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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选考卷，特点，指向，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6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1-0038-08
作为高考改革的试点省份，浙江省第一次新学考与选考考试于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正式开始（为行文方便起见，下文一律用选考卷代替学考选考卷）。由于多样的选择（七选三）和多次的机会（两次），赋予了这次考试里程碑式的意义。与以往考试略显不同的是，这次选考，没有了以往人头攒动，家长、老师翘首以盼的盛大景象，考生、家长也比较理性、淡定。这一现象确实呈现出“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在逐步淡化，这可以说是新高考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
《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前言》中指出：‘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有个性的发展，提升学科的学科素养和综合学习能力。”这次选考试卷如何体现上述的素养与能力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学考是过关考试，它的难度不应该太高（浙江省学业水平考试的控制难度约为0.75），但选考又是选拔性考试，理论上它应该在考试范围、能力要求，以及素养体现上都要高于学考，否则，考生的综合素养很难体现，高考的21个等级也很难划分。作为第一次新高考的尝试，这份试卷到底承载着怎样的期盼蕴涵着哪些内涵？文试作简单评析，并对今后的历史教学作一展望，以求证于方家。
一、基础为重——浙江省选考历史卷评析
试卷的基本呈现形式没有超出预期：学考试题70分，考试时间60分钟，其中选择题25题，每题2分，非选择题2题，共20分。选考试题30分，加试30分钟，其中选择题5题，每题2分。非选择题2题，共20分。总体看来，学考部分的内容比以前传统的学业水平考试难度略微提高，笔者的初步估计在0.70左右：选考题则在难度上有所提升.历史方法论的试题、较难的史料解读题都在这里呈现。但不论是学考还是选考卷，基础为重的特色还是比较明显。
重视基础已是老生常谈，但在高中历史复习中，重视哪些基础，如何重视基础，却是见仁见智。许多考生甚至部分教师，就是把史实、概念作为基础的内涵，这不仅没有有效地掌握历史学习的真谛，而且还人为地增加了学习的负担，造成学习的无趣感，这是中学历史教学必须避免的。本次学考选考卷中，则较好地体现了历史的基础内涵，特此评析如下：
1.基本的历史时序意识
时序意识即时序感，是历史学习的基本保证。一个学生如果缺乏历史的时序意识，繁杂的历史事件就会缺乏有序的归因，众多的史实概念也就无法准确的定位，当然更不可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当前历史教材模块化、专题式的编写体例，造成史实的跳跃性呈现，学生的历史时序感混乱，反映在学习上就是朝代界限不清、阶段特征不明、学习只会死记硬背。而2015年浙江历史选考卷则在这方面有较好地引领，如第9题：
1872年广东商人陈启源白海外归来，次年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使用机器，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该厂的创办反映出：
A.洋务企业在困境中转型
B.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c.民族工业短暂春天到来
D.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一种途径
答案D
陈启源的继昌隆缫丝厂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标志性企业，估计学生对此都有准确定位。因此，一般不会选A。但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近代民族工业初步发展是甲午战争后列强加强资本输出以及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限制的产物：短暂的春天则是一战前后列强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以及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思潮影响的结果，它们都有特定的时序，不能随意表述，学生如果不能准确界定，就很容易出现误判。同样，第29题（加试题）：
下图（1820-1913年英法德日美五大主要经济体规模图，图略）所示信息，可以反映出：
①英国“世界工厂”地位被赶超
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日渐增强
③世界市场的孕育和成熟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B
根据图上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考生可以直接找出英国的经济规模被美、德超过的事实，因此，①项成立。没有工业革命的推动，列强尤其是美、德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发展。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很好地利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国家实力突飞猛进，因此，项也无可非议。我们知道绩本主义列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而其经济的不平衡性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上所处的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很不彻底、殖民地的占有率又大大落后于英国。这样，我们就能深刻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德矛盾为什么会成为主要矛盾？一战为什么会爆发？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关键在于③项的判断，这就需要对“世界市场”的时序进行准确定位。我们一般把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作为世界市场萌芽、孕育时期，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时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作为世界市场的成熟时期。很明显，项把孕育和成熟同时放在一起就是想设置一个陷阱，考查考生的时序感和精确度。
2.基本的历史学科思想
历史的学科思想是指能运用历史的知识和历史的思维，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推论，得出自己感悟的过程。众所周知，“读史使人明智”，作为一门启迪人类智慧的学科，历史有其深刻的学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伟教授在《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素养》一文中作过如下表述：“对历史史实的敏锐性，即发现和捕捉问题敏捷并具有批判性思维：历史知识的准备性与连贯性，即比较系统地掌握知识并能有效准确地加以调动：思维具有一定的深刻性、概括性和独特性等连续的思维品质，即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解释不是停留在表面，以比较宽泛的历史视野，探究历史事物发展过程内在的动因和规律，并利用已掌握的史实和分析方法提出见解与看法。”笔者认为文中所提的敏锐性、连贯性和概括性、独特性等特性都属于历史基本的学科思想。 此外，中共还通过“组织起来”对“二流子”、懒汉等不事生产的闲散劳动力进行整合。“二流子”、懒汉等不事生产者的懒惰、赌博、欺骗、说谎、偷窃等顽劣恶习败坏了社会风气，使之“在共产党正在争取的蓬勃有气的社会上没有一点地位”。组织变工组将他们花编在各变工组里，一方面可以对其进行劳动力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教育督促，进而提高其社会地位。1944年春耕，兴县共改造“二流子”1111人，占“二流子”总数66%，其中五区改造数占总数94%、城关为87%、一区与二区均为为75%。该年秋收时偏关全县783个“二流子”中有511个被改造，改造率高达65.3%。其中，改造后转变较好的有273人，占“二流子”总数34.9%，转变较差的有238人，占“二流子”总数30.4%。也就是说，1启以上的“二流子”已经参与到生产中，其中有179人参加了变工组，占转变较好总数65.6%。大量“二流子”转向生产，使闲散劳动力资源得到整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物质资源得到整合的同时，精神资源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整合。
