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浙商在中国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公开资料统计，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上市公司户数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浙江近5000万人口中，在省外和全国各地创业的人数达500万。
　　浙商按照地域细分，还可以分为温台商帮和宁波商帮，以及立足杭嘉湖的传统浙商。这三者风格各异，“义利兼容”、“工商皆本”这些传统的实用思想，各商帮都有继承，亦各有改写。
　　这其中，温州商帮以资本聚散无形、手法凶悍精准著称，叱咤于楼市和山西煤矿等资金密集领域。国际金融危机4年后，他们何去何从？
　　温州资本借商会加速回流
　　2013年2月15日，世界温州人大会在温州召开，偌大的会场济济一堂，繁体字书写的标语“凝聚回归，共赢未来”迎风招展，浙江省省长李强出席大会。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吸引温商回乡，成为温州市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温商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据统计，目前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在全国211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温州商会，在外创办企业2万多家，创办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
　　温州总商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温州总商会对各地商会只有业务指导，各地商会都是独立存在，温州商会保持着纯粹的民间特色。借助商会的渠道，温州资本在国内大举扩张。
　　“近年来，温州资本一直是外流的，有近8000亿元民间资本的温州，若能将这些资本就地消化，将会对经济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
　　作为温州本土曝光率最高的经济界人士，周德文在4年前就关注温州产业空心化的话题，并呼吁温州进行改革，将民营企业留在本地，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2010年起，温州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温州资本回归，经过3年的努力，温商回归的积极性超乎想象。
　　在大会上，来自全球的温商签约投资项目135个，总投资约2376亿元，预计引进资金2220亿元，其中在外温商回乡投资占项目总数的63%。凭借敏锐的眼光，温商们在项目选择上也颇有特点，将关注点放在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旅游高档酒店、现代农业等方面。
　　在135个签约投资项目中，在外温商投资项目85个，占签约项目数的63%，总投资996亿元，占签约项目总投资的42%，平均单个项目投资规模11. 7亿元。有关人士表示：“特别是公共服务、专业市场、城市综合体等方面的投资，还将提升温州的城市品位。”
　　“温州和台州的民间资本是浙江资本的重要构成力量，这两地的资本实力都非常雄厚，而且作风凶悍。”长期从事浙商资本研究的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告诉本刊记者。
　　即便在房产低潮期，温州资本也不甘寂寞。本刊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恰巧碰到温州某地商会的会员开会，一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早在2011年，他们就转移了资本，当时最高峰时温州新开楼盘均价达到6万多元/平方米，如今单价不过3万元左右。
　　“温州炒房团的许多资金都转移到了北美，也有一部分转到澳门。”这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澳门成为温州商人投资的新宠，商会多次组织赴澳门考察，不少会员都用现金买房。
　　抱团维权
　　在蔡骅看来，2009年的山西煤改是浙商转型与觉悟的转折点。此后，浙商更加注重抱团取暖和依法投资，也加速了回归浙江的速度。
　　为解决山西煤矿矿难频发的难题，2009年9月以来，山西省政府对小煤矿进行“兼并重组”，这被外界称为“煤老板的终结”。作为山西煤矿投资的主力商团，温州商人有500多亿元资金被困山西，无法解套。
　　2009年11月，煤老板抱团委托浙商資本投资促进会，投书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山西省政府等部门，质疑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近年来，浙商通过商会平台维权和解决纠纷的案例举不胜举。
　　“商会是在外商人维权的重要组织，也是同乡商人之间解决纠纷的重要平台。同乡在外，同行业之间发生一点摩擦，起诉到法院，大家都觉得难看，若有德高望重的会长，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四川省浙江商会秘书长刘良绪告诉本刊记者。
　　若在外地投资发生纠纷，或者需要落实优惠政策，企业需要维权时依托商会，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以商会名义出面，能促使地方政府公平解决问题。”刘良绪说。
　　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擅长资本运作的温州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温商资金链吃紧，出现跑路潮和跳楼等极端现象。在此情况下，杭州市温州商会想到了成立律师团。
　　“杭州市温州商会律师顾问团”下设9个专业法律部，涵盖了刑事、民商事、建筑房地产、公司法、金融保险、知识产权、国际经贸投融资等各专项法律服务。各法律部的部长几乎都是杭州各大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及合伙人。
　　“顾问团成立一年多来，律师顾问团与商会合作紧密，帮助商会会员把脉投资的法律风险，为会员提供事前服务，消除了不少法律纠纷的隐患，帮助企业规避投资风险，防患于未然。”杭州市温州商会律师顾问团秘书长麻侃律师告诉本刊记者。
　　麻侃介绍说，顾问团还帮助在杭州的温州商会作融资法律风险评估，深入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经典经济司法案例，为温商融资创新出谋划策。
　　蚂蚁经济
　　在传统商会，历来就有互相拆借资金救急的传统。缺钱找同乡熟人融资是商会的一项重要功能。
　　“有钱找项目，有项目找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这样评价商会的作用。随着近年来银根紧缩，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借道商会和商会平台融资，成为商会会员企业的优先选择。
　　在重庆、成都和喀什等地，都有浙商抱团整合资源。2012年4月，厦门浙江商会刚成立，就与当地金融企业对接，浙商的优质企业获得当地金融行业的青睐。浙江商会成立当天，与厦门中行、厦门工行、厦门建行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获得3家银行授信600亿元。上述三家银行将对该商会会员企业优先安排授信额度，并量身提供专业性、综合化金融服务，全方位支持商会和企业发展。
　　2013年1月，泉州市浙江商会成立，成立当天泉州市浙江商会与6家银行举行了签约授信仪式。中国农业银行泉州分行、中国银行泉州分行等6家银行分别授信泉州市浙江商会100亿元额度。
　　“银行授信给骨干企业，等于是会员之间的互相担保，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厦门市浙江商会的一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给同乡刚刚创立的企业提供担保，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也说明浙商抱团的决心。
　　“浙商到各地投资，都是产业群体的转移。大家以组建工业园区的方式进驻地方，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方针配套，或者以商会名义出面与政府谈判，获得相对便宜的土地和低成本的融资平台，这成为浙商转移产业的重要条件。”蔡骅告诉本刊记者。
　　“很多商会的会员企业都出去创业几十年了，家人也早就迁居到创业所在的地方，现在温州提出温州人经济，在金融改革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大量资本回归，但这需要政府提供好的创业环境。温州人喜欢通过朋友来获得商业信息，将项目分享后一起赚钱。”周德文说。
　　这种看上去分散，但是相对灵活的机制，让资本能够迅速集中又迅速分散。商会就是这类资本聚集的核心。
　　“这好像是蚂蚁，一只蚂蚁找到目标，一群蚂蚁就会迅速围上来。温州人到一个地方就组建商会，组建商会后就能迅速将找到的项目和资金，通过会员之间、商会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共同赚钱。”周德文形象地将温州商会经济称为“蚂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