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于慈江在我的博士研究生中是最特殊的一个，也是最令我感动的一个。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紧接着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在我的“门下”继续自己的学业的。这在当代的中国，恐怕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同时也是令我这个中文系的教师感动不已的。在当今社会，“经济”改变了中国，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经济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一门显学。所以，于慈江在取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又来转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着实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也是令我这个文学呆子十分感动的事情。
　　我最初建议于慈江做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对经济生活的描写，但于慈江没有接受这个题目，而是自行决定以杨绛为研究对象。说实话，这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到后来，在于慈江的研究活动的带动下，我也渐渐咂摸出了他这个选题的味道。所以，我应当感谢于慈江，因为是他的研究，引导我重新思考了杨绛和她的文学活动，并对这样一个学者型的文学家的价值和意义，有了一个更加切近和具体的了解。
　　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余秋雨散文的走红，就有了“学者散文”这样一个名目。余秋雨的散文我读得不多，但在我的印象里，却不把他的散文归入“学者散文”之列，因为虽然他曾经是个学者，是研究戏剧理论的，但他的散文却与他的学者生涯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感觉到的并不是他作为一个学院学者的气质，而更是一个扬才露己、带点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家的气质。我认为，在上世纪末，堪称学者文学家的，主要有下列几个人：其一就是杨绛，她的《洗澡》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小说”；其二是季羡林，其三是傅雷，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和傅雷的《傅雷家书》应该是标准的学者散文；其四是郑敏，她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大概也带上了更多学者诗歌的特征。
　　所谓“学者小说”“学者散文”“学者诗歌”，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它们的作者曾经是一个学者或现在仍然是一个学者，而应该是其作品本身就流露着浓郁的学者的气息。它们的作者是长期在学院文化的氛围中生活的，是在与身边大量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人性的和人格的特征，是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这都使他们更习惯于理性的思考，更习惯于理智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和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性格偏于内向；这就过滤了情感中大量直感直觉的成分，使其性格更趋于稳健和平，既不属于热情洋溢的那一类，也不属于感伤悲观的那一类，即使表现的是自己人生中的坎坷经历和悲剧感受，也有他们更多的人生的思考。而作为作者的他们，却不会因为“情”不可遏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有什么“失态”的描写。
　　这种学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际上一直是有很大势力的。在“新文学”初期，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都既是著名的学者，也是著名的作家。只不过在那时，学者和作家的界限还没有后来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也无法截然地分出一类学者的文学来。到了1949年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和从事创作的文学作家的界限就愈加明显起来。虽然那时中国大陆的学院学者也已经感到了做人和作文的困难，但作为一个阶层，到底还像是漂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油，面子上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因而早已养成的那种温柔敦厚的个人的气质，还是保留了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其地位才一落千丈，也领略了在学院学者的地位上所不可能领略的人生百态，有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但是，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无奈这时作为一个学院学者的性格已经养成，虽然这份人生的坎坷是过去所未曾有的，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重新回到学院学者的地位上反思这段经历时，那份学者的矜持和尊严仍然没有丢失。而在这时进入文学创作界的文学作家，又大都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学者是站在高处俯视人生的苦难的；而那些新进的青年作家，则是在人生苦难的深渊中挣扎着向上爬的。所以，前者的作品在总体上趋向于稳健和平，而后者的作品在总体上则透露着躁厉不安，学者文学与非学者文学的界限就是异常明显的了。
　　叁
　　“文化大革命”之后，靠着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和发展，我也勉强跻身于学院学者的行列。但我们这代学院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贫寒，很少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世家子弟，“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又不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以对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学术前辈的那份矜持和孤傲，反而感到生疏和隔膜了。我当时主要是从事鲁迅研究的。鲁迅虽然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不属于稳健和平的一派。我喜欢的也是他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热辣的风格。所以，虽然一向对季羡林、傅雷、杨绛、郑敏这些学术前辈心怀钦敬，但对他们的文学作品却甚少注意。一直到于慈江将杨绛研究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特别是读了他的论文初稿之后，杨绛作为一个学者文学家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目中重新活了起来。
　　我爱上文学，是在初中的时候。由于父亲是个“国家干部”，也喜欢买书，所以我向他要钱买几本自己愿意看的书，还是不被禁止的。在开始，一个高中的爱好文学的“大朋友”自愿担当了给我选书的任务。他给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选集》，我当时有点不高兴，认为既已经成了“中学生”，还让我读“童话”，是有点看不起我；到了第二次，他给我买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更不高兴了，因为我在小学已经读过一遍，并不想重读一本已经读过的书；所以到了第三次，我就不让他给我选了。而这一次，我自己选购的就是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
　　它虽然与杨绛在自己的论文里翻译的同一本书的书名不尽相同，但在我的头脑中，菲尔丁这个英国小说家的名字却是与杨绛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时，我还长期订阅着一份学术刊物《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由于读了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并且颇感兴味，杨绛发表在《文学研究》上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自然就格外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仅使我对作为“英国小说之父”的菲尔丁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小说理论。 　　在初中，我还买过一本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大概不是全译本，薄薄的一册，32开本，是不是杨绛翻译的，我也不知道，但对于《小癞子》这部书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了解，也是通过杨绛的文章才得到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部文学巨著《堂吉诃德》大概是我到了大学才读的。而杨绛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则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唯一一篇研究和介绍这部西班牙文学巨著的文章。
