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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联石油自2005年成立以来，积极落实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经过努力开拓，抓住次货危机带来的发展机遇，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加拿大皇家钾肥有限公司的并购，并通过该公司控股了加拿大CPC 钾肥公司。这使我国获得了利用国外市场收购国内急需的特大型钾矿资源，初步实现了长联跨越式的国际化发展。
在国内，像长联石油这样的民营矿业企业还有很多， 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虽然有所斩获，但是其海外征程往往充满诸多的风险和挑战。本文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和注意事项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和建议。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外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中国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还要走出去呢？
2009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达到480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六。据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预计，到2013 年，海外投资总额有望达到1000 亿美元，累计额则可能达到5000 亿美元。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大致为1∶2，到2015 年前后可能会升至1∶1。但是， 在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中央企业占到63%，如果算上国有企业，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在这场风生水起的海外投资热潮中，民营企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坚实地迈出民族品牌国际化的步伐。
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补充”地位、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三大问题。在深刻理解并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之后，民营企业家必然会得出“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全球化生存战略。
全球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企业经营活动无法回避的课题。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学会全球化生存，勇敢地“走出去”，比如：在与世界同行同台竞技中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在没有国界的广阔市场中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不甘于在产业链的底端出卖苦力；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一切必要的经济资源，尽可能地减少对本国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的破坏，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存空间。
民营企业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一方面需要在国际市场的暴风骤雨中得到锻炼， 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市场的阳光雨露给予滋润。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地搏击风浪时，才算真正地长大成人。
“走出去”意味着一种责任。一方面，可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在国企不便之处，中国民营企业可以出奇制胜，比如，在“石油战”、“资源战”、“粮食战”和“贸易战”中实现国家战略和民族意志。作为中国的“经济公民”，民企和国企一样，躯体里流动的同样是炎黄血脉。
民营矿业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开拓之旅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融资困难、动荡的国外政治环境、日益盛行的保护主义和中外政府经济利益争夺的消极影响，都注定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航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一）融资困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融资渠道决定了民营企业能走多远。长联石油在收购加拿大钾肥资源时，融资就是一大难题。由于不能获得国内银行贷款，也缺乏直接融资的途径，除了砸锅卖铁变卖家产，最后只能靠民间高利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联石油虽然成功了，但却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可称作为“悲惨”。反观竞争对手，据力拓和必拓的收购方案透露，Jp 摩根、巴克莱资本、法国巴黎银行、英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多伦多明道银行等组成银团提供金融支持，为收购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同发达的金融服务和健全的资本市场相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竞争中占尽优势，从而诞生了许多国际巨头，垄断了包括石油、铁矿石、关键技术以及几乎所有核心要素。
无法获得金融支持，是中国民营企业永远的痛。贷款难、发债难、IPO 难，无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民营企业机会极少。完全靠自身积累缓慢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就如同以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与以高科技、信息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相竞争。
（二）投资国政治环境不稳定
首先，东道国政局动荡对矿业勘查开发投资的影响是致命的。2008 年9月，西非国
家毛里塔尼亚由于发生政治动荡，一些矿业公司如铁矿石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卡塔尔钢铁公司就不得不退出。蒙古国在2008 年7月发生政治暴乱，导致蒙古国实行紧急状态，使该国的经济改革放慢脚步，全球矿业巨头力拓希望在蒙古国的戈壁沙漠开发一批世界最大规模的铜矿和金矿，多年来一直就税收、特许权等问题与蒙古国政府谈判。然而动乱的爆发使这一项议题再一次推延。政治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者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中国的海外项目面临着被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攻击的高风险。在苏丹、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等地区， 中国企业的存在影响着当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衡，特别是一些采矿和能源项目直接影响着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在这些地区针对外国人员（包括中国人）的绑架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这是中国投资者心头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
