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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提及“戚家军”，皆谓国之劲旅，提到“戚家军”的统帅戚继光，皆谓国之名将，其在东南沿海抗倭十余载，使得海晏清平，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鞑靼内犯十六年，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促进了蒙汉两族的和平交往，史称其“更历南北，并著声”。戚继光凭借骄人的战功，官拜少保，位列一品，地位尊崇，名动天下。但在他风光无限的表象下，隐藏的却是一颗落寞的内心。时人只看到戚继光的耀眼业绩，却并不了解他的苦闷人生。
入仕逢倭乱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生于将门之后。他的祖父戚宣和父亲戚景通，都是大明的中层军官，有一定的名气。戚继光幼时家贫，但自小习武，武技超群，同时有志向，热爱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贫穷的戚继光有幸承袭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步入大明官场，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不过戚继光的运气有点背，刚刚步入仕途，就遇上规模浩大的倭寇之乱。因日本南北朝分裂而产生了大批失势的贵族、战败的武士、破产的农民、经商的浪人，这些人趁着元明易代，结成武装团伙，大规模地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营务废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北起山东，南到福建，东南沿海到处受到倭寇的劫掠。闽、浙一带的海商大贾，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这些走私集团与倭寇相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推荐，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的军务和屯田事宜，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面对着故乡的大好河山，戚继光写出了“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这样秀丽的诗句，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肩上担负的抗倭责任，以“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来警醒自己。戚继光当官了，但是却是个乱世的小官，面对着倭寇的入侵，戚继光的内心思绪万千，汹涌起伏。
抗敌无精兵
由于嘉靖帝迷信道教，一味在西郊玄修，不理朝政，同时江南地区作为大明的心腹之地，一直比较风平浪静，官兵们守卫松懈，使得一股仅数千人规模的倭寇居然一路烧杀劫掠到南京城下。南京可是大明的陪都，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嘉靖震怒，下旨派大军会剿江南倭寇。于是戚继光也率军从山东入援南直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不久，戚继光就开始了与倭寇的第一次恶战。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督军入援，未接战，倭寇已退走。而后，大海盗汪直的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合兵围攻，但进攻不利，受到朝廷的申斥。朝廷还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他们戴罪杀敌。之所以进攻不利，主要原因在于江浙卫所的士兵有问题。戚继光的卫所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绍兴兵和处州兵。这两个地方的士兵很有特点：绍兴兵，听命令，不怕吃苦，善做苦力，安营扎寨、修城挖壕从不叫苦叫累。缺点是仅成军容，怯于力战，一遇敌人冲锋，就会奔逃溃散。处州兵，作战勇猛，擅长冲锋陷阵，但是喜欢和统帅谈条件，每次战前都要详细了解对手和人数，而后进行内部沟通，决定是否接战。若认为可以打，就开打，若认为不好打，不管统帅下什么命令，都坚决不打。
这次岑港战役一开始没有进展，很大的原因就是戚继光没有彻底了解部下的作战特点和风俗习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卫所士兵的战斗力。进攻岑港战斗开始后，戚继光先指挥处州兵冲锋，处州兵勇猛无畏，接战的倭寇抵挡不住，纷纷后退，但是处州兵害怕有埋伏，不肯追击。戚继光为了扩大战果，下令服从命令的绍兴兵追击，结果中了倭寇的诱敌深入之计，倭寇伏兵一出，发动合围，绍兴兵立即溃散奔逃，止都止不住，连戚继光自己都差点被倭寇俘虏。
岑港之战使戚继光认识到，卫所兵良莠不齐，难堪大任，要真正剿灭倭寇，需要招募一批新兵，一批既作战勇猛又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军，而绍兴和处州这两个地方的人，不在招募之列。可是从哪里去招募能征善战的士兵呢？戚继光的心里没有底气，有的只有无尽的忧愁，“边愁频入眼，俯仰愧心期。”对边患的不尽忧愁，或许是戚继光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募兵乏粮饷
