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部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区域,正在成为与东部齐驱的经济新动力之一。
日前,国家信息中心亦在其发布的经济预测分析报告中指出,2009年“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增幅将可能继续超过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幅有望继续高于东部,中西部投资增幅与东部地区差距会拉大”。
尽管在2009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上,中部各省的“10%以上”与东部大部分省份的“10%左右”并无太大悬殊,但在素来用词严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上”与“左右”的不同已足以带来不尽的想象空间。
中部的想象空间首先得益于此次金融危机。“由于经济结构等不同,总体来说金融危机对中部的影响要比东部小,有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但金融危机只是想象中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多年积累并达到一定程度,中部的想象空间也很难在区域格局中显现出来。换而言之,经过多年的积累,中部已经到了一个出现“井喷”的临界点,用安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厚积薄发”来形容眼下的中部,一点也不为过。
“这种积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分析道,过去中部的投入长期不足,不过从2004年开始,中部的投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并持续到现在。2007年,中部六省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936.7亿元,占全国的21.2%;增长32.5%,高出全国6.7%。到了2009年,仅湖北省一省在交通设施的投入上就将达到每天1亿元,全年预计投入资金350多亿元。“投资增长较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6年就表现出来了,2007年则已非常明显,今后的想象空间则更大。”
“第二就是中部官员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思维与观念都有很大的进步。”秦尊文感慨道。
在过去的2008年,湖南、湖北逆势上扬,进入“万亿GDP俱乐部”,除山西外,中部所有省份经济增速都在12%以上。更重要的是,“中部扭转了‘跌快涨慢’的不利局面。”合肥工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志迎分析道,仅从2008年经济增长回落来看,除山西外,中部其他省份均低于全国的4%,其中湖南为1.6%、安徽为1.2%,其他三省更低于1%。
“跌快涨慢”的扭转只是中部经济内生能量释放的一个初步显现,其外部的机遇对中部来说同样千载难逢。梳理六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中部正面临着三大难得的机遇:宏观调控的机遇、中部崛起带来的政策机遇、产业转移的机遇。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适时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方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先后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4万亿投资的一个重要区域指向就是中西部地区。因为4万亿投资重点是基础设施与民生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西部的欠账较多,投资空间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说。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大部分都是重化工业,重工业偏重的中部能从这些规划中寻找更多的机遇。
对于中部崛起带来的政策机遇,在湖北“两会”召开的第一天,《湖北日报》刊文将之总结为“八大类国家战略叠加”:中部崛起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两型社会综改试点战略、内需拉动战略,以及国家商务部、交通部、发改委等部委出台的万商西进战略、长江流域开发战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以及产业导向策略。
不过,对政策机遇的更大猜想来源于2008年3月召开的中部崛起第一次部级联席会议。会上,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汇报道,“中部崛起的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两个比照’只是中部崛起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政策。”随即,中部崛起规划的编制成为2008年国家发改委的重要工作之一。不久前,范恒山表示,发改委将陆续制定出台关于长三角、中部等地区的发展规划。2008年8月率先出台的长三角发展指导意见让中部的规划及政策体系建设想象无限。
在三大机遇中,效果更为直接的似乎是产业转移。“世界上每20年就有一次产业转移,并造就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前3次分别造就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沿海。现在第4次产业转移正在发生,中部具有承东启西的优势,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叶青说。
而对于中部而言,转移的还不仅仅是国际产业,国内产业转移也已成大势。2008年8月,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在考察长三角时说,长三角地区现在的生产要素、环境容量、发展空间已接近极限,这就决定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必然要向具有更多利润空间、效益更高的地区转移。中部省份丰富的资源、低廉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等确实让长三角的客商心动。更重要的是,中部省份已形成的较完备的产业配套成为吸引长三角客商的一大亮点。
“保持目前的态势,再过数年,中部人均收入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75%,进入合理区间。按照欧盟的标准,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的75%以上,这个地区就是进入到合理区间,不需要特别扶持;如果低于75%,就要进行特殊的政策辅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描述着中部的未来。
那么,进入合理区间的中部,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人均收入的提高,首先带来的是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一点在中部已经显现。仅以2007年为例,当年1到11月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4.8778万亿元、1.9955万亿元和1.4122万亿元,中部在三大区域中增长最快,增速上升幅度最大。
