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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阁书院特约刊出
鹅湖书院，圣域贤关、仁山智水、道学之宗。
唐贞元年间（785—805）李翱，字习之，贞元进士，今甘肃秦安（唐属陇西成纪）人，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曾从韩愈学古文，是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文学主张大抵同于韩愈。有作《东南录》为传世早期的日记体文章，文风平易。在哲学上受禅宗文化的影响，首创讲学于鹅湖山下，与鹅湖寺高僧太义禅师论禅讲习，一时间在全国激起很大范围的思想学术大讨论。为今后南宋讲学论辩、辛陈鹅湖词坛交游创造了良好的学风。
鹅湖书院，原名“鹅湖精舍”、“四贤祠”、“文宗书院”，因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鹅湖寺举行了一次中国哲学史上围绕治学、太极卦序、论辩唱和、争辩甚烈，不合而罢。会议由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发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参加，列席参会人员百余人。鹅湖之名从此而誉满天下，影响世界，留传宋、元、明、清而至今。
时隔十三年之后的淳熙十五年（1188）冬，浙东学派领军人物陈亮仿“朱、吕、陆鹅湖之会”，特约朱熹、辛弃疾二人相会鹅湖，讨论“经世致用，救济时艰”、“治国平天下”等问题，朱熹失约，避开时政。而辛、陈相聚鹅湖，畅饮瓢泉，纵谈十日，极论时事。共商抗金雪耻之大计，畅叙南北对峙的危险形势；共表坚持抗战的决心，抨击苟且偷安的妥协投降，加深了相互间的战斗友情，发出了“凭却江山管不倒，河洛腥膻无际”的感慨。十日后，还不见朱熹前来，陈亮冒雪东归，辛弃疾追之，终因大雪封路，入夜时分，只此停罢，而后辛弃疾夜宿吴氏祠堂写下《贺新郎·怀同甫词》以寄托思念，不久陈亮又回赠《贺新郎·寄怀辛幼安韵》来回相答，倾吐了彼此沉郁悲壮，慷慨激昂，要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愿望。此次相论，被后人谕为南宋词坛的“鹅湖之会”即“第二次鹅湖之会”。
两次鹅湖之会以后，当时理学界，尤其是朱熹的门人，为了追慕朱子理学，推崇朱、陆学术的治学观点，铅山弟子徐子融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在鹅湖寺旁首设“四贤祠挂四贤肖像”，首创鹅湖精舍。聚徒讲学，成德育材，崇德报功。两者缺一不可，述其规制，间厦处所而已。以达到传播朱子文化和儒家教育思想。南宋绍定元年（1228）朱熹门人信州上饶人陈文蔚，为了继续传播朱子理学，著书立说，再次来到鹅湖寺，追慕朱、吕、陆当年足迹仿徐子融葺茅屋于鹅湖寺则，聚徒授学：“提出为学之道，自当尊敬先生，凡有疑问，皆须诚心听受。”竭忠教训，办学成功，德高望重，深得铅山官民敬佩景仰。绍定三年（1230）铅山知县章谦亨在永平镇南西湖旁立群贤堂，特请陈文蔚作“群贤堂记”，又请陈文蔚学生徐元杰作群贤堂赞：“世重文蔚，隐于丘园，聚徒讲学，尚论群贤，俯仰鹅湖，追随泗源，衹领俎豆，独属吾铅”，而将其也祀于群贤堂。
南宋淳祐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1193-1259）字仲节，号久轩，福建建阳人，朱熹门人，蔡元定之孙。官至参知政事，在视察信州铅山鹅湖时，蔡抗亲自讲学鹅湖，“心濂溪之心，学考亭之学”，廪然直节，剔奸拆狱，咨访民难，廪以恤贫。特奏请朝廷理宗皇帝，为鹅湖朱、吕、二陆“四贤精舍”赐名“文宗书院”，因朱熹理学思想此时已被朝廷认同，海外传播，人称文公先生，至此，挂牌“文宗书院”是有当时目的意义的。
元世祖忽必烈对推行“汉化”文化教育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他对蒙古族发展的历史现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区、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来矣”。所谓“武功迭兴”，就是说蒙古族善于武力征服，反映了奴隶制的“尚武”精神。所谓“文治多缺”正是清醒地认识到马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是封建化的根本不足。元代推行“汉化”政策，是对建金实行“汉化”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尊孔崇儒，施政文德，行礼义之教，表万世祈尊”的主张。
