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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栏目特别推出“中国教育70年人物篇”，展现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的老一代学科带头人吴式颖先生的70年教育人生。通过对先生的艰苦求学、严谨学术与为师之道的回望，轻掀历史的衣角，向前辈表达敬意，对后学提出鼓励与期待——向大师靠近，为理想献身。
吴式颖先生
吴式颖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成回国后长期投身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培育了一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专业人才，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先生早年深受战乱之苦。1937年，为躲避日军轰炸，先生随家人逃离信阳，先至武汉，后辗转南迁，相继在湖南长沙、益阳和湘潭乡下以及衡阳生活。1944年长沙失守，衡阳危急，先生又随家人搬离居住两年余的衡阳，乘火车前往桂林。时值夏日，火车上卫生条件奇差，霍乱、痢疾等时疫流行，病倒病死时有发生。为防病，先生的父亲再三叮咛家人，宁可挨饿，也不要吃不干净的东西。这一经历对先生影响深刻，经常洗手，讲究卫生，成为先生保持至今的生活习惯。
依照先生回忆，先生早年先后就读于河南信阳商会小学、湖南湘潭石滩镇小学、衡阳湘桂铁路扶轮小学和衡阳盐务局慈保小学。先生入读慈保小学之前名字是“爱珠”，先生不喜欢此名字，就请当时的班主任魏老师为自己改名。魏老师遂取先生父亲“吴颖生”中的“颖”字，为先生取名“式颖”，意为“效仿父亲”。
先生的中学教育，是在重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和长沙明宪女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先生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读完初中一年级，各门课程成绩优异，尤其是作文写得好，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先生的求学生活非常艰辛困顿，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期间，在最困难的时候，先生只能靠典当棉衣换点生活费吃饭。但生活再艰难，也未能影響到先生一定要上学、要读书的信念和热情。
1949年9月，先生入读华中大学教育系（副修生物）后，系统学习了教育概论、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史、心理学等课程，并阅读了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克伯屈的《教育方法与案例》、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纲》、雷通群的《西洋教育史》等专业著作和大量文学作品。多年之后，先生在回忆自己华中大学的求学生涯时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一问题成为先生思考最多的问题。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如何将个人的活动与社会进步事业联系起来。期间，先生得到华中大学党组织的帮助，并于1950年6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秋季，先生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教育。经过10月余的俄语学习，先生在1953年8月下旬乘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行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做报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对大家说：“你们去苏联学习，每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相当于国内好几百位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先生曾长期生活在湖南乡下，对农民的状况非常了解。所以，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让先生至今记忆犹新，并成为先生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动力。
到达莫斯科后，先生被分配到苏联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进行本科学习，系统学习了学校卫生、普通心理学、教育学、俄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俄语教学法、算术教学法、教育学专题、教育经典与名著研究专题、教育心理学专题、教学论和德育专题等专业课程。在课程学习中，先生在掌握系统的教育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对一些献身于人类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充满敬意，并决心以教育家为榜样，回国后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培育之恩。
由于在国内学习俄语时间短，语言准备不够充分，因此，先生在赫尔岑师范学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语言关。先生后来回忆当时学习的情况时谈到，开始时什么也听不懂，整个第一学年都很困难。为过语言关，先生采取的办法是：上课硬听，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来抄，借助于字典慢慢学习，并尽量及时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在苏联同学的帮助下，先生能够听懂课堂上老师教授的内容了。先生说，当时包括先生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学习非常刻苦，总是晚上十一点半学校图书馆闭馆时才离开，回到宿舍简单吃点东西后，还要继续学习一阵子，夜里两三点睡觉是经常的事。先生生活上非常节俭，省下来的生活费都被用来买书了。4年下来，先生的体重由出国前的一百零几斤减到仅有八十斤。四年级上学期，有一次下课，刚走出教室，先生便晕倒了，后被送到医务室抢救。天道酬勤，先生4年的勤奋学习，换来了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优等生的毕业文凭，成为当年该专业4位优等毕业生之一。
早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和不断追求新知的学习品格为先生后来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在追溯人类教育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人类教育的历史规律，系统总结不同国家和民族教育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学术支撑。
1957年七八月间， 先生学成回国， 被分配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 不久就被指派负责接待苏联来华举办“苏联国民教育展览”的三名专家，并参与编写《苏联国民教育介绍》小册子，这开启了先生的为学之路。
