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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九年,岁在丁酉暮春之初,京城正值飞花时节。共和国中央文化部礼堂内惠风和畅、笑语满堂,政界艺林群贤毕至、文坛画苑少长咸集。周恩来、李济深、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画界名流何香凝、江丰,文坛大家郭沫若、茅盾,与古都画坛耆宿叶恭绰、陈半丁及其他名家共计三百余人丹青雅聚,共商绘事。在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的主持下,新中国美术家协会与学院之外另一个类型的专业艺术创作机构—画院宣告成立了。北京中国画院是新中国政府文化系统直属的第一个画院:国家总理周恩来致辞祝贺,一代文豪郭沫若赋诗题字—北京画院自此扬帆,已经走过了55年的风雅历程。
风雅的前奏总要经历风雨。新中国建设初期,文艺的主题是社会形态优越性宣传和党的光辉革命历程再现;相比于油画与年画,中国画在这方面显示出了迟缓和艰难,对其进行“改造”成为国家文艺机构亟待解决、也是画家们自觉意识到的一个时代课题。另外因为失去了民国时期的传统书画市场,遗存的中国画家们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在此存亡之秋,画家们一方面团结起来成立民间国画研究创作机构探索艺术出路,频频推出“新国画”展览;另一方面奔走呼吁。1956年2月,陈半丁、叶恭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国委员会上提交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示,画院的成立才终于获得了现实的历史机遇。
一、丹青不老再绘新花
成立之初的北京中国画院的创作力量主要吸纳了清末民初以来以古都为中心并囊括北方地区、美术学院之外的传统中国画家,他们多为建国前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骨干,如陈半丁、徐燕孙、惠孝同、胡佩衡、吴镜汀等画坛耆宿。此时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虽然没有宣布解散,但是在共和国初期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1954年会长周肇详去世之后基本停止了活动;当时的这批老会员转化、汇聚成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第一代创作主力。进入北京画院后,画家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创作条件相对宽裕优厚;他们怀着对共产党的感恩之心,为革命精神感召,被建设热潮激励,在改造画风的同时更注重改造思想,毅然决然地抛弃文人士大夫的小我情结,把自己融入到这个火热的年代。他们相信“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拿起纸笔走出画室与书斋,走遍万水千山,到全国各地建设一线写生采风。最终,画院画家成为学院之外中国画“改造”的另一支主力,画院也成为丹青荟萃与国画改革的重镇。
漫漫求索之中,艺术家逐渐找到了反映新中国建设风貌这个“红色”题材和“写生”这个变革突破口:他们尝试用画笔直接描绘新时期的生产建设,在创作中弱化写意性、强化写实性,用原色替代水墨,注重从写生中借鉴表现方法或者用写生代替创作,致力于表现场面全景,逐渐形成了一种笔触细腻工整、画面干净爽利、格调清新优雅的绘画面貌,呈现出向传统的小青绿山水靠拢的完整统一的样相;于是,中国画变革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这成为“改造”探索第一阶段的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和上海两个国画院的画家深入厂矿城郊、公社船厂,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工农业建设的精品,例如《十三陵水库》、《首都之春》等。画家们大胆探索中国画变革,掀起一个歌颂新时代、新社会的高潮,这类题材成为50年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主旋律,“小青绿”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风格,北京画院的创作群体成为北方“小青绿”风格类型的主要代表。
同时,画家们还联袂合作巨幅作品在重大节日向党和国家献礼,作为传统文化瑰宝馈赠兄弟国家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国家总体建设。共和国初期的北京中国画院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传统皇家画院的社会功用,为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红色岁月激情鸣唱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发展以及政治导向的转变,文艺政策对于艺术政治思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人物画无疑对于政治思想的直接表现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北京画院的第一代创作主力大多以花鸟画与山水画为擅长,再加上六七十年代陈半丁、徐燕孙、于非闇、秦仲文、马晋、胡佩衡等老一辈画家相继谢世,画院创作实力与国家要求之间产生了距离,时代的需要促使北京中国画院引进新的艺术力量、转换创作格局。这个时期,一大批新生力量陆续走进画院,他们大多是新中国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美术专业毕业生,包括赵志田、周思聪、王为政、王路、王文芳、张仁芝等。1965年,原北京油画雕塑工作室的一批创作力量合并到画院,画院增设油画、雕塑以及版画专业,改名为北京画院;辛莽、张松鹤、陈淑光等艺术家进入画院。这个时期北京画院还强化了美术教育功能,开设美术进修班招收社会美术爱好者,施行完全不同于学院教育模式的传统“师徒制”教育方法,培养了如王培东、王庆生等优秀青年画家。六七十年代共计有40余位艺术家进入北京画院,他们成为该画院第二代创作主力;新生力量的加入更进一步健全了北京画院的艺术门类,壮大了创作阵容。