元代，鹅湖书院传习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程朱理学。程端礼是史蒙卿的弟子，被称为“纯干朱者”，他提倡读书，是一贡献，他的读书分年日程，影响很大，将于下节评述，但也有可议处。其一是他重视收拾收心性，不能越出朱熹为涵养而读书的窠白。他曾为集庆路江东书院山长，所作《江东书院，讲义》详细解释朱熹六条读书法而归结为博文约礼。他说“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屈敬持志），而此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已体察即约礼之事，然则欲学颜子之学者，岂可不由思而求之哉。”他要求读书很严格，范围内较广，除读经外还读史、读韩文《楚辞》。这与专读四书应科举考试，“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就有所不同。
明初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恢复旧制。朝延御史祝杰按县访求书院故址，概焉久之。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春，郡守姚堂按县行属，道经鹅湖，寻访宋代书院旧址，惟见朽柱残烟，顾瞻概叹，及欲兴复。恰时遇苏州御史韩雍至郡，听取了姚堂对书院被毁的情况介绍，也有同感，于是起章奏明朝廷，并尊代宗皇帝旨意，国库拔款在宋代文宗书院旧址上重新修复扩建。使这沉睡的鹅湖又获得了生机，并以“鹅湖书院”揭其匾，亦不忘旧也。通过一年多的修建，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第一次正式挂牌“鹅湖书院”，并由大理寺正卿大学士李奎主掌，间尝历观形胜，其地距铅城西北十五里，水明山秀，境界静深，僧寺在其右，乃宋朱晦庵，吕祖谦，陆子寿、子静四先生讲道之所，因建为书院。凿碑为记。
崇祯末年（公元1644年）编修杨廷麟率邑进士胡梦泰视察鹅湖书院，见书院房舍倾毁厉害，又下令对书院进行重修。天启、崇祯间，书院的兴建是很少的，原因当然是明代末年政治经济已陷入崩溃的境地。几次禁毁，使物力受到破坏、士气受到挫伤。而这种情形下，鹅湖书院还能兴建，并于泮池前立一石牌坊，前后各书苍遒大字四个“斯文宗主、继往开来”。从这次鹅湖书院的维修足够说明该书院在明代时候的地位和影响是如何之大。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何对朱、吕、二陆四贤“景仰道止”，对鹅湖之会世代颂扬，是因为他们也懂得朱、陆之学是真正培养封建圣贤的唯一法宝。 清初书院曾毁于兵火，顺治九年（1652）江西巡抚蔡士英倡捐，并命地方官对书院重新修葺后，书院规制恢复，讲学兴盛。康熙二十三年（1683），知县潘士瑞再次葺兴书院。康熙五十四年（1715）大学士李光地为鹅湖书院记：“江右故理学地，二君子平日操论不同者，故曰为鹅湖之会。尚于天下书院志兴乎。”康熙五十六年（1717），白潢奉命镇守西江，康熙帝亲书鹅湖书院。匾曰“穷理居敬”，联曰“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此等殊荣，鹅湖书院更加享誉天下。施德涵曾说：“海内称四大书院，西江有二焉，故鹅湖讲堂与白鹿洞并峙千古。”
乾隆五年（1740），郑之侨任铅山知县，他“乐育士子，勤政爱民”，注重文教，在当时有“西江第一县令”之称，带头捐资修文昌阁，纂修《铅山县志》，为鹅湖书院劝捐学田200余亩，并捐俸银为书院买房购地。乾隆九年（1744），郑之侨，广搜博采，缉成《鹅湖书院讲学会编》十二卷，令鹅湖书院千年理学，薪火相传。
同年，郑之侨对鹅湖书院亲自制定《鹅湖学规说》，六年又制定了《辛酉戒诸生八则》，七年又制定了《壬戌示诸生十要》。这三个完整的鹅湖书院学规系统，对清代鹅湖书院的学术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之侨鹅湖书院“学规系统”中的学术倾向是很明显的。倾向之一是以朱学为本，兼综陆学，排斥王学。
鹅湖书院以朱陆之辩的鹅湖之会而闻名，同祀吕祖谦、朱熹、陆九龄、陆九渊是书院独具一格的祭祀仪式，和会朱陆也成为书院的主要学术风景。
在鹅湖书院，郑之侨亲自延师、讲学、考课、定规制、清田亩，还率门人编辑著作。这个时期鹅湖书院教学质量是很高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铅山县志》载：“郑之侨辑《鹅湖书院讲学会编》时，外郡肄业（书院）者，自石城温朝荣、宁都孔从而下者二十余人，多以学业宦绩显。郡中不乏知名士。”光绪《潮阳县志·人物志·循吏》也说：“辛酉、甲子、丁卯三校江西乡闱，得士如少卿胡翘元、侍御张邵渠、黔守张映焘、川臬邓锡元，编修蒋仕铨其最者。”
