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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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诗经》中有很多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是《诗经》艺术价值最高的部分之一,它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叙写生活的本来面目,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爱情诗篇,丰富了人类的情感世界,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在三千年以前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君子淑女之恋、凰对凤的追求、义无返顾的爱情表现模式,是古代青年男女对爱情大胆自由、坦率灸热的追求,是情窦绽放的男男女女对生命本能的真实表露,体现了远古的人性美;纯真爱情的最初表示是信物的投赠,“与子偕老”的誓言是高尚、美满、幸福婚姻的约定,体现远古的人情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方面表现出对婚姻自由的限制,另一方面表现出婚恋的困境和痛苦。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是《诗经》那个时代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习惯的折射,是人性人情还没有被扭曲或践踏的真实见证。《诗经》作为五经之首,不但影响着后世人们的婚恋观,而且深刻影响着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今天探讨这些古代爱情诗篇所焕发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情观不无裨益。
  关键词: 灸热的爱情 坚贞不渝 父母之命 《诗经》影响
  英国作家汤姆斯·特拉赫恩说:“爱是人生的本性,就像太阳要放射光芒;它是人类灵魂最惬意,最自然的受用;没有它,人就蒙昧而可悲。没有享受过之欢乐的人,无异于白活一辈子,空受煎熬。”人类最纯真、最灸热的感情之一就是爱情,它是人类情感世界中最有魅力的花朵。正因为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奥妙,才吸引人们不懈地追求。在《诗经》中,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所占比重很大,内容丰富多彩,男女主人公各具特色、火辣辣的情感,读来令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血液沸腾,怦然心动,不能自己。朱熹《诗集传注》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尽管这些“言情之作”产生于不同地域,时代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这些“里巷歌谣”来自于民间,最紧贴现实生活,最真实地反映了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周人情感生活的各个方面,是那个时代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习惯的真实见证。
  一、一片情,自由天地,爱歌飞扬
  大胆自由、坦率灸热的爱情。《诗经》中的第一篇《周南·关雎》,就是有名的一首情歌,首开“君子淑女之恋”的爱情模式。爱慕之情发自肺腑,思念之情要好事多磨,愿望之情为之着想,因此,是男子要做君子,是女子要做淑女。明确告诉人们理想的爱情生活在于不懈追求,尽管爱情路上充满煎熬与烦恼,痛苦和折磨,酸甜与苦辣,喜乐与哀怒,但几番风雨,几番努力,结果是幸福的、美满的、和谐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合于礼,成于乐;其“教化”、爱情文化的启蒙作用不言而喻。诗中的主人公热恋着一位河边采荇菜的美丽贤淑的姑娘,为了她,竟至长夜无眠“辗转反侧”。但他并没有沉浸在愁苦的情绪里,而是想象总有一天娶她,结为永好,成为夫妇,共同过着琴瑟相谐、钟鼓相鸣的和谐欢乐的幸福生活。他写自己的相思之情是坦率大胆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这种朴实的感情和大胆的表露,依据生活的逻辑,展示情窦初开的男男女女对生命本能的渴望,比起现代婚恋作品中低俗的肉欲,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
  “凰求凤”式的爱情模式,令人心醉。《邶风·静女》一诗,是写情窦初开青年男女的幽会。先写赴约,后写赠物表示爱情。全诗充满着愉快而幽默的情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静女”并非文静之女,而是一个乐观、开朗、美丽的姑娘,她勇于追求爱情,大胆向傻小子示爱,约那个傻小子,在城楼的某个旮旯角落相见。古往今来,在爱情一事上,大多是男子扮演爱情的主动追求者,女性扮演爱情被动接受者,而诗中姑娘不仅天真活泼美丽动人,而且天资聪颖,懂得主动争取,佐证了古代婚姻制度形成之初,爱情还没有被扭曲,还是比较自由的。爱情不一定是“凤求凰”,也可以是“凰追凤”。见面时,傻小子到了约定的老地方,并不见姑娘的身影,这下急坏了傻小子,抓耳挠腮,不知所措。姑娘终于露面了,原来她并不是失约,而是故意藏起来逗着他玩。将那种天真活泼、互相逗趣的情境写得活灵活现,没有约束,没有禁忌,没有埋怨,在自由的天地,挥洒自由的性情。分别时,又是送彤管,又是馈荑草,一语双关,语外之意是告诉傻小子:赶着我的牛羊,带着我的嫁妆,我要嫁给你。怪不得傻小子很得意,沾沾自喜,还故意吃惊地表示这草美得出奇,“美人之贻”,偷着乐呢。