不久，岑港的倭寇准备驾船夜逃，戚继光等人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倭寇余党向闽南逃窜，趁台州防守松懈，在台州地界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据此弹劾戚继光久战无功，且有纵敌通倭的嫌疑。但戚继光因在最后关头灭了岑港倭寇而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之后，戚继光继续考虑招募一支新军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戚继光的防地金华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械斗事件，知府也檄文请当地驻军配合解决。事情起因是有人在义乌与永康交界的地区发现了一座铅锌矿，因为铅锌矿属于伴生矿，里面会夹杂一定的锡、锰和银，再加上铅锌与银的颜色接近，老百姓也很难辨认，于是乎以讹传讹，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说当地发现了一个特大的银矿。为了争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银矿，义乌与永康两县的农民，各聚集了三四千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锄头、耙子、铁锨等农具和菜刀、铲子、铁锅等厨具，以及木棍、石头、拳头、牙齿等可以攻击对方的一切“工具”，纷纷隆重登场，甚至各村的女人和小孩也参与了。持续十余日的斗争，死伤数百人，而前去劝阻的地方衙役们慑于双方的好勇斗狠而不敢介入。这事情被戚继光知道后，灵光乍现，宛如久旱之地碰见了盖顶的乌云，终于有了招兵的地界了，于是联合当地知府，一起向朝廷上奏：请于金华、义乌等地招募新军，以御倭寇。嘉靖帝下旨照准。
征兵的檄文发出后，当地的穷苦百姓们纷纷响应，应募者云集，但戚继光只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取了三千人。旧传戚将军选兵一要虎背熊腰，体格强健；二要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三要老实木讷，未服兵役……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戚继光的新军以三千人为限，而没有扩大规模，最根本的原因是缺钱！因为募兵完全是职业部队，而不像卫所军还需要承担繁重的屯田和军将役使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丰厚得多，比民壮（指地方武装）也多。根据戚继光后来写的《纪效新书》卷四记载：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月米1石，而民壮仅6钱。且募兵没有卫所军所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东征西讨，机动作战。募兵摆脱了卫所军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兵。但是募兵制要想顺利推行下去的关键是军饷的稳定，因为募兵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没有卫所军的免税政策，他们参军就是为了生计。但募兵的饷银和军粮比卫所兵高出一倍甚至数倍，使得朝廷财政负担异常沉重。嘉靖时期，北方遭受蒙古鞑靼部的长期劫掠，国库空虚，政府拿不出钱，只能要求南方领兵将帅自筹粮饷。如何自筹呢？一是将兵饷摊派到田亩之中，二是向寺庙道观征税，三是要求需要服徭役的商民人等“提编”，即提前1年或数年服徭役，若不想服徭役，那就出钱免役。但无论哪种，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可以说，戚继光只招募三千名新军，并不是兵源有问题，主要还是没钱，军饷没有着落。 功成同僚妒
戚继光在备战抗击倭寇时，发现卫所军操练不勤、兵不习战，与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决心严格训练新招募的士兵，同时结合浙闽沿海地形多山陵、遍沼泽，道路崎岖，大部队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创造了一种俗称“鸳鸯阵”的战斗队形。这种阵型以十二人为一个作战单位，士兵手持长牌、藤牌、腰刀、标枪、狼筅、长枪、短刀等各式兵器互助，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阵型，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且攻防兼备，正好克制住倭寇的战场优势。此外，戚继光针对倭寇多配备葡萄牙火绳枪，火力凶猛的特点，也极为重视火器的运用，鸟铳、佛郎机和虎遵炮都成为戚家军的制式装备，只是受限于财力，火器的配备比例在全军仅占三成，而未达到最初设想的五成。即便如此，在戚继光的精心训练下，这支新军依旧成为一支精锐部队，磨刀霍霍，准备痛歼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挥军掩杀，倭寇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赶来支援，合力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寿宁、政和、宁德、玄钟等地陷落，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告急，于是浙直总督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率部到达后，仔细分析敌情，认为应该首先攻克倭寇重兵把守的横屿岛，只要攻下横屿，其余的倭寇据点便可次递拔除。但横屿岛地势险要，三面环海，仅一面与陆地相通，且布满淤泥，难以通行，先前明军数次进攻，皆被倭寇击退。