新一代的创作力量主要以人物画为专业方向,他们具备扎实的学院专业训练基础,进入北京画院之后又获得了丰厚的传统熏陶滋养,观览临摹院藏近现代艺术大师精品,交游老一辈传统艺术家,融会了中西两种美术教育模式之长,在优厚的创作环境中把青春才华都挥洒在红色岁月。画家们承担了国家安排的各项创作任务,为重大节庆政治活动、美术展览绘制作品;配合国家重要纪念馆建设创作陈列画;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经典力作,画院画家成为学院之外主题性绘画创作的一方重镇。这些作品虽然有些是主题性创作,但是艺术家们并没有偏离中国画艺术创作的规律,他们把自己融入新社会,深切感受时代精神,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新人新事,做到了主题性与艺术性兼顾,多样性与统一性并重。像赵志田的《大庆工人无冬天》、周思聪的《长白青松》、王路的《古田会议会址》这些作品,奏出了当年社会主旋律的最强音,感动了千千万个观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朽的经典。
三、新时期的多元异彩 “文革”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创作的政治束缚被逐步松绑,单一格局被打破,艺术领域在经历了一个传统回归潮流之后又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思路、转换机制,重设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三个创作室以及油画、版画、雕塑三个工作室,创作力量汇聚了“文革”浩劫之后幸存的王雪涛、崔子范、潘絜兹、娄师白等老一辈艺术家,同时又吸纳了一批像王明明、石齐、史国良、李小可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在国内外大展中获奖的创作中坚力量;此外,还聘任李可染、黄胄等一批全国范围内当代画坛名家等为院外画师,更加壮大了创作力量,经过整合重组后的北京画院成为新时期画坛的一支生力军。
在新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民间画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北京画院画家组织发起成立了许多重要的画会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潘絜兹任会长的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崔子范任会长的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古一舟任会长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闫振铎任会长的北京油画研究会等,这些民间画会组织与北京画院同气连枝、遥相呼应,共同推动着新时期北京地区中国画的发展。
新时期的北京画院的总体创作格局可谓品类丰富、风格多元。传统阵营老树著花无丑枝:王雪涛重新焕发艺术青春步入自身最辉煌的艺术时期,娄师白传承其师齐白石画风再开新境,崔子范更以其泼辣朴拙的大写意花鸟画引领传统回归的风潮。第二代创作主力大多进入创作黄金时期,周思聪在创作了《人民和总理》之后变革画风,陆续推出《矿工系列》和《彝族系列》等重要作品,成为新时期人物画坛的领军人物。紧随其后王明明创作的《杜甫》、石齐的《人人都在幸福中》成为新时期北京画院结出的累累硕果。另外画院引进的其他专业艺术家们的创作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汪建伟的油画《亲爱的妈妈》、聂欧的连环画《人生》(与孙为民合作)成为新时期主题性创作的新篇章,艾轩的《西藏组画》则开启了油画创作的主题变奏,颜振铎的中西结合、贾浩义的大写意探索、邵飞的现代主义倾向,八方合奏、六器交响,这些都成为画院新时期风格多元的绚烂异彩,也成为新时期美术史的辉煌篇章。
四、新世纪的功能转换
进入新世纪,国家布置的主题任务逐渐减少,画院的政治功用更加弱化,作为美术组织机构面临性质和职能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北京画院调整扩增了整体社会功能,在原来创作与教学基础上更加强化了研究、收藏与展览功能。新世纪北京画院的创作力量更加年轻化,又吸纳了王沂东、袁武、雷波、王冠军等著名中青年画家。画院整体创作活动呈现出规模化特色,2002年至2008年,为配合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京举办,北京画院组织开展了为期6年的“北京风韵系列展览出版”活动:组织北京及其他地区著名画家485人次对北京地区664个经典自然人文景观进行了艺术描绘,出版了6本画集,举办了6次展览,为宣传推介首都北京的文化形象、烘托人文奥运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画院画家们的作品频频在国内外大展中获得重要奖项,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实力。
近几年来,北京画院代表国家接受了如李可染、崔子范、徐匡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捐赠,为国家收藏了以齐白石、李可染以及其他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作品为主体、包括部分宋元明清古画共计四千余件,使北京画院又成为当代一个重要的书画典藏机构。以这批藏品为基础,北京画院引进专业人才,组织理论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工作,陆续出版了《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绘画精品集》、《北京画院藏花鸟画精品集》,把大师精品公诸社会,嘉惠艺林。同时,画院还组织编纂了《20世纪北京绘画史》以及《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研究丛书》等专著。