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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雨的魔法，一不留神，光秃秃的树枝吐出了绿芽，粉白的花骨朵迎风摇曳。还有比春天更讨人喜欢的季节吗？百花争艳的春天，赏花最是不能辜负。本文将带大家欣赏中国历代花鸟画的千娇百艳。
中国传统绘画大致可分为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花鸟画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内容不仅有花卉、禽鸟，还包括鞍马、畜兽、竹石、蔬果、鱼藻等，将自然界的动植物作为绘画对象。
01 商周：用线条高度概括特征
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我们能发现许多动物纹样。四千年前的人类已经可以用线条高度概括动物外形特征，这些动物纹的含义，学术界有图腾、祭祀、辅助巫师之神物等不同说法。
商周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02 秦汉：富含神话意味
西汉 马王堆T型帛画局部 湖南省博物馆藏
绘画在秦汉时期发展为美术的主要门类，各种墓室壁画、帛画、画像砖上保留了可观的装饰绘画。著名的西汉马王堆T形帛画里描绘了各种珍禽异兽，如蟾蜍、玉兔、乌鸦、龙、马等，作为墓葬装饰图案被赋予了浓郁的神话意味。
03 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的背景
晋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植物仍然是人物故事画的背景装饰，比如《洛神赋图》、莫高窟北魏西魏时期洞窟，画法上相比秦汉时期，更加注重动态捕捉，形象更加传神。
04 唐：独立画科；折枝构图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花鸟画在唐朝时形成独立的画科，主要为了迎合宫廷贵族的趣味，画于屏风幛壁及团扇上作为装饰。
薛稷是唐朝前期的花鸟画家，尤以画鹤著称，连杜甫都写诗称赞他的鹤神形兼备，犹有高士般的品格。“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可惜他的作品未见流传，但从《簪花仕女图》可以看见当时人们对鹤的审美。
05 五代：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五代时期的主要文艺阵地在后蜀、南唐，花鸟画以黄荃、徐熙最为闻名，宋人称之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后蜀的黄荃继承了唐代宫廷的富贵风格，作品极度逼真写实，重视细节刻画，色彩也鲜亮浓丽，他和其子黄居案作品风格影响了北宋早期的宫廷花鸟画。
南唐 代表画家徐熙，虽然出身名门却无意仕途，经常游于田野园圃，他擅长水墨写生，略施色彩，描绘大自然的花木、鸟兽、鱼虫，富有自然趣味。五代黄荃《写生珍禽图》五代徐熙《雪竹图》
唐 边鸾 《梅花山茶雪雀图》
中唐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花鸟画家是边鸾，擅于运用颜色，写实功力非凡。最擅长画花鸟折枝，折枝即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的部分，这一技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06 宋“四君子”和“岁寒三友”
宋代建立了画院制度，画家地位得到提高，花鸟画发展到宋代达到一个高峰。
艺术皇帝宋徽宗本人就是位优秀的花鸟画家，他注重细致观察，画的鸟的品种均可以从现实中一一考据出来。他严格要求画院的画师们实事求是，连孔雀飞起来时，先抬左脚还是右脚，都要准确。
宋 文同《墨竹图》轴
明 边文进《竹鹤图轴》
宋徽宗 赵佶《芙蓉锦鸡图》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喜欢在画上题诗，也影响了之后的传统绘面，形成“诗、书、画”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宋代花鸟画也小只是像照相机一般的单纯写实，追求格调意境的墨梅、墨竹也在宋代出现，并在苏轼、文同等文人士大夫大中流行。文人们多喜欢画“四君子”（梅兰竹菊）、“岁寒三友”（松竹梅）等，以物写情，托物言忠，开拓了花鸟画的新意境。
明代花鸟画的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宫廷绘面的振兴，一方面水墨写意花鸟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宫廷化鸟画有明显的宋代院体风格，形象生动真实，细致入微，但也并不一味复古，部分画师把水墨技法也代入了工笔花鸟画中。
07 元：花鸟的象征功能加强
元代花鸟画的象征功能进一步加强，元初时赵孟頫、李衍（kàn）等画家提倡水墨梅竹，由于梅竹不畏严寒的特点与士大夫清高的品格相符，梅竹题材在文人中廣泛流行，用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元 王冕《墨梅图》
明 陈淳《墨花八种图》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就是元代画家王冕的诗句。
明代的水墨写崽花鸟画以陈淳、徐谓两人最为突出，陈淳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的表现功能，用墨浓淡交汇，富于变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微妙效果。
09 清：没骨法；西方技法传入；水墨写意内涵更加丰富
明末清初的画坛主要流行重彩勾勒的院体花鸟画，清初恽（yùn）寿平一扫旧习，以没（mò）骨法画花卉，即直接用颜料绘画，不用墨线勾勒，用色清丽淡雅，比较“小清新”，被誉为“写生正派”。
水墨写意花鸟画在清朝继续发展，画家们在笔墨间不断探索自己的风格，如“扬州八怪”中擅长画竹的郑板桥，突破正统的李鱓，画梅的金农等。
清 恽寿平花鸟草虫图册之一
随着郎世宁等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的光影、透视等概念也一并传人宫廷绘画，此时的花鸟画有着很强的立体感。明徐渭《黄甲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的水墨则一改秀丽优雅的格调，造型、用笔大胆豪放，苍劲奔放，风格非常鲜明。
清 郎世宁《锦春图》
清 李鱓 花卉十二开之一