　　杨绛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萨克雷〈名利场〉序》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萨克雷与狄更斯被认为是英国19世纪两个齐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我读过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初中时读了一个缩写本，大学时读了全译的上下两卷本。高中时读过他的《老古玩店》，还买过他的一本《艰难时世》，但至今没有来得及读完全书。萨克雷的《名利场》一直想读，但终没有读。所以，我对于萨克雷《名利场》的了解，完全是从杨绛那篇序言中获得的。
　　杨绛还介绍并翻译过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这部小说同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萨克雷的《名利场》、拉伯雷的《巨人传》一样，都是我很早就想读而至今未读的小说名著。但我读过勒萨日的另外一部小说《瘸腿魔鬼》，并且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上世纪80年代，一家报纸让我向读者推荐几本书。我认为西方作家的那些代表作，读者大都熟悉，不用我推荐。我就推荐了几本人们不太注意但我却感到颇有意味的书，其一就是勒萨日的《瘸腿魔鬼》，其二是马克·吐温的《傻瓜威尔逊》，其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重人格》。
　　我所以重视外国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他的《青年必读书》更是使我将课外阅读的热情主要倾注在西方（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北欧各国）文学上的直接原因。所以，我关注的主要是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19世纪俄罗斯文学更是我所崇慕的对象。但尽管如此，现在想来，我头脑中的文学天空还是有一小片是属于杨绛的，是杨绛用自己的手给我拨开的。
　　肆
　　这使我想到学院文学学者在一个民族文学以及文学观念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少年都要通过阅读来获得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其中的文学阅读则在其全部的阅读中占有绝对大的比重。这种阅读，在开始阶段，往往是盲目的，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阅读趣味的裹挟的，与阅读对象也像隔着一层布满烟雾的玻璃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是朦朦胧胧的，是似乎明白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的。这种阅读看来是自由的，实际又是最不自由的，是被当时社会环境的阅读倾向所绑架了的。待到清醒过来，才感到自己已经在一些毫无意义的阅读中浪费了太多的生命，而那些应该阅读却没有阅读的好书则再也没有机会阅读了。正是因为如此，学院文学学者的作用和意义，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才表现了出来。学院文学学者的阅读不是仅凭个人当时的兴趣，不是随大溜的，不是别人读什么自己也去读什么，而是在对文学的历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才选择那些更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来阅读的，并且阅读的时候不是仅仅看重其表面的兴趣，而更加重视体味其内在的意味，是带着欣赏的态度、研究的态度和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对象的。这同时也像擦亮了隔在我们和作品之间的那层布满烟雾的玻璃一样，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实际上，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名著，像曹雪芹的《红楼梦》、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卡夫卡的《审判》、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和杂文，等等，没有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我们是不可能仅凭自己的阅读便能直接感受到它们深层的价值和意义的。这就使我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无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文学创作家的创作是不可或缺的，学院文学学者的文学研究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创作家依靠的首先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和体验，学院文学学者首先依靠的是自己广博的文学知识和在对文学作品直感感受和体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智的和理性的思考能力。所以，学院文学学者不论对于什么，都是要想一想的。一个文学创作家写了一部文学作品，常常是自己感到满意了，也就到此为止，未必再去思考它的更深层的价值和意义，未必重视读者将怎样阅读、感受、理解和接受它。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冈察洛夫说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杜勃罗留波夫在其《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中所揭示出来的他的作品《奥勃洛莫夫》的思想价值和意义的原因。而一个学院学者，即使自己创作了一部文学作品，也常常是要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想一想的，也常常是希望读者要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感受和理解他的作品的。
　　我认为，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受到，于慈江这本《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作为一部研究著作，实际是有点匠心的。他不像我们那样主要用杨绛自己的文学思想分析和解剖她的文学作品，也不像我们那样主要用杨绛的文学作品论证她的文学思想，而是分别考察她的小说创作、小说研究和小说翻译，并从她对自己小说创作、小说研究和小说翻译的看法中考察她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找到了能够将杨绛全部文学活动串联起来的一条红线。而这条红线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学院文学学者与一般的文学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学院文学学者较之一般文学作家更少盲目性、有更多理智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建构与其文学实践是同步进行的，他们的感性经验与其理性的思考也是共生同进的。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社会变动赋予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新进青年作家以崭新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更加鲜活的特征，但历史也剥夺了他们接受更多学院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机会，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又有着极不稳定、无端变化的弱点。他们似乎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升降沉浮的，开始大红大紫的作家后来却变得默默无闻，开始默默无闻的作家后来又大红大紫。即使同样一个作家，也常常是前后不一、没有一个内在的统一的思想脉络的，一会儿陷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一会儿又掉在经济竞争的深渊中，似乎始终无法找到驾驭自己的那个舵。
　　当然，学院学者的文学也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的文学作品当时并不多热，现在也并不多冷，学院学者的那点矜持和孤傲到底还是给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留下了自己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于慈江的这部学术著作是值得重视的，也是有它的出彩的地方的——他摸到了学院学者文学家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