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给诗人余怒的《主与客》单独写过一个急就章式的读后感。说是急就章，因为写的是针对一首诗的一时感觉，感觉是真实的，也是稍纵即逝的。在这之后，再看余怒的一系列短诗、组诗和长诗，如《诗学》、《饥饿之年》、《喘息》，每一组作品都能给人以新的惊喜。中年余怒依然保持着青年余怒那股锐劲。在锐劲之余，又多了一份通透和日常性。现在重读《主与客》，理解自是不同，而诗集中有不少诗让我更加喜爱。
　　基于多年来读余怒的诗的体验，我特别在意余怒所说的“快感”。读余怒，必然倒掉脑中固有的审美观，保持敞开状态。余怒自有一套别具一格的“因果关系”。他的文本是基于这种新的因果关系而衍生的诗意狂欢。余怒在短诗《嫌疑》中写到：
　　动物园里跑了一只豹子
　　许多人在找它
　　他们跑到我的屋子里
　　翻箱倒柜
　　他们说我藏了它
　　我说：我只是一名医生
　　我怕动物
　　他们说：正是因为你是医生
　　你怕动物
　　在这里，余怒或许不仅是反讽，还要有意创造一种新的因果关系。
　　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你再读余怒的诗，便毫无违和感。余怒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以我的理解，首先是要破除传统思维模式，其次是颠覆旧有的语言关系。他在早期的《诗观十六条》中说：“人为关系是指为了显示意义而被附加的词语间的关系。因果关系是指词语间本质的、互动的、被忽略了的感觉上的关系。我摒弃前者，尊重后者。”其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人为关系。不过，余怒所指的，前者是传统意义上被扭曲的因果关系，后者是基于语言和个体感受的因果关系。
　　不受束缚，强调快感，是余怒诗歌语言的特点。如果说语言即思维，即价值观，那么余怒的诗首先从语言开始了革命。余怒也反复强调这种特质：“我是熊你们是鹦鹉/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你们的语言。”（《孤独时》）“看见合唱我就/毫不客气地换频道，很多人，/荡呀漾，仿佛世界在他们的笼子里，/金丝雀啊？布谷布谷的布谷鸟啊？……你们/别叫醒我，别布谷布谷。”（《不是为了耳朵》）。凡是人云亦云、戕害个体生命的东西，都是余怒所厌恶的。拒绝合唱，坚持自己的语言，是余怒一贯而为之的。
　　年龄是一个不可抹去的物理刻度。——“以前我总说‘我’/现在我总说‘我们’”。（《老了，不否认》）谈到中年余怒的通透和日常性，想必他的观念也在适当调整，新世纪之后，更加通透地对待游戏性，追求一种游戏性诗意。
　　在余怒诗中，“我”往往并非第一人称，而是所指更广更客观的第三人称；读余诗，不能把“我”等价于余怒。但是余怒把“我”放进了“我”当中，因而余怒的写作心态多多少少转入中年。可以说，他是自然坦然地接受中年。“万事万物合乎理性”（《两个桥墩之间》），余怒接受这种理性，抛弃伪美抒情。
　　在余怒的不少短诗中，我们会常常看到这种基于认同心理的前提下不断的调侃、戏谑。余怒的“抒情”是在游戏中完成的。而他的游戏更倾向于一种本质的书写。近年来，他通过更新自己的状态和语言，把更多的日常性纳入了诗歌。如集中2010年10月所写从《愿上帝保佑翅膀》到《由程序控制》等13首小诗，每首都是四行，活泼俏皮，隽永有趣。随选几首如下：
　　医生在我的胸腔里植入两节2号电池并在我的
　　大腿上连接了β信号接收器和许多花花绿绿的导线。
　　根据感觉，我说：不必了，因为有人正用一根小木棍撑开我的内裤。
　　——《唤醒自有妙法》
　　听了晚间新闻，我将电视机扔进洗衣机。抱一本
　　黄色小说，窝在灯光里。它腐蚀了我的快乐，但我乐意。透过玻璃钢盖板，你可以看到
　　一团脏衣服和肥皂水在滚筒里滚动。它们都很缓慢。
　　——《房间里的天鹅绒革命》
　　我很忧伤，在斑马线上。
　　周围，许多麻雀的尸体。
　　我以我的方式拉小提琴，发出70吨载重货车在
　　距离一个孩子额头0.5米的地方紧急刹车的尖啸。
　　——《夜间街头》
　　早晨，我冷静下来，去上班。
　　可电梯迟迟不肯停下。
　　它蹿到9楼，然后蹿到27楼，然后猛地
　　跌到3楼，开电梯的女人在里面，有一头狂乱的头发。
　　——《看不出逻辑性》
　　如今什么东西
　　都由程序控制。
　　今天我孤独，我要让自己
　　快乐起来，按F5键，刷新。
　　——《由程序控制》
　　从这组诗，可以瞧出余怒依然不为他人左右，热衷于他的文本游戏。排斥繁琐的程序如B信号接收器，讨厌电视，认真观察洗衣机，用小提琴发出70吨载重货车在距离一个孩子额头0.5米的地方紧急刹车的尖啸，调侃电梯，或者索性借用程序，用F5键刷新自己。诗与生活“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我”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诡异的紧张关系。余诗进入日常生活之后，自如出入这种游戏，用调侃和戏拟，制造一种新的敌意，求解个人存在。余怒的态度是极其冷静的，颇带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就像在短诗《犹如石头》中求证“我”的存在。通过系列反逻辑求证，最后得出“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也就可有可无。”