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国人的视野更加宽广，在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于非闇、徐悲鸿、陈之佛、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艺术家笔下，花鸟画的面貌也更加多姿多彩。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中国传统绘画大致可分为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花鸟画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内容不仅有花卉、禽鸟，还包括鞍马、畜兽、竹石、蔬果、鱼藻等，将自然界的动植物作为绘画对象。
01 商周：用线条高度概括特征
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我们能发现许多动物纹样。四千年前的人类已经可以用线条高度概括动物外形特征，这些动物纹的含义，学术界有图腾、祭祀、辅助巫师之神物等不同说法。
商周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02 秦汉：富含神话意味
西汉 马王堆T型帛画局部 湖南省博物馆藏
绘画在秦汉时期发展为美术的主要门类，各种墓室壁画、帛画、画像砖上保留了可观的装饰绘画。著名的西汉马王堆T形帛画里描绘了各种珍禽异兽，如蟾蜍、玉兔、乌鸦、龙、马等，作为墓葬装饰图案被赋予了浓郁的神话意味。
03 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的背景
晋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植物仍然是人物故事画的背景装饰，比如《洛神赋图》、莫高窟北魏西魏时期洞窟，画法上相比秦汉时期，更加注重动态捕捉，形象更加传神。
04 唐：独立画科；折枝构图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花鸟画在唐朝时形成独立的画科，主要为了迎合宫廷贵族的趣味，画于屏风幛壁及团扇上作为装饰。
薛稷是唐朝前期的花鸟画家，尤以画鹤著称，连杜甫都写诗称赞他的鹤神形兼备，犹有高士般的品格。“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可惜他的作品未见流传，但从《簪花仕女图》可以看见当时人们对鹤的审美。
05 五代：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五代时期的主要文艺阵地在后蜀、南唐，花鸟画以黄荃、徐熙最为闻名，宋人称之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后蜀的黄荃继承了唐代宫廷的富贵风格，作品极度逼真写实，重视细节刻画，色彩也鲜亮浓丽，他和其子黄居案作品风格影响了北宋早期的宫廷花鸟画。
南唐 代表画家徐熙，虽然出身名门却无意仕途，经常游于田野园圃，他擅长水墨写生，略施色彩，描绘大自然的花木、鸟兽、鱼虫，富有自然趣味。五代黄荃《写生珍禽图》五代徐熙《雪竹图》
唐 边鸾 《梅花山茶雪雀图》
中唐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花鸟画家是边鸾，擅于运用颜色，写实功力非凡。最擅长画花鸟折枝，折枝即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的部分，这一技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06 宋“四君子”和“岁寒三友”
宋代建立了画院制度，画家地位得到提高，花鸟画发展到宋代达到一个高峰。
艺术皇帝宋徽宗本人就是位优秀的花鸟画家，他注重细致观察，画的鸟的品种均可以从现实中一一考据出来。他严格要求画院的画师们实事求是，连孔雀飞起来时，先抬左脚还是右脚，都要准确。
宋 文同《墨竹图》轴
明 边文进《竹鹤图轴》
宋徽宗 赵佶《芙蓉锦鸡图》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喜欢在画上题诗，也影响了之后的传统绘面，形成“诗、书、画”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宋代花鸟画也小只是像照相机一般的单纯写实，追求格调意境的墨梅、墨竹也在宋代出现，并在苏轼、文同等文人士大夫大中流行。文人们多喜欢画“四君子”（梅兰竹菊）、“岁寒三友”（松竹梅）等，以物写情，托物言忠，开拓了花鸟画的新意境。
明代花鸟画的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宫廷绘面的振兴，一方面水墨写意花鸟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宫廷化鸟画有明显的宋代院体风格，形象生动真实，细致入微，但也并不一味复古，部分画师把水墨技法也代入了工笔花鸟画中。
07 元：花鸟的象征功能加强
元代花鸟画的象征功能进一步加强，元初时赵孟頫、李衍（kàn）等画家提倡水墨梅竹，由于梅竹不畏严寒的特点与士大夫清高的品格相符，梅竹题材在文人中廣泛流行，用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元 王冕《墨梅图》
明 陈淳《墨花八种图》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就是元代画家王冕的诗句。
明代的水墨写崽花鸟画以陈淳、徐谓两人最为突出，陈淳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的表现功能，用墨浓淡交汇，富于变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微妙效果。
09 清：没骨法；西方技法传入；水墨写意内涵更加丰富
明末清初的画坛主要流行重彩勾勒的院体花鸟画，清初恽（yùn）寿平一扫旧习，以没（mò）骨法画花卉，即直接用颜料绘画，不用墨线勾勒，用色清丽淡雅，比较“小清新”，被誉为“写生正派”。
水墨写意花鸟画在清朝继续发展，画家们在笔墨间不断探索自己的风格，如“扬州八怪”中擅长画竹的郑板桥，突破正统的李鱓，画梅的金农等。
清 恽寿平花鸟草虫图册之一
随着郎世宁等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的光影、透视等概念也一并传人宫廷绘画，此时的花鸟画有着很强的立体感。明徐渭《黄甲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的水墨则一改秀丽优雅的格调，造型、用笔大胆豪放，苍劲奔放，风格非常鲜明。
清 郎世宁《锦春图》
清 李鱓 花卉十二开之一
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国人的视野更加宽广，在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于非闇、徐悲鸿、陈之佛、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艺术家笔下，花鸟画的面貌也更加多姿多彩。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