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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期望着儿女们在几十年之后谈起父亲时，想到的不是他的疼爱或纵容，“而是会想起某一首诗，某一句话，或者是某几个字”。
“你将来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个‘达人’。”
“那太好了。”听到还在念小学的儿子给出这番答案，台湾作家张大春按捺住欣喜，以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机会的习惯，给儿子讲了一通“达人”的来历：
“这个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意思是相对于圣人的人—— 能够通明(理解甚至实践)圣人之道的人。
此后不同的思想传统使这个词显示出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在21世纪，‘达人’则专用于指代某一行业或者技能领域的专家……”
“所以，”张大春终于扯回正题，“无论你要做‘汽车设计达人’还是‘建筑达人’都可以，但是要做这些事总要会画设计图吧?总得手眼协调好吧?……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把字写好，从小训练训练这些感觉形式呢?”
“不用这么复杂吧?我要做的是太上隐者的‘答人’，你不是会背吗?”儿子非常认真。这次轮到父亲瞠目结舌。
那首唐代太上隐者的《答人》诗是这样写的：“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原来儿子最大的理想是不用上学，天天睡大觉。
不过张大春自认工夫并未白费，孩子会在以上那番话里得到一些对文字好奇而穷究的乐趣。他期望着儿女们在几十年之后谈起父亲时，想到的不是他的疼爱或纵容，“而是会想起某一首诗，某一句话，或者是某几个字。”
基于这样的未来图景，在儿子上小学、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张大春就想方设法开展他的启蒙教育，在孩子打闹时讲一讲“闹”，在儿女争吵时讲一讲“让”，在一个怀着美梦醒来的早晨讲一讲“梦”。
这样讲了89个汉字之后，孩子们已有了自己认字、学习的能力，他再也找不出什么字可讲。于是将此前每个字的故事结集成书，取名《认得几个字》。繁体版获台湾2007年诚品选书、金石堂年度影响力选书等推荐。2009年8月，简体版在上海书展首次亮相，即登“上海书展十大好书”榜首。
每一个字都有生命
“这是一本有体温的书，文字学的体温。当年章太炎先生教小学(文字学—— 记者注)，也是有体温的，推翻帝制的革命热血体温。”阿城在给这本书作序时这样写道。
然而，认识这么些汉字究竟有什么用呢?
在8月中旬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张大春在宣纸上持笔一挥，写出一个“粗”字，说这个字另有三个异体字，在座的读者谁能说出一种，就可获赠一本书。
这很像鲁迅小说里面孔乙己的派头，他也调侃道，“据我所知，‘茴’字的四种写法不是同样的意思，中国字里真正一字四体的只有‘粗’。”
读者里只有一个人报上“麤”字，立即获书。之后张大春从容地将其他二字写出，解释不同的字何以都做“粗”意解释，顺带讲出识字的功用：“惯用简体字的朋友如果能多认得几个繁体字，会让你对文字发展过程里的历史背景知识丰富起来，重要性远超过单字的对错与否，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文字乃至认识历史的逻辑方式。”
在他看来，每一个字都有生命。“它们在千百年来流变的过程当中，经历着和人生差不多的生老病死。有些字生下来就流行，有些字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用它甚至消失了。”
有些字就地死亡，比如古书里大部分笔画繁复且意思狭小的字；有些字死而复生，比如原意为光明的古字“囧”，现在成了窘迫之意；还有的逆生命规律而来，“越长越小”，比如“娃”字，汉代时代指美女，唐宋时期成了少女、小姑娘的代称，元明以后年龄降为儿童，到今天则基本用于婴幼儿了。
“文字的历史就是字被人类侵害的历史，因为人要求方便，要求沟通的愉快，这些字在人的蹂躏之下有种种变化，这时繁体字会带给我们丰富的讯息。”虽然如此，他说自己也不排斥简体字，无论简繁体，只要可以互通就没有大问题。
“台湾有一批人，碰到繁体字的优势不吭气，不会说咱们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他只说简体字的弱势，笔画少，文化层次又低。其实如今的繁体字中也有许多是已经简化了的，比如‘行’，繁体、简体一模一样，可是使用繁体字的人如果写行草他就写两竖，那就是简体字，你能接受这个字，为什么不能接受1949年以后大陆发展的简体字呢?”