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拿一束稻草一边填壕一边前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而后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经过连番苦战，戚家军连破倭寇营地六十余处，斩敌无数。戚将军曾对人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马上行”，正是对此段战斗经历的真实写照，此后经兴化之战、仙游之战，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明军全歼，朝廷任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代替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
当时，福建会剿倭寇的主力明军共有三支，分别是福建总兵俞大猷部、广东总兵刘显部、浙江参将戚继光部，俞大猷老将务实持重，戚继光则意气风发，屡摧大寇，名声逐渐在大猷之上。刘显有将略，膂力绝伦，骁勇异常，但他不守法度，经常被言官弹劾。倭乱平定有三人之功，但戚继光从参将升成总兵，而俞大猷和刘显却因故遭到朝廷斥责，或罢官，或贬秩，所以当时很多人说戚继光是给朝廷重臣张居正送了大礼，才让朝廷重任戚继光而抑制俞大猷和刘显，也因此导致俞大猷部和刘显部的众将士，对戚继光极为不满，《明史》中也有相关文字称，戚继光操行不佳，不及俞大猷。戚继光曾作诗明志“封侯非吾意，惟愿海疆平！”
北调陷党争
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以御蒙古。但朝议后，决定只调戚继光北上。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佥都御史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让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的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同时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将蓟州总兵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因为之前破倭首吴平有功，进封戚为右都督。
戚继光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从福建总兵官，调任神机营副将，又改任蓟州总兵官，表面看来是平调，其实是变相的升迁。因为自英宗正统之后，朝官多以内调为荣，外迁为耻，蓟州总兵官虽然品秩与福建总兵官相同，但是扼京师门户，处天子脚下，离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要近得多。戚继光的这次升迁，或许大学士张居正出力颇多。得到辅臣的赏识，是一种幸运，因为朝里有人好做官。可也正因如此，满朝贵胄皆认为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私党，这也是一种不幸，因为戚继光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党争。
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成为众多边防之冠。鞑靼、土蛮、朵颜诸部皆畏惧戚继光的威严，不敢犯边，戚继光曾作诗纪念：“朔庭喜见战尘收，石洞思从大士游。不道受降唐节度，何如奉使汉通侯。”万历二年（1574年）朝廷以守边劳苦，晋戚继光为左都督。不久土蛮部进攻辽东，戚继光急率部赴援，与辽东李成梁军一道击退土蛮部的入侵，斩获颇丰。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至此戚继光达到了自己仕宦的顶峰，须知少保官从一品，地位尊崇，不轻易授人。景泰朝的兵部尚书于谦有大功于朝廷，才被封为少保。
可是此时的朝廷内部，在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汹涌的党争已经悄然开始了，争斗的双方，一方为帝师、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司礼监提督太监冯保组成的“权力双子星”，另一方则是一个权力联盟，成员包括万历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内阁次辅张四维、司礼监太监张诚、三边总督王崇古，双方皆与皇室关系密切，都处于帝国权力的最高层，而戚继光偏偏无奈地卷入其中。他卷入乱局的缘由也十分离奇：武清伯李伟虽贵为伯爵，但是受家族经商传统的影响，依然从事商业活动，李伟从三边总督王崇古手中接下一桩生意，给前线军士赶制二十万套棉衣。商人贪利，原本每套价值二十两银子的北方野战棉服，被缩水为每套不足数两银子的劣质军服。冬天大雪，蓟州总兵戚继光部士兵因劣质棉服被冻死十九人。消息传到京师，注重边防的张居正大为震怒，于是将实情告知李太后，李太后训斥了父亲李伟，李伟脸面丢尽，对张居正和戚继光恨之入骨。而且经此一事，戚继光在得罪李伟的同时，亦得罪了与李伟交好且有乡谊的大学士张四维，得罪了张四维的舅父三边总督王崇古，得罪了与李太后之弟有姻亲关系的太监张诚，这为戚继光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晚景话凄凉
