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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考中第二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门后，夏鼐给中学同学兼燕京大学时期的室友刘古谛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段话特意录在了日记里：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市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这种思想或信仰呢？
此刻能从异常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留美获中”，本应该不知怎样的欢喜才对，而上面这段夫子自道，却写尽了一个彷徨于前路的青年内心的纠结和迷惘。一般印象中，夏鼐是专业科班出身、毕生从事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却很少有人了解，在踏上考古之路以前，他的求学方向曾经几经转折，特别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下过一段不一般的缘分。
一九三零年秋，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的夏鼐，考入燕京大学。燕大本非第一志愿，他更想进的是交大或清华，但因患沙眼病的缘故，无法报考工科。夏鼐在日记里回顾过去的一年，掩藏不住失落：“我对于将来的生活，是希望做一个工程师，在辘辘作响的马达旁边辛勤着、挣扎着，每天劳作几小时，然后划上一根香烟，躺在沙发椅上，悠然看闲书，这种生活是何等安逸和可爱。去年一年的生活便消磨在预备投考工科的功课，然而大考后，突然发现患有沙眼症是要遭淘汰的，这对于我实是无限的失望。”夏鼐入读的是社会系，但本系课程却难餍人意，直到入学半年多，仍然没有建立什么专业思想。他读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一书后，抱怨说：“我觉得上了这半年每周二小时的经济学课，得益实不如这几天读这书所得的多。我真有点痛恨误人子弟的教员，空废了人家有用的辰光，我更惋惜自己的错过，空废了许多有用的辰光去听无聊教员的教讲。”他对教会学校亦无好感，批评本系“主办的人是宗教中人，有点偏重社会服务，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许仕廉这一班货色，连宗教的颜色眼睛也还没有脱掉，更休说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当然是紧裹不放了”。夏鼐一度对生物学发生过兴趣，觉得它“很有意思”，“既没有像数学、物理那样的枯燥，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并且又不像文哲科那样虚浮不切实，只讲空话”，但改系事须征求家庭同意，“只好从长计议”。
在燕大，夏鼐也接触到史学课，不过，课堂经验似乎不算愉快。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日记用素描笔法，记录了张尔田《史学概论》课的一幕：
疏疏的胡须，杂乱的头发，进课室来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坐下来。微微摇着头说话，苍白的唇间可以看出两列黄牙，中间已落下几粒。用两只手做着姿势来加重语气，使得坐在头一行的女性，掩口吃吃笑。他越发得意了，以为是学生们听得有兴味而笑了。越发高兴地说自己是想造就几个人而教书，却不知道这下面一大堆人都是为学分而读书。
这段略带文学趣味的日记，像极了鲁迅小说《高老夫子》的笔调，这中间明显有对燕大学风的不满，也未掩对老辈学者的失望。几天后，夏鼐还与同学由张尔田而起争论，日记写道：“我并没有他那样的拜服张先生……张尔田的思想，便在国学堆中，也不能适合。因为现在一班国学，正如他所说的充满着抄书匠的考据家，你来讲求义法，反要遭藐视。”
因为无法在课堂得到满足，夏鼐将大量时间用在了自修上。他对友人说：“我的念书成了瘾……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他读书很杂，对社会学、生物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有涉猎，还看了不少英文小说。午后阅报是“每日例行的故事”，近年的《东方杂志》，则差不多每本都从头到尾翻一遍，他承认说：“这种笨读的方法，也觉得很可笑。但是小规模的多看，我以为也有好处，尤其是不求成专家的我，多看本是消遣。”直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夏鼐有机会从燕大转入清华，对究竟选定哪个专业仍没有确定的主意。他与同学曾经讨论这问题，日记中说：“我心中盘算着自己的转系到底怎样好呢？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系好，临时再行定夺。”
转学清华前，在史学方面，夏鼐读的主要是古史及译介的外国通史通论，对本国近代史则少涉猎。日记中一处记载，是一九三一年三月借《敬乡楼丛书》，读乡前辈宋恕的《六斋卑议》，并有评论：“当年所谓维新党一班人的口气，政治、社会、教育、法律、学术一切都谈，然而每条都至多不过十几行。这令人想到当年一班维新人物的呆气和鲁莽，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子大，不管懂不懂都要强说话。”入清华后不久，他的读书兴趣明显转向近代史。一九三一年九、十月间，花六天时间读毕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又花八天时间读毕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自十一月开始，以每日数卷的速度通读《清太祖实录》。一九三二年元旦，设定“今年的计划”——预备读五十部以上一百部以下的书籍，特别提到“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关于中国通史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稍有系统的研究”。
