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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倒韩先楚，“四人帮”怂恿福建、兰州的某些人围绕“韩先楚参与林彪搞政变”这个臆说，诬陷并围攻韩先楚。为了对“9号文件”安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申诉，自1974年3月开始，韩先楚向中央呈请的电报、信件、与领导人谈话纪要、报告以及在中央、军委的发言等达33次之多。
“9号文件”网织韩先楚几大“罪行”
1974年，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当年3月22日，在他第二次下部队回到兰州后，就收到中央直接寄给他个人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文件”中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批林批孔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9号文件”还要求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召开四委联席会议。会议从3月开到9月，就是“彻底清算韩先楚的罪行”。
在“9号文件”之后，“四人帮”旁敲侧击，怂恿福建、兰州的某些人围绕“韩先楚参与林彪搞政变”这个臆说，诬陷并围攻韩先楚。身陷重围的韩先楚向中央报告说：“他们不搞调查研究，不讲实事求是，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采取臆测、歪曲、捏造等种种手法，妄图欺骗舆论蒙骗群众，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这种政治上极不负责的、庸俗的思想作风在我们党内是绝不容忍的，我绝不赞成这种做法……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1974年8月底，“四人帮”趁毛泽东在外地养病，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要韩先楚、许世友、李德生等几位大军区主管作检查。会前，政治局委员两三拨人找韩先楚谈话，动员他作检查。9月4日，某政治局委员又来要韩先楚对“9号文件”作“是正确的、表示拥护赞成”的表态。韩先楚说：“你这是逼迫。”坚持不作什么“正确”、“拥护”之类的表态。
韩先楚的态度是：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弄清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复建议中央主持召开解决福建问题的会议，三人对六面，摆事实讲道理，解决福建问题。
“9号文件”网织了韩先楚几大“罪行”，围绕这些“罪行”，1974年8月，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他按照会上印发的《检查提纲》作检查，韩先楚逐条进行了驳斥。
韩先楚坦坦荡荡作正面回应
关于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问题，韩先楚讲道，由于庐山云雾突变，他和多数代表一样不知所措。韩先楚看见许世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也写了一封信，杨得志也写了一封信。韩先楚的信封上写的“汪东兴转呈毛主席亲启”。信是按规定各自交给中办会务组的，不知怎么压在林彪那里了。为此，韩先楚同汪东兴还发生过一次争执。这封信埋下了大祸患，韩先楚后来被批“上了林彪贼船”，“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等。
关于要韩先楚交代与林彪见面、写信、打电话的次数，还有说林彪好话等问题，他细想同林彪见面不到10次。第一次是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前林彪要韩先楚同去看地形；第二次是林彪当国防部长时到福州检查工作，韩先楚是军区司令员一路陪同；之后就是韩先楚到北京开会见过几次。而关于写信、打电话的次数，“四人帮”掌控的福州军区提供的材料是300多次，韩先楚严正要求他们“提醒”还有哪一次。因为是臆造，“四人帮”始终不敢提醒还有哪一次。
“四人帮”为了打倒韩先楚，把从林彪住地清理出来的1967年5月6日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作为“罪证”。其中心内容是：中央内部还没有传达的事情红卫兵很快就知道了，这很值得警惕；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外出串联，造反派就是不听，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中央文革乱批文件也应该检查，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都没有效果我们很担心；建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派人到各地看看。韩先楚坦坦荡荡，正面回应，没什么好检查的。6月15日，他给周总理打电话倾吐衷肠：“总理啊，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呀，很值得警惕！我觉得朝里有坏人！”
关于说林彪好话问题，韩先楚承认1970年12月在一个讲话中，有一段讲林彪好话多了些。自1971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南昌召见韩先楚谈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林彪一句好话。
其实，要韩先楚检讨说林彪好话问题，他内心并不服。韩先楚说，主席说了以在南昌召见时唱《国际歌》为界，以前说了不要追究，以后不要再说。何况1971年8月《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发表署名峻岭（江青）的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学习的照片，虽然署名是峻岭，这不是向全国甚至向国外宣传林彪吗！
