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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争期间，英国友人林迈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敌后抗日游击部队改进无线电通讯、建立对外联系，并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为中国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初到中国即投入抗战
1909年，林迈可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祖父是历史学家，其父亲曾担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林迈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于1937年由燕京大学聘为经济学讲师。1937年12月，他途经美国、加拿大，与白求恩医生搭乘同一艘轮船来到中国。随后，林迈可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逻辑学等课程，并将牛津大学导师制引介到燕大。尽管刚到中国时林迈可只会讲几句汉语，但他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非常感兴趣，1938年间他先后两次与人结伴深入冀中根据地，切身感受到中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
从根据地考察归来后，林迈可与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同时，林迈可开始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在私下为中共购买和运送药品、无线电零件、炸药制造教科书等物资。机智的林迈可还通过借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来运送电池、汽油、发报机、发电机等重要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1939年夏，林迈可再次前往敌后根据地考察，并在山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会晤了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由于日本方面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亲共分子”林迈可的行踪，因此他深入根据地进行长期考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由于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燕京大学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在旅行途中被日军杀害了。
投身根据地无线电事业
1941年6月，林迈可与燕大学生李效黎结婚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夫妇在日军进驻燕京大学仅仅十分钟前及时撤离该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成功突破日军封锁线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正式加入到中共领导的抗战队伍中。在各级党组织的协助下，林迈可夫妇先后抵达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司令部、晋察冀军区。林迈可热衷于科学实验，尤其精通无线电技术，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邀请下，他和燕大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在晋察冀军区携手组创无线电研究训练班，并在班威廉撤往延安后继续坚持教授无线电工程课，为中共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精干的无线电专业人才，对根据地电台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促进了整个华北地区中共抗日部队之间的联络
通讯。
1942年5月20日，林迈可正式受聘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同年夏，他又参与组建“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通过发展“电学会”来培养人才、推进工作。此时，林迈可成为根据地无线电事业的核心人物，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埋头工作，不知疲倦地组装机器、进行教学。同时边区政府也常常需要林迈可的参谋协助，有一次边区参议会邀请林迈可出席会议，而部队因为急着要他重装电台，直接回电说他“工作太忙，无法与会”。虽然后来才被告知此事，林迈可却十分理解八路军急于改善无线电通讯的迫切心情。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这样赞扬林迈可的贡献：“（电学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决了电力的供给，保证了足够的电器交通，使灵敏的军事指挥和行政领导达到最高度。这一工作，英国友人林迈可教授是有很大的功绩的。”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林迈可在改善根据地电力供应、电子通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
意义。
让延安的消息传遍全球
1944年，林迈可夫妇抵达延安后，继续在无线电装备、外文资料搜集、英文新闻编辑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由于技术的落后，当时延安的对外广播信号极其微弱。这就意味着外界要想了解华北的情况，只能通过日本或重庆方面的宣传口径。林迈可向中共中央表示：“在华北看到的一切使我觉得，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打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因为在海外，人们几乎听不到华北地区抗日斗争的任何消息。即使是美国、英国的外交部，也得不到华北地区共产党军队抗日的确切情报。”林迈可经过深思熟虑，巧妙地组合利用有限的设备和资源，在延安架设起大功率无线电台，并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使新华社得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可以直接向旧金山、东南亚等地发报。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十分惊异地发现八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竟然能拥有如此高水平的无线电通讯，因而很快便提出希望与中共开展情报合作。他们利用各个根据地的通讯网络向盟军及时提供了有关日军动向、气象预报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为实施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等作战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在收到直接来自延安的讯号后极其重视，该机构将中共传来的信息进行汇总，不仅提供给美国政府高层加以研究，而且还转送给其他盟国进行参考。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对此评价道：“林迈可和延安无线电学校创建了广播电台，在其后数年中，中国和西方世界通过这座电台，才听到了华北的新闻。”而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女士则认为：“林迈可的贡献在于他不仅使中共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而且使中共绕过美国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能够直接、及时地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进行沟通，避免了重要信息在传递到西方之前遭受过滤和阻碍。”
观察和宣传中共抗战
林迈可不仅在无线电技术层面协助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工作，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向外界传递有关敌后根据地的信息。早在1938年林迈可初到中国之时，他就曾向英国驻北平公使馆递送了有关河北局势的报告，率先提出中共通过游击战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日军在华北的控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英国驻北平领事馆代办将此报告呈递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并高度赞扬林迈可及其报告：“林先生是一位可靠、睿智的青年，我认为他的报告客观而不带偏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林迈可深入中共根据地，他所撰写的有关华北战争局势的报告更是备受重视，甚至连美国战略情报局都不惜笔墨、全文摘录他的报告，并充分肯定其报告内容：“以下有关华北游击区状况的报告出自一位极其聪明能干的英国人的亲身观察，此人于1941年12月7日逃离北平，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在游击区。他完全有能力利用这一极好的机会进行观察，而他也乐于这样做，因此该报告对华北局势的描述应被视为是可信的。” 又比如，應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要求，林迈可曾于1944年11月25日向其详细介绍了中共税收制度及“三三制”的运作情况。林迈可在报告中反映：中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是保障敌后根据地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1945年1月9日，薛穆将林迈可的信件转寄给了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史班纳，同时告知：“你也许会对我收到的林迈可的一封来信感兴趣，这是他对我们要他进一步提供有关共区组织机构情况所做的回应。这封信提供了延安政权某些方面的细节，例如税收方法和‘三三制’的运作，其内容比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更详细。”林迈可自称是生活在敌后根据地“唯一的英国臣民，而且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地区有详尽的了解、与共产党领导人有密切联系的唯一一位非共产党的外国人”。他利用自己与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政府高层的关系，向西方世界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共抗战情况的珍贵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林迈可是战时英国政府直接获取有关中共方面一手情报资料的最重要的管道之一。