其一，营造新型文化氛围。革命前晋西北乡村社会在教育、文化方面相对落后。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以后，通过“组织起来”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具体举措有与教员变工办学校、识字班、读报组，以变工组为单位办冬学、黑板报，与医生变工治病、开药铺等。如岢岚县1944年夏锄时，以变工组为单位建立读报识字组。由变工组组长在上地时携带识字牌，于劳作休息之余动员群众读报、识字，得到了后者的普遍认同。苏六村群众高兴地说：“地也锄出来了，字也认下了。”郝二小村群众读到《大众报》所刊《怎样编草帽？》时说：“《大众报》真是老百姓的报纸，什么也有。”保德县柳树沟村1944年“组织起来”后，为了解决小孩上学的问题，从变工组内抽出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担任教员，大家负责给他种地、锄草、收割，共同生产下的利益，也以一个人给他分红。教员负责教育19个小孩，并在农忙时抽暇率领学生参加劳动。群众高兴地说：‘变起工来，好处实在多哩！不但能节省劳动力深耕细作，还能使小孩们读书睁开眼。”
其二，树立新型社会风气。在“组织起来”的运作过程中，普遍提倡清洁卫生运动。兴县白家沟合作社发动妇女每日早饭后打扫厕所一次以便防疫与积肥。全村按居住点分小组，每日由组长检查一次卫生。兴县温象栓变工队利用农闲时间修建26个厕所，沤青肥500多驮，此外，在“组织起来”之后，传统社会中的陈规陋习以及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被涤荡。1944年，兴县温象拴将温家寨村过去每年正月在寺庙举行的“平安会”改为“生产会”，依旧在那里举行，但墙上贴满了拥军生产标语，吹鼓手吹着拥军的调子，在神像面前布置生产工作、讲解破除迷信的道理。临县下白塔村过去在久旱不雨时有求神、唱戏的迷信活动。1945年7月，当村中有人提议唱戏时，村干部通过积极分子说服群众“组织起来”扩大生产。全村73户中，有61户联名报告县政府，反对唱戏，并影响其他村200多户联名抗议唱戏。最后，唱戏活动被取消，一致“清算了变工账，将人力强弱，地亩大小，耕作好坏，牛喂的好坏等，吃虧便宜都弄清楚后，变工组更加团结，男女老少就都加紧备荒生产”。这也从侧面说明，“组织起来”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移风易俗，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其三，重塑农民性格。“组织起来”还从心理上重塑了农民性格。长久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落后、保守、自私、迷信的心理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组织起来”的运作过程中，“根据古老的，被摒弃了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变工队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批人组织起轮流耕种每个人的土地，通过联合活动，他们干得比个体劳动更有效、更快”。正因为农民亲身体验到这种“联合活动”的益处，越来越多的农民被“组织起来”。“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在“克服农民的散漫性、狭隘性，藉以加强农民的组织性、团结性”的同时，集体观念也随之加强。申府县一区王家窳村变工队长讲到他的变工队情形时说“我们的队员都感到有兴趣、‘红火’，我们可以团结合作到底”后王家窳的各变工队长都说：“变罢锄草变夏收，咱们规定白天割麦子，黑夜运麦子，抽空就集体开荒种糜子、养麦。”邱家变工队长更对记者说：
咱们村内变工队没问题，小队的困难尽力帮助解决了，地亩不一样，可采取工变工的办法：吃饭稠稀，大家也很能互相照顾，团结得很好。
农民集体观念的增强，契合了中共整合乡村社会精神资源的意图。
事实上，“组织起来”对于中共而言，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整合，建立党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权威。这一点在抗战后期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组织起来”的运作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像宁武县的张初元、兴县的温象拴与贾宝执、临南县的李汝林、保德县的刘文锦与袁谦等。他们不但是“组织起来”的极力倡导者，而且成为中共塑造的取代传统乡绅的新式乡村精英，“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劳动英雄从生产能手走向乡村权力中枢的这种特殊现象，被一些学者归结为中共重构乡村政权的路径选择。以“张初元模式”为例，贫农出身的张初元在中共势力嵌入乡村后，由煤工上升为乡村领袖。他之所以能够攫取乡村权力，其实是贫农化、英雄化与中共扶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效果。换言之，身份认同、宣传与塑造以及政权力量支持构成了“张初元模式”的三大组成要素。张初元的身份得到中共认同，之后其自身不断被英雄化。待时机成熟之际，在中共扶持之下，通过村选进入权力中心。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组织起来”不仅使乡村物质与精神资源得到整合，更使政治资源得以重新配置。随着新式乡村精英的出现，乡村传统权力结构瓦解，中共在晋西北地区的政权则进一步合法化。二、农民参与革命视角下的“组织起来”
尽管中共通过“组织起来”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乡村社会资源，但并未借此瓦解乡村社会个体经济的根基而建立集体经济制度。“组织起来”这一革命话语在构建过程中与农民传统理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认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社会影响。
“组织起来”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参杂着农业耕作技术的变化，这是一般农民难以在短时期内承受的。如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这样描述干部动员农民参加变工组的实际情形：
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主任王四牛就将全村群众召集起来开大会，随即编了9个组，并说不参加变工组的是坏人，出门不给开路条，叫多支差。有七八个原没参加，后来也参加了。主任那时不让群众送粪、耕种，只是叫群众每天开荒，以便与界河口村竞赛。没受过苦的二流子、老财夹到好劳动力中间，好劳动力逼着二流子、老财，闹的净是吵嘴。民兵拿枪领工，干部不劳动，只是指划。其他村没变工是送粪种地，我们村是开荒开了一季才要送粪耕种，已与别村错下一个节令。
武秋生对“组织起来”的描述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参与互助合作是“被逼”或“被动员”的结果。在上级号召下达之后，基层干部为了表现“积极”，不经农民同意或不注意与农民沟通，径直按指标办事，导致“大呼隆”局面的出现。单纯以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方式，只会导致农民表面上参与，暗中却在消极抵抗。因为在农民看来，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取决于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一旦个人利益受损，集体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最终会导致互助合作组织效益的低下。对此问题，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讲道：
到快种完时，地也干了，打烂犁、拽断绳，开荒数目还没完成。又开荒，别村已锄苗子，我们还是开荒。老乡不满意，到了地里专把犁闹坏、牛闹的屙血，荒下熟地去开荒。……老乡们说？‘穷命都难逃，政府往死逼人。”结果开的荒地过了节令，虽然种了一些荞麦、糜子，但收获物还不够籽种成本。全年熟地比1943年少打1/3粮食。
从农民自身来讲，参与互助合作既有理性的考虑，亦有道义成分参杂其中。如对保德县陈秉荣老人的采访：
问：当时的互助组是共产党号召的还是人们自愿的？
答：这个有个大背景，就是四四年日本人、国民党对边区围困得很厉害，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主席提出两个重要口号就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组织起来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互助组，仅限于农业田间劳动，一个是合作社，这个就是带有商业性质……
问是有名无实的吗？
答是实实在在合作的。当时合作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是好汉对好汉，不要二流汉，你又没资金、又懒惰、不勤劳，没人跟你互助。都是自找对象，有好汉组，我们村就成立了两个农业社，一个是“好汉组”，十来家组织的一个，另一个是剩下的那几家。
从陈氏、贺氏口中得知，农民参与互助合作，并非完全盲从于“组织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农民的内心世界里，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合作不是贪图规模大和红火热闹。其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基于理性的选择，即进行农具、劳动力、畜力及资金的交换使用。倘若四者无一具备，那么变工组就难以组织或组织后很难得到巩固。当时在晋绥分局党校工作的高鲁在其日记中记载了神府县胡家庄村的实例：
润生说很难照顾碰子的变工问题。前晌的问题没解决，后晌又发生了问题。他说是12分，我认为是10分。碰子爱多嘴，甚事也爱来回“屹捣”。吼大呢，做事不麻利，大烟杆子。变工问题很复杂，没吃的就变不成。狗来子妈来谈变工问题，她说：‘他补贴咱的牛工，还要咱的人工，那咱的牛不就歇下了？”王保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名。他们要挑战，咱们就响应。咱躺在这里不应战也不行。”