关于周赤萍写的小册子，某政治局委员要韩先楚表态“是支持同意”的，又被他怒斥顶了回去：政治委员出书要司令员批准吗？至于“九·一三”事件后《福建日报》、《军区前线报》上还有讲林彪的话，这也被当作他的“罪行”就更加荒谬。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中央有部署，在没有公开传达前全国性报刊、省报刊或多或少还有讲林彪的话甚至刊登林彪的大幅照片，并不难理解。《检查提纲》中关于“不同意在宪法上提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问题。那是1970年7月，韩先楚参加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宪法时，总理要大家畅所欲言。韩先楚毫无顾忌地说了意见：按主席“‘五二〇’声明的提法把帝修反都包括进去了，还显有策略性”。当时，陈伯达、张春桥就借机整韩先楚，被他顶了回去。没想到在韩先楚提了这个建议4年后，这次会议上又要他作检讨，“这还有什么民主？”
关于中共九大投票时不让“中央文革”那些人得全票問题。那是“四人帮”那伙人布置下来不能让“老右”（指副总理、老帅等）们得全票。韩先楚觉得这么做很不正常。于是，韩先楚反其道而行之，向福建等一些代表说：“不要都投那些人（指陈伯达和王、张、江、姚）的票，我就没有投张春桥的票，让他们知道有人反对他们。”
叶剑英撤销“9号文件”
为了对“9号文件”安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申诉，自1974年3月开始，韩先楚向中央呈请的电报、信件、与领导人谈话纪要、报告以及在中央、军委的发言等33次之多；先后向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和主管负责人20余人汇报、交谈40余次。
1977年12月，军委全会第34期简报刊登福州军区政委说“9号文件”是正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同意这种说法，并要这位领导人收回简报。重新印发的34期简报删掉了那句话。
1978年10月、1979年1月，邓小平两次找韩先楚去谈事，韩先楚说到“9号文件”时，邓小平说“就是要实事求是”，“某某某说的不对，叫他们不要讲了，还讲！”1979年5月9日，李先念同韩先楚谈话时说：“‘9号文件’是‘四人帮’搞的。‘9号文件’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这两句话是江青加上去的。”
1978年8月16日，韩先楚向叶剑英汇报“9号文件”时说：“中央应对一些事承担责任。”叶剑英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1979年10月19日，叶剑英在他的报告上批示：“中央‘9号文件’确是‘四人帮’搞的，应予撤销。对因‘9号文件’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应予以落实政策。”
（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6期，姚科贵/文，作者曾任韩先楚秘书）
“9号文件”网织韩先楚几大“罪行”
1974年，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当年3月22日，在他第二次下部队回到兰州后，就收到中央直接寄给他个人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文件”中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批林批孔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9号文件”还要求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召开四委联席会议。会议从3月开到9月，就是“彻底清算韩先楚的罪行”。
在“9号文件”之后，“四人帮”旁敲侧击，怂恿福建、兰州的某些人围绕“韩先楚参与林彪搞政变”这个臆说，诬陷并围攻韩先楚。身陷重围的韩先楚向中央报告说：“他们不搞调查研究，不讲实事求是，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采取臆测、歪曲、捏造等种种手法，妄图欺骗舆论蒙骗群众，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这种政治上极不负责的、庸俗的思想作风在我们党内是绝不容忍的，我绝不赞成这种做法……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1974年8月底，“四人帮”趁毛泽东在外地养病，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要韩先楚、许世友、李德生等几位大军区主管作检查。会前，政治局委员两三拨人找韩先楚谈话，动员他作检查。9月4日，某政治局委员又来要韩先楚对“9号文件”作“是正确的、表示拥护赞成”的表态。韩先楚说：“你这是逼迫。”坚持不作什么“正确”、“拥护”之类的表态。
韩先楚的态度是：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弄清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复建议中央主持召开解决福建问题的会议，三人对六面，摆事实讲道理，解决福建问题。
“9号文件”网织了韩先楚几大“罪行”，围绕这些“罪行”，1974年8月，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他按照会上印发的《检查提纲》作检查，韩先楚逐条进行了驳斥。
韩先楚坦坦荡荡作正面回应
