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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我从省商业干部学校分配到介休食品公司，公司领导又安排我到公司下属的义棠镇食品购销站当会计。上任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我从公司借了一辆破旧的公用自行车，捆绑上自己的行李和日用品，就独自一人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上班。公司在常乐村，从村口往北走五六里地就是县城南门口。从南门口前的一条土道一直朝西走，大约十多里地后，道路变窄了。路南是起伏不平的土丘陵，路北是宽阔的汾河。从高大的铁路大桥下穿过去就进了义棠地区。再往前走两三里，从公路往南一拐就是义棠大街。路口对面就是我要去的食品购销站。
这是很久以前一户做买卖人家的院落，解放后收归国家所有。院門是坐南朝北的大车门。车门右面是沿街的一排铺面，铺面木扇门板早已缺角少边，油漆尽剥，房檐下，有根布满裂缝的柱子，柱子上挂着“义棠食品购销站”的木头牌子。车门左面是背靠大街的几间房子，后墙上留着一个小窗口。车门边挂着“义棠兽医站”的牌子。进了车门里，左面是兽医站，右面是食品站。大门对面靠墙的地方，一边是用烂砖头泥抹的猪圈，一边是好像快要倒塌的屠宰房。猪圈和屠宰房后面是义棠的汪沟村。放眼望去，光秃秃的丘陵山坡上，隐约露着几处庄户人家的土窑洞。
我从院里右侧面的门进了沿街的商铺。店很大，但低矮、破旧，又因沿街的一溜门板挡着光线，所以里头很阴暗，而且散发着血腥气和霉臭味。店里靠里手的一边隔出了半间住人的房子。房子里有一盘土炕，炕上头的墙面早已剥落了好几块泥皮。炕前摆着一支古董般的破旧写字桌。桌子靠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窗户外头搭着一个雨搭子，下面盘着一个火灶。火灶有一明一暗两个烟筒。当家里要取暖时，火走里面的炕；当家里不用时，火走外面明立的烟筒。
食品站有个叫二虎的临时工，是汪沟人。他负责看门和喂猪、起猪粪。食品站不给他工资，他起的猪粪归大队，大队给他记工分。二虎见我去了，交待了几句后，卷着自己行李走了。这时天已经黑了，外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因家里寒冷，早早地蜷伏进被窝里睡了。天还不亮，我就被冻醒。从窗户向外看去，雨下得更紧了。我起身到外头寻了一些半干不湿的柴火去生火，准备做饭吃。但总生不着。幸亏同院兽医站一个叫龙儿的小年轻人，用铁锹从他火炉里铲来了几块大红炭块，才帮我生着了火。但20岁的我从来不会做饭，此时无奈做了一碗面条。大约面软了，吃起来粘牙。胡乱吃了几口后倒进一旁的狗食盆子里，两只瘦狗抢着几下就舔光了。
天气一下连阴了十来天，雨断断续续地下个不停。我入囹圄般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心情差极了。多亏龙儿天天拉我去他们兽医站，听人们叨歇，倒也解点闷。兽医站的房子像普通庄户人家一样，是一明两暗的三间砖瓦房。门道对面靠墙立着一排中药柜子。前头有个用双脚在石头碾槽里，来回推动石滚而碾药的石头碾槽子。靠西一间房里是土炕，炕头边摆着一张小方桌，地面靠墙有几支长条板凳，这就是他们办公的地方。靠东一间房里头有一床、一桌、一柜，是龙儿吃住的房间。兽医站有五名职工，站长姓岳。龙儿本是他亲生儿子，但从小过继给无后的他亲哥。后来他亲哥去世，龙儿就回到了他身边。但不叫爹，而叫公父。岳站长老伴即龙儿亲生母亲去世早，岳站长在义棠街上续弦了一个老伴，即龙儿继母。但继母不喜欢龙儿。龙儿属龙，16岁，个小，人瘦，面微黄，不善言笑。他两年前就来到这里，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裳，晚上一个人睡，形同孤儿。我去食品站后，龙儿常唤我住到他房间与他作伴。偌大一个院里，两个单位，晚上只有我俩。没几天，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伙伴。
因为天气久阴下雨，人们无事可作，加上岳站长对人又和气，不仅是兽医，还能给人看病，所以街上好多老汉常来这里叨歇。每天必到的是一位看似年近七旬的老汉，他瘦刻刻的脸像风干了的桔子皮，没牙的扁嘴说起话来一串一串，常听得我如醉如痴。岳站长告我说人们叫他“老秀才”，是本义棠街上人，他的先人有的考过进士，有的当过县令，他也肚肚里“有货”。他的“货”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历史上在义棠发生的战争，二是关于义棠弘霁寺塔的传说故事。当时我虽然也相信，但总是模模糊糊的。后来长大了，查看了一些资料，方知他说的大体是对的。
