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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应该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年的5月30日，国务院代表政府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国有企业将在这一年的年末结束13年不向其主要股东分红的历史。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将开始接受国企的分红。
自此，代表着中国经济中一支重要力量的国有企业，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的历程。
终结和开始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建国后产生，最初其存在意义完全是政府这个中国社会大管家主导下的生产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只需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计划就算是达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分别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因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因此在从1993年开始的利税改革中，被免除了向政府分红的职责，企业活动产生的利润，都被留作企业自身发展之用。但是由于国企机制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因为效率低下、冗员众多而在竞争中被其竞争者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所淘汰。可以说，新兴的私营企业就是从国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
到了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基本已经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国有、民营和跨国公司三大经济力量各占其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客观地说，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再退缩之后，凭借其背后的政府力量，在高技术、大投资和政府直接控制投资进入的行业中，仍然占有巨大的份额。
也许正是看到了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经济中以更少的社会消耗，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政策才对之从容忍走到鼓励。国企效率也在与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提高。而政府本身则逐步地从社会的总负责人向总协调人的角色转变，经过各种形式的探索，中国政府现在在国有企业中的角色，已经全部退到了股东和控股股东这一身份上去。只是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行业中，还以限制私人投资进入的政策门槛保有着国企的垄断地位。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就全球而言，中国限制私人投资进入的行业较其他国家要多一些。同时就现状而言，这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行业中，国企之间的竞争也要少得多。虽然国企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转化的过程，但实质上对行政权力庇护的需求还是很大。而其中，国企利润不向外分红，主要留作自我发展和积累，就是特权之一。这个特权的结束，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谁拥有、谁受益的经济原则来说，这是一种转折性的回归。
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行列中，有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两大力量。2006年的数据显示，这些国企已经开始产生巨大的财富，其利润总额达到了1.1万亿，而其中得到行政力量庇护更多的央企产生的利润占了主要部分，达到7700亿。
在无需向国家上缴红利的年代，这笔财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捉摸的力量。因为来自垄断，所以他们的投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同时因为背景复杂，这些投资又具有相当的神秘性，不在公众的监督范围之列；同时还因为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在各种投资机会中，它们具有相当的优先权。因此在热点领域，如房地产、股票市场、热点商品的倒卖等领域，常常有他们的神秘身影。在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局面中，这些投资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
而现在政府开始向国企收取红利，这笔巨大的财富开始转向财政，至少开始了接受阳光监督的历程。
从现在中央政府的表态看，这笔巨大财富进入财政后，作为公共资源，使用上主要投向公共投资和经济建设两大领域。在公共投资方面，下一步将更多转向民生领域的公共支出；主要包括医疗和教育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则应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承接。具体而言，在中央和地方将会有不同，地方上主要用以企业改制成本的支付，中央则主要用于包括国企战略调整等方面的资本性支出。
但是作为社会公众而言，这笔财富这样的预期支付方案并不令人满意。作为国企，其真正的所有者是普通公众，正是中国全体人民在建国后节衣缩食和艰苦奋斗，才积累起中国国有企业的巨大基础财富。而这些财富在当下产生的红利，当然应该为全体社会公众增加更多的福利才是正理。而以之用于企业改制成本，大部分作为国有股真正主人的社会公众被排斥于外，只起到了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
所谓经济，最重要的职责是经世济民。在国企红利如此大的财富数字面前，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的总协调人，其地位不应只局限于政府的视野之内，而应以全民的角度、公正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国企改制、医疗和教育这两大领域固然公众非议最多，但是真正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是内需。