“中部消费需求增长开启的是一个4亿人的大市场,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欧美大市场,欧美也就是五六亿人嘛。”刘福垣说。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中部与东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而且中部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以“自我为主”启动内需的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中部拥有中国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转移的人口将大部分出自于此。“这就将给中部带来两大转变与机遇,第一就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机遇。”刘福垣建议,中部应该将发展重点放在中等城市,“把地级市做大,距离省会2小时城市圈的重点县级市也要做大。要把农民工留在中等城市,解决内需消费问题。”
这一观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部研究室主任刘勇处找到了共鸣。对于中部而言,“城市化就是一句话:发展大城市,但不是发展现有的大城市,而是从现有的中小城市中发展出大城市来。”刘勇说。
对于整个中国而言,中部发展进入到合理区间,不仅意味着找到了一条扩大内需的发展路径,而且将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在中部重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重心。“到那时候,中部将改变‘中国的底色’。”刘福垣断言。
(摘自《决策》杂志)
2009年2月12日,姗姗来迟的江西省“两会”在南昌拉开帷幕,至此,中部各省“两会”在鲜花与掌声中悉数召开。综观六省的“两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热点。4月26日,第四届中博会在安徽合肥盛大启幕。透过开幕式绚烂的礼花,一个活力迸发的中部喷薄欲出。
尽管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权威报告还没有公布,但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来看,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速仍处于抢眼的位置。“中部到了加快发展的时候了,到了最适合加速崛起的时期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如此断言。
“上个世纪相对其他的省份,湖北地区的经济地位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近年来的进展相当迅速,变化是相当的大。”2009年1月11日,在首次移师中部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湖北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谈起了他的中部观感。其所言仅在湖北,其所指却能涵盖整个中部。
中部曾经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塌陷”一度成了中部的代名词。
“2003年,中部是塌陷的,很多经济指标都在下降。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中部崛起’后,尽管当时没有多少实质性动作,中部的经济数据却开始有了回升的迹象。”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梳理道,“到2007年,中部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2008年上半年,中部六省经济总量占全国21.96%,在上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不仅如此,2008年的岁末,当东部正在焦虑如何才不会变得更坏时,中部想的却是如何才能变得更好。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年底召开的湖南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表示,经济波动困难时期往往是地区间既有发展格局的变化调整期。接着,他巧妙引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技术最好的司机善于弯道超车’,现在湖南正是运用这一效应,实现科学跨越。”
“弯道超车”旋即成为湖南最热的政经词汇,并被带进了该省“两会”。对这个词汇,湖南省内媒体在其“两会”报道中如此阐释道,“在咬紧牙关将2008年的重重困难踩在脚下之后,湖南已然将2009年视为踏实耕耘、谋求收获之年”。
同样将2009年视为“收获之年”的还有湖北、安徽等中部其他省份。湖北省长李鸿忠指出:“危机造成的经济格局调整变化,为我们加快发展、实现赶超提供了有利时机。超越常常发生在‘弯道’处。”安徽省长王三运亦称,“我省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阶段性特征没有改变”。
看好中部的还不仅仅是中部自己。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认为,中部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部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区域,正在成为与东部齐驱的经济新动力之一。
日前,国家信息中心亦在其发布的经济预测分析报告中指出,2009年“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增幅将可能继续超过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幅有望继续高于东部,中西部投资增幅与东部地区差距会拉大”。
尽管在2009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上,中部各省的“10%以上”与东部大部分省份的“10%左右”并无太大悬殊,但在素来用词严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上”与“左右”的不同已足以带来不尽的想象空间。
中部的想象空间首先得益于此次金融危机。“由于经济结构等不同,总体来说金融危机对中部的影响要比东部小,有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但金融危机只是想象中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多年积累并达到一定程度,中部的想象空间也很难在区域格局中显现出来。换而言之,经过多年的积累,中部已经到了一个出现“井喷”的临界点,用安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厚积薄发”来形容眼下的中部,一点也不为过。
“这种积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分析道,过去中部的投入长期不足,不过从2004年开始,中部的投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并持续到现在。2007年,中部六省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936.7亿元,占全国的21.2%;增长32.5%,高出全国6.7%。到了2009年,仅湖北省一省在交通设施的投入上就将达到每天1亿元,全年预计投入资金350多亿元。“投资增长较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6年就表现出来了,2007年则已非常明显,今后的想象空间则更大。”