再次，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等行为极大影响着境外矿业投资勘查开发的进程，这其中包括税收政策不断变化、投资方资质认定等细节。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文斯·里库佩罗指出：“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市场、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正在减弱，政策的放宽、技术进步和不断演变的公司战略正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的三大主要作用因素。”这表明，与政策变化有关的风险已成为影响海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三）保护主义蠢蠢欲动
自2008 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逐步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虽多次表示坚决反对保护主义，但近来一些西方国家却相继出台了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很多国家政府、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都认为，保护主义政策是全球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在目前多数经济体面临发展困境的情况下， 一旦一国政府出台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效仿，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各国虽然都在批判“贸易保护主义”，但各国私底下却都在实行。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买美国货”，到欧盟最近拟对中国铝合金轮毂提起反倾销，这些行为无不闪现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身影。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20 国集团当中已经有17 个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者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种种迹象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愈演愈烈。 在矿产资源领域，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仅有欧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件涉及钢铁、矿产等中国在出口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2009 年以来，海外尤其是欧美国家针对中国钢材的“双反”案例可谓接踵而至。除了无缝钢管，欧盟决定对产自中国的钢线材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税率高达24% 。今年4月，美国7家钢铁企业和相关工会组织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油井管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据美国媒体估算，此次调查涉及金额27 亿美元，是历次中美钢材贸易摩擦中规模最大的案例之一。在矿业资源领域，欧美的保护主义采取双重标准，对本国国内矿业行业极端保护，而对我国资源行业的合理保护却进行控诉。
（四）国家间经济利益之争造成的消极影响
近期，因为中铝并购力拓，及铁矿石价格谈判继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性问题，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关系很尴尬。先是中铝并购失败，之后是铁矿石谈判之间发生力拓职员泄密事件，而后力拓在铁矿石谈判上仍不让步，认为中方损失的并没有媒体报道的7000 亿。力拓间谍事件刚刚发生后，包括澳大利亚政府总理在内的一些澳方人士曾不同程度地表示，力拓事件对中澳贸易关系可能会产生影响。被誉为“中国通”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忽然提高声调表示“此案对澳大利亚和中国而言都利害攸关”。
在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不当，可能破坏国际形象，引发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在力拓间谍案上，尽管中国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了合法的调查，但是一些外国媒体认为，对胡士泰的调查缺乏透明度，可能会引发法律问题。一位西方律师认为力拓交易是有罪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法院与中国国家保密法使得此案件的指控和证据完全不公开。一些观察家认为，胡士泰被拘捕事件是中国对力拓拒绝中铝收购的报复。等等这些观点有害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为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投射了很深的阴影。
事实上，如何与国际矿业巨头进行合作与竞争，进而获得资源，这是中国企业目前最应该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企业国际战略有重要的意义，
更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有积极的指导性作用。
民营矿业企业如何成功应对“走出去”的挑战 中国民营矿业企业成功“走出去”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民营企业自身需要奋发图强，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需要在与国际同行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其次，中国政府需要为民营矿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一）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
民营企业在新的国际矿业市场环境，必须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只有这样， 才能够学习更多国际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国外企业共担风险、共享商机，最终在国际大舞台中发展壮大自己。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的基本方向大体有两个：
1. 投资参股全球矿业巨擘与全球矿业巨头，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结成命运共同体。长时间以来，全球少数矿业寡头牢牢控制矿业产业链，并左手翻云、右手覆雨，左右矿产资源供给。中国作为高度依赖进口的矿产资源需求方，谈判力量极弱，在全球矿业市场上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国民营企业参股全球矿业巨头，与全球矿业巨头结成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学习全球矿业巨头的跨国经营管理经验，分享全球矿业巨头的成长成果，另一方面还能以全球矿业巨头的股东身份享有法理上的股东权益，进而得以了解全球矿业巨头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动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参股全球矿业巨头之后， 可以以矿石涨价的收益部分来对冲矿石进口价格调升的风险。在风险对冲方面，日本的新日铁企业的经验无疑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学习。从2004～2008 年，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但每一次都是新日铁率先与国际铁矿石巨头达成协议。日本一个小小岛国，资源极度贫乏，铁矿石进口量仅次于中国，但由于新日铁这样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持有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股权，所以铁矿石涨价，对日本企业来讲，无非是把钱从左手转到右手。而对中国企业而言，每一次涨价都是中国钢铁企业的一场灾难。
