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卡莱尔曾经说：“吾人宁失百印度，不愿失一莎士比亚。”足见莎士比亚在英国人心目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他和他的作品已经像养料一样融入了英国文化的血脉。不仅成为英国人的骄傲，也成为英国文化的象征。莎士比亚的经典性更是世界的，从1923年开始统计，全世界平均每十二天就有一篇或者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或著作诞生。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世界上古往今来少数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他之后的作家与流派都渴望自己能同莎士比亚联系起来，甚至那些声称反叛莎士比亚的作家。
　　在历史上，莎士比亚本人即是一个谜，从若干年前学界对好莱坞影片《莎翁情史》的诘难中即可看出莎士比亚的生平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人说他为人严肃，有人说他生性放荡，抑或是二者的结合体，无一能证。历史本身是无法最切实地逼近的，也正如无法给文学或者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下定义一样，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数百年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让人捉摸不定又把握不住。那其中秘密而又暖昧不清的意味，归结起来，就是哈姆雷特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却一拖再拖，形成所谓复仇的延宕问题，因此，研究者们最主要的方向集中在了对人物的理解以及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延宕上。如18世纪的大作家歌德，他认为哈姆雷特是位灵魂高尚、感情细腻、生性敏感的王子，性格软弱，意志薄弱，让他承担起绝地反击的责任。等于是把一个负担放在一个无法承担的人的肩上。又如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哈姆雷特“正经历精神发展过程的中间的或分裂矛盾的阶段”，处在忧郁思虑状态中的主人公是难以采取行动的。1855年，马克思也认为哈姆雷特的忧郁是他性格的本身。
　　比较独特的是屠格涅夫写过一篇著名的评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将哈姆雷特列为人类性格中的反面典型，如狡诈、残酷、消沉、好色等等，是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永远只为自己忙忙碌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自己的境遇。因此有现代学者延伸了这一观点——“若撇开谋杀不谈，克劳狄斯是明君，葛特露是贤明的王后，奥菲利娅是那么的甜美，波洛涅斯饶舌却不邪恶，雷欧提斯是位天才的青年。是哈姆雷特令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向了死亡。”这样的结论让具有传统阅读思想的读者们瞠目结舌。
　　其实，这一切都揭示了哈姆雷特作为“人”这一形象的经典性所在。纵观文学史，优秀的小说往往都是多义的，其文本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它不是单一的、清晰的，经常是含蓄、含混的。它是作家创作小说的故意或者无意的策略，所造成的歧义体现了阅读生成的不确定性，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外延，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哈姆雷特这个形象是个难以说清的复杂体，他是“人”性的典型代表，揭示了人生命的奥秘，因此他是多义与含混的，引人思考却又令人困惑。
　　在后来的四百多年中，哈姆雷特发挥出他神通广大的本事，尽显出七十二般变化。后人一次又一次地再书写，为哈姆雷特的故事敞开了无限的未来、无限的可能性。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处处可见《哈姆雷特》这一母题在各种各样艺术作品中衍生的影子，如动画巨制《狮子王》，创作者把故事搬到了非洲大草原中的动物世界，而哈姆雷特则摇身一变成为可爱活泼的小狮子辛巴。在千禧之年新拍的电影《哈姆雷特》中，国王成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姆雷特变成戴着墨镜的时尚青年，至于那段著名的独自，则是在音像店徐徐道出的。哈姆雷特甚至还披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外衣，具有先锋的意义。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完全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写了《哈姆雷特》的前传《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在这里，传统文本中的正义隐含着麻木和残酷，而遭诅咒的谋杀，其中却涌动着青春的热忱。还有国内先锋导演林兆华在当年引起一时轰动的《哈姆雷特1990》，他采用独特的“角色换位”手法，让剧中角色在某个特定时刻转变成哈姆雷特，从而充分展示“人人皆是哈姆雷特”这一主张，使得戏剧形成了极强的解构性。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确是至理名言，究竟能在哈姆雷特的身上看到什么，捕捉到什么，领悟到什么——这一切，都只能取决于读者自己。哈姆雷特宛如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无数的前人、今人和后人已经并且将继续在他的身上挖掘出种种艺术的无限可能——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编辑　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