万历十年（1582年）大明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在继任内阁首辅张四维的授意下，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而应镇守南国，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戚继光在无奈中离开了自己镇守了16年的蓟州，抱病前往已经无仗可打的广东，其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自己有大功于朝廷，且镇守蓟州、昌平、保定等地没有丝毫的懈怠，蒙古诸部闻听自己的威名，连窥边的勇气都没有，可是朝廷一句话，就把自己发配到了广东，名为镇守南国，实则是“鸟尽弓藏，贬斥忠良”。
戚继光到达广东不久，就害了大病，于是上疏皇帝，乞求归老田园，以养残躯。万历十三年（1585年）给事中张希皋在武清伯李伟的暗示下再次弹劾戚继光对朝廷心怀不满，没有为圣上分忧的意识，反而借生病要挟朝廷，于是皇帝震怒，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
事业上发生大变故，已严重摧残了戚继光的内心，同时戚继光的家庭生活也非常不幸，罢官归隐的戚少保也难以从家庭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原来戚继光年轻时因为原配夫人王氏不能生育，鉴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不经王氏同意，就私自纳了三房小妾，替自己生儿育女。这事严重伤害了他与王氏间的感情，导致王氏一生与戚继光不睦。后来，王氏最喜欢的养子戚安国婚后不久早夭，王氏深受打击，万念俱灰，抛下年老多病的戚继光回了娘家。而戚继光被罢官之后，回到故乡蓬莱孤独地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由于万历帝已公开清算了张居正，家乡的故人、乡绅、官吏鉴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复杂关系，纷纷避祸自保，没有人敢登门拜访这位大明少保。就在戚继光去世前的三个月，御史傅光宅上疏万历，请求神宗皇帝重新起用戚继光。而万历皇帝觉得，戚继光作为张居正的私党，让他回乡终老余年已是格外开恩了，傅光宅竟跳出来与他唱反调，颇为生气，于是给了傅光宅罚俸两年的处分。此后，朝臣们揣摩清楚了万历的心思，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继光了。辛未年除夕夜，回到家乡的戚继光在落寞中思绪万千，联想到自己的出身、入仕、募兵、平倭、征蛮、左迁、遭馋、罢官等一系列的人生遭遇后，悲愤万千，提笔写了《辛未除夕》这首诗：“四指回杓犹障塞，颠毛如许怯簪冠。惊心岁月愁仍在，回首风尘梦已阑。百战劳销千口集，万金散尽几人欢。燕然北望空弹剑，马革寻常片石难。”从中依然可以看出戚继光对过往战斗历程的留恋，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感叹，以及一种难以言状的苦闷郁结之情。
一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到头来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朝廷视为寇仇，这既是戚继光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戚继光的悲剧人生，又岂是区区“苦闷”两字可以概全？
入仕逢倭乱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生于将门之后。他的祖父戚宣和父亲戚景通，都是大明的中层军官，有一定的名气。戚继光幼时家贫，但自小习武，武技超群，同时有志向，热爱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贫穷的戚继光有幸承袭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步入大明官场，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不过戚继光的运气有点背，刚刚步入仕途，就遇上规模浩大的倭寇之乱。因日本南北朝分裂而产生了大批失势的贵族、战败的武士、破产的农民、经商的浪人，这些人趁着元明易代，结成武装团伙，大规模地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营务废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北起山东，南到福建，东南沿海到处受到倭寇的劫掠。闽、浙一带的海商大贾，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这些走私集团与倭寇相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推荐，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的军务和屯田事宜，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面对着故乡的大好河山，戚继光写出了“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这样秀丽的诗句，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肩上担负的抗倭责任，以“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来警醒自己。戚继光当官了，但是却是个乱世的小官，面对着倭寇的入侵，戚继光的内心思绪万千，汹涌起伏。
抗敌无精兵
