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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园林贵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比上海开埠历史更早的，是上海的“造园史”。而沪上造园工程，最早可推至明朝。溯其源，则需从更早的宋代谈起。
士大夫潜心“造园”
宋代金兵入侵中原时期，吴中地区的富贾贵族携家眷钱财投奔南方，遂在上海这块自唐代开始沉积的天然大滩涂的南方地界开始落脚，韬光养晦。《上海县志》称：“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上之洋也”。
遂东南开始兴盛，“地居海上之洋”之地，顺势发展。经过数代人的经营，随着邑庙的兴建，象征民间信仰开始普遍盛起，“心”得安处后，“身”也需得到最好的安顿。
到了明代，士大夫阶层开始潜心“造园”，倾尽财力，以求传世，无不极其“功”，无不尽其“巧”，盖求门楣耀族、福承子嗣。
最为鼎盛时期，上海的园子形成气候，吴中文化遗珠在上海生根发芽，奠定了早期的“申”文化基调。所建的园子当时集中在旧松江府，加上海洋性气候的浸染，上海的园子在功能、设计和居住、赏玩性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申园”特色。
园子不再仅仅是一方居所宅邸，更多时候它承载了当时大户人家对于“避世”“隐世”“结交知己”的心理需求。天高皇帝远，地方士大夫形成了一种普世的默契，躲避官场辛累、战乱纷争，自在逍遥、自得其乐为妙。
目前在上海保存相对完整的有五处古园，分别是散落在上海各区县的嘉定的“秋霞圃”、青浦的“曲水园”、南翔的“古猗园”、黄浦的“豫园”和松江“醉白池”，合起来称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
说是“园林”，其实就是躲过了战乱炮火、经过了历史变迁、终于幸存下来的五户旧私人宅园。但若复原当时的造园盛景，怕是无以计数。
戏剧化的买卖
五处园子年代最为久远的、留存明代遗风最完整的是“秋霞圃”。秋霞圃约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至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之间，那是北京城内诞生了现今举世闻名的“成化鸡缸杯”的年代。
秋霞圃系原明代工部尚书、荣禄大夫龚弘的私人花园。这处宅子建成之后50多年，“富不过三代”的谶言似得应验，龚家曾孙龚敏卿死于家中盗事，推测为家奴所害，遂龚家家道中落。出于无奈，龚家将园子售予汪姓盐业徽商。
当时徽商已经在中国渐成气候，几乎垄断了盐业、茶叶等很多产业，在明代几乎成为中国早期商业联合体的代表。同一时代，犹太人在西方也形成了自己的强大经济实力圈和经济共同体。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中描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商面貌和经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就还原了当时的商业情境。
后出现戏剧性一幕。龚敏卿之子锡爵为振兴家业，欲赴乡试，苦于没有资金，便问汪姓徽商提出加价。汪姓商人对没落贵族子嗣龚锡爵提出，价不可加，龚秀才如若中举，宅园可以无偿退还龚家，分文不收。后锡爵高中，汪果然践诺诚信将宅园拱手相还，诚信可嘉。
流动的“盛宴”
万历崇祯年间的秋霞圃，是其最舒心惬意的年代。锡爵之子方中子承父业，常邀文人墨客、地方贵胄来园中做客，与“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交往甚密。鸿儒之士在园中吟诗作画、会文唱和，指景比兴，那是常事。
这大抵和万历年间上海造园再次迎来高峰有关，也是社会整体环境使然。上海各地到处圈地、凿池、叠山垒石，平地里起了多少楼台亭阁、仙林玉苑。各处都是以举家之财力、汇巧思之心力、集考究之劲力，倾力建园。“清贵”之风盛起，富不彰显，品之得然；贵不失礼，法度合体。
“流水席”摆起来了，园子处处皆景，岂能辜负。因此，晚膳是不能拘泥于室内的，是“流动”的。怎样流动，那要看龚家主人和相谈甚欢的宾客在用膳时间身处园子哪个角落。