此后两年间，夏鼐大范围阅读近代史料及著述，主攻方向则为外交史。载于日记的书目，包括《筹办夷务始末》、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罗瘿公《中法军事始末》、夏燮《中西纪事》等；同时也读英、法文书，如马士（H. B. Morse）和高第（Henri Cordier）的经典著作。他对理论书籍同样抱有兴趣，尤喜读列宁的书，认为《国家与革命》“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帝国主义》“精辟透彻”，还由此得到启发：“其着眼点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的，便更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历史，似乎也有探究的必要。” 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夏鼐对近代史研究逐渐入门。他读《景善日记》，取以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资料续编》相对照，即“忽生疑义，疑此日记为赝品”，还发现在欧美流行的曼尼克斯《李鸿章传记》一书问题多多，撰文证明此书实系“赝制品”，“是一位无赖的新闻记者所伪造出来的东西”。《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是夏鼐在清华期间写成的一篇重头文章，批评包括（一）材料的分配布置，（二）史实因果的探求，（三）取材之未适当，（四）整理史料功夫之欠缺，其解释之所以专评外交史部分，理由在于：“余在近数年来所最注意研究的是外交史，而这书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刚巧也是外交史。”
夏鼐对近代外交史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受到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影响。他不仅选修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而且在课堂外多所请益。蒋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他花了很多工夫研读的一套书。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作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十一月二十五日，往访蒋廷黻，并记录谈话：“蒋师对于提出之补正各点完全接受，但对于商榷之点，则以著书之困难，及本书之作其目的完全在于作补充之参考书，故许多地方与独立成书者不同，非同时兼阅其他参考书（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之类）不为功。”此后，夏鼐果将马士与蒋二书“对勘而读”，并有不少发现。这篇书评刊在《图书评论》，是为夏鼐第一次在校外刊物发表文章，这鼓励了他的研究信心，“明知道这些算不得什么，但眼见得自己辛劳所获的成绩居然有人赏识，则其喜也可知矣”。
夏鼐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鸦片战争。他陆续发表《评武堉干著〈鸦片战争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对等权的失败》、《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文章，都与这场被视作本国近代史起点的战争相关。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日，始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日记中写：
这四卷大部分都是关于禁言的奏稿。因为当时编者的意思，以为中外开衅由于鸦片问题，即今日大部分人还抱这种见解；其实当时西洋适当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扩张力求新市场，而中国却还抱闭关政策，自然引起冲突，鸦片问题一导火线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至一九三三年二月，读毕前六十卷，并作小结：“其中颇多新材料。今阅至六十卷，即道光十六年许乃济提议开放烟禁起，至二十二年签订条也。阅此书时颇缓慢，以同时校对《清朝全史》及《清代通史》二书，加以订正或补充，颇费工夫也。”
鸦片战争也是蒋廷黻的研究专长，而夏鼐读史料的一个目的，也是试图与蒋对话。同年二月四日，读书有发现，谓：“《始末》中文件有一条系属误论，连蒋某也看不出来，大喜！草成考证大纲，有暇当扩充成一篇文章。”二月七日，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五千余言，“自读颇为自得”。二月二十一日，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中又见另一强证，“不禁大喜”。所谓的“订误”，具体是指《始末》中一件认作道光廿七年七月廿二日琦善奏折的附件，实为同年八月初九日奏折的附件。夏鼐承认说“为了订正这样一点小错误，竟费了五六千言，似乎是呆气太重了”，但之所以做这篇文，是有两种目的：其一，颠覆国人关于鸦片战争中两个形象的认知，即“林则徐先生的偶像”与“秦桧第二琦善的铁像”。关于后者，正是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已经详驳的，夏鼐进而补充说：
我想做一篇《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说明在惊涛骇浪的鸦片战争中，为什么有一刹那的风平浪静的境界，以及琦善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地位。着手搜集史料，当前的碍物便是这一件附在七月二日奏折中的照会。……如果这是八月初九进呈的，换言之，是七月廿五日接到谕旨训示后所作的，那么琦善不过是“钦遵谕旨”而已，算不得是擅自许和。这十几日之差，关系很是重大，颇有可考证的价值。