通过这些活动,北京画院把中国近现代重要艺术家的存世作品以及文献资料进行汇聚整理,发掘梳理了一批新资料,并对艺术家的风格流变脉络、艺术成就以及在美术史上的地位都给予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些工作也有力推进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北京画院成为齐白石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以收藏与研究为基础,北京画院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启动开展了“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精品系列展”、“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以及“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览”等活动,目前已经成功举办近30位20世纪重要艺术家的展览;这一系列活动汇聚展示大师精品,配合画集编纂、学术研讨以及公共教育等活动,服务专业人员并面向社会,彰显公益、惠及普通民众,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主导文化品牌。这一系列的活动明确针对当下美术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总结回顾20世纪这些大家的艺术历程来为21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寻找方向,对于当下的美术发展进行启迪,从而推进新世纪的中国画发展和美术创作,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
2011年,北京画院美术馆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重点美术馆”,北京画院成为首都地区向世界展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步入新世纪的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长足发展,随着经济的日益增长,文化的发展提上了全新的日程。党和国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略,民族文化的张扬与凸显迫在眉睫。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北京画院作为国家首都地区公立画院,应该在相对浮躁的当代艺术环境中保持冷静心态,坚守发掘、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立场,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2年5月14日,北京画院新成立的“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与“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在新落成的“齐白石旧居纪念馆”揭牌,这标志着北京画院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了功能转换。“而今迈步从头越”,北京画院又开辟一个全新的艺术研究空间。55年前的这一天正好是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的日子,北京画院已经走过55年了!蓦然回眸,55年风雨;喟然共叹,55年风范;灿然彰显,55年风流!
风雅的前奏总要经历风雨。新中国建设初期,文艺的主题是社会形态优越性宣传和党的光辉革命历程再现;相比于油画与年画,中国画在这方面显示出了迟缓和艰难,对其进行“改造”成为国家文艺机构亟待解决、也是画家们自觉意识到的一个时代课题。另外因为失去了民国时期的传统书画市场,遗存的中国画家们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在此存亡之秋,画家们一方面团结起来成立民间国画研究创作机构探索艺术出路,频频推出“新国画”展览;另一方面奔走呼吁。1956年2月,陈半丁、叶恭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国委员会上提交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示,画院的成立才终于获得了现实的历史机遇。
一、丹青不老再绘新花
成立之初的北京中国画院的创作力量主要吸纳了清末民初以来以古都为中心并囊括北方地区、美术学院之外的传统中国画家,他们多为建国前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骨干,如陈半丁、徐燕孙、惠孝同、胡佩衡、吴镜汀等画坛耆宿。此时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虽然没有宣布解散,但是在共和国初期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1954年会长周肇详去世之后基本停止了活动;当时的这批老会员转化、汇聚成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第一代创作主力。进入北京画院后,画家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创作条件相对宽裕优厚;他们怀着对共产党的感恩之心,为革命精神感召,被建设热潮激励,在改造画风的同时更注重改造思想,毅然决然地抛弃文人士大夫的小我情结,把自己融入到这个火热的年代。他们相信“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拿起纸笔走出画室与书斋,走遍万水千山,到全国各地建设一线写生采风。最终,画院画家成为学院之外中国画“改造”的另一支主力,画院也成为丹青荟萃与国画改革的重镇。
