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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诚信”,其实是一种秩序,遵守秩序就是诚信的,不遵守就是不诚信的。大家普遍感觉我们社会出了诚信问题,我想有三点原因:
首先,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才短短三十余年,肯定很多东西转不过弯来。在过去,社会责任是以集体主义、政治教育来约束的,但现在这些已不管用了。
其次,目前整个社会高度追求个人利益,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道德、法律的约束,诚信没有得到表彰,欺骗没有受到惩罚。这导致一些人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即只要达到目的,就是成功的。
再者,教育是很大的问题。从家庭开始,父母对孩子没有灌输正确的秩序概念。一些小孩子当街耍坏,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被认为是有出息的孩子。说实话,现在有多少家长真正把精力放在教育孩子的道德情感上?不是说都是这些家长的错,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正直的好人,但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你处处守规矩的话,可能永远吃亏、被别人领先;而从幼儿园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也没纠正,反而更糟糕。教育强调的基本是一些高尚的理想、目标,是些很空的东西。在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对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视的,从幼儿园开始培养他们的人格,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伤害别人——真正的教育是把好的品德贯穿到每个孩子的言行之中,而不是喊大口号。
从外面宏观地来看中国整体,是相当有秩序的,整个发展目标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微观地看,有些方面一团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秩序的是交通,在中国,很少人愿意遵守交通秩序,因为守秩序你可能就过不了马路。其他的也一样,你想要创造财富,完全按着程序走,基本很难实现。个人是这样,企业、政府也是这样,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已完全错误了。现在真正诚实的人,总会被认为是傻瓜,经常听到有人说“老外真的很笨,这个事情这么做多好,非得按规矩程序走”。想起当年我刚到新加坡时,坐同事的车下班。停车场的进出口是分开的,夜里下班时一般没车进入了,从进口出去会更近,但同事说该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绝不可以抄捷径。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抄捷径的人太多了。
一些人说我们的社会没有规定,其实恰好相反,有很多,只是人们都不遵守,因为不信任。现在造假太多了,国家的文书、文凭,甚至连身份证都可以造假。过去30年政府的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不够重视治理社会本身。比如人们都说“致富是光荣的”,但怎样致富没有说,致富的手段也缺乏约束和规范;政府也是注重发展GDP,缺乏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所以到现在,像诚实、遵纪这些最基本的、小孩子都懂的个人修养,还要从头教起。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想要治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另一方面,有些人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做的事情又与老百姓的期望不一样,这是一种最坏的提倡。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表面上是很有信任感的,比如“文革”时期,很多人相信政府组织,但那是通过高压政策和宣传灌输给人们的,是一种“伪信任”。实际上,当时朋友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都是相互怀疑的。人为培养出来的信任是不长久的,旧体制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假的信任关系就会破裂。所以说在共和国初期,社会的信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着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社会的管理者如果没有把这个当作重要问题,对不守秩序、不诚实的人还是不惩罚、不采取措施、得过且过的话,拖到最后可能是现有秩序整个被打乱,只能重新组织,这样的话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太大了。过去老百姓找政府不行,就找法院,找法院不行,就找媒体,媒体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但现在有些民众连媒体都不相信了。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说假话反而得到鼓励,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人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经济发展,认为随着人们富裕起来,社会不诚信的问题就会自动消解。但实际上,富人可能是欺骗最多的,钱的来源也可能更不明朗,甚至一些人还能左右政策为之服务。当然,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更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但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的穷人那么多。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穷或富,而在于社会有没有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富人也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说到底,测量社会正义的尺子是法律,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超越法律,因为某些集团、某些人权力太大,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既然有人可以超越法律,那么其他的人、其他的组织也会去通过一些方式,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得到法律的宽恕。
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政府有很大的功劳,但一些百姓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利益后,反而觉得政府不可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其实做了很多成功的、让大家得益的事,但一些百姓不认为这是你的成绩,还认为你从中得到了很多利益。问题的根本在于订立社会契约——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的双方力量不均等,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缺乏制约政府权力和惩罚政府違约的能力。所以政府违约的现象颇多,比如暴力拆迁等,虽都是些个案,但累积太多,最终导致有人不再相信政府。
不仅百姓不相信管理者,管理者也不相信百姓。我有一次银行存折丢了,去银行补办,却不能马上办好。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开的账户,然后是亲自拿着自己的证件去报失,把丢的东西补回来,这很简单,但就是做不到,因为银行不相信你。名义上是为你好,实际上是把所有人都当骗子。于是就有人说:银行不相信我们,那我们也不要相信银行了。如果这样,双方的信任就破裂了。但问题在于,银行可以不信任你,但你要信任银行——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信任。我们的体制也是这样,体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求人们对它诚实,但对被管理的人,却总是怀疑、不信任的,所以代办一切,而且在一些方面限制人民。