秋霞圃的园林设计，以山取胜、以水为中心。一泓狭长的池水，清澈如镜。池北的四面厅，厅前是石板铺成的月台，临池砌石栏，凭栏俯瞰，峰石高树倒影水中，纤微毕现。
如果宾主们此时游园恰好在四面厅，那么家佣丫鬟们便鱼贯而来，桌几酒盅铺上，佳肴美酒款摆，“山光潭影”的匾额和池水波光相映生辉。笔墨纸砚依然是少不了的，一旁书僮静静而立，适时研磨为文人墨客们即兴的赋诗题字准备。主客酬答，清词妙语迭出，那个年代，书画皆为士大夫之间因友情互赠之私人藏品，代表着莫逆之交和相同的价值观，普通百姓无缘以见。
经由水路，明代昆曲从苏州昆山传到上海，开始在上海士大夫阶层盛行。有些深研昆曲的贵富之族自设昆曲班，对昆伶精挑细选，常年寄寓园中。功有师承、文有士大夫亲自填词，兴致所至主人与伶人共同临水择曲而唱，这样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景致，与现在的都市生活相去甚远。
秋霞圃里黄山假石南面，池西有一座舟而不游轩，俗称“旱船”。船头临池畔，后部建筑如一厅，与池上草堂相连。这是人间绝佳的“戏台”。提灯挂笼之夜、烛光氤氲四起，昆腔随攀爬之势的绵力旖旎而来，水波粼粼，似真非真，非语言能尽诉矣。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秋霞圃里还有一处奇景，即以一块大假山作为屏风的“屏山”，其章法接近于它的设计者赵鼎奎的画风。屏山西脚下，设有石凳，其旁有一石，上刻隶书“米汁囊”三字。据《嘉定县志》称，听说阴雨天，石上流出的水像糯香米汁。
此石原在荷池南侧的假山上，后不知去向。
据《嘉定县志》记载，秋霞圃有十景，山、池、峰、花、雨、雪尽括，皆人心之胜境细致诉求也。
但人算不如天算。清初，龚家又告式微，园林开始荒芜，家中遣散人等，汪姓徽商的后人再次购下此园。可谓“峰回路转承园路，造物弄人两家人。”
雍正四年（1726年），汪家将园林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庙园。乾隆年间，东面的沈园也归并城隍庙，与秋霞圃连接，添建即山亭、迎霞阁、碧光亭、池上草堂。自此，秋霞圃的真容正式对游人敞开。
听住在秋霞圃附近的老人说，他们童年时，有“朝朝城隍庙，夜夜小山堂”之说。小山堂在秦家园。大约一百多年前，秋霞圃和秦家园游客众多，或许还有演唱，城隍庙有戏台。后园有书场，常有弹词评说，叫人流连忘返。
不同于北方中轴对称的四合院平铺阔落的格局，“申园”文化讲究造景构造，自得其法。南方园林贵在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秋霞圃中此种格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即山亭”，登上即是山，一览众山小，寥寥数字胸壑豪情尽显。亭上有一对楹联饶是有趣，上联是“树枯化龙易”；下联是“亭高得月多”，悠悠然一盏山亭，将园林寄情山水之意、神通日月之想述诸得淋漓尽致。
开启书堂文化
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东征期间，嘉定经历了3次争夺战，秋霞圃被烧毁，仅剩部分池水山石。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池上草堂、舟而不游轩等。
此后，又修复丛桂轩，内设茶肆，并造延绿轩，租给一家名为“美真轩照相馆”的摄影机构，秋霞圃的很多园林景致亭台楼阁、冬雪秋枫等宁静照片，皆出于此。
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多将寺庙改作学校，1920年，嘉定的城隍庙和秋霞圃内也开办了启良学校，其创始人戴思恭发起整修事务，请各业分别认修亭台楼阁，既按照园林格局，又就计划教室需要增建校舍。自此，秋霞圃开启了书堂文化的传统脉延。现如今在秋霞圃内设立的“秋霞圃书院”亦以教授正统儒学而在上海颇具影响力，创始人是李耐儒。
抗战时期，秋霞圃为日本侵略军盘踞，设立医院，园景受到很大摧残。1946年启良学校虽复课，却无力修葺园林。
直到1979年才开始修缮。如今，占地3.28公顷、总建筑面积为3950平方米的秋霞圃已经基本恢复古园面貌。
现在的秋霞圃为原龚园、金氏园、邑庙整合的结果，三园一庙精心修葺，加之儒学传承、旧亭如故，山湖相映、碑石入墙，是上海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明代园林的活化石，稳稳地镶嵌在新时代上海版图的西北隅。