鹅湖书院“学规系统”还透露了郑之侨反对不良士习，提倡经世致用学术倾向的信息。郑之侨在《学规说》中批评了学者痴迷辞章，游山玩水，终日静坐，不知钱谷刑名的不良倾向。
为使生童能更好地弘扬道统、尊师敬业，刻意成才，郑之侨除自己经常赴书院为生童讲课授业，还亲自评阅诸生诗文，将其中的优秀习作编辑成《鹅湖书院课文》一书，付梓出版。他得知福建宁化雷鋐为当时的蔡文公的高弟。官拜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察御史，德性醇厚，格守程、朱之学，诱掖后进，娓娓不倦。赴京取道铅山。郑之侨带领同僚绅士前往紫溪驿接候，攀留住宿，请诣为鹅湖讲学，并对雷鋐执弟子之礼，在书院生童中，一时传为美谈。
有一次，郑之侨到书院讲授经学时，发现原有的《六经石刻图》有讹舛之处，就对其细心研究考评和注释，并冠各经源流于卷首，鉴于原来的“石碑体制难于展阅”，便“易以梨枣”，精工刻印，以便于士子学习。
郑之侨将鹅湖书院定为高等书院，生员学习主要为应试以求取功名，为封建皇朝培养输送人才。读孔孟之书，晓尧舜之道，是鹅湖书院创办以来所推举崇尚的。此外，著名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是书院的重要读物。实际上各个时期所使用的教材也略有变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廷被迫西逃，万般无奈，慈禧太后不得不赞成变法，承认“取外国之长，可补中国之短”。书院改名为学堂，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新政，再次被朝廷重视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由此，各省纷纷依据本地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步骤，掀起了一个书堂改学堂的高潮，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全国基本完成了改制学堂的工作。存续千年的中国式的古代书院宣告结束。一个新型时代的新学堂而迅速发展壮大。
鹅湖书院因南宋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而影响百代，宋、元、明、清历代均为中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因此，鹅湖书院改制定位是“江西省鹅湖师范学堂”。其教育规制及学生、教师、教材、教法、经费来源等项与原鹅湖书院几无差异，只是学生毕业后不再应试科举，可自谋职业。
民国时期，鹅湖书院开办“鹅湖讲习所”，春秋各办一期，聘请当地名流学者讲课。程兆雄、钱穆、牟宗山先生都曾任教讲学于此。
鹅湖书院首创会讲式的教学方法，专设“会元堂”为讲堂。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为后来的白鹿洞之会、丽泽之会开辟了先河。因思想观念和方法之异同，不因双方长期论战而停息，也不因论战而影响各自的关系与友谊。他们都能摒弃门户之见，邀请对方到各自的书院、精舍演讲。尤其是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白鹿洞，学生为之动容下泪，朱熹为之冒汗挥扇，在中国思想教育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传为千年佳话。其意义是为今后的书院会讲开了一个好头，成就了陆九渊巧言善变演讲大师的心学地位，倡导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书院讲学会风。奠定了朱熹理学大师与书院学规揭示的传承影响，为明、清后学理学与心学的盛行、书院的扩建以及明清大家吴与弼、娄凉、王守仁、湛若水、邹守益、王畿、李应升、李光地等大师演讲鹅湖“千人聚会”生徒应之，盛极当时、蔚为大观。
而今从2000年以后，鹅湖书院每年都会有高端学术论坛举行。邀请陈来、刘速先等当代儒学大师前来讲授。听授生员遍及海峡两岸。
从2008年起，由朱子世界联合会会长朱茂楠先生发起的“鹅湖朱子之路”，每年的八月份都要来鹅湖作寻根之旅，八年来在海峡两岸朱子学界前辈们和书院同仁们精心营造下，鹅湖朱子之路已经成为享誉学界的一张名片，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书院文化之旅、书院学术之旅、理学寻根之旅。