这种互不信任有三个后果,一是使得社会本身缺乏凝聚力。大灾大难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因人性的同情心而团结在一起,但灾难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常态。二是会拖慢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健康成长。现在整个社会都有病,为什么有人去幼儿园杀小孩?除了一些精神真的出了问题的人,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什么都不信了,不相信通过向有关机构投诉、向社会组织反映可以解决问题,才走极端。三是如果一切都由政府代办,社会秩序很难变得很好,不至于很乱是它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但如果人们一直生活在无序的状态下,最终很可能变成低等民族,因为素质很难提高。衡量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守秩序,任何社会都一样。
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主要力量是媒体,如果媒体能说真话,促使政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可以减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另一个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社会组织,但目前这种力量太弱了;第三是知识界,知识界本来应该做表率的,但现在它也是一团糟,弄虚作假的很多。有人希望靠几篇文章、几个呼吁就能改变社会,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几十年来这样的呼吁、文章还少吗?管用吗?知识分子不是管理者,没多少权力或资源,所谓改变社会的责任,不可能都依靠知识分子。一个教授带几十个学生,能够去影响他们成为守秩序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当然,能影响公众就更好,但很多老师本身就没做好榜样。
重建社会的信任,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要予人们一种信任感,现在最大的危机是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政府需要诚实,如果承诺要做某一件事,即使最后做不到,也要向民众作出交待和检讨。所谓的政绩不是空的,而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诚实地面对老百姓,履行对老百姓的承诺。
现在中国已走到一个拐点,接下来应更侧重法治的发展。有人提出兴国学、儒学,希图以此影响人们的修养和心灵,这在学术层面探讨可以,但以孔孟之道治国,恐怕与现代社会相距太远了。精神、道德上的呼吁往往是虚的,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是法制,即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循规蹈矩。
当然,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东西,即所谓榜样。过去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无穷,但它的力量确实很大,只可惜当前缺少适合大家模仿的榜样。但这个榜样不是特意树立起来的,不是焦裕禄、雷锋,不可能社会中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工作和生活。真正的榜样不是某个人,而是无数的管理者、教师、家长等;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地做好自己的事——做官员的服务好人民,做教师的教好学生,做父亲的照顾好孩子。每个人都做榜样,大家也不再需要榜样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
首先,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才短短三十余年,肯定很多东西转不过弯来。在过去,社会责任是以集体主义、政治教育来约束的,但现在这些已不管用了。
其次,目前整个社会高度追求个人利益,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道德、法律的约束,诚信没有得到表彰,欺骗没有受到惩罚。这导致一些人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即只要达到目的,就是成功的。
再者,教育是很大的问题。从家庭开始,父母对孩子没有灌输正确的秩序概念。一些小孩子当街耍坏,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被认为是有出息的孩子。说实话,现在有多少家长真正把精力放在教育孩子的道德情感上?不是说都是这些家长的错,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正直的好人,但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你处处守规矩的话,可能永远吃亏、被别人领先;而从幼儿园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也没纠正,反而更糟糕。教育强调的基本是一些高尚的理想、目标,是些很空的东西。在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对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视的,从幼儿园开始培养他们的人格,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伤害别人——真正的教育是把好的品德贯穿到每个孩子的言行之中,而不是喊大口号。
从外面宏观地来看中国整体,是相当有秩序的,整个发展目标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微观地看,有些方面一团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秩序的是交通,在中国,很少人愿意遵守交通秩序,因为守秩序你可能就过不了马路。其他的也一样,你想要创造财富,完全按着程序走,基本很难实现。个人是这样,企业、政府也是这样,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已完全错误了。现在真正诚实的人,总会被认为是傻瓜,经常听到有人说“老外真的很笨,这个事情这么做多好,非得按规矩程序走”。想起当年我刚到新加坡时,坐同事的车下班。停车场的进出口是分开的,夜里下班时一般没车进入了,从进口出去会更近,但同事说该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绝不可以抄捷径。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抄捷径的人太多了。