比上海开埠历史更早的，是上海的“造园史”。而沪上造园工程，最早可推至明朝。溯其源，则需从更早的宋代谈起。
士大夫潜心“造园”
宋代金兵入侵中原时期，吴中地区的富贾贵族携家眷钱财投奔南方，遂在上海这块自唐代开始沉积的天然大滩涂的南方地界开始落脚，韬光养晦。《上海县志》称：“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上之洋也”。
遂东南开始兴盛，“地居海上之洋”之地，顺势发展。经过数代人的经营，随着邑庙的兴建，象征民间信仰开始普遍盛起，“心”得安处后，“身”也需得到最好的安顿。
到了明代，士大夫阶层开始潜心“造园”，倾尽财力，以求传世，无不极其“功”，无不尽其“巧”，盖求门楣耀族、福承子嗣。
最为鼎盛时期，上海的园子形成气候，吴中文化遗珠在上海生根发芽，奠定了早期的“申”文化基调。所建的园子当时集中在旧松江府，加上海洋性气候的浸染，上海的园子在功能、设计和居住、赏玩性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申园”特色。
园子不再仅仅是一方居所宅邸，更多时候它承载了当时大户人家对于“避世”“隐世”“结交知己”的心理需求。天高皇帝远，地方士大夫形成了一种普世的默契，躲避官场辛累、战乱纷争，自在逍遥、自得其乐为妙。
目前在上海保存相对完整的有五处古园，分别是散落在上海各区县的嘉定的“秋霞圃”、青浦的“曲水园”、南翔的“古猗园”、黄浦的“豫园”和松江“醉白池”，合起来称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
说是“园林”，其实就是躲过了战乱炮火、经过了历史变迁、终于幸存下来的五户旧私人宅园。但若复原当时的造园盛景，怕是无以计数。
戏剧化的买卖
五处园子年代最为久远的、留存明代遗风最完整的是“秋霞圃”。秋霞圃约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至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之间，那是北京城内诞生了现今举世闻名的“成化鸡缸杯”的年代。
秋霞圃系原明代工部尚书、荣禄大夫龚弘的私人花园。这处宅子建成之后50多年，“富不过三代”的谶言似得应验，龚家曾孙龚敏卿死于家中盗事，推测为家奴所害，遂龚家家道中落。出于无奈，龚家将园子售予汪姓盐业徽商。
当时徽商已经在中国渐成气候，几乎垄断了盐业、茶叶等很多产业，在明代几乎成为中国早期商业联合体的代表。同一时代，犹太人在西方也形成了自己的强大经济实力圈和经济共同体。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中描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商面貌和经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就还原了当时的商业情境。
后出现戏剧性一幕。龚敏卿之子锡爵为振兴家业，欲赴乡试，苦于没有资金，便问汪姓徽商提出加价。汪姓商人对没落贵族子嗣龚锡爵提出，价不可加，龚秀才如若中举，宅园可以无偿退还龚家，分文不收。后锡爵高中，汪果然践诺诚信将宅园拱手相还，诚信可嘉。
流动的“盛宴”
万历崇祯年间的秋霞圃，是其最舒心惬意的年代。锡爵之子方中子承父业，常邀文人墨客、地方贵胄来园中做客，与“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交往甚密。鸿儒之士在园中吟诗作画、会文唱和，指景比兴，那是常事。
这大抵和万历年间上海造园再次迎来高峰有关，也是社会整体环境使然。上海各地到处圈地、凿池、叠山垒石，平地里起了多少楼台亭阁、仙林玉苑。各处都是以举家之财力、汇巧思之心力、集考究之劲力，倾力建园。“清贵”之风盛起，富不彰显，品之得然；贵不失礼，法度合体。
“流水席”摆起来了，园子处处皆景，岂能辜负。因此，晚膳是不能拘泥于室内的，是“流动”的。怎样流动，那要看龚家主人和相谈甚欢的宾客在用膳时间身处园子哪个角落。
秋霞圃的园林设计，以山取胜、以水为中心。一泓狭长的池水，清澈如镜。池北的四面厅，厅前是石板铺成的月台，临池砌石栏，凭栏俯瞰，峰石高树倒影水中，纤微毕现。