漫漫求索之中,艺术家逐渐找到了反映新中国建设风貌这个“红色”题材和“写生”这个变革突破口:他们尝试用画笔直接描绘新时期的生产建设,在创作中弱化写意性、强化写实性,用原色替代水墨,注重从写生中借鉴表现方法或者用写生代替创作,致力于表现场面全景,逐渐形成了一种笔触细腻工整、画面干净爽利、格调清新优雅的绘画面貌,呈现出向传统的小青绿山水靠拢的完整统一的样相;于是,中国画变革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这成为“改造”探索第一阶段的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和上海两个国画院的画家深入厂矿城郊、公社船厂,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工农业建设的精品,例如《十三陵水库》、《首都之春》等。画家们大胆探索中国画变革,掀起一个歌颂新时代、新社会的高潮,这类题材成为50年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主旋律,“小青绿”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风格,北京画院的创作群体成为北方“小青绿”风格类型的主要代表。
同时,画家们还联袂合作巨幅作品在重大节日向党和国家献礼,作为传统文化瑰宝馈赠兄弟国家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国家总体建设。共和国初期的北京中国画院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传统皇家画院的社会功用,为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红色岁月激情鸣唱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发展以及政治导向的转变,文艺政策对于艺术政治思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人物画无疑对于政治思想的直接表现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北京画院的第一代创作主力大多以花鸟画与山水画为擅长,再加上六七十年代陈半丁、徐燕孙、于非闇、秦仲文、马晋、胡佩衡等老一辈画家相继谢世,画院创作实力与国家要求之间产生了距离,时代的需要促使北京中国画院引进新的艺术力量、转换创作格局。这个时期,一大批新生力量陆续走进画院,他们大多是新中国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美术专业毕业生,包括赵志田、周思聪、王为政、王路、王文芳、张仁芝等。1965年,原北京油画雕塑工作室的一批创作力量合并到画院,画院增设油画、雕塑以及版画专业,改名为北京画院;辛莽、张松鹤、陈淑光等艺术家进入画院。这个时期北京画院还强化了美术教育功能,开设美术进修班招收社会美术爱好者,施行完全不同于学院教育模式的传统“师徒制”教育方法,培养了如王培东、王庆生等优秀青年画家。六七十年代共计有40余位艺术家进入北京画院,他们成为该画院第二代创作主力;新生力量的加入更进一步健全了北京画院的艺术门类,壮大了创作阵容。
新一代的创作力量主要以人物画为专业方向,他们具备扎实的学院专业训练基础,进入北京画院之后又获得了丰厚的传统熏陶滋养,观览临摹院藏近现代艺术大师精品,交游老一辈传统艺术家,融会了中西两种美术教育模式之长,在优厚的创作环境中把青春才华都挥洒在红色岁月。画家们承担了国家安排的各项创作任务,为重大节庆政治活动、美术展览绘制作品;配合国家重要纪念馆建设创作陈列画;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经典力作,画院画家成为学院之外主题性绘画创作的一方重镇。这些作品虽然有些是主题性创作,但是艺术家们并没有偏离中国画艺术创作的规律,他们把自己融入新社会,深切感受时代精神,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新人新事,做到了主题性与艺术性兼顾,多样性与统一性并重。像赵志田的《大庆工人无冬天》、周思聪的《长白青松》、王路的《古田会议会址》这些作品,奏出了当年社会主旋律的最强音,感动了千千万个观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朽的经典。
三、新时期的多元异彩 “文革”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创作的政治束缚被逐步松绑,单一格局被打破,艺术领域在经历了一个传统回归潮流之后又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思路、转换机制,重设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三个创作室以及油画、版画、雕塑三个工作室,创作力量汇聚了“文革”浩劫之后幸存的王雪涛、崔子范、潘絜兹、娄师白等老一辈艺术家,同时又吸纳了一批像王明明、石齐、史国良、李小可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在国内外大展中获奖的创作中坚力量;此外,还聘任李可染、黄胄等一批全国范围内当代画坛名家等为院外画师,更加壮大了创作力量,经过整合重组后的北京画院成为新时期画坛的一支生力军。
在新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民间画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北京画院画家组织发起成立了许多重要的画会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潘絜兹任会长的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崔子范任会长的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古一舟任会长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闫振铎任会长的北京油画研究会等,这些民间画会组织与北京画院同气连枝、遥相呼应,共同推动着新时期北京地区中国画的发展。
新时期的北京画院的总体创作格局可谓品类丰富、风格多元。传统阵营老树著花无丑枝:王雪涛重新焕发艺术青春步入自身最辉煌的艺术时期,娄师白传承其师齐白石画风再开新境,崔子范更以其泼辣朴拙的大写意花鸟画引领传统回归的风潮。第二代创作主力大多进入创作黄金时期,周思聪在创作了《人民和总理》之后变革画风,陆续推出《矿工系列》和《彝族系列》等重要作品,成为新时期人物画坛的领军人物。紧随其后王明明创作的《杜甫》、石齐的《人人都在幸福中》成为新时期北京画院结出的累累硕果。另外画院引进的其他专业艺术家们的创作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汪建伟的油画《亲爱的妈妈》、聂欧的连环画《人生》(与孙为民合作)成为新时期主题性创作的新篇章,艾轩的《西藏组画》则开启了油画创作的主题变奏,颜振铎的中西结合、贾浩义的大写意探索、邵飞的现代主义倾向,八方合奏、六器交响,这些都成为画院新时期风格多元的绚烂异彩,也成为新时期美术史的辉煌篇章。
