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要办得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时事性综合性刊物，办法之一，是应该多约聘些国内外的通讯员。从前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时，这一点做得特别出色。比如当时《生活》周刊在日本有一个通讯员徐玉文，她反映的日本情况，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日本人民的生活等，都写得生动活泼，很受读者的欢迎。徐玉文在日本留学，学的是蚕桑科，由于她对《生活》周刊的事很热心，更由于她的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她在攻读自己专业的同时，还为《生活》周刊写了大量的为读者喜爱的通讯。又如李公朴那时在美国留学，他也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在美国留学时也为《生活》周刊写了很多通讯。有时他写来的文章，文字或篇幅不完全符合《生活》周刊的要求。韬奋就给他精心的修改。又如在德国有王光祈的通讯，比利时有寄寒的通讯……每期刊物上往往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这些通讯。在三十年代，《生活》周刊不但在言论上毫不留情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对内实行的法西斯统治、贪污腐化等罪行，启发、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同时也通过这些大量的国外通讯，使读者放眼世界，从国际联系到国内，激发了读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生活》周刊上所以会有这许多好的通讯稿，决不是因为它稿费从优，而主要是因为这许多热心的通讯员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同时，也因韬奋的满腔热诚和他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编者与通讯员之间能够心心相印。李公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是七君子之一，和韬奋结成了生死之交)。徐玉文从日本回来时，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专门写了一篇《欢迎徐玉文女士回国》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她是“最先热诚赞助本刊的同志，……也是我们最为感谢而永不能忘的一位”。韬奋同徐玉文以前没有见过面，徐到日本寄了第一篇通讯给《生活》周刊后，韬奋就非常佩服，立即去函敦聘她为驻日特约撰稿人。后来徐就源源不断地写来通讯。这些通讯，有的被日本人译成日文，又转载在日本的报纸上，并加上“可怕的徐玉文”这样的标题。徐玉文回到了上海，经过了三年的文字之交，才和韬奋第一次见了面，大家都为之欢欣。那时还有一位留学德国的丁而汉，也经常给《生活》周刊写通讯，后来丁不幸在游泳时遇难。韬奋得悉噩耗后，十分悲痛，在《悼丁而汉君》的文章中说：“……为之泫然酸鼻，热泪盈眶，我和丁君是未见过面的朋友，而不自禁其辛酸悲咽，实丁君待友之至诚极挚，使我感动到这样的地步，好友难得到，无意得到而又失去如此之速，安得不恸？”韬奋总是这样赤诚待人，当然这些通讯员也就深受感动而决心为《生活》周刊竭尽其力了。
　　现在我们的报刊上很少读到这样的通讯了。当然时代已经不同，历史条件也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同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对外国，特别是对那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究竟怎样看？目前国内，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中，确实存在不少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派出去的留学生和其他常驻国外的同志，以及华侨和华裔人士，把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写成通讯寄给国内的报刊，国内的报刊经常选载一些，一定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要做好这件事，首先要培养许多象李公朴、徐玉文、丁而汉……爱国而又热心的通讯员，同时也应该认真学习邹韬奋这种认真负责、赤诚待人的好思想、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