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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时代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社会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大变革、大转换。鲁迅及其同时代人介入了这一现代性的文化转换过程当中，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这一文化大转型作出了积极的正面回应。他们在文化问题上的回应方式，至今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如何建立“现代中国人”的主体形象，是鲁迅启蒙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鲁迅从一开始就将“立人”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起点。对于鲁迅来说，“人”是起点，也是目标。这一点，是他早年与其同时代思想家的不同之处。鲁迅认为，现代中国文化问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终其一生，这一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可是，“人”是什么？鲁迅并没有直接回答，或者说，他并没有像哲学家那样给“人”一个明确稳定的定义，也很少正面提出理想的人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孔子谈“仁”。他是在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当中，描述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他的笔下，有旧时代的小人物，有新时代的投机者，有战士，有奴才。他还偏爱用其他事物的形象来作比喻，比如，苍蝇、落水狗、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铃铛的羊，等等。鲁迅甚至认为，有一种可称之为“人”，还有一种则是“中国人”，这两者是不同的种属。在古典中国文化语境中，“人”被异化为“奴隶”和“主人”。鲁迅借用尼采的逻辑，将古典时代的“中国人”视作有待进化为“人”的不完善的物种。我们只能从鲁迅笔下所描述的种种不完善的人物形象来反推他的大致的“人学”原则——他呼唤的是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有着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根据这一原则，古典时代的中国人，则不符合这一标准。这应该是早期鲁迅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比较一致的理解。如今看来并非是一个终结了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尼采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对这一古典的“人学”概念提出了诸多质疑、反思和批判。其基本的逻辑是：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而且，它完全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建构。这样，当我们回到鲁迅的逻辑起点重新审视他的“立人”思想的时候，空洞地谈论“人”的价值和准则，就没有什么意义。我更愿意将鲁迅的“人学”模式看成是一种选择，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文化转型时期所作出的一种选择性的决断。
根据鲁迅的文化逻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塑造“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应方式是：文化批判。从根本上说，选择就是批判，而且，批判就是选择。“批判性”是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鲁迅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诸多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鲁迅并非从文化理论上来解决中国文化问题，而是着眼于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批判。鲁迅注意到了现代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分离状态，这种状态正是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分裂的征候。他注意到新事物、新文化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变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病症，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化哲学着眼于传统文化批判，并试图从批判中建构起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范式，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和生活伦理。鲁迅在其文化批判实践中，创造出一种理性主义“征候学”，即通过国民身体、日常生活、交往方式和日常言说等文化表征，来解析深层的文化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思想的系统性，源自其对人的生活的整体性的感知和理解，而不是逻辑上的概念和命题的系统性。鲁迅并未致力于建构庞大完备的思想体系，但鲁迅思想的丰富性，甚至比专门的思想家来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也更加富于感染力和影响力。在他笔下，不是概念和范畴在推演，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一桩桩发人深省的事件，在完成一个个深刻的命题，表达了作者对我们这个民族沉重命运的思考。
在今天，鲁迅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构是否还有意义。要谈论这个问题，必须回答以下两个相关的问题：1、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是否完成？2、鲁迅对于现代性的回应是否有效？在我看来，鲁迅的文化批判使命依然是一个未完成式。文化现代性的实现，一方面在于人的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在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既能包容异质文化，同时又能与传统之间保持其连续性。包容异质文化，并非全盘照搬，延续传统文化也不是回到传统的文化模式当中去。能否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生活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而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传统的断裂和没落文化沉渣泛起。鲁迅所批判的旧文化的幽灵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徘徊。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举行了奠基礼，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就是奠基者。新文化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为这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富于启示性的路径。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在这条艰难崎岖、荆棘密布的路径上走过来。而在新世纪的交叉路口，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文化之路依然漫长，而且歧路杂多。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与鲁迅是同时代人。鲁迅的时代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去不远。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国民性改造、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个体的灵魂拯救，或者，从根本上说，所谓“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形象的塑造。毫无疑问，鲁迅式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只是诸多文化道路中的一条。但它是最为险峻也最为引人入胜的一条。
