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想要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开远程视频会议，这个想法看似疯狂。但事实上，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将之变为现实。
“中国人开会的文化和美国人不太一样。美国人开会的目的是产生行动，中国老板开会太注意形式了，这就使会议变得很隆重。”
全时创始人兼CEO陈学军坐在笔者对面，穿一件淡绿色的上衣。办公室里的空调温度明显低于外面的办公区，因为“他比较怕热”。
在接受采访之前他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我现在上班路上就开会，最早的会议8点一刻，就在车里。有时候晚上十点钟我还在开电话会议。”他说：“这个世界变化很快。”
老板在乎的是回报
曾经做过五年秘书的陈学军很了解如何为领导安排各种会议。经过对国内外会议市场的长期比较分析，他得出一个理论，并于“云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其公诸于众。他认为，中国人开会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权威”，而美国人开会的根本目的是要“产生行动”。
说到这，他随手抓起身边的笔，在身后的白板上迅速为笔者书写了一个“美国版会议投入产出比”公式。上半部分是会议的“产出”（即决议和行动），下面是包括参会人员时间、路程和差旅费等在内的“投入”，二者进行衡量，就是美国人评价会议的基本标准。
“如果这个会议产生了十项行动，那这十项行动就是我的回报，包括场地、人员等在内所有的事情，都是投资。这就是开会的本质，老板不在乎花钱，老板在乎的是回报。”
“在美国人看来，我们两个人也是会议”，陈学军向笔者做了一个手势，“更强调了商务的方面，而中国人则把会议看得太正式了，实际上最终我们做的事情是要回归到最真实的东西，也就是开会的目的上。”
云中的和尚与律师
目前远程视频会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一个牧场就有二百平方公里，孩子们都在家里通过远程教育学习。60%的学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考上大学的。”陈学军说。
律氏创始人姜海波正在使用“云律所”系统。以前“律师和律所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客户，更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客户潜在的咨询需求。”但现在，律师将在“云”中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客户在‘云律所’服务平台上向相应法律领域的律师进行初步咨询，整合多方意见之后，最终确定合适的解决方案。”姜海波说：“预期半年以后，每天使用云律所的律师将超过5000人，接待近万个云端咨询服务”。
该案例并非偶然。“我们听说有一些和尚已经开始开视频会议了”。陈学军对笔者说：“牧民在马上开会，有人在挤奶的时候开会，他们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学员显然对此也深有感触。高级课程主管Sally Wu向笔者介绍，中欧的EMBA答辩需要4-5位学员组成的项目团队历时14个月完成一个课题报告。学员们工作繁忙，频繁的商务旅行使得面对面的团队讨论极为困难。而远程会议使学员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通过电话或电脑立即开始团队碰撞。
全时市场部总监卢传熙对笔者透露，客户对于远程视频会议应用之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尽管每个人的想法动机都不一样，但是有很多人比我们更知道这东西要用在哪，而我们只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更高效。”
陈学军认为，全时只是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价值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工具”。这就像手机具体被用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谈恋爱、工作、生活都是它。“市场最后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是由其本身的需求决定的。”
陈学军到底怕什么
陈学军不怕大公司。“我不觉得与大公司打仗是一种竞争，因为大公司的问题太多了。互联网界没有人怕大公司。大公司存在就被人打，因为它有很多问题，它不可能照顾所有人的需求，它在这个市场很强，那你可以做其他市场。未来大公司会有危险，越大的公司转型越难。”
对于思科目前已裁员万人的做法，陈学军不以为然，他说：“还不够，至少还要裁30%，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
“表面上思科与我们所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思科是提供设备，我们是提供服务。代表了两种不一样的理念”。
陈学军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像我们是肯德基，我们不光提供食品本身，我们还要提供一个环境，包括标准、连锁和服务。我们提供一个最终的结果给客户，要让客户能直接去用。客户并不需要拥有一个餐厅，花20块钱吃一顿就可以走了。同理，我们帮助你们开完会就可以了。但思科是要你拥有一个餐厅。我们是服务，思科是设备”。
他认为这与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有关，“互联网经济最后是把服务从头到脚提供给客户，客户不用管基础设施、不用管设备、不用管运营、不用管研发，什么都不用管，你用就行了。”
但也有一些东西使陈学军感到害怕。“你不知道哪天谁会冒出一个新的主意、新的想法。”“我担心的是，在未来，人还需要开会吗？我怕这种习惯没了，我时刻都在担心。我一直在思考，人如果不开会人会干吗？他通过什么达到他过去开会所要达到的目的？”
他的语速很快，重复说着“担心”二字，并且给笔者打了个比方，“Google最担心的是什么，未来客户还搜索吗？如果未来信息能更精准地推到我面前，我干吗要搜索呢？”
让企业变得四分五裂
“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大家都在抱怨北京、深圳、上海的成本太高了，企业的负担很重。”但陈学军反而认为这是机会：“把工厂建在深圳是多么无聊，社会资源是匹配的，哪个地方适合做工厂？哪个地方适合做营销？哪个地方适合做研发？哪个地方适合做设计？这都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不愿意把企业做的四分五裂，想让企业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其实这是没意义的，因为在北京永远不可能去跟广东人销售”。
