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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古老而美丽的华北平原将会消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如此断言。
作为曾在国家发改委工作22年的“老兵”，杨伟民对当前的环境问题忧心忡忡。
以北京为例。乾隆十八年间，京畿之地共6000平方公里，其中5700平方公里是沼泽和湖泊。如今，北京湿地总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仅占总面积的3%。
而这一切，都源于对GDP的膜拜。“如果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来种树，未来治理华北平原沙化的可能性还存在。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唯GDP至上，30年后，华北平原将不复存在。”杨伟民说。
他认为，建设美丽中国，区域间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布局城市功能、保证足够的农业和生态空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华北，环境危机缩影
1969年12月，杨伟民随父亲到吉林省延边市插队落户。延边位于长白山麓，自古水草丰美，在杨伟民家门口有一条泉水河，“空气非常湿润，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三年前他去故乡看了看，已是面目全非。原来的森林都已烧尽，种上了高粱和玉米；奔腾的小河已经干涸，以前村边的耕地已经变成了沙地。
干枯的不只是故乡的水草。全国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正遭此巨变，缺水总量大约是536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一年的径流量。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1956-2000年的一系列水文数据计算出，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535亿立方米。
缺水城市中，尤以北京为甚。上世纪60年代，北京市政府将许多河流或填或埋或改造成暗河，地面几乎全部用水泥进行硬化。“现在的公园过去全是沼泽地，一眼望不到边，吸水能力比现在强得多。去年下雨淹没的广渠门曾是北京的最低点，现在都填埋盖楼了。”杨伟民说。
“水是北京最大的资源难题，现在年供应26亿立方米，而实际消耗36亿立方米，缺口10亿立方米。”杨伟民解释，南水北调的水进来后，也仅仅能够满足当前的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盲目崇拜GDP的模式继续发展下去，未来的缺口会在15亿立方米左右。也就是说，南水北调实现调水后，北京的缺口仍然高达5亿立方米。
小麦是华北平原的主要农产品，但是现在连灌溉小麦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麦子就没法活下去。但是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几年呢？越采越深，采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华北平原就将慢慢沙化，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 杨伟民补充说，“北京有的地方超采地下水已经造成地表下沉200多毫米。地表下沉有一个临界点，容易出现地表断裂，会给房屋等基础设施带来不利影响。”
遭此巨变的华北平原只是中国环境问题的缩影。杨伟民回忆，当年离延安城外不远处就是成片的森林，现在大树都没有了，一下雨，沙土就被冲了下来。把下游的大量河道、湿地、湖泊填满了。就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沙化土地已达174万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达12.96万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240个，其中浅层115个，深层125个，岩溶型的15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泊总面积减少近2万平方公里，减少了五分之一；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原有沼泽已失去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的湖泊减少了三分之二；鄱阳湖由过去的5100平方公里减少到目前的2900平方公里。
GDP，“重症”根源
一位省级领导曾告诉杨伟民，他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一看见云彩来了就实施人工降雨，几年后却发现连云彩都不来了。“是地面根本就没有水汽蒸发上来。” 多年来的工作经历和基层调研，耳闻目睹的几乎都是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发展的内涵就是一味追求壮大GDP。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陶醉于GDP数字的提高。
“像北京这种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应该把环境放在第一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二位。”杨伟民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目前都面临着环境问题。即使是东部地区的太湖，它的容量也只有那么大。就算周边企业全部都达标排放，太湖也容纳不了。
北京到现在为什么还非要提高GDP不可呢？杨伟民对此感到很是费解。他说，北京抓GDP主要是觉得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平衡的表现是城南落后，房子不够高，产业不够多，所以就招商引资找大项目。
“区域发展平衡并不是绝对平衡，城南人也不一定认为房子越高越好。现在搞开发，很多人都搞错了，中央从来没说过让各个地区去搞GDP竞赛。”杨伟民说，地方政府都在盯着左邻右舍的GDP数字，你追我赶。“如今钢铁过剩，水利过剩，造船过剩，太阳能过剩，风电过剩，几乎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很多工业开发区都会因为产能过剩而关掉。”