义棠，传说五代末期，赵匡胤和郑恩、柴荣曾在此摆棠花结盟，故名。它位于城西8公里的汾河东岸，为太原盆地最南端的一个大集镇。汾河自此向南进入峡谷。《水经注》云，“汾津，名也，在介休县西南，俗谓雀鼠谷。”雀鼠谷即在义棠境内西南之处。此地南依山阜，北临汾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通衡锁阴的交通要道，更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介休县志》第四章兵事纪略中记载道，“隋大业十二年（616）三月，义军历山飞部将甄翟儿领兵10万围攻晋阳。十二月，炀帝命太原留守李渊征讨甄翟儿，双方在雀鼠谷遭遇，甄军将李渊围困，幸李世民率精兵赶来解围，大破甄军。次年七月初五，李渊从晋阳起兵反隋，由西河（今汾阳）进入雀鼠谷，破隋武牙郎将宋老生于霍邑。”“唐武德二年（619），定阳可汗刘武周趁各地义军混战之际勾结突厥，从马邑（今朔州市）起兵南下争天下。……刘占介州后，又派将领黄子英部占领雀鼠谷……李世民分兵两路，乘胜北进，沿汾河谷地直取介州，雀鼠谷一日八战全胜，斩首三千余级。”
在近代兵事中，义棠地区也有文献记载，“民国25年（1936）红军东征，3月18日，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十五军团七十五师，由灵石县文殊原、北庄一带进入介休县郭壁、义棠地区，派出工作人员刷写标语，宣传抗日主张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红军突破阎军在汾河设置堡垒，占领义棠火车站，并派部分部队向白秃山阎军据点发起攻击，歼敌一个连。”“民国26年（1937）10月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由侯马乘火车北上路经介休站时，郝德青、宋涛带领学生和群众到车站欢迎，刘伯承师长冒雨向介休群众发表抗日演讲……次年正月十六，日军第二十师团由中将川岸文三郎指挥，从平遥向西、向南两路进犯，侵占了介休、孝义县城。2月22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向侵华日军二十师团兵分两路反击，其中一路攻击义棠之敌。” 义棠的名胜古迹是远近闻名的弘济寺塔。它位于汾河西岸的银绽山巅，塔为砖砌九级八角楼阁式。一层下有莲瓣基座，每级檐下均饰砖雕斗拱，塔顶八角攒尖式，塔刹为黄琉璃宝珠。据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弘济塔碑记，塔的创建在寺之前，寺已毁，独存寺塔。
关于弘济寺塔的修建，民间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建塔之际，民工们从山下的汾河里汲水往寺院里抬。由于山高坡陡，累得人们水洗汗流还供不上水。高僧田善友闻知后就对民工们说从明天起就不用你们抬水了，这活由我夜晚干。第二天，果然工地上小池溢、大池满，而且以后天天如此。有人奇怪，晚上躲在树丛中偷看，发现是一只大白兔和一只梅花鹿抬着一口大钟飞快地往山上汲水。那人不由叫唤了一声，兔鹿受惊，扔下钟撇腿不见了踪影。那片被钟滚压过的草，以后每年便顺坡往下长了，所以人们把此坡叫作滚钟坡。
关于义棠的这些历史、名胜和传说，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感到十分新鲜，而且也解了连续十来天阴雨绵绵带来的孤独和苦闷。天放晴后，我出门走了一圈，对现今的义棠街有了初步了解。这是一条从西到东、由高往低的一字形街道。中间有两条南北小路把这条街分断成像蛇头、蛇身和蛇尾的三段。蛇头与虹霁寺塔遥遥相望。路北是汾河水，路南有南同蒲间的铁路火车站和粮站、配种站与农机修配厂三个单位。被南北小路隔开的街东路面猛地低了有一米多深。路左右筑有高台子，中间仅留平车能走开的空间，这是为了西面发来山水后，可用麻袋装上沙土而堵上，防止水进入主街面。主街道两边均为明清风格的古老商铺。路北依次为理发店、供销社、百货商店等。路南依次为邮电所、食堂、蔬菜门市部、生产资料门市部，接下来就是我们食品站和兽医站。然后街道又被南北小道切断，东面街道像蛇尾，越来越窄，除银行营业所和义棠公社外，全是高低不平的旧民房。
我们食品站除我外仅有两名正式职工。一名叫王维藩，40多岁，原为民国时期一县级银行的股长级科员，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较高，与人也亲切和蔼，我俩相处时间不长，便成为无话不说的忘年交。以至后来我调离食品公司后，也常去他家闲坐。当他古稀之年因病卧床不起后，我也常带礼品去看望他。每当我要走时，他总是泪流满面地嘱我常去看他。站里的另一名职工叫姚全福，西斤屯人，为人也直爽大方。后来他托人把他女儿介绍给我，想让我当他女婿。他女儿在印染厂工作，人长得十分漂亮，我常和她约会，还带她回我老家孝义与我父母相见。但后来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俩最终没有走到一块。这些都是后话不提。