其二，用此具体个案，示范史料鉴定的必要性及方法。他说：
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无疑是第一等的史料，尚且仍有关系重大的错误。我们引用价值较次的史料时，越发要步步当心，谨防受骗。至于我不嫌烦长，详细的说出如何发生疑问，如何提出假设，如何搜集材料，以及推翻或立定假说，以及最终如何得结论，目的是想写出我作这考证时的思维过程。这是一种严格的考证法，骤观之似乎太“吃力不讨好”。但是我们如果想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则非先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可。如果不先经过这种科学的考据方法，便率尔操觚，那是在沙滩上建筑九层宝塔，永远不会成功的。
由此来看，此时的夏鼐对近代史研究已有相当成熟的理解，假以时日，可期在这一领域大有一番作为，他自己也有如此抱负——“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附识》，《夏鼐文集》下册，278页）
夏鼐的鸦片战争研究颇得蒋廷黻的奖励和指点。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记：“上午赴蒋廷黻先生处取回《夷务始末订误》一篇。蒋师云此篇颇佳，但篇首废话可以删去，又言鸦片战争史天津谈判一段殊难研究……”《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一文可说是在蒋全程指导下完成的。四月十七日记：
《史料旬刊》有鸦片战争中英相致华相公文，与《夷务始末》中所收者不同。上午至蒋廷黻处询问，据云《史料旬刊》所收者较可靠，以曾于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见其原本，用西洋纸书写，有英相签字。惟《始末》所收者其来源如何，殊难考究。
五月八日记：
将前作《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交蒋廷黻师阅，请求指正。
五月十五日记：
上午赴蒋廷黻处取回《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蒋师云：现可利用之材料甚少，故在今日可成为暂时的结论，大致尚不差。
夏鼐的毕业论文，也选择了蒋廷黻做导师。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记：“今日赴蒋廷黻先生处，将《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一文做最后的商酌，但郭女士在那儿，我便有些踌躇，乃借口择定专题研究题目，匆匆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便告退了。”毕业论题的择定似乎有些仓促，没有选一直用功的外交史，而另择经济史的题目，有些令人不解。十二月二十二日，论文大纲面呈蒋廷黻，蒋表示：“大纲尚妥，无问题。惟参考书尚希望再阅几本。”夏鼐继续广搜材料，在这方面，蒋给予了直接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录有蒋致陶孟和一信，文曰：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市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这种思想或信仰呢？
此刻能从异常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留美获中”，本应该不知怎样的欢喜才对，而上面这段夫子自道，却写尽了一个彷徨于前路的青年内心的纠结和迷惘。一般印象中，夏鼐是专业科班出身、毕生从事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却很少有人了解，在踏上考古之路以前，他的求学方向曾经几经转折，特别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下过一段不一般的缘分。
从燕大到清华
一九三零年秋，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的夏鼐，考入燕京大学。燕大本非第一志愿，他更想进的是交大或清华，但因患沙眼病的缘故，无法报考工科。夏鼐在日记里回顾过去的一年，掩藏不住失落：“我对于将来的生活，是希望做一个工程师，在辘辘作响的马达旁边辛勤着、挣扎着，每天劳作几小时，然后划上一根香烟，躺在沙发椅上，悠然看闲书，这种生活是何等安逸和可爱。去年一年的生活便消磨在预备投考工科的功课，然而大考后，突然发现患有沙眼症是要遭淘汰的，这对于我实是无限的失望。”夏鼐入读的是社会系，但本系课程却难餍人意，直到入学半年多，仍然没有建立什么专业思想。他读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一书后，抱怨说：“我觉得上了这半年每周二小时的经济学课，得益实不如这几天读这书所得的多。我真有点痛恨误人子弟的教员，空废了人家有用的辰光，我更惋惜自己的错过，空废了许多有用的辰光去听无聊教员的教讲。”他对教会学校亦无好感，批评本系“主办的人是宗教中人，有点偏重社会服务，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许仕廉这一班货色，连宗教的颜色眼睛也还没有脱掉，更休说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当然是紧裹不放了”。夏鼐一度对生物学发生过兴趣，觉得它“很有意思”，“既没有像数学、物理那样的枯燥，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并且又不像文哲科那样虚浮不切实，只讲空话”，但改系事须征求家庭同意，“只好从长计议”。
在燕大，夏鼐也接触到史学课，不过，课堂经验似乎不算愉快。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日记用素描笔法，记录了张尔田《史学概论》课的一幕：