2. 与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股权纽带关系（参股和被参股）， 进入全球资源商品市场定价体系的高端环节，参与全球资源商品的定价过程。日本三井物产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学习的典范。三井物产的主要股东都是金融机构，包括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日本生命保险会社等。在对外投资参股方面，三井物产与樱花银行、三井信托银行形成了交叉持股关系。从三井物产的对外股权投资分析来看，三井物产是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世界第一大矿石生产和出口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企业股东。三井物产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升级为“产业组织者”和“国际资本运营者”，其经营行为可以说是无国界、无边界、低风险，无论世界资源商品价格发生怎样的变化，三井物产总能较好地抵御一次次危机的袭击，一次次化解风险，成为最后的赢家。中国迫切需要拥有一批像日本三井物产那样的“产业组织者”和“国际资本运营者”，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在世界资源商品市场上具有足够话语权的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好地防范和化解境外资源合作的巨大“金融风险”。
（二）加大国家的支持力度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企业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现在政府的工作已经把这点提到重要的发展战略日程并组织推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外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了200 多个营业机构，下一步我国会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力度，以配合我国企业“走出去”这个战略方针的实施。
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民营企业“走出去”，经验少，国际规则盲区多，最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引导、支持和保护。在这方面， 中国需要借鉴日本政府的有益经验，组织产业协会、行业协会来积极搜索海外产业发展的信息，建立国内企业共享的数据库，为民营企业大胆走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咨询服务。
政府的有关部门需要尽早研究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措施，使民营企业拥有和国有企业一样的金融地位，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同国企的彼此补充和配合功能。目前，最需要国家提供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
第一，政府提供战略与政策导向，信息和各种服务的支持；第二，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政府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应该有所倾斜，不应该缩小规模，贷款利率应该有政策优惠，在保函、信用证等方面应该尽可能提供公平、便利、快捷的服务；第三，完善担保体系，让“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享受公平的信用担保待遇。
此外，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外汇管理局等部委（办）要通力合作，在境外投资审批方面简化程序，建立投资“绿色通道”提高民营企业海外用汇额度，加强民营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全方位政府服务。集政府之力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实际上是在降低民营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龚家龙 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在国内，像长联石油这样的民营矿业企业还有很多， 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虽然有所斩获，但是其海外征程往往充满诸多的风险和挑战。本文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和注意事项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和建议。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外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中国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还要走出去呢？
2009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达到480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六。据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预计，到2013 年，海外投资总额有望达到1000 亿美元，累计额则可能达到5000 亿美元。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大致为1∶2，到2015 年前后可能会升至1∶1。但是， 在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中央企业占到63%，如果算上国有企业，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在这场风生水起的海外投资热潮中，民营企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坚实地迈出民族品牌国际化的步伐。
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补充”地位、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三大问题。在深刻理解并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之后，民营企业家必然会得出“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全球化生存战略。
全球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企业经营活动无法回避的课题。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学会全球化生存，勇敢地“走出去”，比如：在与世界同行同台竞技中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在没有国界的广阔市场中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不甘于在产业链的底端出卖苦力；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一切必要的经济资源，尽可能地减少对本国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的破坏，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存空间。
民营企业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一方面需要在国际市场的暴风骤雨中得到锻炼， 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市场的阳光雨露给予滋润。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地搏击风浪时，才算真正地长大成人。