针对此种情况，可以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视为经济行为。在这一行为中，等价原则至关重要。高鲁又记下了一个实例：
银开是劳动英雄，但不爱帮助别人，故人称“个人主义劳动英雄”。1944年他未参加过一次变工。鋤草时，有人劝他，他说：‘第一次锄草（称为水拨苗）不用人帮助，第二次锄草（称刮耧）才用些人。”他很会作务庄稼，怕变工后把别人的庄稼也作务好了，怕别人也成了劳动英雄。……银开不开会，派个孩子来。众人说：“孩子不顶事。”但有人说：“这不是银开家尽捡便宜？别人干5天也只顶他1天，再能干也得1天半顶他1天。”银开来了后说：“我人老实，不敢变工，你们咋还缠我？”
在此例中，倘若将银开的行为简单视为自私自利而加以驳斥反对并不符合农民互助合作行为。因为在农民看来，劳动力质量与数量是互助合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应该被摒弃。当然，农民并非完全是理性主义者，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革命初期的乡村社会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对偏关县贺二毛旦老人的采访：
问：听说过变T11马？
答：听说过，很熟悉。
问：你们家跟村里人变工吗？
答：变工。我家和我二爹家从我记事起就变工。
问共产党进村后，你家和你二爹家还变工吗？
答.是的。只是到了1944年，区里来了两个干部，在村里观音庙前开了一个大会，号召全村人都参加变工组，按居住远近，将全村分为三个大组，每组20来户。
问结果怎样呢？
答.干部来检查时，一个组的人就尽量凑在附近的地里假装变工锄地。干部走后，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和相好的在一块锄，不少人家还是单独锄。
问午部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吗？
答：有一次干部突然来村，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叫到一块开了个会。后来决定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中心，重新编了组。
问这以后变工组得到巩固了吗？
答：没有。有人嫌不自由，玉珍他爸是个算命的，不愿上地，就在家装病。别人叫他割谷子，他说浑身没力，起不了床。
从贺氏口中得知，革命初期农民将亲缘、血缘、地缘等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因素融入变工组中，中共政治理念中“阶级”的概念无法在乡村社会植根。基于此，中共的号召与动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农民传统的互助合作观念这一事实就很容易被证实。尽管被卷入革命，但已然定型的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农民的行为。
以上实例清晰勾勒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真相。一方面，农民屈从于“组织起来”的号召，认为参与互助合作是上级交给的“任务”，上令下达是惯例：另一方面，农民则在“组织起来”既定的规范内，延续了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介于革命与传统之间的新式互助合作模式，无论在农民参与度还是在组织规模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此种模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得以延续，并为中共在乡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三、结语
回首反观1940年代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的经历，革命仪式与政治符号的演绎甚或超越其本身作为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威慑力”。一方面，生产场景的仪式化与“组织起来”的符号化，使农民传统道德理念逐渐发生理性的改变，部分迎合了中共革命需求。尤其是在革命中崛起的新式乡村精英，成为中共借此在乡村社会确立合法性权威的中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并非完全屈从于革命化的“组织起来”，而是竭力将理性行为限于道德准则之内。这说明农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亦或道德主义者，而是二者的结合体。因而在乡村社会变迁中，革命与传统并非始终处于激烈对抗的矛盾态势，其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随着张力凸显，“组织起来”的复杂图景得以再现。
[作者简介]贺文乐，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 （2）概念的解读一步到位
历史是由许多的史实概念组成的，概念不清，必然会造成史实不明，也就必然会出现答题混乱的情况。因此，史实概念的一步到位，能帮助学生深刻领会教学内容，举一反三地掌握历史知识。《公司的力量》一书中如此表述：“在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时代剧变中，人类数千年来建立在亲友、乡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商业组织，已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商业合作必须跨越血缘和地缘，超越人格和亲情……”根据这则史料，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引领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关键概念.史料主要描绘了哪一个历史概念？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影响？与此相关的还有哪一个历史概念值得关注？通过这些问题的设计，学生能够清晰的判断，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出现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商品的种类增多，贸易的范围扩大，贸易中心开始转移，经营的方式发生变化。商业革命必然会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格革命。为加深学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拓展：
学生如果能够理解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内涵，就能清晰掌握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教师应该有效运用史料、精心设计问题，一步到位予以解读，不留死角。否则，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判断。但由于教学进度的紧张，有些教师没有很好地重视概念解读，囫囵吞枣、一带而过，这是应该避免的。
（3）结论的理解一步到位
历史是后人对以前发生事情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必然会有众多的评价和看法，这些评价和看法就形成了许多的历史结论。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历史结论是相当抽象的，许多学生只能机械记忆，这就形成了当前“读史使人痛苦”的局面。甚至有些教师囿于自己的功底和教学时间，对许多结论也往往不求甚解，这对历史教学是明显不利的。《宋明理学》一课中结论众多，正因为如此，广大师生往往视之为畏途。现仅举一例：“心学的产生意味着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对于这个结论一步到位的解读，能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理学和心学的不同修习途径与效果：朱熹已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已经在宋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理学的产生不能称之为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呢？心学和理学相比到底有哪些改进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方便学生的理解，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比另外一个历史结论：“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影响已经如此深远，为什么宗教改革前还要加上“更”呢？我们如果通过一步到位的解读，学生就会有新的认识理学和文艺复兴一样，都属于精英阶层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其社会影响力虽然很大，但还不足以影响社会各阶层。如理学强调的是个人时时刻刻的修炼，它对个人的素养要求特别高，让普通大众难以适从。而心学认为心中有良知，则满街都是圣人，心中有理，就不必另外寻求路径，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当然，心学的确立解决了程朱理学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使理学思想进一步完善，所以能有此结论。宗教改革看似信仰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倡导“因信称义”，否定教会的权威，强调信仰的自由，也就很好地宣传了人文主义。从各阶层都重视的信仰层面渗透人文主义，其社会影响力当然是文艺复兴所不能比拟的。