台湾作家里的“孙悟空”
许多张大春的忠实读者，似乎不能接受心仪的作家出这么一本“小书”。
这位被称为“顽童”的52岁男人，素以小说写作技法多样、纯熟而著称。莫言曾说他“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
“对我来说，写东西这件事，是因为不会做别的。”他用了许多作家都会讲的说法，同时把这个职业选择归结为从小养成的一个怪习惯：从很小的时候起，在小胡同里跟他人并行走路时，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拐弯的胡同里，张大春就拐弯，朝前狂奔二十几步，接着再往前走。张大春总假想后面的人会发现这小子跑得真快，或者想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长大了，就知道其实人家不会这么想，可我耍花样的心理还是没变，怎么办?我选择了写作。小说写作逼迫我去想象别人是怎样获得惊奇、悬疑的满足，获得被欺骗或是被愚弄的乐趣。大家不喜欢被欺骗或被愚弄，但我认为恰恰相反，甚至到最后明了的那一刹，人会有一种快感。所以写作的时候，我就变成喜欢玩一些不一样技术的人。”
因此，他以“大头春”之名写了《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从少年视角反映时代变迁；《大说谎家》将每天最精彩的时事新闻变成小说故事，每日连载；“春夏秋冬”系列，仿效卡尔维诺搜集民间故事的做法，找出中国历史中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以四种不同的笔法将其改头换面；《城邦暴力团》则玩起了武侠，且效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写一天一夜的故事，被香港作家倪匡称之为“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而早期的小说集《公寓导游》里，意识流、魔幻、黑色幽默、仿新闻体……不一而足，带着“炫技”的成分。他回忆，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颇为流行“昆腔和马派”—— 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有人认为小说家要从向前辈的学习和模仿开始，我也写了几篇，但是一个游戏规则一旦尝试过，第二次再玩就不耐烦了。”
90年代中期，他停止了各种技法的尝试，写出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稗类》，梳理古今中外名家小说，被梁文道称为“讲小说的书比小说写得还精彩”。这也是张大春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
写作之外，他还做电台主持人。电台做了十载，听了无数名流和普通人的心声后，他转向自己的父母与整个家族，探寻自己未曾真正了解的遥远故乡。2003年，他推出家族史小说《聆听父亲》，用最洗练的笔墨，刨除一切虚化和花招，以所谓“一笔勾魂”的写法，再一次引起文坛瞩目。
阿城读完此书，对他说了一句：“之前你用勾拳比较多，现在改用直拳了，直接打到了人心脏上。”
缠附于历史中的家族命运
1997年除夕夜，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摔倒后的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
坐在病床前，看着父亲睡得像石头一样的病体和偶尔痉挛一下的腿，张大春萌生了写作的念头，把父辈的故事、这个家族几代的历史，说给彼时尚不存在的儿子听。时年40岁的他，决定担起身为儿子和父亲的双重使命。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这句从孩童口中听来的话，被他加上自己的注脚——“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成为整本书的题眼。
书中，他写了要办义学却被骗走田契的高祖，11岁站柜台、15岁当掌柜的曾祖，以“饺子，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牛肉馅儿的要和白菜，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为家规的曾祖母，遇人则疑、遇事则怒的祖父，善于解梦和预言的祖母，还有从山东济南辗转到台湾的父亲，拉着二胡唱着“这一班虎将哪国有”死在戏台的大大爷，游历大江南北、说话如同哑谜的五大爷，将家事整理出两三万字《家史漫谈》的六大爷……
所有人的命运都佐证着张大春父亲说的那句话，“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正因为这样，会促成我的好奇。比如，为什么我娘讲话始终是山东土话，为什么我爸爸就土话和普通话都可以讲?”