一个内需不旺，把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需求都寄托于出口的民族，是一个不稳定的民族。而目前内需不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全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不稳定性是有目共睹的，启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都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大一笔属于全民的财富，最紧要的就是为改革拴上一根保险绳，为改革的正向发展保驾护航。建立城乡一体的全民社保体系，中国大部分人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存储于银行中的货币才能变成真正的消费能力，中国的13亿人口才能从廉价劳动力变成真正的消费者，国内经济才能真正腾飞。
解决问题只是扬汤止沸，而增加消费才是釜底抽薪。国企的分红，钱要用到刀刃上。
国企问题没有完
应该说，向国家或者向政府分红，国企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转化的最重要一步，但其历程却远远还没有完。
现有的盈利国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垄断权力而获得的盈利。因为可以把内部的成本任意地转嫁给公众，公众也不得不接受，所以它们当中大多数都处于一种管理软约束的状态下。员工工资高企，合理的不合理的成本共同存在，管理层权力和收入都没有约束。而造成的结果，是其产品价格奇高。像移动通讯、石油价格，中国这个不发达国家都承担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成本。而其结果，还是社会公众福利的损失。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仅仅是国企向政府分了红，那么他们很可能转手就把这些成本摊入了其产品的价格。结果损失的还是公众福利。而按现有的政府对国企分红的分配预案，分配的红利是为政府解决了一些迫在眼前的紧急问题，降低了一些公众最大的抱怨。那么，国企分红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企已经开始了向现代企业的蜕变。但是这种蜕变来得非常缓慢而迟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众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运输业的不开放使得运价高企、事故频频；建筑业的一些国企制造了大量的建筑事故，垮楼、塌桥；国企在很多行业里，为社会制造了大量的下岗职工、大笔的银行坏账、奇差的股市信用和低下的工作效率。
如何让国企变得有效率?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而中国作为一个从完全国有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和探索，自是更艰难一些。在中央政府作出了国企分红决定的同时，一种新的说法也在酝酿。持有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国企的关键还在于要对其预算进行硬性管理，从源头上卡住国企，尤其是中央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口子。
这一措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究竟是否有效，还得看实施后的结果。在中国，当上有政策之时，也就是下有对策的时候。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经济成果，是中国人民胼手胝足创造的，也是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自然成本带来的。而在保有这种经济成果的过程中，拥有着巨大经济权力的国企，尤其是带有政府行政色彩的中央直属企业，起着巨大作用。通过价格管道，他们可以随意摄取经济成果。这一现象能否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尚未可知。
自此，代表着中国经济中一支重要力量的国有企业，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的历程。
终结和开始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建国后产生，最初其存在意义完全是政府这个中国社会大管家主导下的生产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只需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计划就算是达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分别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因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因此在从1993年开始的利税改革中，被免除了向政府分红的职责，企业活动产生的利润，都被留作企业自身发展之用。但是由于国企机制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因为效率低下、冗员众多而在竞争中被其竞争者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所淘汰。可以说，新兴的私营企业就是从国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
到了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基本已经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国有、民营和跨国公司三大经济力量各占其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客观地说，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再退缩之后，凭借其背后的政府力量，在高技术、大投资和政府直接控制投资进入的行业中，仍然占有巨大的份额。
也许正是看到了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经济中以更少的社会消耗，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政策才对之从容忍走到鼓励。国企效率也在与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提高。而政府本身则逐步地从社会的总负责人向总协调人的角色转变，经过各种形式的探索，中国政府现在在国有企业中的角色，已经全部退到了股东和控股股东这一身份上去。只是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行业中，还以限制私人投资进入的政策门槛保有着国企的垄断地位。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就全球而言，中国限制私人投资进入的行业较其他国家要多一些。同时就现状而言，这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行业中，国企之间的竞争也要少得多。虽然国企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转化的过程，但实质上对行政权力庇护的需求还是很大。而其中，国企利润不向外分红，主要留作自我发展和积累，就是特权之一。这个特权的结束，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谁拥有、谁受益的经济原则来说，这是一种转折性的回归。