我们食品站负责义棠地区的生猪和牛羊的收购与圈养、屠宰和出售。每月逢五、十收购，同时卖肉。收购由老姚负责，凭眼光看出肉率定等级，凭毛重计收购金额。老王除帮助屠宰、褪毛外，主要是卖肉。卖肉凭职工食品供应号，每个号可买半斤肉。每斤肉7毛2分钱。我是会计，但闲下也帮着卖肉。吃饭时分，老姚掏出两毛钱给了老王，说买点肉，咱们做饭吃。老王刷地拉下一刀肉，扔到称盘里又立马拿出来给了老姚。老姚蹭蹭切好后，放进锅里一炒，香味充满了门面。我们三人各自做好自己的饭后，分着拌上些炒好的肉，格外好吃。此后，我们每次吃饭割点肉，都轮流象征性地出一两毛钱。但我心里也奇怪，自家人吃点肉还用出钱？而且出两毛钱可能割一斤多肉呢。直到两年后，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县里集中各单位主要人员，在后土庙办“学习班”，吃住在一起，连续半个多月，让人们交待贪污、盗窃和浪费等问题。其他单位不断传来有人自杀，有人被公安局当场抓走的事。食品公司人员主要交待售货员卖肉偷钱和吃肉不出钱问题，累计金额上了300元就要立案交公安局处理。当时我已调回公司，是公司专案组负责人之一，亲手立过三个人的案子。此时，我回忆当时我们吃肉出钱的情景，方明白了老王和老姚的聪明之处。
一次，正当我们吃饭时分，进来一个20来岁的后生。老王对他说：“我的饭吃得剩下了，你吃不？”那人说了个吃字，就接过老王剩下的半碗，三拌两口地进肚了。我已吃完饭，正准备倒掉面汤刷锅时，那人道：“面汤也给我喝了吧。”老王给我介绍说，他叫三儿，大名原炳俭，汪沟人，原是咱食品公司的合同工，这阵给撵回村里了。三儿气愤愤地说，“侯仲仁上了台，把俺们这派人全赶走，让俺们没吃没喝。有朝一日俺们这派翻了身，俺头一个不让他狗日的。”他的话还正应了。半年多后，县里的他们那派夺了权，公司经理候仲仁下了台，他们一派的头头李统当了公司书记后，立马把包括三儿在内的十多名合同工要了回去。而且在批斗侯仲仁的大会上，三儿一把子年轻人狠狠地出了这口气。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当时三儿被撵回村时，常来义棠食品站吃点我们的剩饭。时间稍长一点后，性格火爆的他竟与人称“体面书生”的我结成了好朋友。我的米面供应证常让他去用，有时还倒给他贴上钱。他对我也十分亲热，常叫我去他家玩，晚上怕我一个人在站里孤单，常留我住在他家。直到我离开食品公司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常去我家吃饭喝酒，亲如哥弟一般。
在义棠的一年间，除我们单位和兽医站人员外，与我关系十分要好的人还很多。供销社主任王彪几次找我，想把我调他单位当他的助手。我笑着说，“我不在我们国营单位干，去你们集体单位，不是太傻了？至于当你们供销社的副主任，我年纪小，也不是那个当官的料。”他苦笑着也没办法。理发店的理发员是长治人，他不仅理的发好看，而且有“打眼”“挖耳”的绝技，就是用锋利的刀尖在眼角和耳朵里飞快地转几圈。听起来可怕，但试过后眼睛仿佛亮了，耳朵里也轻松了。我常不到一个月就去享受一下，能舒服好一阵子。当然他也格外欢迎我，给我打眼、挖耳时刀尖也多转几圈。邮电所的女话务员手脚十分利索，立在她面前的机子上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你要哪个单位，她就飞快地把线头插进哪个单位的孔中，从来错不了。人也长得精干漂亮，有人对我说，可惜她比你大四五岁，不然嫁给你太相配了。我笑笑不开口。
我与配种站的一名叫张来生的职工认识和相处非常有戏剧性。我刚去义棠不久，有次龙儿神秘地对我说，“我引你去一个好地方，你肯定没见过。”我糊里糊涂跟他去了配种站院里。只见院中间一只大白马正要与一头小毛驴交配时，一个穿长白褂的年轻人用一个粗大的长筒子，套在马的那东西上，用劲往里顶。没几下后，当大白马正要从小毛驴身上下来时，那个年轻人飞快把筒子抽出来，朝我和龙儿身后的一个办公室走去。龙儿拉我往旁闪开，但那年轻人却睁圆眼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让我很不自在。正在这时，那年轻人脚下一滑，把手里的筒子丢到了地上，筒子中流出了一些粘糊糊的东西。那年轻人脸一红，忙捡起筒子，飞快地钻进了房中。当晚，龙儿告我说，“配种站那个穿白褂的人叫张来生，他一下班就来问我引的你是哪里人，咋长得这樣白净袭人，全义棠街上也没人能比得上你。他想认你当朋友。”我听了哈哈一笑，没当回事。可从此以后，那个张来生就常来与我聊天。不时带些他村里的核桃、酸枣、柿饼等小吃喝。后来还邀我与龙儿、三儿和粮站站长去他白水村老家吃喝了一天，当晚还住下打了半夜的扑克。自然，我俩以后也成了一对好伙伴。 还有一个人，姓温，是介休公路段义棠桥站的管理员。他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被打瞎一只眼后，退回国内疗养了一段，然后安排到这里工作。人诚实善良，我很敬佩他，常去他那里聊天。说起他来还牵扯到一桩武斗案。这阵听起来也怵目惊心。