带着这样的异乡情愫，1988年4月，在台湾解严刚刚几个月后，张大春只身回乡。山东济南的老宅子里，大门、二门上依旧挂着早先的匾额“齐庄中正”、“文理密察”，都是《中庸》上的句子。面对这两块躲过了抗战、躲过了内战、躲过了“文革”的匾额，张大春泪眼模糊。
《聆听父亲》于2008年引进大陆出版，成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8年十大图书”之首，并入选“30年30本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史读物”。
世界不一样了，文字这个行业也不一样了
“在《认得几个字》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应该视作是《聆听父亲》的续集。这里包括了我作为一个被聆听的父亲，也包括了前头那本书里叙述的老头，我也听他的，无论玩笑、刺激还是教诲。”
而每一个字都与一连串故事相关的学习方法，正是父亲教授给张大春的。小时候，他常常在过年时跟着父亲在纵横如棋盘的巷弄里散步，经过某家门口便稍一停留，看看人家的春联写了些什么。
他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自家门口的对联：“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父亲总是拿这些字做材料，一个字配一个故事，“他有一个特长，随便什么书拿起来都看，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
在张大春印象里，父亲最常说的几个字就是“查查字典”，很多时候，“字典”甚至是书籍的代名词。“我就亲见过不止一回。当他说‘查查字典罢!’之后，立刻从摇椅里站起来，回身就书架上拿下《二十五史》的某一分册……”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的自序中写道。
“我们家现在很好，通常每个周末，一定有一段时间，突然你会发现四个人，四个角落，四本书。没有人特定去发起，说我们现在来读书吧，没有。这个是家传。”
他原想将父亲的教育方法复制到儿女身上，却发现环境变了。
原计划，儿子5岁时，张大春要读《西游记》和荷马史诗给他听，结果一项也没实现。“我还没讲到孙悟空到斜月三星洞，跟着老道士学功夫，儿子就问我说：为什么还没有讲到汽车?我只好说，算了。”
“社会不一样了，世界不一样了，文字这个行业的诸多细节和本质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他并不期待子女将来在文学道路上有什么造诣，“这一行—— 过去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我们经验中的—— 呈现出的风貌，未必在他们成长以后还是那样，或者还是那么值得付出。”
他举了个例子：“设若将来的很多作家都得要像郭敬明一样，随身带着化妆师、助理，有经纪人，出入前呼后拥……我怎么能期待我的孩子将来要这样呢?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这起码不是我理想的蓝图里有的。”
“你将来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个‘达人’。”
“那太好了。”听到还在念小学的儿子给出这番答案，台湾作家张大春按捺住欣喜，以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机会的习惯，给儿子讲了一通“达人”的来历：
“这个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意思是相对于圣人的人—— 能够通明(理解甚至实践)圣人之道的人。
此后不同的思想传统使这个词显示出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在21世纪，‘达人’则专用于指代某一行业或者技能领域的专家……”
“所以，”张大春终于扯回正题，“无论你要做‘汽车设计达人’还是‘建筑达人’都可以，但是要做这些事总要会画设计图吧?总得手眼协调好吧?……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把字写好，从小训练训练这些感觉形式呢?”
“不用这么复杂吧?我要做的是太上隐者的‘答人’，你不是会背吗?”儿子非常认真。这次轮到父亲瞠目结舌。
那首唐代太上隐者的《答人》诗是这样写的：“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原来儿子最大的理想是不用上学，天天睡大觉。
不过张大春自认工夫并未白费，孩子会在以上那番话里得到一些对文字好奇而穷究的乐趣。他期望着儿女们在几十年之后谈起父亲时，想到的不是他的疼爱或纵容，“而是会想起某一首诗，某一句话，或者是某几个字。”
基于这样的未来图景，在儿子上小学、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张大春就想方设法开展他的启蒙教育，在孩子打闹时讲一讲“闹”，在儿女争吵时讲一讲“让”，在一个怀着美梦醒来的早晨讲一讲“梦”。
这样讲了89个汉字之后，孩子们已有了自己认字、学习的能力，他再也找不出什么字可讲。于是将此前每个字的故事结集成书，取名《认得几个字》。繁体版获台湾2007年诚品选书、金石堂年度影响力选书等推荐。2009年8月，简体版在上海书展首次亮相，即登“上海书展十大好书”榜首。
每一个字都有生命
“这是一本有体温的书，文字学的体温。当年章太炎先生教小学(文字学—— 记者注)，也是有体温的，推翻帝制的革命热血体温。”阿城在给这本书作序时这样写道。
然而，认识这么些汉字究竟有什么用呢?