由于嘉靖帝迷信道教，一味在西郊玄修，不理朝政，同时江南地区作为大明的心腹之地，一直比较风平浪静，官兵们守卫松懈，使得一股仅数千人规模的倭寇居然一路烧杀劫掠到南京城下。南京可是大明的陪都，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嘉靖震怒，下旨派大军会剿江南倭寇。于是戚继光也率军从山东入援南直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不久，戚继光就开始了与倭寇的第一次恶战。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督军入援，未接战，倭寇已退走。而后，大海盗汪直的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合兵围攻，但进攻不利，受到朝廷的申斥。朝廷还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他们戴罪杀敌。之所以进攻不利，主要原因在于江浙卫所的士兵有问题。戚继光的卫所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绍兴兵和处州兵。这两个地方的士兵很有特点：绍兴兵，听命令，不怕吃苦，善做苦力，安营扎寨、修城挖壕从不叫苦叫累。缺点是仅成军容，怯于力战，一遇敌人冲锋，就会奔逃溃散。处州兵，作战勇猛，擅长冲锋陷阵，但是喜欢和统帅谈条件，每次战前都要详细了解对手和人数，而后进行内部沟通，决定是否接战。若认为可以打，就开打，若认为不好打，不管统帅下什么命令，都坚决不打。
这次岑港战役一开始没有进展，很大的原因就是戚继光没有彻底了解部下的作战特点和风俗习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卫所士兵的战斗力。进攻岑港战斗开始后，戚继光先指挥处州兵冲锋，处州兵勇猛无畏，接战的倭寇抵挡不住，纷纷后退，但是处州兵害怕有埋伏，不肯追击。戚继光为了扩大战果，下令服从命令的绍兴兵追击，结果中了倭寇的诱敌深入之计，倭寇伏兵一出，发动合围，绍兴兵立即溃散奔逃，止都止不住，连戚继光自己都差点被倭寇俘虏。
岑港之战使戚继光认识到，卫所兵良莠不齐，难堪大任，要真正剿灭倭寇，需要招募一批新兵，一批既作战勇猛又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军，而绍兴和处州这两个地方的人，不在招募之列。可是从哪里去招募能征善战的士兵呢？戚继光的心里没有底气，有的只有无尽的忧愁，“边愁频入眼，俯仰愧心期。”对边患的不尽忧愁，或许是戚继光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募兵乏粮饷
不久，岑港的倭寇准备驾船夜逃，戚继光等人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倭寇余党向闽南逃窜，趁台州防守松懈，在台州地界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据此弹劾戚继光久战无功，且有纵敌通倭的嫌疑。但戚继光因在最后关头灭了岑港倭寇而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之后，戚继光继续考虑招募一支新军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戚继光的防地金华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械斗事件，知府也檄文请当地驻军配合解决。事情起因是有人在义乌与永康交界的地区发现了一座铅锌矿，因为铅锌矿属于伴生矿，里面会夹杂一定的锡、锰和银，再加上铅锌与银的颜色接近，老百姓也很难辨认，于是乎以讹传讹，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说当地发现了一个特大的银矿。为了争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银矿，义乌与永康两县的农民，各聚集了三四千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锄头、耙子、铁锨等农具和菜刀、铲子、铁锅等厨具，以及木棍、石头、拳头、牙齿等可以攻击对方的一切“工具”，纷纷隆重登场，甚至各村的女人和小孩也参与了。持续十余日的斗争，死伤数百人，而前去劝阻的地方衙役们慑于双方的好勇斗狠而不敢介入。这事情被戚继光知道后，灵光乍现，宛如久旱之地碰见了盖顶的乌云，终于有了招兵的地界了，于是联合当地知府，一起向朝廷上奏：请于金华、义乌等地招募新军，以御倭寇。嘉靖帝下旨照准。
征兵的檄文发出后，当地的穷苦百姓们纷纷响应，应募者云集，但戚继光只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取了三千人。旧传戚将军选兵一要虎背熊腰，体格强健；二要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三要老实木讷，未服兵役……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戚继光的新军以三千人为限，而没有扩大规模，最根本的原因是缺钱！因为募兵完全是职业部队，而不像卫所军还需要承担繁重的屯田和军将役使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丰厚得多，比民壮（指地方武装）也多。根据戚继光后来写的《纪效新书》卷四记载：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月米1石，而民壮仅6钱。且募兵没有卫所军所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东征西讨，机动作战。募兵摆脱了卫所军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兵。但是募兵制要想顺利推行下去的关键是军饷的稳定，因为募兵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没有卫所军的免税政策，他们参军就是为了生计。但募兵的饷银和军粮比卫所兵高出一倍甚至数倍，使得朝廷财政负担异常沉重。嘉靖时期，北方遭受蒙古鞑靼部的长期劫掠，国库空虚，政府拿不出钱，只能要求南方领兵将帅自筹粮饷。如何自筹呢？一是将兵饷摊派到田亩之中，二是向寺庙道观征税，三是要求需要服徭役的商民人等“提编”，即提前1年或数年服徭役，若不想服徭役，那就出钱免役。但无论哪种，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可以说，戚继光只招募三千名新军，并不是兵源有问题，主要还是没钱，军饷没有着落。 功成同僚妒