丰富而珍贵的抗战经历
林迈可夫妇在抗日根据地生活期间，和中共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且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吕正操、萧克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4年5月林迈可一家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聂荣臻等人在杨家岭亲自设宴款待欢迎。毛泽东对林迈可说：“你能和我们一起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我们很感动。不论你是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能得到你帮忙打日本人，觉得很幸运。”之后，叶剑英还带领林迈可到王家坪做客，朱德专门在自己的菜园里采摘蔬菜招待他。中共领袖廉洁高效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品格，都给林迈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民必将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此外，林迈可在根据地工作生活期间拍摄了大量品质上乘的照片，拍摄对象十分广泛，涉及革命领袖、各级将领、普通战士、人民群众等各个群体，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自力更生、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斗争的历史图景，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史料。其中，白求恩医生为受伤战士做手术的著名照片就是林迈可拍摄的。林迈可为了拍摄这些珍贵的影像，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有一次他在乔装成农民穿越敌人封锁线时，还不忘举起相机拍摄日军碉堡，而站岗巡逻的两名日军近在咫尺，稍不留神就会完全暴露。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林迈可与家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返回英国。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这段经历使林迈可终生难忘，成为他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1986年，饱经沧桑的林迈可重返大陆，回首往事，他意味深长地说：“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世界上很多地方几乎很少有人知悉。对于华北八路军抗日战争的事情，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有权来证实的。我自己可能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很少几个人之一。我因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目睹了他们与强大的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景……物资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林迈可鲜为人知的在华经历，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见证，同时也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伟大精神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编辑 叶松）
本文所附插图均为林迈可先生的外孙女李淑姗女士（Susan Lawrence）提供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初到中国即投入抗战
1909年，林迈可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祖父是历史学家，其父亲曾担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林迈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于1937年由燕京大学聘为经济学讲师。1937年12月，他途经美国、加拿大，与白求恩医生搭乘同一艘轮船来到中国。随后，林迈可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逻辑学等课程，并将牛津大学导师制引介到燕大。尽管刚到中国时林迈可只会讲几句汉语，但他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非常感兴趣，1938年间他先后两次与人结伴深入冀中根据地，切身感受到中国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
从根据地考察归来后，林迈可与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同时，林迈可开始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在私下为中共购买和运送药品、无线电零件、炸药制造教科书等物资。机智的林迈可还通过借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来运送电池、汽油、发报机、发电机等重要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1939年夏，林迈可再次前往敌后根据地考察，并在山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会晤了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由于日本方面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亲共分子”林迈可的行踪，因此他深入根据地进行长期考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由于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燕京大学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在旅行途中被日军杀害了。
投身根据地无线电事业
1941年6月，林迈可与燕大学生李效黎结婚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夫妇在日军进驻燕京大学仅仅十分钟前及时撤离该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成功突破日军封锁线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正式加入到中共领导的抗战队伍中。在各级党组织的协助下，林迈可夫妇先后抵达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司令部、晋察冀军区。林迈可热衷于科学实验，尤其精通无线电技术，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邀请下，他和燕大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在晋察冀军区携手组创无线电研究训练班，并在班威廉撤往延安后继续坚持教授无线电工程课，为中共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精干的无线电专业人才，对根据地电台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促进了整个华北地区中共抗日部队之间的联络
通讯。
1942年5月20日，林迈可正式受聘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同年夏，他又参与组建“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通过发展“电学会”来培养人才、推进工作。此时，林迈可成为根据地无线电事业的核心人物，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埋头工作，不知疲倦地组装机器、进行教学。同时边区政府也常常需要林迈可的参谋协助，有一次边区参议会邀请林迈可出席会议，而部队因为急着要他重装电台，直接回电说他“工作太忙，无法与会”。虽然后来才被告知此事，林迈可却十分理解八路军急于改善无线电通讯的迫切心情。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这样赞扬林迈可的贡献：“（电学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决了电力的供给，保证了足够的电器交通，使灵敏的军事指挥和行政领导达到最高度。这一工作，英国友人林迈可教授是有很大的功绩的。”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林迈可在改善根据地电力供应、电子通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