原来，在义棠通往孝义的汾河上有座石拱桥，原名叫师屯桥，后改为虹霁桥。据旧县志记载，为明正德五年（1511）建成，万历十七年（1589）重修。桥长142米，净宽6米，桥高2.5米，共13孔，每孔跨径为4.0—5.8米。桥旁有虹霁桥碑亭，内有建河桥记碑记一通。公路东侧有一间房，即老温一个人在的公路大桥管理站。一天傍晚，我去他那里闲坐了一阵要走时，他让我住下。我指着窗外说，“你这儿四周全是野地，半夜里有个响动还不吓死人？”他笑呵呵地指着床头墙上挂着的白瓷毛主席头像章，像背诗一样说，“毛主席像章闪金光/照得咱心里亮堂堂/牛鬼蛇神敢上门/一定把它消灭光。”我笑着道，“说归说，道归道。4.22矿务局门口武斗队开枪打死成百号人；5.22崇贤村打死20多号人。假如武斗队今夜打过来，还不怕死人？”我说完便还是坚持走了。
当天晚上，我住到兽医站与龙儿作伴。半夜时分，我俩同时被外头“啪啪啪”的枪声惊醒。龙儿钻进我被窝紧紧搂着我颤声道，“武斗队打来啦，昨办哩？”我定定神后说，“快坐起来，背靠窗户下的墙根底。要不，枪子弹从玻璃上飞进来碰住咱，就没命了。”说着，我和龙儿一骨碌坐起来，用被子蒙住头，一直猫腰蜷伏在靠墙的床头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听到外面有人来往的脚步声，又听到有人的惊慌叫声，“石桥，河滩上，麦地里，尽死人！还有照桥的一只眼，也死啦！”我吃了一惊，穿上衣裳拉龙儿出了门，直奔石桥管理站。房门大开，四周围满了人群。只见老温在门对面窗户下，靠墙软瘫地坐着，头上有个不大的血窟窿，血从这里沿着灰暗的脸滴到地上，地上已有了一大摊瘀血。有个年长人说，“你们看老温头上的窗户，玻璃上有个枪眼，肯定是老温听到外头枪响，爬在玻璃上朝外看，正好碰上了飞来的子弹。”我朝玻璃一看，果然如此。我不由暗暗责备他：老温呀老温，你是当兵出身，怎能做出这样蠢事来？难道你真的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就不会要了你的命？我想着，不由一阵难受，只觉头晕、恶心，想吐……
自从那次武斗死人后，义棠街上变得冷清清的，各商店天不黑就早早关了门，街上也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声，也让人们心惊。
农历三月十七和九月十七是义棠传统的庙会。因为义棠位于介、灵、孝三县交界处，所以自古以来的庙会就很热闹。不仅整条街上搭起长棚，挤满了商家，而且街外头的马路两旁也都摆满了土特山货、古玩玉器、干鲜水果、中成药材、麦米杂粮，还有耍猴唱戏、测字算命的，一直到石桥旁的鸡鸭猪羊牛马驴骡市场。人多时，有成千上万人。但近几年，由于到处在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等各式各样运动，赶会的人日渐稀少。而经过这次的武斗死人后，庙会也自动停止了。
不久，我就调回城里食品公司，离开了这个让人留恋，又让人遗憾的古镇。但义棠几个好友时不时进城探望我，给我讲讲我走后义棠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两件让人心痛不止。
一件是我刚去义棠时给我讲义棠历史的“老秀才”，他老婆去世早，无儿无女，靠祖上留的一点家产和这阵大队发的口粮，一人贫困、孤独地活着。有一天，他在大街旁石台上坐着晒太阳时，不知不觉就死了。因无亲人管，也无留下任何财产，大队便派两个年轻人用张草席裹了他，用平车拉到乱坟岗中埋了。据说正把他埋了一半时，忽然他好像说了一句话，把埋他的人吓坏了。但后来他又不动了，所以两年轻人还是大着胆把他全埋了。
另一件是我的好玩伴龙儿的事。据说，他在县某单位当局长的亲哥，因“站错队”被受到批斗。但因此竟然牵连到了他，他被调离义棠兽医站，去了县里山区的一个小兽医站。时隔不久，他不知得了什么病，孤零零地死在了异地他乡。当时他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啊！