戚继光在备战抗击倭寇时，发现卫所军操练不勤、兵不习战，与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决心严格训练新招募的士兵，同时结合浙闽沿海地形多山陵、遍沼泽，道路崎岖，大部队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创造了一种俗称“鸳鸯阵”的战斗队形。这种阵型以十二人为一个作战单位，士兵手持长牌、藤牌、腰刀、标枪、狼筅、长枪、短刀等各式兵器互助，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阵型，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且攻防兼备，正好克制住倭寇的战场优势。此外，戚继光针对倭寇多配备葡萄牙火绳枪，火力凶猛的特点，也极为重视火器的运用，鸟铳、佛郎机和虎遵炮都成为戚家军的制式装备，只是受限于财力，火器的配备比例在全军仅占三成，而未达到最初设想的五成。即便如此，在戚继光的精心训练下，这支新军依旧成为一支精锐部队，磨刀霍霍，准备痛歼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挥军掩杀，倭寇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赶来支援，合力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寿宁、政和、宁德、玄钟等地陷落，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告急，于是浙直总督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率部到达后，仔细分析敌情，认为应该首先攻克倭寇重兵把守的横屿岛，只要攻下横屿，其余的倭寇据点便可次递拔除。但横屿岛地势险要，三面环海，仅一面与陆地相通，且布满淤泥，难以通行，先前明军数次进攻，皆被倭寇击退。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拿一束稻草一边填壕一边前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而后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经过连番苦战，戚家军连破倭寇营地六十余处，斩敌无数。戚将军曾对人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马上行”，正是对此段战斗经历的真实写照，此后经兴化之战、仙游之战，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明军全歼，朝廷任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代替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
当时，福建会剿倭寇的主力明军共有三支，分别是福建总兵俞大猷部、广东总兵刘显部、浙江参将戚继光部，俞大猷老将务实持重，戚继光则意气风发，屡摧大寇，名声逐渐在大猷之上。刘显有将略，膂力绝伦，骁勇异常，但他不守法度，经常被言官弹劾。倭乱平定有三人之功，但戚继光从参将升成总兵，而俞大猷和刘显却因故遭到朝廷斥责，或罢官，或贬秩，所以当时很多人说戚继光是给朝廷重臣张居正送了大礼，才让朝廷重任戚继光而抑制俞大猷和刘显，也因此导致俞大猷部和刘显部的众将士，对戚继光极为不满，《明史》中也有相关文字称，戚继光操行不佳，不及俞大猷。戚继光曾作诗明志“封侯非吾意，惟愿海疆平！”
北调陷党争
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以御蒙古。但朝议后，决定只调戚继光北上。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佥都御史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让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的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同时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将蓟州总兵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因为之前破倭首吴平有功，进封戚为右都督。
戚继光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从福建总兵官，调任神机营副将，又改任蓟州总兵官，表面看来是平调，其实是变相的升迁。因为自英宗正统之后，朝官多以内调为荣，外迁为耻，蓟州总兵官虽然品秩与福建总兵官相同，但是扼京师门户，处天子脚下，离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要近得多。戚继光的这次升迁，或许大学士张居正出力颇多。得到辅臣的赏识，是一种幸运，因为朝里有人好做官。可也正因如此，满朝贵胄皆认为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私党，这也是一种不幸，因为戚继光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党争。