“第二就是中部官员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思维与观念都有很大的进步。”秦尊文感慨道。
在过去的2008年,湖南、湖北逆势上扬,进入“万亿GDP俱乐部”,除山西外,中部所有省份经济增速都在12%以上。更重要的是,“中部扭转了‘跌快涨慢’的不利局面。”合肥工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志迎分析道,仅从2008年经济增长回落来看,除山西外,中部其他省份均低于全国的4%,其中湖南为1.6%、安徽为1.2%,其他三省更低于1%。
“跌快涨慢”的扭转只是中部经济内生能量释放的一个初步显现,其外部的机遇对中部来说同样千载难逢。梳理六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中部正面临着三大难得的机遇:宏观调控的机遇、中部崛起带来的政策机遇、产业转移的机遇。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适时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方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先后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4万亿投资的一个重要区域指向就是中西部地区。因为4万亿投资重点是基础设施与民生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西部的欠账较多,投资空间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说。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大部分都是重化工业,重工业偏重的中部能从这些规划中寻找更多的机遇。
对于中部崛起带来的政策机遇,在湖北“两会”召开的第一天,《湖北日报》刊文将之总结为“八大类国家战略叠加”:中部崛起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两型社会综改试点战略、内需拉动战略,以及国家商务部、交通部、发改委等部委出台的万商西进战略、长江流域开发战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以及产业导向策略。
不过,对政策机遇的更大猜想来源于2008年3月召开的中部崛起第一次部级联席会议。会上,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汇报道,“中部崛起的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两个比照’只是中部崛起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政策。”随即,中部崛起规划的编制成为2008年国家发改委的重要工作之一。不久前,范恒山表示,发改委将陆续制定出台关于长三角、中部等地区的发展规划。2008年8月率先出台的长三角发展指导意见让中部的规划及政策体系建设想象无限。
在三大机遇中,效果更为直接的似乎是产业转移。“世界上每20年就有一次产业转移,并造就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前3次分别造就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沿海。现在第4次产业转移正在发生,中部具有承东启西的优势,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叶青说。
而对于中部而言,转移的还不仅仅是国际产业,国内产业转移也已成大势。2008年8月,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在考察长三角时说,长三角地区现在的生产要素、环境容量、发展空间已接近极限,这就决定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必然要向具有更多利润空间、效益更高的地区转移。中部省份丰富的资源、低廉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等确实让长三角的客商心动。更重要的是,中部省份已形成的较完备的产业配套成为吸引长三角客商的一大亮点。
“保持目前的态势,再过数年,中部人均收入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75%,进入合理区间。按照欧盟的标准,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的75%以上,这个地区就是进入到合理区间,不需要特别扶持;如果低于75%,就要进行特殊的政策辅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描述着中部的未来。
那么,进入合理区间的中部,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人均收入的提高,首先带来的是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一点在中部已经显现。仅以2007年为例,当年1到11月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4.8778万亿元、1.9955万亿元和1.4122万亿元,中部在三大区域中增长最快,增速上升幅度最大。
“中部消费需求增长开启的是一个4亿人的大市场,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欧美大市场,欧美也就是五六亿人嘛。”刘福垣说。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中部与东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而且中部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以“自我为主”启动内需的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中部拥有中国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转移的人口将大部分出自于此。“这就将给中部带来两大转变与机遇,第一就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机遇。”刘福垣建议,中部应该将发展重点放在中等城市,“把地级市做大,距离省会2小时城市圈的重点县级市也要做大。要把农民工留在中等城市,解决内需消费问题。”
这一观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部研究室主任刘勇处找到了共鸣。对于中部而言,“城市化就是一句话:发展大城市,但不是发展现有的大城市,而是从现有的中小城市中发展出大城市来。”刘勇说。
对于整个中国而言,中部发展进入到合理区间,不仅意味着找到了一条扩大内需的发展路径,而且将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在中部重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重心。“到那时候,中部将改变‘中国的底色’。”刘福垣断言。
(摘自《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