如何建立“现代中国人”的主体形象，是鲁迅启蒙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鲁迅从一开始就将“立人”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起点。对于鲁迅来说，“人”是起点，也是目标。这一点，是他早年与其同时代思想家的不同之处。鲁迅认为，现代中国文化问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终其一生，这一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可是，“人”是什么？鲁迅并没有直接回答，或者说，他并没有像哲学家那样给“人”一个明确稳定的定义，也很少正面提出理想的人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孔子谈“仁”。他是在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当中，描述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他的笔下，有旧时代的小人物，有新时代的投机者，有战士，有奴才。他还偏爱用其他事物的形象来作比喻，比如，苍蝇、落水狗、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铃铛的羊，等等。鲁迅甚至认为，有一种可称之为“人”，还有一种则是“中国人”，这两者是不同的种属。在古典中国文化语境中，“人”被异化为“奴隶”和“主人”。鲁迅借用尼采的逻辑，将古典时代的“中国人”视作有待进化为“人”的不完善的物种。我们只能从鲁迅笔下所描述的种种不完善的人物形象来反推他的大致的“人学”原则——他呼唤的是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有着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根据这一原则，古典时代的中国人，则不符合这一标准。这应该是早期鲁迅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比较一致的理解。如今看来并非是一个终结了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尼采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对这一古典的“人学”概念提出了诸多质疑、反思和批判。其基本的逻辑是：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而且，它完全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建构。这样，当我们回到鲁迅的逻辑起点重新审视他的“立人”思想的时候，空洞地谈论“人”的价值和准则，就没有什么意义。我更愿意将鲁迅的“人学”模式看成是一种选择，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文化转型时期所作出的一种选择性的决断。
根据鲁迅的文化逻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塑造“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应方式是：文化批判。从根本上说，选择就是批判，而且，批判就是选择。“批判性”是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鲁迅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诸多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鲁迅并非从文化理论上来解决中国文化问题，而是着眼于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批判。鲁迅注意到了现代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分离状态，这种状态正是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分裂的征候。他注意到新事物、新文化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变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病症，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化哲学着眼于传统文化批判，并试图从批判中建构起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范式，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和生活伦理。鲁迅在其文化批判实践中，创造出一种理性主义“征候学”，即通过国民身体、日常生活、交往方式和日常言说等文化表征，来解析深层的文化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思想的系统性，源自其对人的生活的整体性的感知和理解，而不是逻辑上的概念和命题的系统性。鲁迅并未致力于建构庞大完备的思想体系，但鲁迅思想的丰富性，甚至比专门的思想家来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也更加富于感染力和影响力。在他笔下，不是概念和范畴在推演，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一桩桩发人深省的事件，在完成一个个深刻的命题，表达了作者对我们这个民族沉重命运的思考。
在今天，鲁迅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构是否还有意义。要谈论这个问题，必须回答以下两个相关的问题：1、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是否完成？2、鲁迅对于现代性的回应是否有效？在我看来，鲁迅的文化批判使命依然是一个未完成式。文化现代性的实现，一方面在于人的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在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既能包容异质文化，同时又能与传统之间保持其连续性。包容异质文化，并非全盘照搬，延续传统文化也不是回到传统的文化模式当中去。能否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生活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而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传统的断裂和没落文化沉渣泛起。鲁迅所批判的旧文化的幽灵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徘徊。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举行了奠基礼，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就是奠基者。新文化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为这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富于启示性的路径。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在这条艰难崎岖、荆棘密布的路径上走过来。而在新世纪的交叉路口，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文化之路依然漫长，而且歧路杂多。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与鲁迅是同时代人。鲁迅的时代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去不远。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国民性改造、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个体的灵魂拯救，或者，从根本上说，所谓“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形象的塑造。毫无疑问，鲁迅式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只是诸多文化道路中的一条。但它是最为险峻也最为引人入胜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