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北美华人作家、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他以文学名世，名作包括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诗词集《衮雪庐诗稿》等。身在大洋彼岸，他有了更让他倾心的工作——或者说是使命——向西方人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他还获得了耶鲁大学2019年的最高教学奖——“理查德·布鲁哈德优秀教学奖”。

“母语是生命的信仰”

　　韩帮文：我注意到您在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中比较特别，比如书写的语言。和严歌苓等其他“新移民文学家”不同的是，您在异质文明中坚持中文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诗词，而非探索英语写作的路径。看得出来，您对中文有着特别深厚的情感。您在《母语的诸天》中说：“是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说，是母语，带给了我在耶鲁的‘诸天’。”即使生命处于流散之中，也不会放弃故国之思与对故国语言的眷恋。这其实是一份文化的信仰。您自己是怎样理解母语这份信仰的？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份信仰？
　　苏炜：很高兴您提到这个“信仰”的话题。中文，确实，不单是我身在海外的安身立命之所——我在耶鲁的教职“饭碗”，就是向美国学生教授中文，也是我的信仰——我的人生寄托与精神归宿。对此，我自己的认识，本身就有一个“开悟”的过程。以往，作为一个自小以写作为终生志业的文字从业者，有人问起这一类问题——离开中文的原乡故土，你在洋风洋水的外域坚持写中文，是一种什么感受？我会习惯地说“中文是我的母语，母语即家园”、“我写故我在”之类的话。今天你再问我，我就会觉得这一类的回答，似乎还没“搔到痒处”——还是没能道出中文在自己心中的真实分量。
　　韩帮文：那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汇来描述中文在您心中的真实分量呢？
　　苏炜：举一个例子：不知不觉间，我利用周五下午的时间，义务在耶鲁校园给学生开书法课已经有十年时间了。每次看到耶鲁孩子们周五忙完一周的学习，自然随意地来到书法课上，研墨，铺纸，静心临写，一下子就沉浸在中文笔墨书写的愉悦里，那种气氛特别安谧、美好，我自己也有一种由衷的陶醉感，并不觉得是一种付出和受累。
　　那天，一位同事走进课室里来，看到满室墨香袅袅、其乐融融的气氛，她随口冒出的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她说：苏老师，你真像一個中文的传教士呀！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响——可不是吗？我在耶鲁教授中文已超过二十年。“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耕耘‘文化中国’的土壤”，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很高调的样子。其实，于我，这就是如同泥土、水与空气一样自然的事情啊，中文已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生命，就像鱼和水一样须臾离不开了——中文，果真就成了我的宗教，我的信仰了;我不在乎付出，不计较得失，甘愿倾洒心血时间为耶鲁孩子们传授中文，可不就像“修行”一般、“传教”一般！
　　韩帮文：给美国学生上书法课，他们接受与学习可以到怎样的程度？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
　　苏炜：这确实是一门比“普及版”更“普及版”的书法课。大多数来上课的耶鲁孩子都完全是一张白纸，需要从握笔、研墨、点画、提按等最基本的起步技法开始，写好“永”字就要花好几节课。因为笔墨在纸上的洇化作用常常会让美国孩子手足无措，你真的需要不时“手把手”地教。有些学生没有耐心，来过一次课就再没有出现了，那也没关系，至少让他们领略到了中国书法的基本感觉是什么。而有好几位学生（其中有一位是博士生），书法课几乎堂堂不缺，在耶鲁四、五年的生活中，坚持每周都来写字，他们把书法课称为他们的“Meditation”（冥思，打坐）。
　　这门书法课现在已名声在外，现在耶鲁学生团体和当地社区的各种活动，也经常需要我把“中国书法”贯穿到他们的活动中去，我也总是来者不拒，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自己对中国书法的热爱自不必说——对于我，付出和奉献，这不也是人生的另一种“修行”么？所以，我感激你提到的“信仰”二字，这才让我有了“一语中的”之感啊。