2.适当拓展，强调应用
如前所述，鉴于两考合一的考试方式和选考内容只占30%的分值分布，新选考试卷不会过分追求试卷的难度与深度，而且跨度也不会太大。但由于选考卷又具有选拔考试的功能，而且要从中划分21个等第（要声明的是：前面选考内容70分如果不合格，后面的选考成绩只能算0分。因此，这种意义上说，选考试卷应该是100分计算的，因此，试题的命制者更有可能关注试题的应用性功能——把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从知识上升到认识，如第8题：
新材料的发现始终是史学研究的动力。“丹东一号”沉船经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极有可能是黄海海战中爱国将领邓世昌率领官兵与日军激战的战舰，它是：
A.“致远”舰
B.“定远”舰
C.“靖远”舰
D.“经远”舰
答案.A
该题的思维含量不高，但它考查了学生对当前考古新发现的重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又如第21题：
1919年，英国科学家率领日全食观测队在非洲和巴西拍摄的恒星照片，证实了“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1.7秒的偏转”的科学预言。这一预言提出的依据是：
A.开普勒天体力学
B.牛顿经典力学
C.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D.普朗克量子理论
答案3C
该题把考查的艰深概念，还原在一个真实的科学情境中，主要考查学生是否真正了解这些概念，这种能力的要求，比让学生记住几个科学定理当然要有效得多。
要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关键在于让学生学会迁移、学会拓展。笔者在2003年《文科综合考试中的历史科复习》一文中曾提出“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和“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两个命题，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适用的。
“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
这是指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鲜活素材，让学生感同身受，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结出对现在的借鉴作用，这也是“读史使人明智”的内涵之一。在讲述《工业革命》这一主题内容时，某教师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学生活动举行一次“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哪些内容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评选，结果电灯、电话以及名著《玩偶世家》名列前三。在此基础上，教师因势利导这三项成果的发明者（作者）分别是谁？你为什么会选他们？除以上三项外，如果让你再推荐一项“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对当时的人们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你会推举什么？请你说说你的理由。这样的设计能让学生较为直观地感悟历史，对历史会有更亲切的感受。
（2）“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
从现实问题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认同感。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跨越66年来的首次握手，意义非凡。围绕这一历史性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反思：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回顾两党的历史，是否体现了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历史规律.766年来两岸关系是怎样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的？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应该怎么做？学生一旦能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就能打开思路，形成感悟，这应该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所在。 3.重视素养，渗透思想
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本人曾在《高中历史教学应该凸显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一文中提出“求真”——真实地表述历史：“求证”理性地辨析历史：“求智”——形成历史的智慧与感悟这三个核心素养。现在有专家对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了更精细化的定位，包括：时空观念、发展意识、多元联系、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评判以及历史认同感。这些素养实际上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已经被大家所关注，在这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中也不时有所呈现，以2008年高考上海卷第33题为例：下图（略）是发现于高昌古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幅珍贵壁画“圣枝图”。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公元5世纪左右景教（基督勃传入高昌的历史见证。观察此图，回答问题。（1）请你从这幅画中找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这一问考查的是典型的史料实证意识，考生可以从人物相貌、服饰、场景等具体的信息来证明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这种求证的过程如同解答数学题一样，非常考验考生的逻辑思维。（2）这种观点有哪些史实依据？这一问的思路更加开放，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多元意识，更是体现了历史理解和历史评判能力。考生可以结合此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叔朝与匈奴的交往密切，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则在公元1世纪左右通过西域传入中国这些史实展开评价。（3）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你该怎么做？这是典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考查，我们都知道“孤证不立”的道理，要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还需要参阅关于景教传播的文献记载、该地区的其他考古资料以及专家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等。这样的素养熏陶，学生自然而然会形成历史的思维和感悟。
历史素养的内涵非常宽泛，历史素养的论述今后也必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精准的史实定位、精心的知识梳理、精细的逻辑思维和精到的理性感悟都应该属于历史素养的范畴。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理性的历史感悟是历史学科素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与李鸿章势同水火，他曾经激烈地指责李鸿章“误国卖国”。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先生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形成理性的感悟。在李鸿章逝世之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他在《李鸿章传》中这样写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提李鸿章”。他理性地总结了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他又精辟而又形象地概括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样的理性感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典范，也是学科素养的重要积淀。