四、新世纪的功能转换
进入新世纪,国家布置的主题任务逐渐减少,画院的政治功用更加弱化,作为美术组织机构面临性质和职能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北京画院调整扩增了整体社会功能,在原来创作与教学基础上更加强化了研究、收藏与展览功能。新世纪北京画院的创作力量更加年轻化,又吸纳了王沂东、袁武、雷波、王冠军等著名中青年画家。画院整体创作活动呈现出规模化特色,2002年至2008年,为配合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京举办,北京画院组织开展了为期6年的“北京风韵系列展览出版”活动:组织北京及其他地区著名画家485人次对北京地区664个经典自然人文景观进行了艺术描绘,出版了6本画集,举办了6次展览,为宣传推介首都北京的文化形象、烘托人文奥运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画院画家们的作品频频在国内外大展中获得重要奖项,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实力。
近几年来,北京画院代表国家接受了如李可染、崔子范、徐匡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捐赠,为国家收藏了以齐白石、李可染以及其他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作品为主体、包括部分宋元明清古画共计四千余件,使北京画院又成为当代一个重要的书画典藏机构。以这批藏品为基础,北京画院引进专业人才,组织理论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工作,陆续出版了《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绘画精品集》、《北京画院藏花鸟画精品集》,把大师精品公诸社会,嘉惠艺林。同时,画院还组织编纂了《20世纪北京绘画史》以及《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研究丛书》等专著。通过这些活动,北京画院把中国近现代重要艺术家的存世作品以及文献资料进行汇聚整理,发掘梳理了一批新资料,并对艺术家的风格流变脉络、艺术成就以及在美术史上的地位都给予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些工作也有力推进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北京画院成为齐白石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以收藏与研究为基础,北京画院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启动开展了“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精品系列展”、“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以及“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览”等活动,目前已经成功举办近30位20世纪重要艺术家的展览;这一系列活动汇聚展示大师精品,配合画集编纂、学术研讨以及公共教育等活动,服务专业人员并面向社会,彰显公益、惠及普通民众,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主导文化品牌。这一系列的活动明确针对当下美术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总结回顾20世纪这些大家的艺术历程来为21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寻找方向,对于当下的美术发展进行启迪,从而推进新世纪的中国画发展和美术创作,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
2011年,北京画院美术馆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重点美术馆”,北京画院成为首都地区向世界展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步入新世纪的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长足发展,随着经济的日益增长,文化的发展提上了全新的日程。党和国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略,民族文化的张扬与凸显迫在眉睫。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北京画院作为国家首都地区公立画院,应该在相对浮躁的当代艺术环境中保持冷静心态,坚守发掘、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立场,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2年5月14日,北京画院新成立的“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与“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在新落成的“齐白石旧居纪念馆”揭牌,这标志着北京画院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了功能转换。“而今迈步从头越”,北京画院又开辟一个全新的艺术研究空间。55年前的这一天正好是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的日子,北京画院已经走过55年了!蓦然回眸,55年风雨;喟然共叹,55年风范;灿然彰显,55年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