　　韩帮文：文字、语言背后是文化情感与思维方式，而恰恰通过语言可以串联起您的文学与文化人生。您从事颇具先锋意义的小说创作，但又浸染于中国诗词、书画中，出版过旧体诗集《衮雪庐诗稿》，跟随“民国最后一个才女”张充和先生研习书法、品鉴古墨，对古琴也有雅玩的乐趣。链接您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化的，正是母语;也正是母语，让您的所有文化实践能够浑然一体。在英语世界有这样一份嗜好与坚持，不觉得落寞吗？您曾向我说起“边缘”，意义也大抵如此吧。
　　苏炜：“落寞”吗？不。同是二战流亡的德语作家茨威格和托马斯·曼，曾对此——远离“母语”原乡，有过完全截然相反的人生表述。茨威格和夫人流亡巴西，被当作“国宾”接待，身处至尊高位，衣食无忧。但他在流亡两年后就和夫人双双自杀了。他在遗言中说：因为母语的祖国已经永远失去，他不如就此告别人世。可见，对于一位作家，母语，果然是关乎生死啊！可是，二战时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却有过一句惊世名言：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从来不为因为离开故土而造成母语的失落担忧。——这是另一种母语的自信和母语的挺立！我自己，一晃眼，给耶鲁孩子们教授中文已经超过二十年了。我现在也确实有这样一种自信：我在哪里，只要中国文化在我身上，中国就在我身上。母语的力量确实是奇异的。关乎生死的母语，同样可以让生命焕发光华。
　　韩帮文：在西方世界做一个中国文化血脉的传承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有着怎样的感慨与心路历程？这条为中文“开课收徒”之路，您会怎样继续走下去呢？
　　苏炜：首先，我不敢说“开课收徒”。在美国大学教中文，是我在此地的一份正式职业，日常一切安排都是职业所需，并不是我可以随意收徒纳贤的个人行为。不过一晃眼，我在耶鲁教中文已经超过二十年。 　　以往总有熟友问我这一类的问题：值不值？你，“堂堂一个大作家”，一个以写作为职志的文字从业者，现在日日要吃粉笔灰，为小洋鬼子们的“波泼摩佛”花费时间心力，折下你高贵的腰杆，值吗？友人听说我还至今没有退休之念，甚至有这样责问的：你，是不是在虚耗自己的生命？！说实在的，我热爱写作，写作与“作家”的身份，确实是我精神上的第一生命，以往，我确曾因为为教书花费了太多时间而使得自己的写作断断续续、写作量也大不如同期“出道”的作家同行而懊恼过。但是，先不必说，在此洋风洋水的异域，你可以凭借自己母语的先天优势而在世界顶尖名校里谋得一个饭碗，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幸运，用粤语说，简直是“打崩头都捡不到”的生命大缘呀！况且，中文系出身的你在大学里教授中文，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啊，有什么好失落懊丧的呢？
　　韩帮文：顶着名作家的光环，却在海外以一个布道者的角色推广中文及传统文化，如此辛劳，坚持了整整二十年。现在应该开花结果了吧？
　　苏炜：我的《迷谷》译者、现在已成新一代出色翻译家的温侯廷，就是我的学生。我确曾“耳提面命”、手把手教了他几年中文，亲眼看着他从一棵嫩苗成长为一棵大树。其实，这二十多年来，我教过的出色耶鲁学生、让中文成为自己的生命华彩的“桃李”，确实已花果满天下。就在今天耶鲁校园里，在各系成为相关专业栋梁柱主心骨的，就有好几位我自己多年前言传身教过的好学生——自然，他们现在与我，早成为亦师亦友、甚至宛若亲人的交情了！这难道不是为师者最可骄傲自得的慰藉——确实是真切体认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把学生对自己的需要由衷视为一种“幸福”，心甘情愿为学生的需求付出时间精力，为中文教学做义工——我多年来担任的各种“独立辅导”、“书法课”、“粤语课”等课程，也包括我对学生开放式的“办公室时间”，都不是系里课程的安排、也不计算我的工时效益，更与工资报酬不搭界，完全是我自己自愿承受的责任负担。但是，我却对此甘之如饴，也不理会各种可能的闲言碎语。
　　我喜欢最近读到的一个网上帖子里引的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里说的一段话：“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或许就与你前面说的“信仰”相关吧！
　　韩帮文：非常敬佩您对母语以及“中国”的信仰：尽管您远离故土，但情感却似乎愈加深切。或许，只有真正的海外游子才能真正理解这份特殊的深切的情感。
　　苏炜：是的。“爱国”的概念，千万不能把她狭隘化。因为自己在耶鲁的教职就是教授中文，我曾多次说过：远离故土，却让我更加贴近母语;又是因为增添了一个“他者”的目光（教学视角和学生视角），对母语的超常贴近，又让我从文化精神上更加贴近故土，从而让自己的生命在异域异邦焕发出别样的光华。比如，我曾多次举过对“青梅竹马”和“相濡以沫”这两个成语的解释，我从耶鲁孩子满堂惊异的目光里，看到了母语闪烁的另一种奇异光华的故事。我在耶鲁竟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位“古体诗人”（正式出版了古体诗词集《衮雪庐诗稿》），我与张充和先生的忘年亲近，追随先生习诗、习字和拍曲，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亲近母语”和“母语光华”故事的延伸吧。