在教育研究上，先生一直主张“教育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实践”，不喜欢从书本到书本的空谈。1959年年初，先生结束为期一年的山西省稷山县劳动锻炼，回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后，便积极参加了小学教育调查活动，到实验小学随班听课，并重点研究了小学算术教学，作为该项研究结果的论文《试谈目前小学算术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4期上。据先生回忆，当时这篇文章并非自己主动投稿，可能是在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材教法教研室活动交流时，由教研室参与交流的同志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去的。先生后来表示，自己一般是不大愿意主动投稿的，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或是应编辑之约而写，或是因工作任务需要整理发表。 1961年春，应曹孚先生之邀，先生参与了曹孚先生主持的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借用版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任务。该教材于1962年5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2年秋，先生又参与了曹孚先生领衔的我国第一本自编教材《外国教育史》的编写工作。先生非常看重此次参与编写的机会，将此视为自己确定“教育史”为专业方向的为学之路的重要起点。作为编写组最年轻的成员，先生虚心向曹孚、滕大春、马骥雄先生等其他编写组成员学习，对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为撰写“拜占庭的教育”，先生多次到位于北海后门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查阅俄文资料，并做了大量笔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先生先是做了一段时间“逍遥派”，1969年10月下旬至1971年秋，先生被安排到安徽省凤阳县乡下教育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不规律的生活与繁重的劳动致使先生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领导同意先生回京治病，并兼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留守工作。令先生每每说起便兴奋不已的是，在一次清点外文资料室时，无意中发现书柜墙角的地上散落着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先生参与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组已完成的编写提纲和几章书稿！這些凝结着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创者心血的材料，就是这样幸免于被遗失命运的！
1973年11月，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的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曹筱宁等先生合作开展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
1975年1月，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提出“学习一点教育史”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先生受当时教育部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之邀，做了几次有关“外国教育发展史”的报告，撰写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派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一篇。
1976年9月至1978年6月，先生与曹筱宁先生合作编写《苏联教育大事记》，大事记约9万字，详细记录了从1917年11月7日至1924年2月2日苏联教育的重大事件，为苏联早期教育改革研究提供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前期，先生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教育》《教育研究通讯》等刊物发表《从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教育发展谈到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的教育实验和他的教育思想》《克鲁普斯卡娅与苏联教育》《苏联当代教育史学家谈师范学院教育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试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普教建设和普教改革》等学术论文。为借鉴苏联发展普通教育的经验，在《试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普教建设和普教改革》一文中，先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普及中小学教育既是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的中心环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础。
先生还应邀为北京八中、教育行政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等做有关苏联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还赴杭州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做有关苏联教育的学术报告。
编写《外国古代教育史》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生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1981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等先生合著的《外国古代教育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独立编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教材。在内容安排上，该教材包含“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拜占庭的教育”“古代日本的教育”等内容，呈现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亚述、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教育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以西欧为中心”的旧传统。
1982 年至1988年，先生参与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国家教委“七五” 教材建设项目《外国近代教育史》的工作，承担“俄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教育”“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的俄国教育”“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以及除“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之外所有法国教育内容章节的写作任务，还与金锵先生合作完成“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一章。先生在后来谈到该教材时曾表示，该书对杜威和赫尔巴特等过去受到较多贬抑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做出比较全面且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在克服外国教育史研究“以西欧为中心”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解教育史问题简单化、公式化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在完成《外国近代教育史》写作任务的同时，先生还应教育科学出版社之约，组织编写了《外国教育史简编》。该教材于1988年出版，1989年获《光明日报》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被多所师范院校选用为本科生教材。关于该教材的受欢迎程度，2004年，王承绪先生在回赠先生的一张贺卡中，曾提到“您主编的外教史简编踞销售排行榜前列，可喜可贺”。不过，先生在回忆中也谈到，《外国教育史简编》未设主编，是先生和赵荣昌、黄学溥、李明德、单中惠、徐汝玲六位先生共同署名的。