浙江省的高考改革为大家关注，学考和选考的考试形式更是众所瞩目。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绝不应该只关注其外在的内容，更应该把握考试改革所带来的一些理念和思路上的变化。值此第一次选考尘埃落定之时，特撰此小文，希望引起大家对考试改革的关注和历史教学方法与效率的改进，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朱可，中学特级教师，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副主任，中学历史（含社会）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课堂教学艺术、教师专业发展、高考研究。
[中图分类号]6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1-0038-08
作为高考改革的试点省份，浙江省第一次新学考与选考考试于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正式开始（为行文方便起见，下文一律用选考卷代替学考选考卷）。由于多样的选择（七选三）和多次的机会（两次），赋予了这次考试里程碑式的意义。与以往考试略显不同的是，这次选考，没有了以往人头攒动，家长、老师翘首以盼的盛大景象，考生、家长也比较理性、淡定。这一现象确实呈现出“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在逐步淡化，这可以说是新高考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
《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前言》中指出：‘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有个性的发展，提升学科的学科素养和综合学习能力。”这次选考试卷如何体现上述的素养与能力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学考是过关考试，它的难度不应该太高（浙江省学业水平考试的控制难度约为0.75），但选考又是选拔性考试，理论上它应该在考试范围、能力要求，以及素养体现上都要高于学考，否则，考生的综合素养很难体现，高考的21个等级也很难划分。作为第一次新高考的尝试，这份试卷到底承载着怎样的期盼蕴涵着哪些内涵？文试作简单评析，并对今后的历史教学作一展望，以求证于方家。
一、基础为重——浙江省选考历史卷评析
试卷的基本呈现形式没有超出预期：学考试题70分，考试时间60分钟，其中选择题25题，每题2分，非选择题2题，共20分。选考试题30分，加试30分钟，其中选择题5题，每题2分。非选择题2题，共20分。总体看来，学考部分的内容比以前传统的学业水平考试难度略微提高，笔者的初步估计在0.70左右：选考题则在难度上有所提升.历史方法论的试题、较难的史料解读题都在这里呈现。但不论是学考还是选考卷，基础为重的特色还是比较明显。
重视基础已是老生常谈，但在高中历史复习中，重视哪些基础，如何重视基础，却是见仁见智。许多考生甚至部分教师，就是把史实、概念作为基础的内涵，这不仅没有有效地掌握历史学习的真谛，而且还人为地增加了学习的负担，造成学习的无趣感，这是中学历史教学必须避免的。本次学考选考卷中，则较好地体现了历史的基础内涵，特此评析如下：
1.基本的历史时序意识
时序意识即时序感，是历史学习的基本保证。一个学生如果缺乏历史的时序意识，繁杂的历史事件就会缺乏有序的归因，众多的史实概念也就无法准确的定位，当然更不可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当前历史教材模块化、专题式的编写体例，造成史实的跳跃性呈现，学生的历史时序感混乱，反映在学习上就是朝代界限不清、阶段特征不明、学习只会死记硬背。而2015年浙江历史选考卷则在这方面有较好地引领，如第9题：
1872年广东商人陈启源白海外归来，次年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使用机器，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该厂的创办反映出：
A.洋务企业在困境中转型
B.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c.民族工业短暂春天到来
D.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一种途径
答案D
陈启源的继昌隆缫丝厂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标志性企业，估计学生对此都有准确定位。因此，一般不会选A。但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近代民族工业初步发展是甲午战争后列强加强资本输出以及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限制的产物：短暂的春天则是一战前后列强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以及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思潮影响的结果，它们都有特定的时序，不能随意表述，学生如果不能准确界定，就很容易出现误判。同样，第29题（加试题）：
下图（1820-1913年英法德日美五大主要经济体规模图，图略）所示信息，可以反映出：
①英国“世界工厂”地位被赶超
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日渐增强
③世界市场的孕育和成熟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答案B
根据图上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考生可以直接找出英国的经济规模被美、德超过的事实，因此，①项成立。没有工业革命的推动，列强尤其是美、德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发展。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很好地利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国家实力突飞猛进，因此，项也无可非议。我们知道绩本主义列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而其经济的不平衡性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上所处的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很不彻底、殖民地的占有率又大大落后于英国。这样，我们就能深刻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德矛盾为什么会成为主要矛盾？一战为什么会爆发？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关键在于③项的判断，这就需要对“世界市场”的时序进行准确定位。我们一般把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作为世界市场萌芽、孕育时期，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时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作为世界市场的成熟时期。很明显，项把孕育和成熟同时放在一起就是想设置一个陷阱，考查考生的时序感和精确度。
2.基本的历史学科思想
历史的学科思想是指能运用历史的知识和历史的思维，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推论，得出自己感悟的过程。众所周知，“读史使人明智”，作为一门启迪人类智慧的学科，历史有其深刻的学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伟教授在《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素养》一文中作过如下表述：“对历史史实的敏锐性，即发现和捕捉问题敏捷并具有批判性思维：历史知识的准备性与连贯性，即比较系统地掌握知识并能有效准确地加以调动：思维具有一定的深刻性、概括性和独特性等连续的思维品质，即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解释不是停留在表面，以比较宽泛的历史视野，探究历史事物发展过程内在的动因和规律，并利用已掌握的史实和分析方法提出见解与看法。”笔者认为文中所提的敏锐性、连贯性和概括性、独特性等特性都属于历史基本的学科思想。 此外，中共还通过“组织起来”对“二流子”、懒汉等不事生产的闲散劳动力进行整合。“二流子”、懒汉等不事生产者的懒惰、赌博、欺骗、说谎、偷窃等顽劣恶习败坏了社会风气，使之“在共产党正在争取的蓬勃有气的社会上没有一点地位”。组织变工组将他们花编在各变工组里，一方面可以对其进行劳动力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教育督促，进而提高其社会地位。1944年春耕，兴县共改造“二流子”1111人，占“二流子”总数66%，其中五区改造数占总数94%、城关为87%、一区与二区均为为75%。该年秋收时偏关全县783个“二流子”中有511个被改造，改造率高达65.3%。其中，改造后转变较好的有273人，占“二流子”总数34.9%，转变较差的有238人，占“二流子”总数30.4%。也就是说，1启以上的“二流子”已经参与到生产中，其中有179人参加了变工组，占转变较好总数65.6%。大量“二流子”转向生产，使闲散劳动力资源得到整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物质资源得到整合的同时，精神资源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整合。