　　韩帮文：在我看来，在您的书写版图中，对“母语”的情绪是一以贯之的，文学写作、文艺批评，乃至教学与生活方式，无不透露着对“母语”的敬畏。在您这里，语言已经不止是一种主体、一种方法，乃至一种价值观、美学观与文化象征。沿着语言这条线，我们不妨来谈国内文艺批评生态。已有不少学者表示，国内批评与理论界遍布西方话语与思维方式，而基于“母语”的中国传统文论则有失语的现象，这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反思，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命题被提出来。对于这一文艺批评的格局，您如何看？
　　苏炜：离开西方学术概念就处于失语状态，实际上，这是国内文论及批评界“中国话语”的集体性失语。我在近年几次国内大学的讲座课堂上，曾反复提及两个在西方汉学界“说中国话”、做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华裔学者的名字——陈世骧和高友工。这里的“中国话”，指的是：建基于中国古典文论的文本基础上，以中国式的概念建构出自己的批评言说系统。比如高友工的“抒情美典”论述——“美典”是高友工创制的术语，即在文化史中形成的艺术典范，如中国的唐詩、草书、宋元绘画等。此论从中国文化中的“心、性、情、气、志、意、才、理”之间的复杂有机关系，去建构出一个独特的属于高友工的“抒情美典”理论架构。其体系完整，理论自洽。
　　高友工（及陈世骧）以英文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译介到国内后，当时就给予文学批评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是振聋发聩的震撼和启迪。“学习高友工、陈世骧，用中国语言、中国概念去建构属于中国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系统”，这是我个人当时在各种“新学科理论”研讨会上一再呼吁、反复强调的论说命题，当时也引起过一定的反响。当然，后来此议题就似乎变成一个“假命题”而不了了之了。
　　在此特意重提这二位华裔“汉学”先贤，也是为了重提这个“以‘中国话’重构我们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老话题”，想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和创建。
　　韩帮文：在全球化时代，理论的旅行与援引是普遍的现象，但与此同时，以西方为主导的理论格局所带来的话语焦虑同样值得注意。基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文艺批评，在当下文艺与文化现场中效用还有多大，在世界理论话语场域中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与参与的可能性？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古典美学、文论的研究的确是一条重要的思索脉络，他们对于中国抒情传统、形式美学的研究，或许能给现代汉语诗学的建构提供某种有意义的鉴照与启示。
　　苏炜：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谈到这个“西方话语霸权所带来的东方主义焦虑”话题，不妨再提及我上面提到的关于西方汉学发展的讲座话题里简略触及的一个现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迄今，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已经走过从“走出麦卡锡时代”到走出“西方中心论”视界，再到确立“中国中心论”和多元视点的漫长道路，无论从选题路向的多维到阐述观念的多元，都完全走出了传统“汉学”以狭小视角的“针尖打洞”、“单元挖井”的窠臼。
　　这么几个汉学家的名字和著述值得重视，如：柯文（Paul Cohen）阐释的“中国中心观”与“历史三段论”;黄宗智及其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线性历史观反思”;还有王国斌的“跨学科比较观”等。还有写作《邓小平时代》的哈佛傅高义教授，亲口对我言：他在邓著写作中，怎么学会把握“站在中国看中国”和“站在世界看中国”两种不同的写作立场。以上各种论述均视野开阔，早就突破你提及的“东方主义”焦虑了（“东方主义”论述，在今天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也显得有点太“老旧”了）。
　　其实，只有拾人牙慧的“理论旅行”式的夹生叙述，才是缺乏批评的“自我”主体的;而没有话语自我（包括属于自身文化的视角、概念、术语）的批评主体，是没办法在你提到的“世界理论话语场域”具有真实地位、发生真实对话的。只要你看看，中国有多少当代论述可以被翻译成外文，真正被外部世界阅读并发生影响，就可以简单证明这一点了。
　　韩帮文：仅仅就文艺美学而言，中国古典美学、文论现代关照的海外视野，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阐发与研究，实有必要给予进一步的梳理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