　　看到“按F5键，刷新”这句诗，我笑了。诗人，就是刷新语言的人。据说，余怒不太熟悉电脑。但是他试图了解一切全新的东西。他一直不断努力刷新自己的语言。我懂得F5键功能，却不能像余怒这样有趣地运用。在余怒这里，机械生活，程序控制，晚间新闻，电视机，洗衣机，全方位进入了他的诗歌。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存在本身更接近于游戏。因为游戏性，他的诗有效地链接了现代生活。我们一直试图寻找游戏的逻辑性，可余怒总是呈现逻辑中的种种荒诞。
　　说说余怒的第二个变化。90年代的余怒是以意象为中心来构建诗，并以出色运用意象而著称；近年来，余怒是以句子为单位来构建诗，或者说，近年来余怒将这种行为赋予了个人自觉。包括他的诗作题目，也是从过去的意象演变到了现在的句子形式。 　　余怒将句子捏在手里像杂耍一样，营造不一样的效果。如《诗学》系列作品，语句婉转自如，一波多折。以句子为单位来写诗，使得诗歌内在空间更开阔，也更切入生活。
　　在余怒这里，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全新的、个人的。他的语言没有传统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跳跃性很强。比如：“如果想/体验时间之慢，就去/抱石头游泳。∥女孩子跳高。老烟鬼，迷信嗅觉。爱好音乐的政治家，说话一字一顿。盲人舒展四肢。”（《抱石头游泳》）体验时间之慢，与抱着石头游泳，是一种余怒式的人为强扭的个体因果关系。后面的“女孩子”“老烟鬼”“政治家”和“盲人”，唯一的共同点是各自遵循自己的习惯和喜好。他们之间也是强行罗列。但是这种关系也并非空穴来风，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将其隐秘地勾连在一起。句子的跳跃性，造成疏离感，会让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陌生感，甚至放弃对于意义的追寻，去到语言游戏中获得快感，然后在新的因果关系中再生产意义。这或许就是余怒的目的所在。
　　可以说，余怒是反意义的。他在《诗观十六条》中说：“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人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的一种虚构，是对世界的主观划分和机械模拟，也是对事物丰富性的简单抽象。”过去种种的人为赋予的意义都不可靠，你觉得有意义就有，如果没有就没有。所谓的意义，具有极强的欺骗性。有的人被这种“意义”愚弄了一辈子而不自知。意义没有经过大脑思考，没有经过身体体验，只是被填充灌输，这种意义只是符号。我们一辈子活在符号当中，似乎很有意义。在余怒看来，他这种被别人视为异质符号的语言，恰恰是经个体体验之后输出的最真实的意义。因此，他说：“我是熊/你们是鹦鹉/我不使用你们的语言”。
　　余怒被视为先锋诗人，更多的是在于这种诗歌生产方式不被传统诗人接受，不为普通读者理解。纵观第三代诗歌以降，不少先锋诗人都是持新的诗歌生产方式登场。只不过，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有人自觉而才气不够，而余怒做到了自觉且成绩傲人。
　　余怒在生产新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快感、强调形式，他苦心孤诣长期经营着诗的快感。笔者认为，没有快感的诗歌不能称之诗，审美愉悦是诗歌成立的第一条件。余怒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形式，时而迷恋一种规整形式，或等宽分行或等行分段，时而完全摈弃一般的分节分行的规律，随心所欲，依据语气和情绪随机分行分段。他对形式保持了开放的心态。
　　近年来，余怒在处理句子上做了不少尝试，尤其在《喘息》系列诗歌中创造了一种连句形式。句子与句子相连，不再隔断，形成一种语气连绵不绝的新诗意。组诗冠名为《喘息》，我想更多的是从语句形式上归纳了这组诗歌的特征。当句子在跳跃翻腾、跌宕起伏中首尾相连，如江水滚滚而来，一种压抑、惊奇让读者目接不暇。在余怒早期作品中也有过类似尝试，但是在《喘息》中，余怒的自觉性和实验性更为强烈。
　　可以说，以句子为单位，重新创造新的句群关系，是余怒近年在语言上新的尝试。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余怒在多年的写作中，一直保持着语言的毛茸茸状态，一种精心营造的毛茸茸。
　　以多年来读诗写诗的苛刻口味来说，能值得一读，让人产生冲动的诗已不多了。每每读余怒的诗，总是乘兴而去，尽兴而归，快感勃发，从无失望。
　　余怒的诗是开放的，独特的。我想说，余怒的诗一点也不难懂。真正难懂的，是那些停滞不前千篇一律的诗歌，因为他们的面孔总是保持着一致的模糊性。封闭的，没有声音的诗，最难懂，也最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