听到这一老一小去世的消息，让我心痛了好长日子，而且至今提起来也长叹不已。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日子里，有着悠久美好传统的义棠古镇，与全国大多地方一樣，也经历了一段阵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还是摆脱了阴影，在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中，重新焕发了青春，如今已成为介休工农业经济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一颗耀眼明星乡镇了。
这是很久以前一户做买卖人家的院落，解放后收归国家所有。院門是坐南朝北的大车门。车门右面是沿街的一排铺面，铺面木扇门板早已缺角少边，油漆尽剥，房檐下，有根布满裂缝的柱子，柱子上挂着“义棠食品购销站”的木头牌子。车门左面是背靠大街的几间房子，后墙上留着一个小窗口。车门边挂着“义棠兽医站”的牌子。进了车门里，左面是兽医站，右面是食品站。大门对面靠墙的地方，一边是用烂砖头泥抹的猪圈，一边是好像快要倒塌的屠宰房。猪圈和屠宰房后面是义棠的汪沟村。放眼望去，光秃秃的丘陵山坡上，隐约露着几处庄户人家的土窑洞。
我从院里右侧面的门进了沿街的商铺。店很大，但低矮、破旧，又因沿街的一溜门板挡着光线，所以里头很阴暗，而且散发着血腥气和霉臭味。店里靠里手的一边隔出了半间住人的房子。房子里有一盘土炕，炕上头的墙面早已剥落了好几块泥皮。炕前摆着一支古董般的破旧写字桌。桌子靠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窗户外头搭着一个雨搭子，下面盘着一个火灶。火灶有一明一暗两个烟筒。当家里要取暖时，火走里面的炕；当家里不用时，火走外面明立的烟筒。
食品站有个叫二虎的临时工，是汪沟人。他负责看门和喂猪、起猪粪。食品站不给他工资，他起的猪粪归大队，大队给他记工分。二虎见我去了，交待了几句后，卷着自己行李走了。这时天已经黑了，外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因家里寒冷，早早地蜷伏进被窝里睡了。天还不亮，我就被冻醒。从窗户向外看去，雨下得更紧了。我起身到外头寻了一些半干不湿的柴火去生火，准备做饭吃。但总生不着。幸亏同院兽医站一个叫龙儿的小年轻人，用铁锹从他火炉里铲来了几块大红炭块，才帮我生着了火。但20岁的我从来不会做饭，此时无奈做了一碗面条。大约面软了，吃起来粘牙。胡乱吃了几口后倒进一旁的狗食盆子里，两只瘦狗抢着几下就舔光了。
天气一下连阴了十来天，雨断断续续地下个不停。我入囹圄般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心情差极了。多亏龙儿天天拉我去他们兽医站，听人们叨歇，倒也解点闷。兽医站的房子像普通庄户人家一样，是一明两暗的三间砖瓦房。门道对面靠墙立着一排中药柜子。前头有个用双脚在石头碾槽里，来回推动石滚而碾药的石头碾槽子。靠西一间房里是土炕，炕头边摆着一张小方桌，地面靠墙有几支长条板凳，这就是他们办公的地方。靠东一间房里头有一床、一桌、一柜，是龙儿吃住的房间。兽医站有五名职工，站长姓岳。龙儿本是他亲生儿子，但从小过继给无后的他亲哥。后来他亲哥去世，龙儿就回到了他身边。但不叫爹，而叫公父。岳站长老伴即龙儿亲生母亲去世早，岳站长在义棠街上续弦了一个老伴，即龙儿继母。但继母不喜欢龙儿。龙儿属龙，16岁，个小，人瘦，面微黄，不善言笑。他两年前就来到这里，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裳，晚上一个人睡，形同孤儿。我去食品站后，龙儿常唤我住到他房间与他作伴。偌大一个院里，两个单位，晚上只有我俩。没几天，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伙伴。
因为天气久阴下雨，人们无事可作，加上岳站长对人又和气，不仅是兽医，还能给人看病，所以街上好多老汉常来这里叨歇。每天必到的是一位看似年近七旬的老汉，他瘦刻刻的脸像风干了的桔子皮，没牙的扁嘴说起话来一串一串，常听得我如醉如痴。岳站长告我说人们叫他“老秀才”，是本义棠街上人，他的先人有的考过进士，有的当过县令，他也肚肚里“有货”。他的“货”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历史上在义棠发生的战争，二是关于义棠弘霁寺塔的传说故事。当时我虽然也相信，但总是模模糊糊的。后来长大了，查看了一些资料，方知他说的大体是对的。