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 重点科研项目“外国现代教育史”，出版《外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是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项目合作者包括李明德、单中惠、史静寰、徐小洲等诸位先生，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张斌贤、褚宏启、杨孔炽、陈如平、王保星均参与了课题研究和写作。关于《外国现代教育史》的主要学术成就，先生的概括是：在外国近现代教育历史分期问题上，摆脱了此前更多从政治层面分析的传统做法，综合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自身发展的情况，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教育革新运动视为世界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展示20世纪现代教育发展进程的同时，注重解析各国之间教育的影响，注重寻找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系统总结了20世纪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1993年1月，先生主持申报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获批，当时追随先生攻读外国教育史博士学位的张斌贤、褚宏启、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陈如平、王保星都参与了该项目研究。先生引导大家就教育现代化理论、各国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历史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立了一个从教育史视角分析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展示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教育形态的历史变迁和教育现代性的增长状况。 1995年至1998年，先生主持了《外国教育史教程》的编写工作。教材编写与出版充分体现了“求新”“求实”和“求精”的原则，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充分利用了最新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辩证性地呈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历史性联系。《外国教育史教程》于1999年8月出版第一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95年至2002年，先生与任钟印先生任总主编、众多外国教育史学者参与编写的十卷本《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得以出版。关于《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先生一再强调：“我们是编写一部外国教育思想史，而不是编写一部西方教育思想史。”先生一贯倡导学术研究要关注教育实践，要具有现实意义。为体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编写的現实意义，先生提出：《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旨在通过梳理人类几千年的教育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人类教育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把握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先生还为《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撰写近7万字的“总序”。先生说，为完成这一项“大工程”，她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睡得很晚。2002年10月，十卷本约480万字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正式出版。该书于2003年12月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受到专业同行的普遍好评。
进入21世纪后，已退休在家的先生“退而不休”，仍然致力于自己钟爱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事业，笔耕不辍，独立完成《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做的考察》专著的写作与出版;主持完成《教育大辞典》（合订本）“外国教育史”条目的修改与出版工作;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外国教育史”词条的修订工作;完成论文集《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的选编出版工作;参与编写《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修订出版《外国教育史教程》。
更令我们学术后辈和学生敬仰的是，目前，已90岁高龄的先生与同样90岁高龄的李明德先生正统领全国的外国教育史学人，编写20卷本的《外国教育通史》！
关于外国教育史学术问题的研究，先生强调：“我们是批判了苏联学者教育史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简单化、抽象化的不良倾向，但是我们不能丢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坚持以其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此外，我们做史的研究，是坚持‘论从史出’，而不是先提一个观点，然后再凑资料，加以论证。我们研究教育史的人物和事件，总是要在研究人物活动、思考教育问题和事件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国际、国内背景）中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就教育论教育。为了弄清楚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是只读几本外国教育史著作就可以了，还要硏读世界通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宗教史等各种著作。”
先生的专业学识为其弟子和广大外国教育史界同仁所敬仰，先生早年在艰难困苦中矢志不渝地追求新知的学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学术执着走进人类教育历史的深处，在追溯人类教育历史的过程中彰显、寻求人类教育的规律，展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教育交流的进程，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注入了丰富内容和学科生命力，为新中国教育发展事业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历史参照和国际镜鉴。
吴式颖先生简介：
祖籍安徽泾县，1929年9月24日（农历）出生于河南信阳。1949年9月入读华中大学教育系。1957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后任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73年至1999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参与编写《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简编》《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第六卷）》《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三卷）》等;主编《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程》《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十卷本）》等;发表学术论文《拉夏洛泰及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栏目特别推出“中国教育70年人物篇”，展现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的老一代学科带头人吴式颖先生的70年教育人生。通过对先生的艰苦求学、严谨学术与为师之道的回望，轻掀历史的衣角，向前辈表达敬意，对后学提出鼓励与期待——向大师靠近，为理想献身。