其一，营造新型文化氛围。革命前晋西北乡村社会在教育、文化方面相对落后。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以后，通过“组织起来”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具体举措有与教员变工办学校、识字班、读报组，以变工组为单位办冬学、黑板报，与医生变工治病、开药铺等。如岢岚县1944年夏锄时，以变工组为单位建立读报识字组。由变工组组长在上地时携带识字牌，于劳作休息之余动员群众读报、识字，得到了后者的普遍认同。苏六村群众高兴地说：“地也锄出来了，字也认下了。”郝二小村群众读到《大众报》所刊《怎样编草帽？》时说：“《大众报》真是老百姓的报纸，什么也有。”保德县柳树沟村1944年“组织起来”后，为了解决小孩上学的问题，从变工组内抽出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担任教员，大家负责给他种地、锄草、收割，共同生产下的利益，也以一个人给他分红。教员负责教育19个小孩，并在农忙时抽暇率领学生参加劳动。群众高兴地说：‘变起工来，好处实在多哩！不但能节省劳动力深耕细作，还能使小孩们读书睁开眼。”
其二，树立新型社会风气。在“组织起来”的运作过程中，普遍提倡清洁卫生运动。兴县白家沟合作社发动妇女每日早饭后打扫厕所一次以便防疫与积肥。全村按居住点分小组，每日由组长检查一次卫生。兴县温象栓变工队利用农闲时间修建26个厕所，沤青肥500多驮，此外，在“组织起来”之后，传统社会中的陈规陋习以及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被涤荡。1944年，兴县温象拴将温家寨村过去每年正月在寺庙举行的“平安会”改为“生产会”，依旧在那里举行，但墙上贴满了拥军生产标语，吹鼓手吹着拥军的调子，在神像面前布置生产工作、讲解破除迷信的道理。临县下白塔村过去在久旱不雨时有求神、唱戏的迷信活动。1945年7月，当村中有人提议唱戏时，村干部通过积极分子说服群众“组织起来”扩大生产。全村73户中，有61户联名报告县政府，反对唱戏，并影响其他村200多户联名抗议唱戏。最后，唱戏活动被取消，一致“清算了变工账，将人力强弱，地亩大小，耕作好坏，牛喂的好坏等，吃虧便宜都弄清楚后，变工组更加团结，男女老少就都加紧备荒生产”。这也从侧面说明，“组织起来”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移风易俗，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其三，重塑农民性格。“组织起来”还从心理上重塑了农民性格。长久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落后、保守、自私、迷信的心理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组织起来”的运作过程中，“根据古老的，被摒弃了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变工队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批人组织起轮流耕种每个人的土地，通过联合活动，他们干得比个体劳动更有效、更快”。正因为农民亲身体验到这种“联合活动”的益处，越来越多的农民被“组织起来”。“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在“克服农民的散漫性、狭隘性，藉以加强农民的组织性、团结性”的同时，集体观念也随之加强。申府县一区王家窳村变工队长讲到他的变工队情形时说“我们的队员都感到有兴趣、‘红火’，我们可以团结合作到底”后王家窳的各变工队长都说：“变罢锄草变夏收，咱们规定白天割麦子，黑夜运麦子，抽空就集体开荒种糜子、养麦。”邱家变工队长更对记者说：
咱们村内变工队没问题，小队的困难尽力帮助解决了，地亩不一样，可采取工变工的办法：吃饭稠稀，大家也很能互相照顾，团结得很好。
农民集体观念的增强，契合了中共整合乡村社会精神资源的意图。
事实上，“组织起来”对于中共而言，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整合，建立党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权威。这一点在抗战后期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组织起来”的运作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像宁武县的张初元、兴县的温象拴与贾宝执、临南县的李汝林、保德县的刘文锦与袁谦等。他们不但是“组织起来”的极力倡导者，而且成为中共塑造的取代传统乡绅的新式乡村精英，“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劳动英雄从生产能手走向乡村权力中枢的这种特殊现象，被一些学者归结为中共重构乡村政权的路径选择。以“张初元模式”为例，贫农出身的张初元在中共势力嵌入乡村后，由煤工上升为乡村领袖。他之所以能够攫取乡村权力，其实是贫农化、英雄化与中共扶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效果。换言之，身份认同、宣传与塑造以及政权力量支持构成了“张初元模式”的三大组成要素。张初元的身份得到中共认同，之后其自身不断被英雄化。待时机成熟之际，在中共扶持之下，通过村选进入权力中心。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组织起来”不仅使乡村物质与精神资源得到整合，更使政治资源得以重新配置。随着新式乡村精英的出现，乡村传统权力结构瓦解，中共在晋西北地区的政权则进一步合法化。二、农民参与革命视角下的“组织起来”
尽管中共通过“组织起来”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乡村社会资源，但并未借此瓦解乡村社会个体经济的根基而建立集体经济制度。“组织起来”这一革命话语在构建过程中与农民传统理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认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社会影响。
“组织起来”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参杂着农业耕作技术的变化，这是一般农民难以在短时期内承受的。如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这样描述干部动员农民参加变工组的实际情形：
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主任王四牛就将全村群众召集起来开大会，随即编了9个组，并说不参加变工组的是坏人，出门不给开路条，叫多支差。有七八个原没参加，后来也参加了。主任那时不让群众送粪、耕种，只是叫群众每天开荒，以便与界河口村竞赛。没受过苦的二流子、老财夹到好劳动力中间，好劳动力逼着二流子、老财，闹的净是吵嘴。民兵拿枪领工，干部不劳动，只是指划。其他村没变工是送粪种地，我们村是开荒开了一季才要送粪耕种，已与别村错下一个节令。
武秋生对“组织起来”的描述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参与互助合作是“被逼”或“被动员”的结果。在上级号召下达之后，基层干部为了表现“积极”，不经农民同意或不注意与农民沟通，径直按指标办事，导致“大呼隆”局面的出现。单纯以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方式，只会导致农民表面上参与，暗中却在消极抵抗。因为在农民看来，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取决于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一旦个人利益受损，集体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最终会导致互助合作组织效益的低下。对此问题，岢岚县会里村农民武秋生讲道：
到快种完时，地也干了，打烂犁、拽断绳，开荒数目还没完成。又开荒，别村已锄苗子，我们还是开荒。老乡不满意，到了地里专把犁闹坏、牛闹的屙血，荒下熟地去开荒。……老乡们说？‘穷命都难逃，政府往死逼人。”结果开的荒地过了节令，虽然种了一些荞麦、糜子，但收获物还不够籽种成本。全年熟地比1943年少打1/3粮食。
从农民自身来讲，参与互助合作既有理性的考虑，亦有道义成分参杂其中。如对保德县陈秉荣老人的采访：
问：当时的互助组是共产党号召的还是人们自愿的？
答：这个有个大背景，就是四四年日本人、国民党对边区围困得很厉害，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主席提出两个重要口号就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组织起来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互助组，仅限于农业田间劳动，一个是合作社，这个就是带有商业性质……
问是有名无实的吗？
答是实实在在合作的。当时合作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是好汉对好汉，不要二流汉，你又没资金、又懒惰、不勤劳，没人跟你互助。都是自找对象，有好汉组，我们村就成立了两个农业社，一个是“好汉组”，十来家组织的一个，另一个是剩下的那几家。
从陈氏、贺氏口中得知，农民参与互助合作，并非完全盲从于“组织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农民的内心世界里，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合作不是贪图规模大和红火热闹。其参与互助合作主要基于理性的选择，即进行农具、劳动力、畜力及资金的交换使用。倘若四者无一具备，那么变工组就难以组织或组织后很难得到巩固。当时在晋绥分局党校工作的高鲁在其日记中记载了神府县胡家庄村的实例：
润生说很难照顾碰子的变工问题。前晌的问题没解决，后晌又发生了问题。他说是12分，我认为是10分。碰子爱多嘴，甚事也爱来回“屹捣”。吼大呢，做事不麻利，大烟杆子。变工问题很复杂，没吃的就变不成。狗来子妈来谈变工问题，她说：‘他补贴咱的牛工，还要咱的人工，那咱的牛不就歇下了？”王保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名。他们要挑战，咱们就响应。咱躺在这里不应战也不行。”