义棠，传说五代末期，赵匡胤和郑恩、柴荣曾在此摆棠花结盟，故名。它位于城西8公里的汾河东岸，为太原盆地最南端的一个大集镇。汾河自此向南进入峡谷。《水经注》云，“汾津，名也，在介休县西南，俗谓雀鼠谷。”雀鼠谷即在义棠境内西南之处。此地南依山阜，北临汾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通衡锁阴的交通要道，更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介休县志》第四章兵事纪略中记载道，“隋大业十二年（616）三月，义军历山飞部将甄翟儿领兵10万围攻晋阳。十二月，炀帝命太原留守李渊征讨甄翟儿，双方在雀鼠谷遭遇，甄军将李渊围困，幸李世民率精兵赶来解围，大破甄军。次年七月初五，李渊从晋阳起兵反隋，由西河（今汾阳）进入雀鼠谷，破隋武牙郎将宋老生于霍邑。”“唐武德二年（619），定阳可汗刘武周趁各地义军混战之际勾结突厥，从马邑（今朔州市）起兵南下争天下。……刘占介州后，又派将领黄子英部占领雀鼠谷……李世民分兵两路，乘胜北进，沿汾河谷地直取介州，雀鼠谷一日八战全胜，斩首三千余级。”
在近代兵事中，义棠地区也有文献记载，“民国25年（1936）红军东征，3月18日，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十五军团七十五师，由灵石县文殊原、北庄一带进入介休县郭壁、义棠地区，派出工作人员刷写标语，宣传抗日主张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红军突破阎军在汾河设置堡垒，占领义棠火车站，并派部分部队向白秃山阎军据点发起攻击，歼敌一个连。”“民国26年（1937）10月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由侯马乘火车北上路经介休站时，郝德青、宋涛带领学生和群众到车站欢迎，刘伯承师长冒雨向介休群众发表抗日演讲……次年正月十六，日军第二十师团由中将川岸文三郎指挥，从平遥向西、向南两路进犯，侵占了介休、孝义县城。2月22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向侵华日军二十师团兵分两路反击，其中一路攻击义棠之敌。” 义棠的名胜古迹是远近闻名的弘济寺塔。它位于汾河西岸的银绽山巅，塔为砖砌九级八角楼阁式。一层下有莲瓣基座，每级檐下均饰砖雕斗拱，塔顶八角攒尖式，塔刹为黄琉璃宝珠。据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弘济塔碑记，塔的创建在寺之前，寺已毁，独存寺塔。
关于弘济寺塔的修建，民间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建塔之际，民工们从山下的汾河里汲水往寺院里抬。由于山高坡陡，累得人们水洗汗流还供不上水。高僧田善友闻知后就对民工们说从明天起就不用你们抬水了，这活由我夜晚干。第二天，果然工地上小池溢、大池满，而且以后天天如此。有人奇怪，晚上躲在树丛中偷看，发现是一只大白兔和一只梅花鹿抬着一口大钟飞快地往山上汲水。那人不由叫唤了一声，兔鹿受惊，扔下钟撇腿不见了踪影。那片被钟滚压过的草，以后每年便顺坡往下长了，所以人们把此坡叫作滚钟坡。
关于义棠的这些历史、名胜和传说，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感到十分新鲜，而且也解了连续十来天阴雨绵绵带来的孤独和苦闷。天放晴后，我出门走了一圈，对现今的义棠街有了初步了解。这是一条从西到东、由高往低的一字形街道。中间有两条南北小路把这条街分断成像蛇头、蛇身和蛇尾的三段。蛇头与虹霁寺塔遥遥相望。路北是汾河水，路南有南同蒲间的铁路火车站和粮站、配种站与农机修配厂三个单位。被南北小路隔开的街东路面猛地低了有一米多深。路左右筑有高台子，中间仅留平车能走开的空间，这是为了西面发来山水后，可用麻袋装上沙土而堵上，防止水进入主街面。主街道两边均为明清风格的古老商铺。路北依次为理发店、供销社、百货商店等。路南依次为邮电所、食堂、蔬菜门市部、生产资料门市部，接下来就是我们食品站和兽医站。然后街道又被南北小道切断，东面街道像蛇尾，越来越窄，除银行营业所和义棠公社外，全是高低不平的旧民房。
我们食品站除我外仅有两名正式职工。一名叫王维藩，40多岁，原为民国时期一县级银行的股长级科员，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较高，与人也亲切和蔼，我俩相处时间不长，便成为无话不说的忘年交。以至后来我调离食品公司后，也常去他家闲坐。当他古稀之年因病卧床不起后，我也常带礼品去看望他。每当我要走时，他总是泪流满面地嘱我常去看他。站里的另一名职工叫姚全福，西斤屯人，为人也直爽大方。后来他托人把他女儿介绍给我，想让我当他女婿。他女儿在印染厂工作，人长得十分漂亮，我常和她约会，还带她回我老家孝义与我父母相见。但后来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俩最终没有走到一块。这些都是后话不提。