  “义无反顾”式的爱情模式,令人受宠若惊。《齐风·东方之日》中的女主人公艳丽而热烈,皎洁而恬静,她对爱情的追求更为大胆热切,敢于冲破约束,不顾一切主动走进男子家,自荐枕席,投怀送抱,跟他亲热,倾诉衷肠,充满着柔情蜜意,以至男主人公云里雾里、白日做梦,神情恍惚,不相信这是真事,于是他一遍遍回味,反复确证,才接受这个事实, “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在内室、就在床上、就在房内,她真的把自己交付给了我。大多数人在此种情况下容易忘乎所以,他们恨不得把自己喜悦的全过程,甚至最最不该与人言说的细节都告知别人。竟然不顾 “中冓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诗经·鄘风·墙有茨》)。语言坦率、感情灸热、行为大胆可见一斑。《召南·摽有梅》直抒胸臆,写女子急切求嫁,向求婚男子发出内心的呼声,时不我待,青春不再,梅子下落,只剩七分、三分了,亲爱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我将“顷筐既之”,今天我就嫁给你。《野有死麕》直接采用口头语言,最完整最准确地再现了女子偷情时,既欢愉急切又紧张羞涩的心理状态,“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慢点,别把我腰弄痛了,轻点,别把我家长毛的狗叫醒了。
  这些爱情诗中的女子“无不出自真情”,无论在态度上、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很主动、大胆、自由、坦率、灸热大方,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妇女的自主、泼辣、率性而为,以及她们对世俗的不屑一顾,做勇敢的主动者、追求者。这种大胆自由、坦率灸热的爱情,也是那个时代的婚俗和社会状况的折射。《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毛传》:“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提供了一個比较自由的恋爱环境”。过去的经学家,常常对这些诗篇进行歪曲,或不承认他们是歌唱自由爱情的作品,或诬篾为是“淫奔之诗”,或者即使承认它们为民间爱情诗,但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内容,把本来纯真自由的爱情推向“谈虎色变”的禁区,走向男女不可越雷池半步的绝境,为维护礼教服务。“男女授受不亲”成为圣洁爱情的禁锢咒,在这种磐石一样的沉重压力下,不知多少有情人难成眷属,导致了无数爱情悲剧的出现。   二、一枝花,缘定今生,坚贞不渝
  爱情的信物。在《诗经》那个时代,爱情信物不是金银首饰、珍珠钻石,一头死鹿(《野有死麕》)、一束花(《郑风·溱洧》)、一把草(《邶风·静女》)、一句甜言蜜语(《卫风·氓》),都可以表达爱意。在《卫风·木瓜》中说得很明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投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篇诗歌描写了男女在约会中邀歌对唱,表白心迹,互赠定情物。《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子,杂佩以报之。”《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郑风·溱洧》:“伊其相謔,赠之以芍药。”这些都是男女互相投赠的诗歌。可见,相互投赠是青年男女交换信物的方式,也是示爱的方式,不必表白却彼此珍惜,不需叮咛却彼此守信。
  简单的信物,约定坚贞不渝的爱情,直到海枯石烂,也不变心。《王风·大车》诗中女主人公是一个叛逆者,她所表现出来的对爱的执著和坚贞,比寻常女子刚烈了许多。古人指天发誓是十分慎重的行为,这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时代极为庄严的仪式。因为他们相信,违反了诺言要受到天谴的,“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指天发誓,一定要相爱的人在一起,活着如果不同一室,纵然死了也愿意同埋一穴,爱情的强烈、坚定、至死不渝,感天地,泣鬼神。《邶风·柏舟》写一位女子如泣如诉、幽怨悲愤的表白,“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以委婉却凝重的语言表达了浓烈深挚的感情。《唐风·葛生》哭逝者之独,哀自身之孤,不言生前之恩爱,只言死后之孤苦,这种孤苦实则源于生前深挚的爱情。《郑风·出其东门》写一位纯朴、憨厚的男子,出其家门,面对良辰美景,众多美女,没有见异思迁,坦诚地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令人敬佩。无怪乎朱老夫子赞道:“此诗却是个识道理人做。郑诗虽淫乱,然此诗却如此好。”(见《朱子语类》)在一个男子主宰一切的奴隶社会,这位男子所表现出的生活态度和情操,理应受到大声赞美。
  将忠贞不渝感情演绎得最缠绵动人的,是《邶风·击鼓》中的名句——堪称最经典的中国式幸福的终极诠释:“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是华丽的语言,没有铺张的修饰,更无惊世骇俗的举措,仅需要细水长流的爱情,在时间中流淌、徜徉,彼此心贴心、手牵手,相伴今生,人生若此,夫复何求?只此两句就足以震撼每一个人。无论生老病死,无论贫贱富贵,无论离合聚散,一起向前走;不管风雨闪电,不管雪霜灾难,不管贫穷饥饿,一起慢慢变老。自从抓紧你的手那一刻起,还有什么比两个人相拥一起变老更浪漫的事呢?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人生中最有分量的情话。
  三、一句话,仁者说仁,智者说智