针对此种情况，可以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视为经济行为。在这一行为中，等价原则至关重要。高鲁又记下了一个实例：
银开是劳动英雄，但不爱帮助别人，故人称“个人主义劳动英雄”。1944年他未参加过一次变工。鋤草时，有人劝他，他说：‘第一次锄草（称为水拨苗）不用人帮助，第二次锄草（称刮耧）才用些人。”他很会作务庄稼，怕变工后把别人的庄稼也作务好了，怕别人也成了劳动英雄。……银开不开会，派个孩子来。众人说：“孩子不顶事。”但有人说：“这不是银开家尽捡便宜？别人干5天也只顶他1天，再能干也得1天半顶他1天。”银开来了后说：“我人老实，不敢变工，你们咋还缠我？”
在此例中，倘若将银开的行为简单视为自私自利而加以驳斥反对并不符合农民互助合作行为。因为在农民看来，劳动力质量与数量是互助合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应该被摒弃。当然，农民并非完全是理性主义者，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革命初期的乡村社会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对偏关县贺二毛旦老人的采访：
问：听说过变T11马？
答：听说过，很熟悉。
问：你们家跟村里人变工吗？
答：变工。我家和我二爹家从我记事起就变工。
问共产党进村后，你家和你二爹家还变工吗？
答.是的。只是到了1944年，区里来了两个干部，在村里观音庙前开了一个大会，号召全村人都参加变工组，按居住远近，将全村分为三个大组，每组20来户。
问结果怎样呢？
答.干部来检查时，一个组的人就尽量凑在附近的地里假装变工锄地。干部走后，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和相好的在一块锄，不少人家还是单独锄。
问午部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吗？
答：有一次干部突然来村，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叫到一块开了个会。后来决定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中心，重新编了组。
问这以后变工组得到巩固了吗？
答：没有。有人嫌不自由，玉珍他爸是个算命的，不愿上地，就在家装病。别人叫他割谷子，他说浑身没力，起不了床。
从贺氏口中得知，革命初期农民将亲缘、血缘、地缘等维系传统伦理道德的因素融入变工组中，中共政治理念中“阶级”的概念无法在乡村社会植根。基于此，中共的号召与动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农民传统的互助合作观念这一事实就很容易被证实。尽管被卷入革命，但已然定型的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农民的行为。
以上实例清晰勾勒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真相。一方面，农民屈从于“组织起来”的号召，认为参与互助合作是上级交给的“任务”，上令下达是惯例：另一方面，农民则在“组织起来”既定的规范内，延续了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介于革命与传统之间的新式互助合作模式，无论在农民参与度还是在组织规模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此种模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得以延续，并为中共在乡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三、结语
回首反观1940年代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的经历，革命仪式与政治符号的演绎甚或超越其本身作为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威慑力”。一方面，生产场景的仪式化与“组织起来”的符号化，使农民传统道德理念逐渐发生理性的改变，部分迎合了中共革命需求。尤其是在革命中崛起的新式乡村精英，成为中共借此在乡村社会确立合法性权威的中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并非完全屈从于革命化的“组织起来”，而是竭力将理性行为限于道德准则之内。这说明农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亦或道德主义者，而是二者的结合体。因而在乡村社会变迁中，革命与传统并非始终处于激烈对抗的矛盾态势，其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随着张力凸显，“组织起来”的复杂图景得以再现。
[作者简介]贺文乐，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 （2）概念的解读一步到位
历史是由许多的史实概念组成的，概念不清，必然会造成史实不明，也就必然会出现答题混乱的情况。因此，史实概念的一步到位，能帮助学生深刻领会教学内容，举一反三地掌握历史知识。《公司的力量》一书中如此表述：“在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时代剧变中，人类数千年来建立在亲友、乡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商业组织，已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商业合作必须跨越血缘和地缘，超越人格和亲情……”根据这则史料，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引领的方式让学生理解关键概念.史料主要描绘了哪一个历史概念？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影响？与此相关的还有哪一个历史概念值得关注？通过这些问题的设计，学生能够清晰的判断，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出现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商品的种类增多，贸易的范围扩大，贸易中心开始转移，经营的方式发生变化。商业革命必然会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格革命。为加深学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拓展：
学生如果能够理解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内涵，就能清晰掌握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教师应该有效运用史料、精心设计问题，一步到位予以解读，不留死角。否则，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判断。但由于教学进度的紧张，有些教师没有很好地重视概念解读，囫囵吞枣、一带而过，这是应该避免的。
（3）结论的理解一步到位
历史是后人对以前发生事情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必然会有众多的评价和看法，这些评价和看法就形成了许多的历史结论。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历史结论是相当抽象的，许多学生只能机械记忆，这就形成了当前“读史使人痛苦”的局面。甚至有些教师囿于自己的功底和教学时间，对许多结论也往往不求甚解，这对历史教学是明显不利的。《宋明理学》一课中结论众多，正因为如此，广大师生往往视之为畏途。现仅举一例：“心学的产生意味着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对于这个结论一步到位的解读，能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理学和心学的不同修习途径与效果：朱熹已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已经在宋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理学的产生不能称之为儒学重建任务的完成呢？心学和理学相比到底有哪些改进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方便学生的理解，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比另外一个历史结论：“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影响已经如此深远，为什么宗教改革前还要加上“更”呢？我们如果通过一步到位的解读，学生就会有新的认识理学和文艺复兴一样，都属于精英阶层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其社会影响力虽然很大，但还不足以影响社会各阶层。如理学强调的是个人时时刻刻的修炼，它对个人的素养要求特别高，让普通大众难以适从。而心学认为心中有良知，则满街都是圣人，心中有理，就不必另外寻求路径，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当然，心学的确立解决了程朱理学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使理学思想进一步完善，所以能有此结论。宗教改革看似信仰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倡导“因信称义”，否定教会的权威，强调信仰的自由，也就很好地宣传了人文主义。从各阶层都重视的信仰层面渗透人文主义，其社会影响力当然是文艺复兴所不能比拟的。
2.适当拓展，强调应用