一些人说我们的社会没有规定,其实恰好相反,有很多,只是人们都不遵守,因为不信任。现在造假太多了,国家的文书、文凭,甚至连身份证都可以造假。过去30年政府的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不够重视治理社会本身。比如人们都说“致富是光荣的”,但怎样致富没有说,致富的手段也缺乏约束和规范;政府也是注重发展GDP,缺乏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所以到现在,像诚实、遵纪这些最基本的、小孩子都懂的个人修养,还要从头教起。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想要治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另一方面,有些人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做的事情又与老百姓的期望不一样,这是一种最坏的提倡。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表面上是很有信任感的,比如“文革”时期,很多人相信政府组织,但那是通过高压政策和宣传灌输给人们的,是一种“伪信任”。实际上,当时朋友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都是相互怀疑的。人为培养出来的信任是不长久的,旧体制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假的信任关系就会破裂。所以说在共和国初期,社会的信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着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社会的管理者如果没有把这个当作重要问题,对不守秩序、不诚实的人还是不惩罚、不采取措施、得过且过的话,拖到最后可能是现有秩序整个被打乱,只能重新组织,这样的话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太大了。过去老百姓找政府不行,就找法院,找法院不行,就找媒体,媒体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但现在有些民众连媒体都不相信了。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说假话反而得到鼓励,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人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经济发展,认为随着人们富裕起来,社会不诚信的问题就会自动消解。但实际上,富人可能是欺骗最多的,钱的来源也可能更不明朗,甚至一些人还能左右政策为之服务。当然,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更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但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的穷人那么多。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穷或富,而在于社会有没有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富人也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说到底,测量社会正义的尺子是法律,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超越法律,因为某些集团、某些人权力太大,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既然有人可以超越法律,那么其他的人、其他的组织也会去通过一些方式,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得到法律的宽恕。
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政府有很大的功劳,但一些百姓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利益后,反而觉得政府不可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其实做了很多成功的、让大家得益的事,但一些百姓不认为这是你的成绩,还认为你从中得到了很多利益。问题的根本在于订立社会契约——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的双方力量不均等,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缺乏制约政府权力和惩罚政府違约的能力。所以政府违约的现象颇多,比如暴力拆迁等,虽都是些个案,但累积太多,最终导致有人不再相信政府。
不仅百姓不相信管理者,管理者也不相信百姓。我有一次银行存折丢了,去银行补办,却不能马上办好。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开的账户,然后是亲自拿着自己的证件去报失,把丢的东西补回来,这很简单,但就是做不到,因为银行不相信你。名义上是为你好,实际上是把所有人都当骗子。于是就有人说:银行不相信我们,那我们也不要相信银行了。如果这样,双方的信任就破裂了。但问题在于,银行可以不信任你,但你要信任银行——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信任。我们的体制也是这样,体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求人们对它诚实,但对被管理的人,却总是怀疑、不信任的,所以代办一切,而且在一些方面限制人民。
这种互不信任有三个后果,一是使得社会本身缺乏凝聚力。大灾大难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因人性的同情心而团结在一起,但灾难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常态。二是会拖慢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健康成长。现在整个社会都有病,为什么有人去幼儿园杀小孩?除了一些精神真的出了问题的人,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什么都不信了,不相信通过向有关机构投诉、向社会组织反映可以解决问题,才走极端。三是如果一切都由政府代办,社会秩序很难变得很好,不至于很乱是它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但如果人们一直生活在无序的状态下,最终很可能变成低等民族,因为素质很难提高。衡量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守秩序,任何社会都一样。
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主要力量是媒体,如果媒体能说真话,促使政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可以减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另一个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社会组织,但目前这种力量太弱了;第三是知识界,知识界本来应该做表率的,但现在它也是一团糟,弄虚作假的很多。有人希望靠几篇文章、几个呼吁就能改变社会,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几十年来这样的呼吁、文章还少吗?管用吗?知识分子不是管理者,没多少权力或资源,所谓改变社会的责任,不可能都依靠知识分子。一个教授带几十个学生,能够去影响他们成为守秩序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当然,能影响公众就更好,但很多老师本身就没做好榜样。
重建社会的信任,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要予人们一种信任感,现在最大的危机是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政府需要诚实,如果承诺要做某一件事,即使最后做不到,也要向民众作出交待和检讨。所谓的政绩不是空的,而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诚实地面对老百姓,履行对老百姓的承诺。
现在中国已走到一个拐点,接下来应更侧重法治的发展。有人提出兴国学、儒学,希图以此影响人们的修养和心灵,这在学术层面探讨可以,但以孔孟之道治国,恐怕与现代社会相距太远了。精神、道德上的呼吁往往是虚的,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是法制,即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循规蹈矩。
当然,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东西,即所谓榜样。过去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无穷,但它的力量确实很大,只可惜当前缺少适合大家模仿的榜样。但这个榜样不是特意树立起来的,不是焦裕禄、雷锋,不可能社会中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工作和生活。真正的榜样不是某个人,而是无数的管理者、教师、家长等;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地做好自己的事——做官员的服务好人民,做教师的教好学生,做父亲的照顾好孩子。每个人都做榜样,大家也不再需要榜样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本文由本刊记者曾东萍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