我们食品站负责义棠地区的生猪和牛羊的收购与圈养、屠宰和出售。每月逢五、十收购，同时卖肉。收购由老姚负责，凭眼光看出肉率定等级，凭毛重计收购金额。老王除帮助屠宰、褪毛外，主要是卖肉。卖肉凭职工食品供应号，每个号可买半斤肉。每斤肉7毛2分钱。我是会计，但闲下也帮着卖肉。吃饭时分，老姚掏出两毛钱给了老王，说买点肉，咱们做饭吃。老王刷地拉下一刀肉，扔到称盘里又立马拿出来给了老姚。老姚蹭蹭切好后，放进锅里一炒，香味充满了门面。我们三人各自做好自己的饭后，分着拌上些炒好的肉，格外好吃。此后，我们每次吃饭割点肉，都轮流象征性地出一两毛钱。但我心里也奇怪，自家人吃点肉还用出钱？而且出两毛钱可能割一斤多肉呢。直到两年后，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县里集中各单位主要人员，在后土庙办“学习班”，吃住在一起，连续半个多月，让人们交待贪污、盗窃和浪费等问题。其他单位不断传来有人自杀，有人被公安局当场抓走的事。食品公司人员主要交待售货员卖肉偷钱和吃肉不出钱问题，累计金额上了300元就要立案交公安局处理。当时我已调回公司，是公司专案组负责人之一，亲手立过三个人的案子。此时，我回忆当时我们吃肉出钱的情景，方明白了老王和老姚的聪明之处。
一次，正当我们吃饭时分，进来一个20来岁的后生。老王对他说：“我的饭吃得剩下了，你吃不？”那人说了个吃字，就接过老王剩下的半碗，三拌两口地进肚了。我已吃完饭，正准备倒掉面汤刷锅时，那人道：“面汤也给我喝了吧。”老王给我介绍说，他叫三儿，大名原炳俭，汪沟人，原是咱食品公司的合同工，这阵给撵回村里了。三儿气愤愤地说，“侯仲仁上了台，把俺们这派人全赶走，让俺们没吃没喝。有朝一日俺们这派翻了身，俺头一个不让他狗日的。”他的话还正应了。半年多后，县里的他们那派夺了权，公司经理候仲仁下了台，他们一派的头头李统当了公司书记后，立马把包括三儿在内的十多名合同工要了回去。而且在批斗侯仲仁的大会上，三儿一把子年轻人狠狠地出了这口气。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当时三儿被撵回村时，常来义棠食品站吃点我们的剩饭。时间稍长一点后，性格火爆的他竟与人称“体面书生”的我结成了好朋友。我的米面供应证常让他去用，有时还倒给他贴上钱。他对我也十分亲热，常叫我去他家玩，晚上怕我一个人在站里孤单，常留我住在他家。直到我离开食品公司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常去我家吃饭喝酒，亲如哥弟一般。
在义棠的一年间，除我们单位和兽医站人员外，与我关系十分要好的人还很多。供销社主任王彪几次找我，想把我调他单位当他的助手。我笑着说，“我不在我们国营单位干，去你们集体单位，不是太傻了？至于当你们供销社的副主任，我年纪小，也不是那个当官的料。”他苦笑着也没办法。理发店的理发员是长治人，他不仅理的发好看，而且有“打眼”“挖耳”的绝技，就是用锋利的刀尖在眼角和耳朵里飞快地转几圈。听起来可怕，但试过后眼睛仿佛亮了，耳朵里也轻松了。我常不到一个月就去享受一下，能舒服好一阵子。当然他也格外欢迎我，给我打眼、挖耳时刀尖也多转几圈。邮电所的女话务员手脚十分利索，立在她面前的机子上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你要哪个单位，她就飞快地把线头插进哪个单位的孔中，从来错不了。人也长得精干漂亮，有人对我说，可惜她比你大四五岁，不然嫁给你太相配了。我笑笑不开口。
我与配种站的一名叫张来生的职工认识和相处非常有戏剧性。我刚去义棠不久，有次龙儿神秘地对我说，“我引你去一个好地方，你肯定没见过。”我糊里糊涂跟他去了配种站院里。只见院中间一只大白马正要与一头小毛驴交配时，一个穿长白褂的年轻人用一个粗大的长筒子，套在马的那东西上，用劲往里顶。没几下后，当大白马正要从小毛驴身上下来时，那个年轻人飞快把筒子抽出来，朝我和龙儿身后的一个办公室走去。龙儿拉我往旁闪开，但那年轻人却睁圆眼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让我很不自在。正在这时，那年轻人脚下一滑，把手里的筒子丢到了地上，筒子中流出了一些粘糊糊的东西。那年轻人脸一红，忙捡起筒子，飞快地钻进了房中。当晚，龙儿告我说，“配种站那个穿白褂的人叫张来生，他一下班就来问我引的你是哪里人，咋长得这樣白净袭人，全义棠街上也没人能比得上你。他想认你当朋友。”我听了哈哈一笑，没当回事。可从此以后，那个张来生就常来与我聊天。不时带些他村里的核桃、酸枣、柿饼等小吃喝。后来还邀我与龙儿、三儿和粮站站长去他白水村老家吃喝了一天，当晚还住下打了半夜的扑克。自然，我俩以后也成了一对好伙伴。 还有一个人，姓温，是介休公路段义棠桥站的管理员。他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被打瞎一只眼后，退回国内疗养了一段，然后安排到这里工作。人诚实善良，我很敬佩他，常去他那里聊天。说起他来还牵扯到一桩武斗案。这阵听起来也怵目惊心。