意义。
让延安的消息传遍全球
1944年，林迈可夫妇抵达延安后，继续在无线电装备、外文资料搜集、英文新闻编辑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由于技术的落后，当时延安的对外广播信号极其微弱。这就意味着外界要想了解华北的情况，只能通过日本或重庆方面的宣传口径。林迈可向中共中央表示：“在华北看到的一切使我觉得，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打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因为在海外，人们几乎听不到华北地区抗日斗争的任何消息。即使是美国、英国的外交部，也得不到华北地区共产党军队抗日的确切情报。”林迈可经过深思熟虑，巧妙地组合利用有限的设备和资源，在延安架设起大功率无线电台，并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使新华社得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可以直接向旧金山、东南亚等地发报。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十分惊异地发现八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竟然能拥有如此高水平的无线电通讯，因而很快便提出希望与中共开展情报合作。他们利用各个根据地的通讯网络向盟军及时提供了有关日军动向、气象预报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为实施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等作战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在收到直接来自延安的讯号后极其重视，该机构将中共传来的信息进行汇总，不仅提供给美国政府高层加以研究，而且还转送给其他盟国进行参考。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对此评价道：“林迈可和延安无线电学校创建了广播电台，在其后数年中，中国和西方世界通过这座电台，才听到了华北的新闻。”而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女士则认为：“林迈可的贡献在于他不仅使中共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而且使中共绕过美国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能够直接、及时地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进行沟通，避免了重要信息在传递到西方之前遭受过滤和阻碍。”
观察和宣传中共抗战
林迈可不仅在无线电技术层面协助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工作，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向外界传递有关敌后根据地的信息。早在1938年林迈可初到中国之时，他就曾向英国驻北平公使馆递送了有关河北局势的报告，率先提出中共通过游击战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日军在华北的控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英国驻北平领事馆代办将此报告呈递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并高度赞扬林迈可及其报告：“林先生是一位可靠、睿智的青年，我认为他的报告客观而不带偏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林迈可深入中共根据地，他所撰写的有关华北战争局势的报告更是备受重视，甚至连美国战略情报局都不惜笔墨、全文摘录他的报告，并充分肯定其报告内容：“以下有关华北游击区状况的报告出自一位极其聪明能干的英国人的亲身观察，此人于1941年12月7日逃离北平，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在游击区。他完全有能力利用这一极好的机会进行观察，而他也乐于这样做，因此该报告对华北局势的描述应被视为是可信的。” 又比如，應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要求，林迈可曾于1944年11月25日向其详细介绍了中共税收制度及“三三制”的运作情况。林迈可在报告中反映：中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是保障敌后根据地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1945年1月9日，薛穆将林迈可的信件转寄给了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史班纳，同时告知：“你也许会对我收到的林迈可的一封来信感兴趣，这是他对我们要他进一步提供有关共区组织机构情况所做的回应。这封信提供了延安政权某些方面的细节，例如税收方法和‘三三制’的运作，其内容比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更详细。”林迈可自称是生活在敌后根据地“唯一的英国臣民，而且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地区有详尽的了解、与共产党领导人有密切联系的唯一一位非共产党的外国人”。他利用自己与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政府高层的关系，向西方世界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共抗战情况的珍贵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林迈可是战时英国政府直接获取有关中共方面一手情报资料的最重要的管道之一。
丰富而珍贵的抗战经历
林迈可夫妇在抗日根据地生活期间，和中共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且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吕正操、萧克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4年5月林迈可一家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聂荣臻等人在杨家岭亲自设宴款待欢迎。毛泽东对林迈可说：“你能和我们一起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我们很感动。不论你是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能得到你帮忙打日本人，觉得很幸运。”之后，叶剑英还带领林迈可到王家坪做客，朱德专门在自己的菜园里采摘蔬菜招待他。中共领袖廉洁高效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品格，都给林迈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民必将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此外，林迈可在根据地工作生活期间拍摄了大量品质上乘的照片，拍摄对象十分广泛，涉及革命领袖、各级将领、普通战士、人民群众等各个群体，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自力更生、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斗争的历史图景，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史料。其中，白求恩医生为受伤战士做手术的著名照片就是林迈可拍摄的。林迈可为了拍摄这些珍贵的影像，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有一次他在乔装成农民穿越敌人封锁线时，还不忘举起相机拍摄日军碉堡，而站岗巡逻的两名日军近在咫尺，稍不留神就会完全暴露。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林迈可与家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返回英国。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这段经历使林迈可终生难忘，成为他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1986年，饱经沧桑的林迈可重返大陆，回首往事，他意味深长地说：“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世界上很多地方几乎很少有人知悉。对于华北八路军抗日战争的事情，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有权来证实的。我自己可能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很少几个人之一。我因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目睹了他们与强大的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景……物资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林迈可鲜为人知的在华经历，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见证，同时也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伟大精神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编辑 叶松）
本文所附插图均为林迈可先生的外孙女李淑姗女士（Susan Lawrence）提供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