在8月中旬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张大春在宣纸上持笔一挥，写出一个“粗”字，说这个字另有三个异体字，在座的读者谁能说出一种，就可获赠一本书。
这很像鲁迅小说里面孔乙己的派头，他也调侃道，“据我所知，‘茴’字的四种写法不是同样的意思，中国字里真正一字四体的只有‘粗’。”
读者里只有一个人报上“麤”字，立即获书。之后张大春从容地将其他二字写出，解释不同的字何以都做“粗”意解释，顺带讲出识字的功用：“惯用简体字的朋友如果能多认得几个繁体字，会让你对文字发展过程里的历史背景知识丰富起来，重要性远超过单字的对错与否，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文字乃至认识历史的逻辑方式。”
在他看来，每一个字都有生命。“它们在千百年来流变的过程当中，经历着和人生差不多的生老病死。有些字生下来就流行，有些字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用它甚至消失了。”
有些字就地死亡，比如古书里大部分笔画繁复且意思狭小的字；有些字死而复生，比如原意为光明的古字“囧”，现在成了窘迫之意；还有的逆生命规律而来，“越长越小”，比如“娃”字，汉代时代指美女，唐宋时期成了少女、小姑娘的代称，元明以后年龄降为儿童，到今天则基本用于婴幼儿了。
“文字的历史就是字被人类侵害的历史，因为人要求方便，要求沟通的愉快，这些字在人的蹂躏之下有种种变化，这时繁体字会带给我们丰富的讯息。”虽然如此，他说自己也不排斥简体字，无论简繁体，只要可以互通就没有大问题。
“台湾有一批人，碰到繁体字的优势不吭气，不会说咱们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他只说简体字的弱势，笔画少，文化层次又低。其实如今的繁体字中也有许多是已经简化了的，比如‘行’，繁体、简体一模一样，可是使用繁体字的人如果写行草他就写两竖，那就是简体字，你能接受这个字，为什么不能接受1949年以后大陆发展的简体字呢?”
台湾作家里的“孙悟空”
许多张大春的忠实读者，似乎不能接受心仪的作家出这么一本“小书”。
这位被称为“顽童”的52岁男人，素以小说写作技法多样、纯熟而著称。莫言曾说他“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
“对我来说，写东西这件事，是因为不会做别的。”他用了许多作家都会讲的说法，同时把这个职业选择归结为从小养成的一个怪习惯：从很小的时候起，在小胡同里跟他人并行走路时，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可以拐弯的胡同里，张大春就拐弯，朝前狂奔二十几步，接着再往前走。张大春总假想后面的人会发现这小子跑得真快，或者想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长大了，就知道其实人家不会这么想，可我耍花样的心理还是没变，怎么办?我选择了写作。小说写作逼迫我去想象别人是怎样获得惊奇、悬疑的满足，获得被欺骗或是被愚弄的乐趣。大家不喜欢被欺骗或被愚弄，但我认为恰恰相反，甚至到最后明了的那一刹，人会有一种快感。所以写作的时候，我就变成喜欢玩一些不一样技术的人。”
因此，他以“大头春”之名写了《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从少年视角反映时代变迁；《大说谎家》将每天最精彩的时事新闻变成小说故事，每日连载；“春夏秋冬”系列，仿效卡尔维诺搜集民间故事的做法，找出中国历史中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以四种不同的笔法将其改头换面；《城邦暴力团》则玩起了武侠，且效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写一天一夜的故事，被香港作家倪匡称之为“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而早期的小说集《公寓导游》里，意识流、魔幻、黑色幽默、仿新闻体……不一而足，带着“炫技”的成分。他回忆，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颇为流行“昆腔和马派”—— 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有人认为小说家要从向前辈的学习和模仿开始，我也写了几篇，但是一个游戏规则一旦尝试过，第二次再玩就不耐烦了。”
90年代中期，他停止了各种技法的尝试，写出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稗类》，梳理古今中外名家小说，被梁文道称为“讲小说的书比小说写得还精彩”。这也是张大春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
写作之外，他还做电台主持人。电台做了十载，听了无数名流和普通人的心声后，他转向自己的父母与整个家族，探寻自己未曾真正了解的遥远故乡。2003年，他推出家族史小说《聆听父亲》，用最洗练的笔墨，刨除一切虚化和花招，以所谓“一笔勾魂”的写法，再一次引起文坛瞩目。