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于，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失衡。东部地区占到了全国经济总量的59.7%，人口只占39.6%；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3.2%和17.1%，但人口则分别占32.4%和28%。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集中了全国40%的经济总量，但人口仅占全国的18%。因而中国人均GDP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距高达8倍。
划分主体功能区
杨伟民认为，追求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不应该是各地之间为了拉近GDP的差距而大搞工业、大建城市以及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而应该是拿很小一部分国土空间作为城市化空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绝大部分国土空间作为农业空间或生态空间，以提供农产品为主，或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
他表示，首要的任务，是把国土划分为“术业有专攻”的主体功能区，减少北京、上海这类超大型城市的建设。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中心，如同一个大箩筐，全国的资源都往里面装。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北京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功能，只能不断地高强度开发。京畿大地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1982年的规划是将开发范围限制在四环以内，现在却开发了50%以上。 “以前的中关村是建在郊区农田里的，现在都成市区了。很多人说北京的问题主要在于人口问题，我看未必。人为什么要向这里集中？主要是由于一个个城市功能为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杨伟民分析，中国13亿人口，怎么能就靠一个两个城市来解决所有功能？
在他看来，如果北京不搞多功能城市中心，而是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企业就会随之建到其它地方去，劳动力也就不会全都涌进来。“水也不用引过来了，汽车也就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都会减少。”杨伟民认为，单纯依靠提高入京门槛或者依靠价格杠杆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版块为空间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若缩小尺度，以省为单元，有些事情就错了；以县（市）为单位，很多事情也错了；以乡镇为单元，可能所有事情都错了。好的战略若不落实到具体空间，真理就容易变成谬误。”杨伟民说，推进主体功能区的本义，就是今后不能再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区域都去增加GDP，而是对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进行划分。按照开发方式，可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按照开发内容，可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
按照杨伟民的构想，今后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两屏三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渝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南方五陵山地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城镇化地区就是在这些空间范围之间，其他地方则以农林牧副为主。
“当初为了保护黄河、长江两大水源地，让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群众退耕还林。现在他们成天无所事事，每年就靠国家给的八千块钱过日子。如果我们能换一种方式，藏族群众让出耕地涵养水源，他看着这个水，他也是在搞发展，也是在为下游城市做贡献。国家再发一点工资，同时放牧牛羊，他也就有了就业岗位，对社会是有益的。”
杨伟民说，青藏高原、青海山林等地区，为全国提供600亿立方米的水，没有这个水，下游没法活下去。自然环境本身存在不同的特点，高山和沙漠地带的资源特点不一样，平原和丘陵的资源特点又不一样，“比如到三江源搞工业合适吗？”
从提供产品的角度，杨伟民把国土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城市化地区，主要提供工业、服务产品，提供GDP，创造税收；第二类是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也可以附带着发展农产品加工；第三类就是生态空间，这些地区的主体功能，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农业，就是提供空气、水源等生态产品。
杨伟民认为，中国60%的国土空间是山地和高原，这些地方不适宜人类生活。如果扣除不太适宜城镇化的国土空间，中国开发强度已经超过8%，和目前日本的开发强度差不多。问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东莞、苏州等很多城市，人均GDP刚超过一万美元，但开发强度已经很高，大大高于国际上一些人均GDP达到4-6万美元的地区。
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国大巴黎地区、中国香港、德国斯图加特等城镇化较高的地区，开发强度一般只有20%左右。香港陆地面积1104平方公里，开发强度目前是23.7%，草地、湿地等占到整个面积的66%。开发强度高就意味着农业和生态空间少，这影响生态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生产。
杨伟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他提到了一种可能，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唯GDP至上，30年以后，也许华北平原就不存在了。他认为，环境治理应该以自然自我恢复为主，应当尽力避免“种活一片树，毁了一片草”现象的重演。过去，这曾是生态工程建设中犯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杨伟民强调，在绩效评价上，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不再考核GDP增长、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出口等经济指标。