关于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问题，韩先楚讲道，由于庐山云雾突变，他和多数代表一样不知所措。韩先楚看见许世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也写了一封信，杨得志也写了一封信。韩先楚的信封上写的“汪东兴转呈毛主席亲启”。信是按规定各自交给中办会务组的，不知怎么压在林彪那里了。为此，韩先楚同汪东兴还发生过一次争执。这封信埋下了大祸患，韩先楚后来被批“上了林彪贼船”，“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等。
关于要韩先楚交代与林彪见面、写信、打电话的次数，还有说林彪好话等问题，他细想同林彪见面不到10次。第一次是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前林彪要韩先楚同去看地形；第二次是林彪当国防部长时到福州检查工作，韩先楚是军区司令员一路陪同；之后就是韩先楚到北京开会见过几次。而关于写信、打电话的次数，“四人帮”掌控的福州军区提供的材料是300多次，韩先楚严正要求他们“提醒”还有哪一次。因为是臆造，“四人帮”始终不敢提醒还有哪一次。
“四人帮”为了打倒韩先楚，把从林彪住地清理出来的1967年5月6日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作为“罪证”。其中心内容是：中央内部还没有传达的事情红卫兵很快就知道了，这很值得警惕；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外出串联，造反派就是不听，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中央文革乱批文件也应该检查，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都没有效果我们很担心；建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派人到各地看看。韩先楚坦坦荡荡，正面回应，没什么好检查的。6月15日，他给周总理打电话倾吐衷肠：“总理啊，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呀，很值得警惕！我觉得朝里有坏人！”
关于说林彪好话问题，韩先楚承认1970年12月在一个讲话中，有一段讲林彪好话多了些。自1971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南昌召见韩先楚谈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林彪一句好话。
其实，要韩先楚检讨说林彪好话问题，他内心并不服。韩先楚说，主席说了以在南昌召见时唱《国际歌》为界，以前说了不要追究，以后不要再说。何况1971年8月《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发表署名峻岭（江青）的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学习的照片，虽然署名是峻岭，这不是向全国甚至向国外宣传林彪吗！
关于周赤萍写的小册子，某政治局委员要韩先楚表态“是支持同意”的，又被他怒斥顶了回去：政治委员出书要司令员批准吗？至于“九·一三”事件后《福建日报》、《军区前线报》上还有讲林彪的话，这也被当作他的“罪行”就更加荒谬。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中央有部署，在没有公开传达前全国性报刊、省报刊或多或少还有讲林彪的话甚至刊登林彪的大幅照片，并不难理解。《检查提纲》中关于“不同意在宪法上提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问题。那是1970年7月，韩先楚参加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宪法时，总理要大家畅所欲言。韩先楚毫无顾忌地说了意见：按主席“‘五二〇’声明的提法把帝修反都包括进去了，还显有策略性”。当时，陈伯达、张春桥就借机整韩先楚，被他顶了回去。没想到在韩先楚提了这个建议4年后，这次会议上又要他作检讨，“这还有什么民主？”
关于中共九大投票时不让“中央文革”那些人得全票問题。那是“四人帮”那伙人布置下来不能让“老右”（指副总理、老帅等）们得全票。韩先楚觉得这么做很不正常。于是，韩先楚反其道而行之，向福建等一些代表说：“不要都投那些人（指陈伯达和王、张、江、姚）的票，我就没有投张春桥的票，让他们知道有人反对他们。”
叶剑英撤销“9号文件”
为了对“9号文件”安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申诉，自1974年3月开始，韩先楚向中央呈请的电报、信件、与领导人谈话纪要、报告以及在中央、军委的发言等33次之多；先后向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和主管负责人20余人汇报、交谈40余次。
1977年12月，军委全会第34期简报刊登福州军区政委说“9号文件”是正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同意这种说法，并要这位领导人收回简报。重新印发的34期简报删掉了那句话。
1978年10月、1979年1月，邓小平两次找韩先楚去谈事，韩先楚说到“9号文件”时，邓小平说“就是要实事求是”，“某某某说的不对，叫他们不要讲了，还讲！”1979年5月9日，李先念同韩先楚谈话时说：“‘9号文件’是‘四人帮’搞的。‘9号文件’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这两句话是江青加上去的。”
1978年8月16日，韩先楚向叶剑英汇报“9号文件”时说：“中央应对一些事承担责任。”叶剑英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1979年10月19日，叶剑英在他的报告上批示：“中央‘9号文件’确是‘四人帮’搞的，应予撤销。对因‘9号文件’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应予以落实政策。”
（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6期，姚科贵/文，作者曾任韩先楚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