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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鲁迅、丁玲、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聚焦的这一个个星光熠熠的名字，铺就了中国文学的一纸“黄金时代”。
有人说，这是一群令人仰止的文坛勇士，却也是一组“与萧红有关的人物”群像。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暴的中心，抑或是边缘，孑然独立的女作家萧红，拖着她身后31年墨迹斑驳的影子，透过银幕向观众投以凝视。
戴望舒在萧红的墓前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萧红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而今人们提起她，惋惜她短暂的生命，唏嘘她一生的恋情。但一位作家，还是想被世人讨论她的作品。《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不同于浪漫悲壮的爱国颂歌，萧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真实质朴的口吻呈现出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
文学青年遇良师
说到萧红的文学生涯，不得不提鲁迅先生对她的帮助。1934年10月萧红和萧军从东北来到上海。按萧军自己的叙述“像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没有做“卖文章的美梦”。上海和哈尔滨很不同，两人在这里没有名气，囊中羞涩的二萧挤在上海法租界的拉都路一栋砖房的二楼，也就是上海特有的亭子间。无依的二萧投稿都石沉大海，从青岛来时带的40元也快用完。唯一的寄托就是精神导师鲁迅的回信。
11月27日，在冷清清的亭子间，二萧又收到了鲁迅的回信，约他们在鲁迅家附近的内山书店碰头。在书店附近咖啡馆，二萧见到了许广平和鲁迅的儿子海婴。萧军怀揣着紧张和激动把《八月的乡村》原稿交予鲁迅。鲁迅先生则借了二十块大洋给二萧，平和的先生也没有多说什么。这次会面不仅解决了二萧暂时的生活困难，也坚定二人的文学梦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政治活动在上海各区星星点点燃起。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义上的领袖，自然把挖掘和培养新一代的革命力量放于心头。来上海之前，萧军和萧红已经以三郎和悄吟的笔名发表小说散文集《跋涉》，揭露日伪统治社会的黑暗。
恰好，求贤若渴的革命导师遇见了上进的文学青年。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上海梁园豫菜馆请客吃河南菜，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二萧收到饭局邀请后，萧红为萧军新做了一件方格子礼服。二人还去照相馆合照留念，萧红非常调皮地叼了一只烟斗。饭局之后，二萧在上海也有新的朋友，这些人大多是和鲁迅亲近的作家。鲁迅也乐于把文章推荐给杂志刊登，二萧的生活来源和文学事业一直得到鲁迅的帮助。说到鲁迅对萧红的重视，也离不开和萧军的关系。鲁迅单独给萧红只写过一封信，给萧军单独写的有二十三封，给二萧写过十九封。
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句子。信中所说的“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外人无从得知。然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向往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这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8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亦终日不苟言笑，只有祖父对她疼爱。19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去北平。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出走：“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萧红的厌乡症，大抵一半是出于对家庭封建约束、对故乡愚昧落后的愤怒；另一半则是对自由新世界的浪漫憧憬。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是萧红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在生命的尾声，萧红远居香港，创作《呼兰河传》，写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的小县城，写庸庸碌碌茫然过活的百姓，也写她童年生活的小花园。在她细腻的笔触中，对人群的自私麻木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的是思乡之愁。她回忆起慈爱的祖父教自己念诗，念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七个字，仿佛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未竟之愿。
萧红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在绝望中向报社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萧红，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他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的一场大洪水，让萧军得以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由于两人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萧红与萧军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并且很快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上海出版。鲁迅专为《生死场》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萧红、萧军这两个“小小红军”，也以“东北作家群”旗手的身份，为文坛瞩目。东北作家群中另有舒群、骆宾基等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其中也包括了端木蕻良。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6年的恋情，与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6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大部分朋友对此感到困惑，乃至愤怒。然而，从受尽萧军暴力、出轨等折磨的萧红角度出发，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蕻良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的纷乱、生活的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旅居香港，在两年内写下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但之前落下的肺病却急遽恶化。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
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在《黄金时代》的4张定档倒计时海报中，3张都以红花为主题：红花从坚硬的土层里冒出，红花在砖墙前灯芯般闪亮，红花在黑暗中片片凋零。萧红也像她笔下的一朵红花，想要往自由的方向闯，但是家庭、爱人、战争为她竖起了一道道高墙；她心底里又是需要一扇墙来攀援依附的，为了这爱的肩膀她倾尽全力、绚烂绽放。