作为曾在国家发改委工作22年的“老兵”，杨伟民对当前的环境问题忧心忡忡。
以北京为例。乾隆十八年间，京畿之地共6000平方公里，其中5700平方公里是沼泽和湖泊。如今，北京湿地总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仅占总面积的3%。
而这一切，都源于对GDP的膜拜。“如果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来种树，未来治理华北平原沙化的可能性还存在。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唯GDP至上，30年后，华北平原将不复存在。”杨伟民说。
他认为，建设美丽中国，区域间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布局城市功能、保证足够的农业和生态空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华北，环境危机缩影
1969年12月，杨伟民随父亲到吉林省延边市插队落户。延边位于长白山麓，自古水草丰美，在杨伟民家门口有一条泉水河，“空气非常湿润，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三年前他去故乡看了看，已是面目全非。原来的森林都已烧尽，种上了高粱和玉米；奔腾的小河已经干涸，以前村边的耕地已经变成了沙地。
干枯的不只是故乡的水草。全国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正遭此巨变，缺水总量大约是536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一年的径流量。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1956-2000年的一系列水文数据计算出，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535亿立方米。
缺水城市中，尤以北京为甚。上世纪60年代，北京市政府将许多河流或填或埋或改造成暗河，地面几乎全部用水泥进行硬化。“现在的公园过去全是沼泽地，一眼望不到边，吸水能力比现在强得多。去年下雨淹没的广渠门曾是北京的最低点，现在都填埋盖楼了。”杨伟民说。
“水是北京最大的资源难题，现在年供应26亿立方米，而实际消耗36亿立方米，缺口10亿立方米。”杨伟民解释，南水北调的水进来后，也仅仅能够满足当前的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盲目崇拜GDP的模式继续发展下去，未来的缺口会在15亿立方米左右。也就是说，南水北调实现调水后，北京的缺口仍然高达5亿立方米。
小麦是华北平原的主要农产品，但是现在连灌溉小麦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麦子就没法活下去。但是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几年呢？越采越深，采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华北平原就将慢慢沙化，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 杨伟民补充说，“北京有的地方超采地下水已经造成地表下沉200多毫米。地表下沉有一个临界点，容易出现地表断裂，会给房屋等基础设施带来不利影响。”
遭此巨变的华北平原只是中国环境问题的缩影。杨伟民回忆，当年离延安城外不远处就是成片的森林，现在大树都没有了，一下雨，沙土就被冲了下来。把下游的大量河道、湿地、湖泊填满了。就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沙化土地已达174万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达12.96万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240个，其中浅层115个，深层125个，岩溶型的15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泊总面积减少近2万平方公里，减少了五分之一；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原有沼泽已失去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的湖泊减少了三分之二；鄱阳湖由过去的5100平方公里减少到目前的2900平方公里。
GDP，“重症”根源
一位省级领导曾告诉杨伟民，他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一看见云彩来了就实施人工降雨，几年后却发现连云彩都不来了。“是地面根本就没有水汽蒸发上来。” 多年来的工作经历和基层调研，耳闻目睹的几乎都是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发展的内涵就是一味追求壮大GDP。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陶醉于GDP数字的提高。
“像北京这种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应该把环境放在第一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二位。”杨伟民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目前都面临着环境问题。即使是东部地区的太湖，它的容量也只有那么大。就算周边企业全部都达标排放，太湖也容纳不了。
北京到现在为什么还非要提高GDP不可呢？杨伟民对此感到很是费解。他说，北京抓GDP主要是觉得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平衡的表现是城南落后，房子不够高，产业不够多，所以就招商引资找大项目。
“区域发展平衡并不是绝对平衡，城南人也不一定认为房子越高越好。现在搞开发，很多人都搞错了，中央从来没说过让各个地区去搞GDP竞赛。”杨伟民说，地方政府都在盯着左邻右舍的GDP数字，你追我赶。“如今钢铁过剩，水利过剩，造船过剩，太阳能过剩，风电过剩，几乎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很多工业开发区都会因为产能过剩而关掉。”
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于，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失衡。东部地区占到了全国经济总量的59.7%，人口只占39.6%；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3.2%和17.1%，但人口则分别占32.4%和28%。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集中了全国40%的经济总量，但人口仅占全国的18%。因而中国人均GDP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距高达8倍。