鹅湖书院，圣域贤关、仁山智水、道学之宗。
唐贞元年间（785—805）李翱，字习之，贞元进士，今甘肃秦安（唐属陇西成纪）人，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曾从韩愈学古文，是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文学主张大抵同于韩愈。有作《东南录》为传世早期的日记体文章，文风平易。在哲学上受禅宗文化的影响，首创讲学于鹅湖山下，与鹅湖寺高僧太义禅师论禅讲习，一时间在全国激起很大范围的思想学术大讨论。为今后南宋讲学论辩、辛陈鹅湖词坛交游创造了良好的学风。
鹅湖书院，原名“鹅湖精舍”、“四贤祠”、“文宗书院”，因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鹅湖寺举行了一次中国哲学史上围绕治学、太极卦序、论辩唱和、争辩甚烈，不合而罢。会议由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发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参加，列席参会人员百余人。鹅湖之名从此而誉满天下，影响世界，留传宋、元、明、清而至今。
时隔十三年之后的淳熙十五年（1188）冬，浙东学派领军人物陈亮仿“朱、吕、陆鹅湖之会”，特约朱熹、辛弃疾二人相会鹅湖，讨论“经世致用，救济时艰”、“治国平天下”等问题，朱熹失约，避开时政。而辛、陈相聚鹅湖，畅饮瓢泉，纵谈十日，极论时事。共商抗金雪耻之大计，畅叙南北对峙的危险形势；共表坚持抗战的决心，抨击苟且偷安的妥协投降，加深了相互间的战斗友情，发出了“凭却江山管不倒，河洛腥膻无际”的感慨。十日后，还不见朱熹前来，陈亮冒雪东归，辛弃疾追之，终因大雪封路，入夜时分，只此停罢，而后辛弃疾夜宿吴氏祠堂写下《贺新郎·怀同甫词》以寄托思念，不久陈亮又回赠《贺新郎·寄怀辛幼安韵》来回相答，倾吐了彼此沉郁悲壮，慷慨激昂，要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愿望。此次相论，被后人谕为南宋词坛的“鹅湖之会”即“第二次鹅湖之会”。
两次鹅湖之会以后，当时理学界，尤其是朱熹的门人，为了追慕朱子理学，推崇朱、陆学术的治学观点，铅山弟子徐子融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在鹅湖寺旁首设“四贤祠挂四贤肖像”，首创鹅湖精舍。聚徒讲学，成德育材，崇德报功。两者缺一不可，述其规制，间厦处所而已。以达到传播朱子文化和儒家教育思想。南宋绍定元年（1228）朱熹门人信州上饶人陈文蔚，为了继续传播朱子理学，著书立说，再次来到鹅湖寺，追慕朱、吕、陆当年足迹仿徐子融葺茅屋于鹅湖寺则，聚徒授学：“提出为学之道，自当尊敬先生，凡有疑问，皆须诚心听受。”竭忠教训，办学成功，德高望重，深得铅山官民敬佩景仰。绍定三年（1230）铅山知县章谦亨在永平镇南西湖旁立群贤堂，特请陈文蔚作“群贤堂记”，又请陈文蔚学生徐元杰作群贤堂赞：“世重文蔚，隐于丘园，聚徒讲学，尚论群贤，俯仰鹅湖，追随泗源，衹领俎豆，独属吾铅”，而将其也祀于群贤堂。
南宋淳祐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1193-1259）字仲节，号久轩，福建建阳人，朱熹门人，蔡元定之孙。官至参知政事，在视察信州铅山鹅湖时，蔡抗亲自讲学鹅湖，“心濂溪之心，学考亭之学”，廪然直节，剔奸拆狱，咨访民难，廪以恤贫。特奏请朝廷理宗皇帝，为鹅湖朱、吕、二陆“四贤精舍”赐名“文宗书院”，因朱熹理学思想此时已被朝廷认同，海外传播，人称文公先生，至此，挂牌“文宗书院”是有当时目的意义的。
元世祖忽必烈对推行“汉化”文化教育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他对蒙古族发展的历史现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区、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来矣”。所谓“武功迭兴”，就是说蒙古族善于武力征服，反映了奴隶制的“尚武”精神。所谓“文治多缺”正是清醒地认识到马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是封建化的根本不足。元代推行“汉化”政策，是对建金实行“汉化”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尊孔崇儒，施政文德，行礼义之教，表万世祈尊”的主张。