阿城读完此书，对他说了一句：“之前你用勾拳比较多，现在改用直拳了，直接打到了人心脏上。”
缠附于历史中的家族命运
1997年除夕夜，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摔倒后的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
坐在病床前，看着父亲睡得像石头一样的病体和偶尔痉挛一下的腿，张大春萌生了写作的念头，把父辈的故事、这个家族几代的历史，说给彼时尚不存在的儿子听。时年40岁的他，决定担起身为儿子和父亲的双重使命。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这句从孩童口中听来的话，被他加上自己的注脚——“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成为整本书的题眼。
书中，他写了要办义学却被骗走田契的高祖，11岁站柜台、15岁当掌柜的曾祖，以“饺子，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牛肉馅儿的要和白菜，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为家规的曾祖母，遇人则疑、遇事则怒的祖父，善于解梦和预言的祖母，还有从山东济南辗转到台湾的父亲，拉着二胡唱着“这一班虎将哪国有”死在戏台的大大爷，游历大江南北、说话如同哑谜的五大爷，将家事整理出两三万字《家史漫谈》的六大爷……
所有人的命运都佐证着张大春父亲说的那句话，“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正因为这样，会促成我的好奇。比如，为什么我娘讲话始终是山东土话，为什么我爸爸就土话和普通话都可以讲?”
带着这样的异乡情愫，1988年4月，在台湾解严刚刚几个月后，张大春只身回乡。山东济南的老宅子里，大门、二门上依旧挂着早先的匾额“齐庄中正”、“文理密察”，都是《中庸》上的句子。面对这两块躲过了抗战、躲过了内战、躲过了“文革”的匾额，张大春泪眼模糊。
《聆听父亲》于2008年引进大陆出版，成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8年十大图书”之首，并入选“30年30本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史读物”。
世界不一样了，文字这个行业也不一样了
“在《认得几个字》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应该视作是《聆听父亲》的续集。这里包括了我作为一个被聆听的父亲，也包括了前头那本书里叙述的老头，我也听他的，无论玩笑、刺激还是教诲。”
而每一个字都与一连串故事相关的学习方法，正是父亲教授给张大春的。小时候，他常常在过年时跟着父亲在纵横如棋盘的巷弄里散步，经过某家门口便稍一停留，看看人家的春联写了些什么。
他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自家门口的对联：“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父亲总是拿这些字做材料，一个字配一个故事，“他有一个特长，随便什么书拿起来都看，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
在张大春印象里，父亲最常说的几个字就是“查查字典”，很多时候，“字典”甚至是书籍的代名词。“我就亲见过不止一回。当他说‘查查字典罢!’之后，立刻从摇椅里站起来，回身就书架上拿下《二十五史》的某一分册……”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的自序中写道。
“我们家现在很好，通常每个周末，一定有一段时间，突然你会发现四个人，四个角落，四本书。没有人特定去发起，说我们现在来读书吧，没有。这个是家传。”
他原想将父亲的教育方法复制到儿女身上，却发现环境变了。
原计划，儿子5岁时，张大春要读《西游记》和荷马史诗给他听，结果一项也没实现。“我还没讲到孙悟空到斜月三星洞，跟着老道士学功夫，儿子就问我说：为什么还没有讲到汽车?我只好说，算了。”
“社会不一样了，世界不一样了，文字这个行业的诸多细节和本质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他并不期待子女将来在文学道路上有什么造诣，“这一行—— 过去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我们经验中的—— 呈现出的风貌，未必在他们成长以后还是那样，或者还是那么值得付出。”
他举了个例子：“设若将来的很多作家都得要像郭敬明一样，随身带着化妆师、助理，有经纪人，出入前呼后拥……我怎么能期待我的孩子将来要这样呢?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这起码不是我理想的蓝图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