如前所述，鉴于两考合一的考试方式和选考内容只占30%的分值分布，新选考试卷不会过分追求试卷的难度与深度，而且跨度也不会太大。但由于选考卷又具有选拔考试的功能，而且要从中划分21个等第（要声明的是：前面选考内容70分如果不合格，后面的选考成绩只能算0分。因此，这种意义上说，选考试卷应该是100分计算的，因此，试题的命制者更有可能关注试题的应用性功能——把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从知识上升到认识，如第8题：
新材料的发现始终是史学研究的动力。“丹东一号”沉船经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极有可能是黄海海战中爱国将领邓世昌率领官兵与日军激战的战舰，它是：
A.“致远”舰
B.“定远”舰
C.“靖远”舰
D.“经远”舰
答案.A
该题的思维含量不高，但它考查了学生对当前考古新发现的重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又如第21题：
1919年，英国科学家率领日全食观测队在非洲和巴西拍摄的恒星照片，证实了“遥远的星光如果掠过太阳表面，将会发生1.7秒的偏转”的科学预言。这一预言提出的依据是：
A.开普勒天体力学
B.牛顿经典力学
C.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D.普朗克量子理论
答案3C
该题把考查的艰深概念，还原在一个真实的科学情境中，主要考查学生是否真正了解这些概念，这种能力的要求，比让学生记住几个科学定理当然要有效得多。
要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关键在于让学生学会迁移、学会拓展。笔者在2003年《文科综合考试中的历史科复习》一文中曾提出“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和“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两个命题，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适用的。
“历史问题的现实思考”
这是指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鲜活素材，让学生感同身受，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结出对现在的借鉴作用，这也是“读史使人明智”的内涵之一。在讲述《工业革命》这一主题内容时，某教师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学生活动举行一次“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哪些内容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评选，结果电灯、电话以及名著《玩偶世家》名列前三。在此基础上，教师因势利导这三项成果的发明者（作者）分别是谁？你为什么会选他们？除以上三项外，如果让你再推荐一项“近代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对当时的人们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你会推举什么？请你说说你的理由。这样的设计能让学生较为直观地感悟历史，对历史会有更亲切的感受。
（2）“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
从现实问题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认同感。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跨越66年来的首次握手，意义非凡。围绕这一历史性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反思：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回顾两党的历史，是否体现了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历史规律.766年来两岸关系是怎样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的？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应该怎么做？学生一旦能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就能打开思路，形成感悟，这应该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所在。 3.重视素养，渗透思想
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本人曾在《高中历史教学应该凸显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一文中提出“求真”——真实地表述历史：“求证”理性地辨析历史：“求智”——形成历史的智慧与感悟这三个核心素养。现在有专家对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了更精细化的定位，包括：时空观念、发展意识、多元联系、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评判以及历史认同感。这些素养实际上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已经被大家所关注，在这几年的历史高考试题中也不时有所呈现，以2008年高考上海卷第33题为例：下图（略）是发现于高昌古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幅珍贵壁画“圣枝图”。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公元5世纪左右景教（基督勃传入高昌的历史见证。观察此图，回答问题。（1）请你从这幅画中找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这一问考查的是典型的史料实证意识，考生可以从人物相貌、服饰、场景等具体的信息来证明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这种求证的过程如同解答数学题一样，非常考验考生的逻辑思维。（2）这种观点有哪些史实依据？这一问的思路更加开放，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多元意识，更是体现了历史理解和历史评判能力。考生可以结合此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叔朝与匈奴的交往密切，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则在公元1世纪左右通过西域传入中国这些史实展开评价。（3）如果要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你该怎么做？这是典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考查，我们都知道“孤证不立”的道理，要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还需要参阅关于景教传播的文献记载、该地区的其他考古资料以及专家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等。这样的素养熏陶，学生自然而然会形成历史的思维和感悟。
历史素养的内涵非常宽泛，历史素养的论述今后也必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精准的史实定位、精心的知识梳理、精细的逻辑思维和精到的理性感悟都应该属于历史素养的范畴。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理性的历史感悟是历史学科素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与李鸿章势同水火，他曾经激烈地指责李鸿章“误国卖国”。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先生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形成理性的感悟。在李鸿章逝世之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他在《李鸿章传》中这样写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提李鸿章”。他理性地总结了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他又精辟而又形象地概括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样的理性感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典范，也是学科素养的重要积淀。
浙江省的高考改革为大家关注，学考和选考的考试形式更是众所瞩目。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绝不应该只关注其外在的内容，更应该把握考试改革所带来的一些理念和思路上的变化。值此第一次选考尘埃落定之时，特撰此小文，希望引起大家对考试改革的关注和历史教学方法与效率的改进，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朱可，中学特级教师，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副主任，中学历史（含社会）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课堂教学艺术、教师专业发展、高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