元代，鹅湖书院传习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程朱理学。程端礼是史蒙卿的弟子，被称为“纯干朱者”，他提倡读书，是一贡献，他的读书分年日程，影响很大，将于下节评述，但也有可议处。其一是他重视收拾收心性，不能越出朱熹为涵养而读书的窠白。他曾为集庆路江东书院山长，所作《江东书院，讲义》详细解释朱熹六条读书法而归结为博文约礼。他说“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屈敬持志），而此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已体察即约礼之事，然则欲学颜子之学者，岂可不由思而求之哉。”他要求读书很严格，范围内较广，除读经外还读史、读韩文《楚辞》。这与专读四书应科举考试，“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就有所不同。
明初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恢复旧制。朝延御史祝杰按县访求书院故址，概焉久之。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春，郡守姚堂按县行属，道经鹅湖，寻访宋代书院旧址，惟见朽柱残烟，顾瞻概叹，及欲兴复。恰时遇苏州御史韩雍至郡，听取了姚堂对书院被毁的情况介绍，也有同感，于是起章奏明朝廷，并尊代宗皇帝旨意，国库拔款在宋代文宗书院旧址上重新修复扩建。使这沉睡的鹅湖又获得了生机，并以“鹅湖书院”揭其匾，亦不忘旧也。通过一年多的修建，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第一次正式挂牌“鹅湖书院”，并由大理寺正卿大学士李奎主掌，间尝历观形胜，其地距铅城西北十五里，水明山秀，境界静深，僧寺在其右，乃宋朱晦庵，吕祖谦，陆子寿、子静四先生讲道之所，因建为书院。凿碑为记。
崇祯末年（公元1644年）编修杨廷麟率邑进士胡梦泰视察鹅湖书院，见书院房舍倾毁厉害，又下令对书院进行重修。天启、崇祯间，书院的兴建是很少的，原因当然是明代末年政治经济已陷入崩溃的境地。几次禁毁，使物力受到破坏、士气受到挫伤。而这种情形下，鹅湖书院还能兴建，并于泮池前立一石牌坊，前后各书苍遒大字四个“斯文宗主、继往开来”。从这次鹅湖书院的维修足够说明该书院在明代时候的地位和影响是如何之大。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何对朱、吕、二陆四贤“景仰道止”，对鹅湖之会世代颂扬，是因为他们也懂得朱、陆之学是真正培养封建圣贤的唯一法宝。 清初书院曾毁于兵火，顺治九年（1652）江西巡抚蔡士英倡捐，并命地方官对书院重新修葺后，书院规制恢复，讲学兴盛。康熙二十三年（1683），知县潘士瑞再次葺兴书院。康熙五十四年（1715）大学士李光地为鹅湖书院记：“江右故理学地，二君子平日操论不同者，故曰为鹅湖之会。尚于天下书院志兴乎。”康熙五十六年（1717），白潢奉命镇守西江，康熙帝亲书鹅湖书院。匾曰“穷理居敬”，联曰“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此等殊荣，鹅湖书院更加享誉天下。施德涵曾说：“海内称四大书院，西江有二焉，故鹅湖讲堂与白鹿洞并峙千古。”
乾隆五年（1740），郑之侨任铅山知县，他“乐育士子，勤政爱民”，注重文教，在当时有“西江第一县令”之称，带头捐资修文昌阁，纂修《铅山县志》，为鹅湖书院劝捐学田200余亩，并捐俸银为书院买房购地。乾隆九年（1744），郑之侨，广搜博采，缉成《鹅湖书院讲学会编》十二卷，令鹅湖书院千年理学，薪火相传。
同年，郑之侨对鹅湖书院亲自制定《鹅湖学规说》，六年又制定了《辛酉戒诸生八则》，七年又制定了《壬戌示诸生十要》。这三个完整的鹅湖书院学规系统，对清代鹅湖书院的学术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之侨鹅湖书院“学规系统”中的学术倾向是很明显的。倾向之一是以朱学为本，兼综陆学，排斥王学。
鹅湖书院以朱陆之辩的鹅湖之会而闻名，同祀吕祖谦、朱熹、陆九龄、陆九渊是书院独具一格的祭祀仪式，和会朱陆也成为书院的主要学术风景。
在鹅湖书院，郑之侨亲自延师、讲学、考课、定规制、清田亩，还率门人编辑著作。这个时期鹅湖书院教学质量是很高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铅山县志》载：“郑之侨辑《鹅湖书院讲学会编》时，外郡肄业（书院）者，自石城温朝荣、宁都孔从而下者二十余人，多以学业宦绩显。郡中不乏知名士。”光绪《潮阳县志·人物志·循吏》也说：“辛酉、甲子、丁卯三校江西乡闱，得士如少卿胡翘元、侍御张邵渠、黔守张映焘、川臬邓锡元，编修蒋仕铨其最者。”