“走出去”意味着一种责任。一方面，可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在国企不便之处，中国民营企业可以出奇制胜，比如，在“石油战”、“资源战”、“粮食战”和“贸易战”中实现国家战略和民族意志。作为中国的“经济公民”，民企和国企一样，躯体里流动的同样是炎黄血脉。
民营矿业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开拓之旅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融资困难、动荡的国外政治环境、日益盛行的保护主义和中外政府经济利益争夺的消极影响，都注定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航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一）融资困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融资渠道决定了民营企业能走多远。长联石油在收购加拿大钾肥资源时，融资就是一大难题。由于不能获得国内银行贷款，也缺乏直接融资的途径，除了砸锅卖铁变卖家产，最后只能靠民间高利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联石油虽然成功了，但却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可称作为“悲惨”。反观竞争对手，据力拓和必拓的收购方案透露，Jp 摩根、巴克莱资本、法国巴黎银行、英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多伦多明道银行等组成银团提供金融支持，为收购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同发达的金融服务和健全的资本市场相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竞争中占尽优势，从而诞生了许多国际巨头，垄断了包括石油、铁矿石、关键技术以及几乎所有核心要素。
无法获得金融支持，是中国民营企业永远的痛。贷款难、发债难、IPO 难，无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民营企业机会极少。完全靠自身积累缓慢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就如同以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与以高科技、信息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相竞争。
（二）投资国政治环境不稳定
首先，东道国政局动荡对矿业勘查开发投资的影响是致命的。2008 年9月，西非国
家毛里塔尼亚由于发生政治动荡，一些矿业公司如铁矿石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卡塔尔钢铁公司就不得不退出。蒙古国在2008 年7月发生政治暴乱，导致蒙古国实行紧急状态，使该国的经济改革放慢脚步，全球矿业巨头力拓希望在蒙古国的戈壁沙漠开发一批世界最大规模的铜矿和金矿，多年来一直就税收、特许权等问题与蒙古国政府谈判。然而动乱的爆发使这一项议题再一次推延。政治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者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中国的海外项目面临着被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攻击的高风险。在苏丹、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等地区， 中国企业的存在影响着当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衡，特别是一些采矿和能源项目直接影响着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在这些地区针对外国人员（包括中国人）的绑架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这是中国投资者心头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
再次，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等行为极大影响着境外矿业投资勘查开发的进程，这其中包括税收政策不断变化、投资方资质认定等细节。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文斯·里库佩罗指出：“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市场、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正在减弱，政策的放宽、技术进步和不断演变的公司战略正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的三大主要作用因素。”这表明，与政策变化有关的风险已成为影响海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三）保护主义蠢蠢欲动
自2008 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逐步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虽多次表示坚决反对保护主义，但近来一些西方国家却相继出台了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很多国家政府、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都认为，保护主义政策是全球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在目前多数经济体面临发展困境的情况下， 一旦一国政府出台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效仿，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各国虽然都在批判“贸易保护主义”，但各国私底下却都在实行。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买美国货”，到欧盟最近拟对中国铝合金轮毂提起反倾销，这些行为无不闪现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身影。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20 国集团当中已经有17 个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者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种种迹象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愈演愈烈。 在矿产资源领域，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仅有欧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件涉及钢铁、矿产等中国在出口方面具有优势的行业。2009 年以来，海外尤其是欧美国家针对中国钢材的“双反”案例可谓接踵而至。除了无缝钢管，欧盟决定对产自中国的钢线材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税率高达24% 。今年4月，美国7家钢铁企业和相关工会组织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油井管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据美国媒体估算，此次调查涉及金额27 亿美元，是历次中美钢材贸易摩擦中规模最大的案例之一。在矿业资源领域，欧美的保护主义采取双重标准，对本国国内矿业行业极端保护，而对我国资源行业的合理保护却进行控诉。
（四）国家间经济利益之争造成的消极影响
近期，因为中铝并购力拓，及铁矿石价格谈判继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性问题，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关系很尴尬。先是中铝并购失败，之后是铁矿石谈判之间发生力拓职员泄密事件，而后力拓在铁矿石谈判上仍不让步，认为中方损失的并没有媒体报道的7000 亿。力拓间谍事件刚刚发生后，包括澳大利亚政府总理在内的一些澳方人士曾不同程度地表示，力拓事件对中澳贸易关系可能会产生影响。被誉为“中国通”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忽然提高声调表示“此案对澳大利亚和中国而言都利害攸关”。
