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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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般论者均以为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尾声和必然结果，基本不具备独立研讨的价值。民国建立以后，清朝所来赖以支撑统治的诸多要素也自然会崩解消失，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移植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会自动确立其无可争议的地位。但出乎意料的是，民国肇建之初即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且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合法性。 其实，现代中国的建国之路，其独特性就在于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长期压迫，采取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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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般论者均以为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尾声和必然结果，基本不具备独立研讨的价值。民国建立以后，清朝所来赖以支撑统治的诸多要素也自然会崩解消失，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移植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会自动确立其无可争议的地位。但出乎意料的是，民国肇建之初即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且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合法性。
其实，现代中国的建国之路，其独特性就在于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长期压迫，采取了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形式，但对内又采取了多民族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内的传统凝聚方式，而没有盲目跟随西方民族国家的普遍建构准则，裂变成民族自决的多元并立形式。这说明，民初政治家最终汲取了作为传统王朝“正统性”支柱之一的“大一统”思想的精华，从而在疆域设定和治理方面达成了一个内外平衡的格局，为民国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传统基础。这恰恰证明，建立新政府的合法性不但不应与传统的“正统性”因素决裂，反而应吸收其合理要素，而维持一种历史演进的延续性态势。同时，民国肇建又几乎毫无保留地延袭了清末以来改革派促成传统“政教”体制崩解的破坏性思路。废除科举制后的新式学堂训练主要是引进西方的教育内容，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大多擅长于西方的各项技术能力，但是这套体制对道德人格的塑造没有系统的安排，无法顾及从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训练，遂造成民初政局紊乱、政客各谋私利的局面，最终导致合法性阙失现象的发生。
（摘编自《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作者：杨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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