吴式颖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成回国后长期投身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培育了一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专业人才，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在艰难困苦中追求新知：先生的求学之路
先生早年深受战乱之苦。1937年，为躲避日军轰炸，先生随家人逃离信阳，先至武汉，后辗转南迁，相继在湖南长沙、益阳和湘潭乡下以及衡阳生活。1944年长沙失守，衡阳危急，先生又随家人搬离居住两年余的衡阳，乘火车前往桂林。时值夏日，火车上卫生条件奇差，霍乱、痢疾等时疫流行，病倒病死时有发生。为防病，先生的父亲再三叮咛家人，宁可挨饿，也不要吃不干净的东西。这一经历对先生影响深刻，经常洗手，讲究卫生，成为先生保持至今的生活习惯。
依照先生回忆，先生早年先后就读于河南信阳商会小学、湖南湘潭石滩镇小学、衡阳湘桂铁路扶轮小学和衡阳盐务局慈保小学。先生入读慈保小学之前名字是“爱珠”，先生不喜欢此名字，就请当时的班主任魏老师为自己改名。魏老师遂取先生父亲“吴颖生”中的“颖”字，为先生取名“式颖”，意为“效仿父亲”。
先生的中学教育，是在重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和长沙明宪女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先生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读完初中一年级，各门课程成绩优异，尤其是作文写得好，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先生的求学生活非常艰辛困顿，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期间，在最困难的时候，先生只能靠典当棉衣换点生活费吃饭。但生活再艰难，也未能影響到先生一定要上学、要读书的信念和热情。
1949年9月，先生入读华中大学教育系（副修生物）后，系统学习了教育概论、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史、心理学等课程，并阅读了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克伯屈的《教育方法与案例》、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纲》、雷通群的《西洋教育史》等专业著作和大量文学作品。多年之后，先生在回忆自己华中大学的求学生涯时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一问题成为先生思考最多的问题。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如何将个人的活动与社会进步事业联系起来。期间，先生得到华中大学党组织的帮助，并于1950年6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秋季，先生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教育。经过10月余的俄语学习，先生在1953年8月下旬乘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行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做报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对大家说：“你们去苏联学习，每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相当于国内好几百位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先生曾长期生活在湖南乡下，对农民的状况非常了解。所以，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让先生至今记忆犹新，并成为先生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动力。
到达莫斯科后，先生被分配到苏联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进行本科学习，系统学习了学校卫生、普通心理学、教育学、俄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俄语教学法、算术教学法、教育学专题、教育经典与名著研究专题、教育心理学专题、教学论和德育专题等专业课程。在课程学习中，先生在掌握系统的教育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对一些献身于人类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充满敬意，并决心以教育家为榜样，回国后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培育之恩。
由于在国内学习俄语时间短，语言准备不够充分，因此，先生在赫尔岑师范学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语言关。先生后来回忆当时学习的情况时谈到，开始时什么也听不懂，整个第一学年都很困难。为过语言关，先生采取的办法是：上课硬听，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来抄，借助于字典慢慢学习，并尽量及时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在苏联同学的帮助下，先生能够听懂课堂上老师教授的内容了。先生说，当时包括先生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学习非常刻苦，总是晚上十一点半学校图书馆闭馆时才离开，回到宿舍简单吃点东西后，还要继续学习一阵子，夜里两三点睡觉是经常的事。先生生活上非常节俭，省下来的生活费都被用来买书了。4年下来，先生的体重由出国前的一百零几斤减到仅有八十斤。四年级上学期，有一次下课，刚走出教室，先生便晕倒了，后被送到医务室抢救。天道酬勤，先生4年的勤奋学习，换来了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优等生的毕业文凭，成为当年该专业4位优等毕业生之一。
早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和不断追求新知的学习品格为先生后来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在追溯人类教育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人类教育的历史规律，系统总结不同国家和民族教育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学术支撑。
二、探索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先生的学术之风
1957年七八月间， 先生学成回国， 被分配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 不久就被指派负责接待苏联来华举办“苏联国民教育展览”的三名专家，并参与编写《苏联国民教育介绍》小册子，这开启了先生的为学之路。