在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不当，可能破坏国际形象，引发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在力拓间谍案上，尽管中国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了合法的调查，但是一些外国媒体认为，对胡士泰的调查缺乏透明度，可能会引发法律问题。一位西方律师认为力拓交易是有罪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法院与中国国家保密法使得此案件的指控和证据完全不公开。一些观察家认为，胡士泰被拘捕事件是中国对力拓拒绝中铝收购的报复。等等这些观点有害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为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投射了很深的阴影。
事实上，如何与国际矿业巨头进行合作与竞争，进而获得资源，这是中国企业目前最应该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企业国际战略有重要的意义，
更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有积极的指导性作用。
民营矿业企业如何成功应对“走出去”的挑战 中国民营矿业企业成功“走出去”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民营企业自身需要奋发图强，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需要在与国际同行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其次，中国政府需要为民营矿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一）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
民营企业在新的国际矿业市场环境，必须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只有这样， 才能够学习更多国际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国外企业共担风险、共享商机，最终在国际大舞台中发展壮大自己。创新境外资源投资和合作模式的基本方向大体有两个：
1. 投资参股全球矿业巨擘与全球矿业巨头，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结成命运共同体。长时间以来，全球少数矿业寡头牢牢控制矿业产业链，并左手翻云、右手覆雨，左右矿产资源供给。中国作为高度依赖进口的矿产资源需求方，谈判力量极弱，在全球矿业市场上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国民营企业参股全球矿业巨头，与全球矿业巨头结成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学习全球矿业巨头的跨国经营管理经验，分享全球矿业巨头的成长成果，另一方面还能以全球矿业巨头的股东身份享有法理上的股东权益，进而得以了解全球矿业巨头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动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参股全球矿业巨头之后， 可以以矿石涨价的收益部分来对冲矿石进口价格调升的风险。在风险对冲方面，日本的新日铁企业的经验无疑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学习。从2004～2008 年，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但每一次都是新日铁率先与国际铁矿石巨头达成协议。日本一个小小岛国，资源极度贫乏，铁矿石进口量仅次于中国，但由于新日铁这样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持有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股权，所以铁矿石涨价，对日本企业来讲，无非是把钱从左手转到右手。而对中国企业而言，每一次涨价都是中国钢铁企业的一场灾难。
2. 与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股权纽带关系（参股和被参股）， 进入全球资源商品市场定价体系的高端环节，参与全球资源商品的定价过程。日本三井物产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学习的典范。三井物产的主要股东都是金融机构，包括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日本生命保险会社等。在对外投资参股方面，三井物产与樱花银行、三井信托银行形成了交叉持股关系。从三井物产的对外股权投资分析来看，三井物产是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世界第一大矿石生产和出口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企业股东。三井物产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升级为“产业组织者”和“国际资本运营者”，其经营行为可以说是无国界、无边界、低风险，无论世界资源商品价格发生怎样的变化，三井物产总能较好地抵御一次次危机的袭击，一次次化解风险，成为最后的赢家。中国迫切需要拥有一批像日本三井物产那样的“产业组织者”和“国际资本运营者”，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在世界资源商品市场上具有足够话语权的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好地防范和化解境外资源合作的巨大“金融风险”。
（二）加大国家的支持力度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企业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现在政府的工作已经把这点提到重要的发展战略日程并组织推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外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了200 多个营业机构，下一步我国会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力度，以配合我国企业“走出去”这个战略方针的实施。
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民营企业“走出去”，经验少，国际规则盲区多，最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引导、支持和保护。在这方面， 中国需要借鉴日本政府的有益经验，组织产业协会、行业协会来积极搜索海外产业发展的信息，建立国内企业共享的数据库，为民营企业大胆走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咨询服务。
政府的有关部门需要尽早研究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措施，使民营企业拥有和国有企业一样的金融地位，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同国企的彼此补充和配合功能。目前，最需要国家提供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
第一，政府提供战略与政策导向，信息和各种服务的支持；第二，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政府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应该有所倾斜，不应该缩小规模，贷款利率应该有政策优惠，在保函、信用证等方面应该尽可能提供公平、便利、快捷的服务；第三，完善担保体系，让“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享受公平的信用担保待遇。
此外，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外汇管理局等部委（办）要通力合作，在境外投资审批方面简化程序，建立投资“绿色通道”提高民营企业海外用汇额度，加强民营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全方位政府服务。集政府之力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实际上是在降低民营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龚家龙 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