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一八八五——一九二四)是近代古文家兼著名翻译家。五四时期，他以维护旧道德日文化，反对新文化和白话文，而被进步势力目为“桐城余孽”，在文学史上受到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他又最早地给我们译介了外国文学，数量竟达一百七十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雨果、迭更司这样一些巨匠的名作。因而又受到过相当的称誉。在封建思想长期禁锢下的中国，他以“叫旦之鸡”自许，也并无虚夸。
　　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这当然是受了世界文学总潮流的影响，但是，如果读读林纾写于清末民初的许多译序，就可以认识到，这项工作在我国也是早已引起注意的。
　　林纾把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与《史记·大宛传》相比。在《愁城录》序中说：
　　
　　“……且因游历斐洲之故，取洛巴革为导引之人；书中语语写洛巴革之勇，实则自描白种人之智。书与《鬼山狼侠传》似联非联，斩然复立一境界。然处处无不以洛巴革为针线也。
　　“余译既，叹曰：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传大宛，其中杂沓十余国……凡长篇巨制，苟得一贯串精意，即无虑委散。《大宛传》固极绵褫，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处均著一张骞，则随处均联络。至半道张骞卒，直接入汗血马。可见汉之通大宛诸国，一意专在马；而绵褫之局，又用马以联络矣。哈氏此书……观其着眼，必描写洛巴革为全篇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
　　
　　这是说，写长篇巨制，要涉及更广阔的生活，更繁复的事件和人物，就需要有一个贯串终始的“精意”，前后联络的“针线”。作者必须有统摄全局，以表现一个基本主题的腕力，才能做到“文心萧闲，不至张皇失措”。这是中外大手笔的一条共同经验。
　　他又把迭更司的《孝女耐儿传》与《红楼梦》相比。其序中说：
　　
　　“……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溅血，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曾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这是从中外两部杰作的不同处着眼，在充分肯定《红楼梦》高度艺术技巧的前提下，总结出了迭更司“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意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的深邃的现实主义精神。
　　再如把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与《水浒传》相比较。其序说：
　　
　　“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此书(《块肉余生述》——引者)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
　　“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丘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之故……”
　　
　　这是从人物安排，布局结构上讲这两部长篇巨制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是《块肉余生述》与《水浒传》的相同处。而不同处则在于，前者“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后者则没有做到这一点，故事愈往后发展则愈“不复分疏其人”，“精神不能持久而周”。这里对于中外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差异的评论，是正确的。中国的长篇小说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背景和形成过程。它讲究有头有尾，故事性强，不太注意细节的描写和结构的严谨。因为它最初不是写在纸上供人读的，而是说话人讲给人们听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长篇小说不讲究结构安排，而只是说它具有说讲文学的特点罢了。因此，林纾得出结论说：“中西文字不同；而文学不能不讲结构一也。”
　　如果我们把林纾的这些比较研究，同王国维在同一历史时期所做的工作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王氏给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林氏则给我们译介了西方的文学创作，王氏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探讨中国的文学现象，从而提出了意境说等等有独创性的艺术见解，林氏则从中国传统的文论观点，尤其是桐城派的义法论，去研究西方的文学作品，也接触到外国文学大师们精思妙想的创作经验。王国维在介绍西方美学的过程中，吸收了叔本华、尼采的厌世哲学和悲观主义，认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他的赞扬小说《红楼梦》、戏曲《窦娥冤》以及诗词中的李后主，就正基于此。而林纾所称道的则是西方文学巨匠迭更司以“家常之言”描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的创作成就，实际上是让国人认识了西方近代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研究和探讨方面，王氏的成就与影响远比林氏大。林氏的成就与影响虽小，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也是不大公允的。
　　钱钟书先生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唯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读书》一九八一年第十期)这是关于比较文学的内容、目的和方法的精辟论断。拿钱先生的观点来检验，林纾在其译著的一系列序文中对中外文学比较所表述的见解，可说是接近于“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而且是属于“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的研究”的。我们找不到《史记·大宛传》和《斐洲烟水愁城录》、《红楼梦》和《孝女耐儿传》，以及《水浒传》与《块肉余生述》这些中外名著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实际的联系。林纾是把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而体裁相同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不只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学的世界历史地位，也看到了不同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当然，林纾的比较研究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比较研究，是有很大距离的。他不懂外文，他的翻译是用“侍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笔追之，声已笔止”的方式进行的，他没有条件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的工作。表现在他的一系列序文中的比较文学见解，都是在翻译进程之中或之后差不多即兴式的产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常之足音。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孝女耐儿传序》)但是，他是近代的古文大家，有诗文、小说和传奇方面的创作经验；他又是文论家，推崇左、马、班、韩，曾以二十五年熟读《史》《汉》，以四十年披览韩文，有评论著作《春觉斋论文》与《韩柳文研究法》行世。因此，凭着他的文学家的敏感和批评家的眼光，他完全能够在某一方面准确地揭示出他所译的外国名著的神髓，并以之与我们民族文学作品对比，做出相当精妙的判断。他不像五四以后某些西方文学的研究者或解放后某一个时期对待外国文学的风气，以洋人的褒贬为褒贬，以洋人的好恶为好恶，而不顾中国的文学传统。林纾的文学比较完全是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他在盛赞外国名作的佳妙时，往往就情不自禁地叹曰：“何乃甚类我史迁也！”
　　是的，林纾是桐城派古文家。正像先辈韩愈专家钱基博老先生所批评那样：“自以工为古文辞，虽译西书，未尝不绳以古文义法也！”(见其所著《现代文学史》)他所做的中西文学比较大致离不开义法之论，多在评论作品叙事是否周到得体，语言是否雅洁上着眼，有形式主义的艺术倾向。但是，义法之论也自有其可资借鉴的方面，不应该以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绝对否定之。它的讲究义理、考据、词章，重视作品的布局谋篇和语言提炼，也是有关乎写作的基本规律的。从这方面来做中外文学的比较，就是在今天也应该是允许的，有益的。
　　林纾的文学比较，还有一点也是值得称道的。他是古文家，但并不像某些封建文人那样低毁《水浒传》和《红楼梦》。他用我们民族的这两部巨著同迭更司的作品相比较，在艺术上给了最高的评价，至于叹为“观止”。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做为古文家，他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产生的杰出作品，在比较中都给予了应有的肯定。更可贵的是，林纾常用所译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同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从而表现出他的爱国心和民族观念。例如评论《黑奴吁天录》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他还说译这书的目的，“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黑奴吁天录二题》)有人批评他译的书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西方文学的上品，为他浪费掉的时间和精力惋惜。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论者也并未完全理解林纾译书的目的并不专在文学，也有“为大众一号”这一面。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