划分主体功能区
杨伟民认为，追求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不应该是各地之间为了拉近GDP的差距而大搞工业、大建城市以及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而应该是拿很小一部分国土空间作为城市化空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绝大部分国土空间作为农业空间或生态空间，以提供农产品为主，或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
他表示，首要的任务，是把国土划分为“术业有专攻”的主体功能区，减少北京、上海这类超大型城市的建设。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中心，如同一个大箩筐，全国的资源都往里面装。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北京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功能，只能不断地高强度开发。京畿大地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1982年的规划是将开发范围限制在四环以内，现在却开发了50%以上。 “以前的中关村是建在郊区农田里的，现在都成市区了。很多人说北京的问题主要在于人口问题，我看未必。人为什么要向这里集中？主要是由于一个个城市功能为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杨伟民分析，中国13亿人口，怎么能就靠一个两个城市来解决所有功能？
在他看来，如果北京不搞多功能城市中心，而是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企业就会随之建到其它地方去，劳动力也就不会全都涌进来。“水也不用引过来了，汽车也就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都会减少。”杨伟民认为，单纯依靠提高入京门槛或者依靠价格杠杆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版块为空间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若缩小尺度，以省为单元，有些事情就错了；以县（市）为单位，很多事情也错了；以乡镇为单元，可能所有事情都错了。好的战略若不落实到具体空间，真理就容易变成谬误。”杨伟民说，推进主体功能区的本义，就是今后不能再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区域都去增加GDP，而是对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进行划分。按照开发方式，可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按照开发内容，可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
按照杨伟民的构想，今后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两屏三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渝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南方五陵山地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城镇化地区就是在这些空间范围之间，其他地方则以农林牧副为主。
“当初为了保护黄河、长江两大水源地，让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群众退耕还林。现在他们成天无所事事，每年就靠国家给的八千块钱过日子。如果我们能换一种方式，藏族群众让出耕地涵养水源，他看着这个水，他也是在搞发展，也是在为下游城市做贡献。国家再发一点工资，同时放牧牛羊，他也就有了就业岗位，对社会是有益的。”
杨伟民说，青藏高原、青海山林等地区，为全国提供600亿立方米的水，没有这个水，下游没法活下去。自然环境本身存在不同的特点，高山和沙漠地带的资源特点不一样，平原和丘陵的资源特点又不一样，“比如到三江源搞工业合适吗？”
从提供产品的角度，杨伟民把国土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城市化地区，主要提供工业、服务产品，提供GDP，创造税收；第二类是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也可以附带着发展农产品加工；第三类就是生态空间，这些地区的主体功能，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农业，就是提供空气、水源等生态产品。
杨伟民认为，中国60%的国土空间是山地和高原，这些地方不适宜人类生活。如果扣除不太适宜城镇化的国土空间，中国开发强度已经超过8%，和目前日本的开发强度差不多。问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东莞、苏州等很多城市，人均GDP刚超过一万美元，但开发强度已经很高，大大高于国际上一些人均GDP达到4-6万美元的地区。
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国大巴黎地区、中国香港、德国斯图加特等城镇化较高的地区，开发强度一般只有20%左右。香港陆地面积1104平方公里，开发强度目前是23.7%，草地、湿地等占到整个面积的66%。开发强度高就意味着农业和生态空间少，这影响生态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生产。
杨伟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把华北平原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他提到了一种可能，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唯GDP至上，30年以后，也许华北平原就不存在了。他认为，环境治理应该以自然自我恢复为主，应当尽力避免“种活一片树，毁了一片草”现象的重演。过去，这曾是生态工程建设中犯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杨伟民强调，在绩效评价上，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不再考核GDP增长、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出口等经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