在教育研究上，先生一直主张“教育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实践”，不喜欢从书本到书本的空谈。1959年年初，先生结束为期一年的山西省稷山县劳动锻炼，回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后，便积极参加了小学教育调查活动，到实验小学随班听课，并重点研究了小学算术教学，作为该项研究结果的论文《试谈目前小学算术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4期上。据先生回忆，当时这篇文章并非自己主动投稿，可能是在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材教法教研室活动交流时，由教研室参与交流的同志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去的。先生后来表示，自己一般是不大愿意主动投稿的，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或是应编辑之约而写，或是因工作任务需要整理发表。 1961年春，应曹孚先生之邀，先生参与了曹孚先生主持的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借用版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任务。该教材于1962年5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2年秋，先生又参与了曹孚先生领衔的我国第一本自编教材《外国教育史》的编写工作。先生非常看重此次参与编写的机会，将此视为自己确定“教育史”为专业方向的为学之路的重要起点。作为编写组最年轻的成员，先生虚心向曹孚、滕大春、马骥雄先生等其他编写组成员学习，对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为撰写“拜占庭的教育”，先生多次到位于北海后门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查阅俄文资料，并做了大量笔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先生先是做了一段时间“逍遥派”，1969年10月下旬至1971年秋，先生被安排到安徽省凤阳县乡下教育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不规律的生活与繁重的劳动致使先生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领导同意先生回京治病，并兼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留守工作。令先生每每说起便兴奋不已的是，在一次清点外文资料室时，无意中发现书柜墙角的地上散落着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先生参与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组已完成的编写提纲和几章书稿！這些凝结着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创者心血的材料，就是这样幸免于被遗失命运的！
1973年11月，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的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曹筱宁等先生合作开展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
1975年1月，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提出“学习一点教育史”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先生受当时教育部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之邀，做了几次有关“外国教育发展史”的报告，撰写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派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一篇。
1976年9月至1978年6月，先生与曹筱宁先生合作编写《苏联教育大事记》，大事记约9万字，详细记录了从1917年11月7日至1924年2月2日苏联教育的重大事件，为苏联早期教育改革研究提供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前期，先生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教育》《教育研究通讯》等刊物发表《从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教育发展谈到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赞科夫的教育实验和他的教育思想》《克鲁普斯卡娅与苏联教育》《苏联当代教育史学家谈师范学院教育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试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普教建设和普教改革》等学术论文。为借鉴苏联发展普通教育的经验，在《试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普教建设和普教改革》一文中，先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普及中小学教育既是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的中心环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础。
先生还应邀为北京八中、教育行政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等做有关苏联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还赴杭州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做有关苏联教育的学术报告。
编写《外国古代教育史》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生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1981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等先生合著的《外国古代教育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独立编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教材。在内容安排上，该教材包含“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拜占庭的教育”“古代日本的教育”等内容，呈现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亚述、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教育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以西欧为中心”的旧传统。
1982 年至1988年，先生参与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国家教委“七五” 教材建设项目《外国近代教育史》的工作，承担“俄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教育”“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的俄国教育”“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以及除“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之外所有法国教育内容章节的写作任务，还与金锵先生合作完成“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一章。先生在后来谈到该教材时曾表示，该书对杜威和赫尔巴特等过去受到较多贬抑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做出比较全面且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在克服外国教育史研究“以西欧为中心”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解教育史问题简单化、公式化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在完成《外国近代教育史》写作任务的同时，先生还应教育科学出版社之约，组织编写了《外国教育史简编》。该教材于1988年出版，1989年获《光明日报》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被多所师范院校选用为本科生教材。关于该教材的受欢迎程度，2004年，王承绪先生在回赠先生的一张贺卡中，曾提到“您主编的外教史简编踞销售排行榜前列，可喜可贺”。不过，先生在回忆中也谈到，《外国教育史简编》未设主编，是先生和赵荣昌、黄学溥、李明德、单中惠、徐汝玲六位先生共同署名的。