如果宾主们此时游园恰好在四面厅，那么家佣丫鬟们便鱼贯而来，桌几酒盅铺上，佳肴美酒款摆，“山光潭影”的匾额和池水波光相映生辉。笔墨纸砚依然是少不了的，一旁书僮静静而立，适时研磨为文人墨客们即兴的赋诗题字准备。主客酬答，清词妙语迭出，那个年代，书画皆为士大夫之间因友情互赠之私人藏品，代表着莫逆之交和相同的价值观，普通百姓无缘以见。
经由水路，明代昆曲从苏州昆山传到上海，开始在上海士大夫阶层盛行。有些深研昆曲的贵富之族自设昆曲班，对昆伶精挑细选，常年寄寓园中。功有师承、文有士大夫亲自填词，兴致所至主人与伶人共同临水择曲而唱，这样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景致，与现在的都市生活相去甚远。
秋霞圃里黄山假石南面，池西有一座舟而不游轩，俗称“旱船”。船头临池畔，后部建筑如一厅，与池上草堂相连。这是人间绝佳的“戏台”。提灯挂笼之夜、烛光氤氲四起，昆腔随攀爬之势的绵力旖旎而来，水波粼粼，似真非真，非语言能尽诉矣。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秋霞圃里还有一处奇景，即以一块大假山作为屏风的“屏山”，其章法接近于它的设计者赵鼎奎的画风。屏山西脚下，设有石凳，其旁有一石，上刻隶书“米汁囊”三字。据《嘉定县志》称，听说阴雨天，石上流出的水像糯香米汁。
此石原在荷池南侧的假山上，后不知去向。
据《嘉定县志》记载，秋霞圃有十景，山、池、峰、花、雨、雪尽括，皆人心之胜境细致诉求也。
但人算不如天算。清初，龚家又告式微，园林开始荒芜，家中遣散人等，汪姓徽商的后人再次购下此园。可谓“峰回路转承园路，造物弄人两家人。”
雍正四年（1726年），汪家将园林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庙园。乾隆年间，东面的沈园也归并城隍庙，与秋霞圃连接，添建即山亭、迎霞阁、碧光亭、池上草堂。自此，秋霞圃的真容正式对游人敞开。
听住在秋霞圃附近的老人说，他们童年时，有“朝朝城隍庙，夜夜小山堂”之说。小山堂在秦家园。大约一百多年前，秋霞圃和秦家园游客众多，或许还有演唱，城隍庙有戏台。后园有书场，常有弹词评说，叫人流连忘返。
不同于北方中轴对称的四合院平铺阔落的格局，“申园”文化讲究造景构造，自得其法。南方园林贵在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秋霞圃中此种格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即山亭”，登上即是山，一览众山小，寥寥数字胸壑豪情尽显。亭上有一对楹联饶是有趣，上联是“树枯化龙易”；下联是“亭高得月多”，悠悠然一盏山亭，将园林寄情山水之意、神通日月之想述诸得淋漓尽致。
开启书堂文化
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东征期间，嘉定经历了3次争夺战，秋霞圃被烧毁，仅剩部分池水山石。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池上草堂、舟而不游轩等。
此后，又修复丛桂轩，内设茶肆，并造延绿轩，租给一家名为“美真轩照相馆”的摄影机构，秋霞圃的很多园林景致亭台楼阁、冬雪秋枫等宁静照片，皆出于此。
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多将寺庙改作学校，1920年，嘉定的城隍庙和秋霞圃内也开办了启良学校，其创始人戴思恭发起整修事务，请各业分别认修亭台楼阁，既按照园林格局，又就计划教室需要增建校舍。自此，秋霞圃开启了书堂文化的传统脉延。现如今在秋霞圃内设立的“秋霞圃书院”亦以教授正统儒学而在上海颇具影响力，创始人是李耐儒。
抗战时期，秋霞圃为日本侵略军盘踞，设立医院，园景受到很大摧残。1946年启良学校虽复课，却无力修葺园林。
直到1979年才开始修缮。如今，占地3.28公顷、总建筑面积为3950平方米的秋霞圃已经基本恢复古园面貌。
现在的秋霞圃为原龚园、金氏园、邑庙整合的结果，三园一庙精心修葺，加之儒学传承、旧亭如故，山湖相映、碑石入墙，是上海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明代园林的活化石，稳稳地镶嵌在新时代上海版图的西北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