原来，在义棠通往孝义的汾河上有座石拱桥，原名叫师屯桥，后改为虹霁桥。据旧县志记载，为明正德五年（1511）建成，万历十七年（1589）重修。桥长142米，净宽6米，桥高2.5米，共13孔，每孔跨径为4.0—5.8米。桥旁有虹霁桥碑亭，内有建河桥记碑记一通。公路东侧有一间房，即老温一个人在的公路大桥管理站。一天傍晚，我去他那里闲坐了一阵要走时，他让我住下。我指着窗外说，“你这儿四周全是野地，半夜里有个响动还不吓死人？”他笑呵呵地指着床头墙上挂着的白瓷毛主席头像章，像背诗一样说，“毛主席像章闪金光/照得咱心里亮堂堂/牛鬼蛇神敢上门/一定把它消灭光。”我笑着道，“说归说，道归道。4.22矿务局门口武斗队开枪打死成百号人；5.22崇贤村打死20多号人。假如武斗队今夜打过来，还不怕死人？”我说完便还是坚持走了。
当天晚上，我住到兽医站与龙儿作伴。半夜时分，我俩同时被外头“啪啪啪”的枪声惊醒。龙儿钻进我被窝紧紧搂着我颤声道，“武斗队打来啦，昨办哩？”我定定神后说，“快坐起来，背靠窗户下的墙根底。要不，枪子弹从玻璃上飞进来碰住咱，就没命了。”说着，我和龙儿一骨碌坐起来，用被子蒙住头，一直猫腰蜷伏在靠墙的床头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听到外面有人来往的脚步声，又听到有人的惊慌叫声，“石桥，河滩上，麦地里，尽死人！还有照桥的一只眼，也死啦！”我吃了一惊，穿上衣裳拉龙儿出了门，直奔石桥管理站。房门大开，四周围满了人群。只见老温在门对面窗户下，靠墙软瘫地坐着，头上有个不大的血窟窿，血从这里沿着灰暗的脸滴到地上，地上已有了一大摊瘀血。有个年长人说，“你们看老温头上的窗户，玻璃上有个枪眼，肯定是老温听到外头枪响，爬在玻璃上朝外看，正好碰上了飞来的子弹。”我朝玻璃一看，果然如此。我不由暗暗责备他：老温呀老温，你是当兵出身，怎能做出这样蠢事来？难道你真的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就不会要了你的命？我想着，不由一阵难受，只觉头晕、恶心，想吐……
自从那次武斗死人后，义棠街上变得冷清清的，各商店天不黑就早早关了门，街上也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声，也让人们心惊。
农历三月十七和九月十七是义棠传统的庙会。因为义棠位于介、灵、孝三县交界处，所以自古以来的庙会就很热闹。不仅整条街上搭起长棚，挤满了商家，而且街外头的马路两旁也都摆满了土特山货、古玩玉器、干鲜水果、中成药材、麦米杂粮，还有耍猴唱戏、测字算命的，一直到石桥旁的鸡鸭猪羊牛马驴骡市场。人多时，有成千上万人。但近几年，由于到处在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等各式各样运动，赶会的人日渐稀少。而经过这次的武斗死人后，庙会也自动停止了。
不久，我就调回城里食品公司，离开了这个让人留恋，又让人遗憾的古镇。但义棠几个好友时不时进城探望我，给我讲讲我走后义棠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两件让人心痛不止。
一件是我刚去义棠时给我讲义棠历史的“老秀才”，他老婆去世早，无儿无女，靠祖上留的一点家产和这阵大队发的口粮，一人贫困、孤独地活着。有一天，他在大街旁石台上坐着晒太阳时，不知不觉就死了。因无亲人管，也无留下任何财产，大队便派两个年轻人用张草席裹了他，用平车拉到乱坟岗中埋了。据说正把他埋了一半时，忽然他好像说了一句话，把埋他的人吓坏了。但后来他又不动了，所以两年轻人还是大着胆把他全埋了。
另一件是我的好玩伴龙儿的事。据说，他在县某单位当局长的亲哥，因“站错队”被受到批斗。但因此竟然牵连到了他，他被调离义棠兽医站，去了县里山区的一个小兽医站。时隔不久，他不知得了什么病，孤零零地死在了异地他乡。当时他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啊！
听到这一老一小去世的消息，让我心痛了好长日子，而且至今提起来也长叹不已。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日子里，有着悠久美好传统的义棠古镇，与全国大多地方一樣，也经历了一段阵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还是摆脱了阴影，在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中，重新焕发了青春，如今已成为介休工农业经济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一颗耀眼明星乡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