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 重点科研项目“外国现代教育史”，出版《外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是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项目合作者包括李明德、单中惠、史静寰、徐小洲等诸位先生，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张斌贤、褚宏启、杨孔炽、陈如平、王保星均参与了课题研究和写作。关于《外国现代教育史》的主要学术成就，先生的概括是：在外国近现代教育历史分期问题上，摆脱了此前更多从政治层面分析的传统做法，综合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自身发展的情况，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教育革新运动视为世界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展示20世纪现代教育发展进程的同时，注重解析各国之间教育的影响，注重寻找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系统总结了20世纪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1993年1月，先生主持申报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获批，当时追随先生攻读外国教育史博士学位的张斌贤、褚宏启、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陈如平、王保星都参与了该项目研究。先生引导大家就教育现代化理论、各国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历史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立了一个从教育史视角分析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展示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教育形态的历史变迁和教育现代性的增长状况。 1995年至1998年，先生主持了《外国教育史教程》的编写工作。教材编写与出版充分体现了“求新”“求实”和“求精”的原则，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充分利用了最新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辩证性地呈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历史性联系。《外国教育史教程》于1999年8月出版第一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95年至2002年，先生与任钟印先生任总主编、众多外国教育史学者参与编写的十卷本《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得以出版。关于《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先生一再强调：“我们是编写一部外国教育思想史，而不是编写一部西方教育思想史。”先生一贯倡导学术研究要关注教育实践，要具有现实意义。为体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编写的現实意义，先生提出：《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旨在通过梳理人类几千年的教育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人类教育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把握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先生还为《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撰写近7万字的“总序”。先生说，为完成这一项“大工程”，她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睡得很晚。2002年10月，十卷本约480万字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正式出版。该书于2003年12月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受到专业同行的普遍好评。
进入21世纪后，已退休在家的先生“退而不休”，仍然致力于自己钟爱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事业，笔耕不辍，独立完成《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做的考察》专著的写作与出版;主持完成《教育大辞典》（合订本）“外国教育史”条目的修改与出版工作;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外国教育史”词条的修订工作;完成论文集《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的选编出版工作;参与编写《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修订出版《外国教育史教程》。
更令我们学术后辈和学生敬仰的是，目前，已90岁高龄的先生与同样90岁高龄的李明德先生正统领全国的外国教育史学人，编写20卷本的《外国教育通史》！
关于外国教育史学术问题的研究，先生强调：“我们是批判了苏联学者教育史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简单化、抽象化的不良倾向，但是我们不能丢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坚持以其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此外，我们做史的研究，是坚持‘论从史出’，而不是先提一个观点，然后再凑资料，加以论证。我们研究教育史的人物和事件，总是要在研究人物活动、思考教育问题和事件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国际、国内背景）中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就教育论教育。为了弄清楚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是只读几本外国教育史著作就可以了，还要硏读世界通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宗教史等各种著作。”
先生的专业学识为其弟子和广大外国教育史界同仁所敬仰，先生早年在艰难困苦中矢志不渝地追求新知的学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学术执着走进人类教育历史的深处，在追溯人类教育历史的过程中彰显、寻求人类教育的规律，展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教育交流的进程，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注入了丰富内容和学科生命力，为新中国教育发展事业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历史参照和国际镜鉴。
吴式颖先生简介：
祖籍安徽泾县，1929年9月24日（农历）出生于河南信阳。1949年9月入读华中大学教育系。1957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后任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73年至1999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参与编写《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简编》《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第六卷）》《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三卷）》等;主编《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程》《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十卷本）》等;发表学术论文《拉夏洛泰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