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成为众多边防之冠。鞑靼、土蛮、朵颜诸部皆畏惧戚继光的威严，不敢犯边，戚继光曾作诗纪念：“朔庭喜见战尘收，石洞思从大士游。不道受降唐节度，何如奉使汉通侯。”万历二年（1574年）朝廷以守边劳苦，晋戚继光为左都督。不久土蛮部进攻辽东，戚继光急率部赴援，与辽东李成梁军一道击退土蛮部的入侵，斩获颇丰。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至此戚继光达到了自己仕宦的顶峰，须知少保官从一品，地位尊崇，不轻易授人。景泰朝的兵部尚书于谦有大功于朝廷，才被封为少保。
可是此时的朝廷内部，在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汹涌的党争已经悄然开始了，争斗的双方，一方为帝师、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司礼监提督太监冯保组成的“权力双子星”，另一方则是一个权力联盟，成员包括万历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内阁次辅张四维、司礼监太监张诚、三边总督王崇古，双方皆与皇室关系密切，都处于帝国权力的最高层，而戚继光偏偏无奈地卷入其中。他卷入乱局的缘由也十分离奇：武清伯李伟虽贵为伯爵，但是受家族经商传统的影响，依然从事商业活动，李伟从三边总督王崇古手中接下一桩生意，给前线军士赶制二十万套棉衣。商人贪利，原本每套价值二十两银子的北方野战棉服，被缩水为每套不足数两银子的劣质军服。冬天大雪，蓟州总兵戚继光部士兵因劣质棉服被冻死十九人。消息传到京师，注重边防的张居正大为震怒，于是将实情告知李太后，李太后训斥了父亲李伟，李伟脸面丢尽，对张居正和戚继光恨之入骨。而且经此一事，戚继光在得罪李伟的同时，亦得罪了与李伟交好且有乡谊的大学士张四维，得罪了张四维的舅父三边总督王崇古，得罪了与李太后之弟有姻亲关系的太监张诚，这为戚继光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晚景话凄凉
万历十年（1582年）大明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在继任内阁首辅张四维的授意下，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而应镇守南国，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戚继光在无奈中离开了自己镇守了16年的蓟州，抱病前往已经无仗可打的广东，其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自己有大功于朝廷，且镇守蓟州、昌平、保定等地没有丝毫的懈怠，蒙古诸部闻听自己的威名，连窥边的勇气都没有，可是朝廷一句话，就把自己发配到了广东，名为镇守南国，实则是“鸟尽弓藏，贬斥忠良”。
戚继光到达广东不久，就害了大病，于是上疏皇帝，乞求归老田园，以养残躯。万历十三年（1585年）给事中张希皋在武清伯李伟的暗示下再次弹劾戚继光对朝廷心怀不满，没有为圣上分忧的意识，反而借生病要挟朝廷，于是皇帝震怒，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
事业上发生大变故，已严重摧残了戚继光的内心，同时戚继光的家庭生活也非常不幸，罢官归隐的戚少保也难以从家庭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原来戚继光年轻时因为原配夫人王氏不能生育，鉴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不经王氏同意，就私自纳了三房小妾，替自己生儿育女。这事严重伤害了他与王氏间的感情，导致王氏一生与戚继光不睦。后来，王氏最喜欢的养子戚安国婚后不久早夭，王氏深受打击，万念俱灰，抛下年老多病的戚继光回了娘家。而戚继光被罢官之后，回到故乡蓬莱孤独地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由于万历帝已公开清算了张居正，家乡的故人、乡绅、官吏鉴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复杂关系，纷纷避祸自保，没有人敢登门拜访这位大明少保。就在戚继光去世前的三个月，御史傅光宅上疏万历，请求神宗皇帝重新起用戚继光。而万历皇帝觉得，戚继光作为张居正的私党，让他回乡终老余年已是格外开恩了，傅光宅竟跳出来与他唱反调，颇为生气，于是给了傅光宅罚俸两年的处分。此后，朝臣们揣摩清楚了万历的心思，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继光了。辛未年除夕夜，回到家乡的戚继光在落寞中思绪万千，联想到自己的出身、入仕、募兵、平倭、征蛮、左迁、遭馋、罢官等一系列的人生遭遇后，悲愤万千，提笔写了《辛未除夕》这首诗：“四指回杓犹障塞，颠毛如许怯簪冠。惊心岁月愁仍在，回首风尘梦已阑。百战劳销千口集，万金散尽几人欢。燕然北望空弹剑，马革寻常片石难。”从中依然可以看出戚继光对过往战斗历程的留恋，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感叹，以及一种难以言状的苦闷郁结之情。
一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到头来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朝廷视为寇仇，这既是戚继光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戚继光的悲剧人生，又岂是区区“苦闷”两字可以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