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再不纠正错误的思维与导向，让城市规划依照科学回归，特别是严格规划的科学管理，“均衡”、“现代”、“品质”、“宜居”“美丽”、“幸福”等诸多令人们向往的美好字眼，只能可望不可及。
　　说起中国速度，总有太多的意想不到。拿近30余年的城市来说吧，它的增速和体量，往往是规划所料不及的。一线的北上广如此，二三线的苏锡杭、沈大哈均如此，青岛也不例外。
　　别说30年，20年前的青岛，城的概念与地理范畴，也只是几个区区的老城而已，且基本承接了南北走向的发展格局，即使1992年刚刚拉开东进序曲之时，人们的观念和发展现实，依然还在原有的圈子里打转转。而这种观念与空间的局限，又使得当时老城区以外的广袤区域，既难与这座本该属于它们的城市相融，也自然难以打破不平衡的发展格局。
　　但这一切的改变又似乎超乎想像。特别在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时代簇拥下，这个历史虽短，但却饱经风霜的城市，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大手笔的规划布局和行政区划。尤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先后五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制定，两次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不光将这个曾经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带状狭长城市，倍增至面积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更重要的在于，从早先的战略东扩和西移，到瞄向2020的“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团发展”，以实质性发展内容为核心的系列演变和时空置换的背后，折射和凸显了一座城市的眼界和布局能力的提升。
　　青岛为城市中国撰写的这段城记，无疑是一个缩影，它所发生的和行将发生的一切，或许正是中国众多城市已经走过或正在寻求的路径。当然，青岛的规划和区划也并非完美，实际操作过程亦有诸多缺憾：传统经济结构和试图创新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和其它资源紧缺和利用效率不高的矛盾仍然突出。况且，各类的规划与实施，仍未最大限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因素，行政干预现象也屡见不鲜。
　　而放大来看，仅靠一个时段的规划或某一区域的调整，靠放大的土地和大量工业项目的支撑，或难以书写比肩国际现代化城市的可持续的均衡与优美。这也提醒我们的城市，无论是谁续写的城记，更需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精耕细作。
　　中国的城市进程不可否认，但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化。仅就规划或行政区划而言，这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如何设计我们的城市，如何依照规划管理好我们的城市。正如有人所质疑的，上海世博会所提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口号固然响亮，但如何成就“美好”就是一个大课题了。
　　不得不说的是，近乎“大跃进”式的城市膨胀背后，其原动力并非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使然，而更多是以关乎地方官员考核、升迁的GDP投资为驱动。
　　有关报道显示，仅刚刚过去的一年，很多城市就借“十二五”谋划了一批令人咋舌的投资战略，钱从何来不得而知，更搞不懂的是这些“神来之笔”的出处。关键是，无休止大量重复投资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大量的浪费和愈加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今阴霾笼罩的北京、石家庄、济南等诸多的城市之殇已在警示，这种追求伤害的恐怕不仅是既定的规划红线，而是涉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
　　对于诸多超越规划的冲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组长倪鹏飞和他的团队分析认为，根子就在以资源为目标的城市竞赛。这或许已成近30多年官员们一直习惯用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方式。
　　尽管城镇化和城市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之一，但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再不纠正错误的思维与导向，让城市规划依照科学回归，特别是严格规划的科学管理，“均衡”、“现代”、“品质”、“宜居”“美丽”、“幸福”等诸多令人们向往的美好字眼，只能可望不可及。
　　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于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城市管理者应顺应和促进城市的多样性，不要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强求城市的整齐划一，也不要人为地规划城市的“功能区”，更不要贪大嫌小。而新加坡城市规划所遵循的“坚持远见，整体规划”之经验，尤其值得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