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两会”的一个特殊性意义在于：它隐喻和折射着中国通往未来的道路。
　　有一种焦虑在弥散：在一系列困局中，中国能够突围吗？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对此感触最深的广东改革群体发声，力图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首先就要从自己头上开刀。
　　汪洋举了一个例子：“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我们说对企业的有些费用可以不收了。但是中央部委说你广东不能带这个头，你不收大家都不收怎么办？”
　　汪洋表示，广东一定要搞放权改革，包括突破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障碍。
　　新晋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尽管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点上，会碰到中央部门的利益，难度不小，但他表示“难，但是我们准备碰一碰。”
　　这是非常清醒的判断，也表明了改革群体的决心。背后，是所有支持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人们的强烈愿望。
　　30多年前，中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鉴于重构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以“渐进”的方式来保持稳定的考虑，广东这片土地成为改革开放的大规模试点地区，肩负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路、摸索、积累经验、创新理论的使命。
　　广东没有辜负这个使命：其引进、创造的新观念、新做法，不断地扩散至全国，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而焕然一新。
　　改革，成为中国“走出沼泽地”的拐杖。
　　反观广东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充满活力，也充满忧患意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并非单兵突进，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政府管理体制、社会发展上，也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开刀”，使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尽量合拍、配套，减少它们的“结构性冲突”。
　　而这，也恰恰是按照改革开放的逻辑，中国所应该走的路。
　　从2000年开始，广东的“人大现象”引发全国关注，人大代表敢为民代言，敢批评政府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与这一政治开放相对应的，是民营经济的活跃，公民社会的激活，民间组织的生长。而对于经济和社会事务，政府不断地自我改革，进行放权。“政府管得过多，不仅没讨好，反而挨骂”，以及“管得过多只会管死”，已经成为改革群体和民间社会的共识。
　　但那么多年来，广东的改革也逐渐逼近它发挥潜能的极限，在进一步体现科学发展观上，遭遇到中国既有制度和权力结构的瓶颈。毕竟，如果改革是碰到自己的利益，一咬牙拿出负责任的态度还可以继续走，但如果遭遇的是“顶层”方面的利益格局，难度就大得多了。
　　这一困境，不仅是广东，同时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广东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
　　“改革”本身有一个“谁来主导？改什么？革谁？”的指向。就其语境而言，它指向的对象主要应该是政府的权力结构，比如过于控制经济社会，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对应于一系列具体利益。停滞而内蕴巨大风险的经济社会更多地是封闭政治结构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那么多年的改革中，改革的“控制主体”一直是政府及各部门，而改革的对象，则按照“先易后难”的排序来选择，也就是按与权力的亲缘程度来选择。这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改革”释放出了活力，但也被一些利益群体“劫持”。它的逻辑推进到掌握实际权力并对应于一个利益结构的某些政府部门，往往就戛然而止。改革的停滞和利益格局的形成，终于导致了它的“污名化”。
　　今天中国在政府权力—利益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正是改革没有按照它的逻辑继续推进下去，从而半途“异化”造成的。而这一次，改革能否继续深入下去，指向“顶层设计”，突破从最高层一直到下面的权力—利益结构，不仅是在挽救改革本身，而且和30多年前一样，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
　　在改革面前，政府不能假定自己可以有豁免权，而是必须朝自己开刀。
　　给广东一个机会，给中国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