鹅湖书院“学规系统”还透露了郑之侨反对不良士习，提倡经世致用学术倾向的信息。郑之侨在《学规说》中批评了学者痴迷辞章，游山玩水，终日静坐，不知钱谷刑名的不良倾向。
为使生童能更好地弘扬道统、尊师敬业，刻意成才，郑之侨除自己经常赴书院为生童讲课授业，还亲自评阅诸生诗文，将其中的优秀习作编辑成《鹅湖书院课文》一书，付梓出版。他得知福建宁化雷鋐为当时的蔡文公的高弟。官拜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察御史，德性醇厚，格守程、朱之学，诱掖后进，娓娓不倦。赴京取道铅山。郑之侨带领同僚绅士前往紫溪驿接候，攀留住宿，请诣为鹅湖讲学，并对雷鋐执弟子之礼，在书院生童中，一时传为美谈。
有一次，郑之侨到书院讲授经学时，发现原有的《六经石刻图》有讹舛之处，就对其细心研究考评和注释，并冠各经源流于卷首，鉴于原来的“石碑体制难于展阅”，便“易以梨枣”，精工刻印，以便于士子学习。
郑之侨将鹅湖书院定为高等书院，生员学习主要为应试以求取功名，为封建皇朝培养输送人才。读孔孟之书，晓尧舜之道，是鹅湖书院创办以来所推举崇尚的。此外，著名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是书院的重要读物。实际上各个时期所使用的教材也略有变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廷被迫西逃，万般无奈，慈禧太后不得不赞成变法，承认“取外国之长，可补中国之短”。书院改名为学堂，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新政，再次被朝廷重视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由此，各省纷纷依据本地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步骤，掀起了一个书堂改学堂的高潮，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全国基本完成了改制学堂的工作。存续千年的中国式的古代书院宣告结束。一个新型时代的新学堂而迅速发展壮大。
鹅湖书院因南宋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而影响百代，宋、元、明、清历代均为中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因此，鹅湖书院改制定位是“江西省鹅湖师范学堂”。其教育规制及学生、教师、教材、教法、经费来源等项与原鹅湖书院几无差异，只是学生毕业后不再应试科举，可自谋职业。
民国时期，鹅湖书院开办“鹅湖讲习所”，春秋各办一期，聘请当地名流学者讲课。程兆雄、钱穆、牟宗山先生都曾任教讲学于此。
鹅湖书院首创会讲式的教学方法，专设“会元堂”为讲堂。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为后来的白鹿洞之会、丽泽之会开辟了先河。因思想观念和方法之异同，不因双方长期论战而停息，也不因论战而影响各自的关系与友谊。他们都能摒弃门户之见，邀请对方到各自的书院、精舍演讲。尤其是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白鹿洞，学生为之动容下泪，朱熹为之冒汗挥扇，在中国思想教育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传为千年佳话。其意义是为今后的书院会讲开了一个好头，成就了陆九渊巧言善变演讲大师的心学地位，倡导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书院讲学会风。奠定了朱熹理学大师与书院学规揭示的传承影响，为明、清后学理学与心学的盛行、书院的扩建以及明清大家吴与弼、娄凉、王守仁、湛若水、邹守益、王畿、李应升、李光地等大师演讲鹅湖“千人聚会”生徒应之，盛极当时、蔚为大观。
而今从2000年以后，鹅湖书院每年都会有高端学术论坛举行。邀请陈来、刘速先等当代儒学大师前来讲授。听授生员遍及海峡两岸。
从2008年起，由朱子世界联合会会长朱茂楠先生发起的“鹅湖朱子之路”，每年的八月份都要来鹅湖作寻根之旅，八年来在海峡两岸朱子学界前辈们和书院同仁们精心营造下，鹅湖朱子之路已经成为享誉学界的一张名片，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书院文化之旅、书院学术之旅、理学寻根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