疏疏的胡须，杂乱的头发，进课室来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坐下来。微微摇着头说话，苍白的唇间可以看出两列黄牙，中间已落下几粒。用两只手做着姿势来加重语气，使得坐在头一行的女性，掩口吃吃笑。他越发得意了，以为是学生们听得有兴味而笑了。越发高兴地说自己是想造就几个人而教书，却不知道这下面一大堆人都是为学分而读书。
这段略带文学趣味的日记，像极了鲁迅小说《高老夫子》的笔调，这中间明显有对燕大学风的不满，也未掩对老辈学者的失望。几天后，夏鼐还与同学由张尔田而起争论，日记写道：“我并没有他那样的拜服张先生……张尔田的思想，便在国学堆中，也不能适合。因为现在一班国学，正如他所说的充满着抄书匠的考据家，你来讲求义法，反要遭藐视。”
因为无法在课堂得到满足，夏鼐将大量时间用在了自修上。他对友人说：“我的念书成了瘾……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他读书很杂，对社会学、生物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有涉猎，还看了不少英文小说。午后阅报是“每日例行的故事”，近年的《东方杂志》，则差不多每本都从头到尾翻一遍，他承认说：“这种笨读的方法，也觉得很可笑。但是小规模的多看，我以为也有好处，尤其是不求成专家的我，多看本是消遣。”直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夏鼐有机会从燕大转入清华，对究竟选定哪个专业仍没有确定的主意。他与同学曾经讨论这问题，日记中说：“我心中盘算着自己的转系到底怎样好呢？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系好，临时再行定夺。”
近代史研究之初步
转学清华前，在史学方面，夏鼐读的主要是古史及译介的外国通史通论，对本国近代史则少涉猎。日记中一处记载，是一九三一年三月借《敬乡楼丛书》，读乡前辈宋恕的《六斋卑议》，并有评论：“当年所谓维新党一班人的口气，政治、社会、教育、法律、学术一切都谈，然而每条都至多不过十几行。这令人想到当年一班维新人物的呆气和鲁莽，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子大，不管懂不懂都要强说话。”入清华后不久，他的读书兴趣明显转向近代史。一九三一年九、十月间，花六天时间读毕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又花八天时间读毕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自十一月开始，以每日数卷的速度通读《清太祖实录》。一九三二年元旦，设定“今年的计划”——预备读五十部以上一百部以下的书籍，特别提到“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关于中国通史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稍有系统的研究”。
此后两年间，夏鼐大范围阅读近代史料及著述，主攻方向则为外交史。载于日记的书目，包括《筹办夷务始末》、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罗瘿公《中法军事始末》、夏燮《中西纪事》等；同时也读英、法文书，如马士（H. B. Morse）和高第（Henri Cordier）的经典著作。他对理论书籍同样抱有兴趣，尤喜读列宁的书，认为《国家与革命》“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帝国主义》“精辟透彻”，还由此得到启发：“其着眼点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的，便更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历史，似乎也有探究的必要。” 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夏鼐对近代史研究逐渐入门。他读《景善日记》，取以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资料续编》相对照，即“忽生疑义，疑此日记为赝品”，还发现在欧美流行的曼尼克斯《李鸿章传记》一书问题多多，撰文证明此书实系“赝制品”，“是一位无赖的新闻记者所伪造出来的东西”。《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是夏鼐在清华期间写成的一篇重头文章，批评包括（一）材料的分配布置，（二）史实因果的探求，（三）取材之未适当，（四）整理史料功夫之欠缺，其解释之所以专评外交史部分，理由在于：“余在近数年来所最注意研究的是外交史，而这书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刚巧也是外交史。”
与蒋廷黻的师生情谊
夏鼐对近代外交史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受到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影响。他不仅选修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而且在课堂外多所请益。蒋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他花了很多工夫研读的一套书。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作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十一月二十五日，往访蒋廷黻，并记录谈话：“蒋师对于提出之补正各点完全接受，但对于商榷之点，则以著书之困难，及本书之作其目的完全在于作补充之参考书，故许多地方与独立成书者不同，非同时兼阅其他参考书（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之类）不为功。”此后，夏鼐果将马士与蒋二书“对勘而读”，并有不少发现。这篇书评刊在《图书评论》，是为夏鼐第一次在校外刊物发表文章，这鼓励了他的研究信心，“明知道这些算不得什么，但眼见得自己辛劳所获的成绩居然有人赏识，则其喜也可知矣”。