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行列中，有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两大力量。2006年的数据显示，这些国企已经开始产生巨大的财富，其利润总额达到了1.1万亿，而其中得到行政力量庇护更多的央企产生的利润占了主要部分，达到7700亿。
在无需向国家上缴红利的年代，这笔财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捉摸的力量。因为来自垄断，所以他们的投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同时因为背景复杂，这些投资又具有相当的神秘性，不在公众的监督范围之列；同时还因为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在各种投资机会中，它们具有相当的优先权。因此在热点领域，如房地产、股票市场、热点商品的倒卖等领域，常常有他们的神秘身影。在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局面中，这些投资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
而现在政府开始向国企收取红利，这笔巨大的财富开始转向财政，至少开始了接受阳光监督的历程。
从现在中央政府的表态看，这笔巨大财富进入财政后，作为公共资源，使用上主要投向公共投资和经济建设两大领域。在公共投资方面，下一步将更多转向民生领域的公共支出；主要包括医疗和教育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则应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承接。具体而言，在中央和地方将会有不同，地方上主要用以企业改制成本的支付，中央则主要用于包括国企战略调整等方面的资本性支出。
但是作为社会公众而言，这笔财富这样的预期支付方案并不令人满意。作为国企，其真正的所有者是普通公众，正是中国全体人民在建国后节衣缩食和艰苦奋斗，才积累起中国国有企业的巨大基础财富。而这些财富在当下产生的红利，当然应该为全体社会公众增加更多的福利才是正理。而以之用于企业改制成本，大部分作为国有股真正主人的社会公众被排斥于外，只起到了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
所谓经济，最重要的职责是经世济民。在国企红利如此大的财富数字面前，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的总协调人，其地位不应只局限于政府的视野之内，而应以全民的角度、公正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国企改制、医疗和教育这两大领域固然公众非议最多，但是真正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是内需。
一个内需不旺，把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需求都寄托于出口的民族，是一个不稳定的民族。而目前内需不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全民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不稳定性是有目共睹的，启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都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大一笔属于全民的财富，最紧要的就是为改革拴上一根保险绳，为改革的正向发展保驾护航。建立城乡一体的全民社保体系，中国大部分人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存储于银行中的货币才能变成真正的消费能力，中国的13亿人口才能从廉价劳动力变成真正的消费者，国内经济才能真正腾飞。
解决问题只是扬汤止沸，而增加消费才是釜底抽薪。国企的分红，钱要用到刀刃上。
国企问题没有完
应该说，向国家或者向政府分红，国企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转化的最重要一步，但其历程却远远还没有完。
现有的盈利国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垄断权力而获得的盈利。因为可以把内部的成本任意地转嫁给公众，公众也不得不接受，所以它们当中大多数都处于一种管理软约束的状态下。员工工资高企，合理的不合理的成本共同存在，管理层权力和收入都没有约束。而造成的结果，是其产品价格奇高。像移动通讯、石油价格，中国这个不发达国家都承担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成本。而其结果，还是社会公众福利的损失。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仅仅是国企向政府分了红，那么他们很可能转手就把这些成本摊入了其产品的价格。结果损失的还是公众福利。而按现有的政府对国企分红的分配预案，分配的红利是为政府解决了一些迫在眼前的紧急问题，降低了一些公众最大的抱怨。那么，国企分红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企已经开始了向现代企业的蜕变。但是这种蜕变来得非常缓慢而迟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众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运输业的不开放使得运价高企、事故频频；建筑业的一些国企制造了大量的建筑事故，垮楼、塌桥；国企在很多行业里，为社会制造了大量的下岗职工、大笔的银行坏账、奇差的股市信用和低下的工作效率。
如何让国企变得有效率?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而中国作为一个从完全国有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和探索，自是更艰难一些。在中央政府作出了国企分红决定的同时，一种新的说法也在酝酿。持有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国企的关键还在于要对其预算进行硬性管理，从源头上卡住国企，尤其是中央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口子。
这一措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究竟是否有效，还得看实施后的结果。在中国，当上有政策之时，也就是下有对策的时候。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经济成果，是中国人民胼手胝足创造的，也是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自然成本带来的。而在保有这种经济成果的过程中，拥有着巨大经济权力的国企，尤其是带有政府行政色彩的中央直属企业，起着巨大作用。通过价格管道，他们可以随意摄取经济成果。这一现象能否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