鲁迅、丁玲、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聚焦的这一个个星光熠熠的名字，铺就了中国文学的一纸“黄金时代”。
有人说，这是一群令人仰止的文坛勇士，却也是一组“与萧红有关的人物”群像。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暴的中心，抑或是边缘，孑然独立的女作家萧红，拖着她身后31年墨迹斑驳的影子，透过银幕向观众投以凝视。
戴望舒在萧红的墓前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萧红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而今人们提起她，惋惜她短暂的生命，唏嘘她一生的恋情。但一位作家，还是想被世人讨论她的作品。《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不同于浪漫悲壮的爱国颂歌，萧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真实质朴的口吻呈现出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
文学青年遇良师
说到萧红的文学生涯，不得不提鲁迅先生对她的帮助。1934年10月萧红和萧军从东北来到上海。按萧军自己的叙述“像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没有做“卖文章的美梦”。上海和哈尔滨很不同，两人在这里没有名气，囊中羞涩的二萧挤在上海法租界的拉都路一栋砖房的二楼，也就是上海特有的亭子间。无依的二萧投稿都石沉大海，从青岛来时带的40元也快用完。唯一的寄托就是精神导师鲁迅的回信。
11月27日，在冷清清的亭子间，二萧又收到了鲁迅的回信，约他们在鲁迅家附近的内山书店碰头。在书店附近咖啡馆，二萧见到了许广平和鲁迅的儿子海婴。萧军怀揣着紧张和激动把《八月的乡村》原稿交予鲁迅。鲁迅先生则借了二十块大洋给二萧，平和的先生也没有多说什么。这次会面不仅解决了二萧暂时的生活困难，也坚定二人的文学梦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政治活动在上海各区星星点点燃起。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义上的领袖，自然把挖掘和培养新一代的革命力量放于心头。来上海之前，萧军和萧红已经以三郎和悄吟的笔名发表小说散文集《跋涉》，揭露日伪统治社会的黑暗。
恰好，求贤若渴的革命导师遇见了上进的文学青年。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上海梁园豫菜馆请客吃河南菜，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二萧收到饭局邀请后，萧红为萧军新做了一件方格子礼服。二人还去照相馆合照留念，萧红非常调皮地叼了一只烟斗。饭局之后，二萧在上海也有新的朋友，这些人大多是和鲁迅亲近的作家。鲁迅也乐于把文章推荐给杂志刊登，二萧的生活来源和文学事业一直得到鲁迅的帮助。说到鲁迅对萧红的重视，也离不开和萧军的关系。鲁迅单独给萧红只写过一封信，给萧军单独写的有二十三封，给二萧写过十九封。
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句子。信中所说的“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外人无从得知。然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向往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这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8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亦终日不苟言笑，只有祖父对她疼爱。19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去北平。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出走：“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萧红的厌乡症，大抵一半是出于对家庭封建约束、对故乡愚昧落后的愤怒；另一半则是对自由新世界的浪漫憧憬。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是萧红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在生命的尾声，萧红远居香港，创作《呼兰河传》，写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的小县城，写庸庸碌碌茫然过活的百姓，也写她童年生活的小花园。在她细腻的笔触中，对人群的自私麻木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的是思乡之愁。她回忆起慈爱的祖父教自己念诗，念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七个字，仿佛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未竟之愿。
萧红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在绝望中向报社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萧红，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他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的一场大洪水，让萧军得以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由于两人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萧红与萧军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并且很快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上海出版。鲁迅专为《生死场》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萧红、萧军这两个“小小红军”，也以“东北作家群”旗手的身份，为文坛瞩目。东北作家群中另有舒群、骆宾基等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其中也包括了端木蕻良。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6年的恋情，与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6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大部分朋友对此感到困惑，乃至愤怒。然而，从受尽萧军暴力、出轨等折磨的萧红角度出发，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蕻良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的纷乱、生活的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旅居香港，在两年内写下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但之前落下的肺病却急遽恶化。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
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在《黄金时代》的4张定档倒计时海报中，3张都以红花为主题：红花从坚硬的土层里冒出，红花在砖墙前灯芯般闪亮，红花在黑暗中片片凋零。萧红也像她笔下的一朵红花，想要往自由的方向闯，但是家庭、爱人、战争为她竖起了一道道高墙；她心底里又是需要一扇墙来攀援依附的，为了这爱的肩膀她倾尽全力、绚烂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