  《诗经》也出现对自由婚姻的限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的一关。《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婚姻须由父母做主,并经媒人介绍。从《郑风·将仲子》篇就见出父母对于子女的恋爱活动的干涉。以女主人公的口气,向所爱的人袒露内心的痛苦。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不敢允许情人逾越墙头来相会,因为既怕父母和兄弟的责骂,又怕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可见,得不到父母同意的恋爱是要受到舆论指责的,是不能公开的。“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妇女所要面对的不仅有来自家庭的责难,更多承受的是来自社会的“纲常礼制”的压力。这些束缚实际上暗示着周代妇女在婚恋上的地位开始降低,诗中深刻揭露了当时礼制、舆论和家长制对爱情的禁锢与迫害。
  《鄘风·柏舟》篇写一个少女在婚姻受到母亲干涉时的表白,也反映当事人的意愿与父母之命的矛盾,她的意志是坚定的,宣誓也是勇敢的,“之死矢靡它”,誓死不从母亲强迫的婚姻,但她仍不得不伤心地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呼喊声,可以设想那位母亲如果始终“不谅”这温顺的女儿,为了捍卫爱情的尊严,少女最终命运又将如何?《王风·大车》中所写的情形,可能就会是她的命运结局,“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活着不能在一起,死后也要同穴共枕再续前缘,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怎样看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仁者说仁,智者说智,历来众说纷纭。时至今日,谈婚论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一个规矩,不能一言以蔽之,一味论其好坏。爱情毕竟有风险,恋爱还是要理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但理智的父母应尊重子女的选择。这正是《诗经》的教化功能,“思无邪”的思想。
  四、一集《诗》,照耀中国爱情诗的古今
  爱情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关于爱情的故事,过去现在未来每天都在发生;关于爱情的文学,历经沧桑,却长盛不衰;关于爱情的诗歌,浩如烟海,依然令人心醉神迷。中国式的爱情,体现在中国诗词之中。一声喊,“上邪,我欲与君相知”,忠贞刚烈的痴情女指天发誓,铿锵有力,直吐真言,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激情逼人,撼人心魄,成为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忠贞不渝爱情的千古绝唱;一首歌“十年生死两茫茫” ,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年年肠断,有泪千行,出语悲苦,凄婉哀伤,所谓一字一泪,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忆念,令无数读者为之共鸣,潸然泪下;一首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同样表达对爱情的忠诚不贰,爱非伊莫属、爱再不另与,因为心里只有一个你;一首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问懵了天南地北痴男怨女,望天空,云雾层层;看身下,白雪皑皑;想未来,形单影只,再无爱侣牵手共度,情至极处,相随西行,生死相许,这该是何等的深情。
  从古至今,林林总总爱情的声音,都可以在“五经之首,文学之源”的《诗经》中找到源头,可见《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有极为巨大的影响。
  《诗经》中那些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打动读者心弦的“言情之作”,大多是当事者感情率真大胆的自然流露,毫不矫揉造作,故作深情,是生命本能的自然态度,是人性的感召;不做无病呻吟,摒弃世俗偏见,具有浓郁的人情味;诚挚、热烈、大胆、素朴、健康,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诗中得到表现,淋漓尽致抒写生活的本来面目,焕发古代青年男男女女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表现出了对人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诉求,而且表现出了当时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和对爱情热烈的追求。真实的细节、典型的形象、客观的描写、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诗经》成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
  《诗经》用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使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依然能感受到美好的爱,领悟到爱的真谛,从而学会爱,领悟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它对指导今天的人们继续探索爱情奥秘和人生意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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