陈学军认为，企业的扩张是难免的，“现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都在内蒙建公司，我觉得这很合理，因为那边不缺电，房地产也便宜，这个地方适合干什么，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他认为高铁与远程视频会议技术的发展一样，解放了那些一度被地域牢牢限制的400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远程会议则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沟通的问题。远程视频行业的市场蛋糕很大，水很深。抓住大企业的同时开辟中小企业新战场，相当于在红海中开辟了一片蓝海。
“中国人多不多？多。爱不爱开会？爱。那么这个市场一定很大。”陈学军说，未来一百亿美元的市场，没有问题。而这个前景，五年左右就可以看到。
让人变得更自由
远程视频会议是为了减少人们的奔波，而人们使用全时的产品，又多在奔波的过程当中。针对这种“悖论”，陈学军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本质问题是人的需求，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人的时间被节省之后，人就会产生新的梦想，我们节省出来的时间会让那些人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根本上来说，远程视频会议最终将会让人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自由，“我们过去总是被地点限制，现在你会有精力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列举了一些数字，“我发现我们30%的客户在汽车上开会。目前美国有60%的会议是远程会议，整个社会更有效率。美国销售人员不用到处出差，就在网上销售，非常精准，而中国人60-70%的时间都浪费了，浪费在路上”。
“我要告诉那些旅行的人，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高铁和航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依旧可以通信”。说到这，陈学军忽然被自己的想法刺激得兴奋起来，“高铁上4个多小时，老板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让高铁成为会议室！”
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开远程视频会议，这个想法看似疯狂。但卢传熙透露，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将之变为现实，只是网络环境等还需进一步改善。“掉线了不怕，再进去就是了，就好像在开会的中间出去了一下。”陈学军说。
“高铁就是会议室，真正在乎时间的还是商务人士。我认为高铁与通信一样，最终是要改变社会的方式。高铁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民能自由、方便、低成本的运动，中国社会的流转速度太慢，人如果没有流动的欲望，没有想走的欲望，这个问题就大了”。
“中国人开会的文化和美国人不太一样。美国人开会的目的是产生行动，中国老板开会太注意形式了，这就使会议变得很隆重。”
全时创始人兼CEO陈学军坐在笔者对面，穿一件淡绿色的上衣。办公室里的空调温度明显低于外面的办公区，因为“他比较怕热”。
在接受采访之前他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我现在上班路上就开会，最早的会议8点一刻，就在车里。有时候晚上十点钟我还在开电话会议。”他说：“这个世界变化很快。”
老板在乎的是回报
曾经做过五年秘书的陈学军很了解如何为领导安排各种会议。经过对国内外会议市场的长期比较分析，他得出一个理论，并于“云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其公诸于众。他认为，中国人开会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权威”，而美国人开会的根本目的是要“产生行动”。
说到这，他随手抓起身边的笔，在身后的白板上迅速为笔者书写了一个“美国版会议投入产出比”公式。上半部分是会议的“产出”（即决议和行动），下面是包括参会人员时间、路程和差旅费等在内的“投入”，二者进行衡量，就是美国人评价会议的基本标准。
“如果这个会议产生了十项行动，那这十项行动就是我的回报，包括场地、人员等在内所有的事情，都是投资。这就是开会的本质，老板不在乎花钱，老板在乎的是回报。”
“在美国人看来，我们两个人也是会议”，陈学军向笔者做了一个手势，“更强调了商务的方面，而中国人则把会议看得太正式了，实际上最终我们做的事情是要回归到最真实的东西，也就是开会的目的上。”
云中的和尚与律师
目前远程视频会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一个牧场就有二百平方公里，孩子们都在家里通过远程教育学习。60%的学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考上大学的。”陈学军说。
律氏创始人姜海波正在使用“云律所”系统。以前“律师和律所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客户，更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客户潜在的咨询需求。”但现在，律师将在“云”中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客户在‘云律所’服务平台上向相应法律领域的律师进行初步咨询，整合多方意见之后，最终确定合适的解决方案。”姜海波说：“预期半年以后，每天使用云律所的律师将超过5000人，接待近万个云端咨询服务”。
该案例并非偶然。“我们听说有一些和尚已经开始开视频会议了”。陈学军对笔者说：“牧民在马上开会，有人在挤奶的时候开会，他们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学员显然对此也深有感触。高级课程主管Sally Wu向笔者介绍，中欧的EMBA答辩需要4-5位学员组成的项目团队历时14个月完成一个课题报告。学员们工作繁忙，频繁的商务旅行使得面对面的团队讨论极为困难。而远程会议使学员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通过电话或电脑立即开始团队碰撞。