夏鼐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鸦片战争。他陆续发表《评武堉干著〈鸦片战争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对等权的失败》、《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文章，都与这场被视作本国近代史起点的战争相关。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日，始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日记中写：
这四卷大部分都是关于禁言的奏稿。因为当时编者的意思，以为中外开衅由于鸦片问题，即今日大部分人还抱这种见解；其实当时西洋适当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扩张力求新市场，而中国却还抱闭关政策，自然引起冲突，鸦片问题一导火线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至一九三三年二月，读毕前六十卷，并作小结：“其中颇多新材料。今阅至六十卷，即道光十六年许乃济提议开放烟禁起，至二十二年签订条也。阅此书时颇缓慢，以同时校对《清朝全史》及《清代通史》二书，加以订正或补充，颇费工夫也。”
鸦片战争也是蒋廷黻的研究专长，而夏鼐读史料的一个目的，也是试图与蒋对话。同年二月四日，读书有发现，谓：“《始末》中文件有一条系属误论，连蒋某也看不出来，大喜！草成考证大纲，有暇当扩充成一篇文章。”二月七日，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五千余言，“自读颇为自得”。二月二十一日，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中又见另一强证，“不禁大喜”。所谓的“订误”，具体是指《始末》中一件认作道光廿七年七月廿二日琦善奏折的附件，实为同年八月初九日奏折的附件。夏鼐承认说“为了订正这样一点小错误，竟费了五六千言，似乎是呆气太重了”，但之所以做这篇文，是有两种目的：其一，颠覆国人关于鸦片战争中两个形象的认知，即“林则徐先生的偶像”与“秦桧第二琦善的铁像”。关于后者，正是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已经详驳的，夏鼐进而补充说：
我想做一篇《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说明在惊涛骇浪的鸦片战争中，为什么有一刹那的风平浪静的境界，以及琦善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地位。着手搜集史料，当前的碍物便是这一件附在七月二日奏折中的照会。……如果这是八月初九进呈的，换言之，是七月廿五日接到谕旨训示后所作的，那么琦善不过是“钦遵谕旨”而已，算不得是擅自许和。这十几日之差，关系很是重大，颇有可考证的价值。
其二，用此具体个案，示范史料鉴定的必要性及方法。他说：
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无疑是第一等的史料，尚且仍有关系重大的错误。我们引用价值较次的史料时，越发要步步当心，谨防受骗。至于我不嫌烦长，详细的说出如何发生疑问，如何提出假设，如何搜集材料，以及推翻或立定假说，以及最终如何得结论，目的是想写出我作这考证时的思维过程。这是一种严格的考证法，骤观之似乎太“吃力不讨好”。但是我们如果想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则非先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可。如果不先经过这种科学的考据方法，便率尔操觚，那是在沙滩上建筑九层宝塔，永远不会成功的。
由此来看，此时的夏鼐对近代史研究已有相当成熟的理解，假以时日，可期在这一领域大有一番作为，他自己也有如此抱负——“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附识》，《夏鼐文集》下册，278页）
夏鼐的鸦片战争研究颇得蒋廷黻的奖励和指点。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记：“上午赴蒋廷黻先生处取回《夷务始末订误》一篇。蒋师云此篇颇佳，但篇首废话可以删去，又言鸦片战争史天津谈判一段殊难研究……”《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一文可说是在蒋全程指导下完成的。四月十七日记：
《史料旬刊》有鸦片战争中英相致华相公文，与《夷务始末》中所收者不同。上午至蒋廷黻处询问，据云《史料旬刊》所收者较可靠，以曾于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见其原本，用西洋纸书写，有英相签字。惟《始末》所收者其来源如何，殊难考究。
五月八日记：
将前作《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交蒋廷黻师阅，请求指正。
五月十五日记：
上午赴蒋廷黻处取回《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蒋师云：现可利用之材料甚少，故在今日可成为暂时的结论，大致尚不差。
夏鼐的毕业论文，也选择了蒋廷黻做导师。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记：“今日赴蒋廷黻先生处，将《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一文做最后的商酌，但郭女士在那儿，我便有些踌躇，乃借口择定专题研究题目，匆匆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便告退了。”毕业论题的择定似乎有些仓促，没有选一直用功的外交史，而另择经济史的题目，有些令人不解。十二月二十二日，论文大纲面呈蒋廷黻，蒋表示：“大纲尚妥，无问题。惟参考书尚希望再阅几本。”夏鼐继续广搜材料，在这方面，蒋给予了直接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录有蒋致陶孟和一信，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