全时市场部总监卢传熙对笔者透露，客户对于远程视频会议应用之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尽管每个人的想法动机都不一样，但是有很多人比我们更知道这东西要用在哪，而我们只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更高效。”
陈学军认为，全时只是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价值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工具”。这就像手机具体被用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谈恋爱、工作、生活都是它。“市场最后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是由其本身的需求决定的。”
陈学军到底怕什么
陈学军不怕大公司。“我不觉得与大公司打仗是一种竞争，因为大公司的问题太多了。互联网界没有人怕大公司。大公司存在就被人打，因为它有很多问题，它不可能照顾所有人的需求，它在这个市场很强，那你可以做其他市场。未来大公司会有危险，越大的公司转型越难。”
对于思科目前已裁员万人的做法，陈学军不以为然，他说：“还不够，至少还要裁30%，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
“表面上思科与我们所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思科是提供设备，我们是提供服务。代表了两种不一样的理念”。
陈学军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像我们是肯德基，我们不光提供食品本身，我们还要提供一个环境，包括标准、连锁和服务。我们提供一个最终的结果给客户，要让客户能直接去用。客户并不需要拥有一个餐厅，花20块钱吃一顿就可以走了。同理，我们帮助你们开完会就可以了。但思科是要你拥有一个餐厅。我们是服务，思科是设备”。
他认为这与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有关，“互联网经济最后是把服务从头到脚提供给客户，客户不用管基础设施、不用管设备、不用管运营、不用管研发，什么都不用管，你用就行了。”
但也有一些东西使陈学军感到害怕。“你不知道哪天谁会冒出一个新的主意、新的想法。”“我担心的是，在未来，人还需要开会吗？我怕这种习惯没了，我时刻都在担心。我一直在思考，人如果不开会人会干吗？他通过什么达到他过去开会所要达到的目的？”
他的语速很快，重复说着“担心”二字，并且给笔者打了个比方，“Google最担心的是什么，未来客户还搜索吗？如果未来信息能更精准地推到我面前，我干吗要搜索呢？”
让企业变得四分五裂
“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大家都在抱怨北京、深圳、上海的成本太高了，企业的负担很重。”但陈学军反而认为这是机会：“把工厂建在深圳是多么无聊，社会资源是匹配的，哪个地方适合做工厂？哪个地方适合做营销？哪个地方适合做研发？哪个地方适合做设计？这都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不愿意把企业做的四分五裂，想让企业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其实这是没意义的，因为在北京永远不可能去跟广东人销售”。
陈学军认为，企业的扩张是难免的，“现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都在内蒙建公司，我觉得这很合理，因为那边不缺电，房地产也便宜，这个地方适合干什么，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他认为高铁与远程视频会议技术的发展一样，解放了那些一度被地域牢牢限制的400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远程会议则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沟通的问题。远程视频行业的市场蛋糕很大，水很深。抓住大企业的同时开辟中小企业新战场，相当于在红海中开辟了一片蓝海。
“中国人多不多？多。爱不爱开会？爱。那么这个市场一定很大。”陈学军说，未来一百亿美元的市场，没有问题。而这个前景，五年左右就可以看到。
让人变得更自由
远程视频会议是为了减少人们的奔波，而人们使用全时的产品，又多在奔波的过程当中。针对这种“悖论”，陈学军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本质问题是人的需求，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人的时间被节省之后，人就会产生新的梦想，我们节省出来的时间会让那些人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根本上来说，远程视频会议最终将会让人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自由，“我们过去总是被地点限制，现在你会有精力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列举了一些数字，“我发现我们30%的客户在汽车上开会。目前美国有60%的会议是远程会议，整个社会更有效率。美国销售人员不用到处出差，就在网上销售，非常精准，而中国人60-70%的时间都浪费了，浪费在路上”。
“我要告诉那些旅行的人，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高铁和航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依旧可以通信”。说到这，陈学军忽然被自己的想法刺激得兴奋起来，“高铁上4个多小时，老板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让高铁成为会议室！”
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开远程视频会议，这个想法看似疯狂。但卢传熙透露，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将之变为现实，只是网络环境等还需进一步改善。“掉线了不怕，再进去就是了，就好像在开会的中间出去了一下。”陈学军说。
“高铁就是会议室，真正在乎时间的还是商务人士。我认为高铁与通信一样，最终是要改变社会的方式。高铁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民能自由、方便、低成本的运动，中国社会的流转速度太慢，人如果没有流动的欲望，没有想走的欲望，这个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