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俊杰亦师友

来源 :书屋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ang_hua198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文讲所全称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作家的高等学府,被誉为文学界的“黄埔军校”。
  1980年3月20日,一份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入学通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转到我所在的单位——蕲春县文化馆,点名我进京学习,时间半年。接到通知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当时只因短篇小说《贱民》的发表,在湖北文坛露了点头角,北京文讲所如何知道?喜的是能有机会去北京见那些知名大作家,与那些名家直接交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3月30日下午,我按规定的时间到文讲所——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报到。那地方当时比较偏,是3XX路公汽的终点站,在左家庄商场门口下车后,沿一家工厂的外墙拐个弯,才到一处挂着朝阳区委党校木牌的大门。进门是院子,两排一前一后的平房,后面是一个能容百余人的大厅,既是教室也是进餐的饭堂。平房与大厅间甬道的屋顶相连,房屋的格局像一个“土”字。房屋的质量很好,大厅地面铺的是木地板。后院较大,空地栽了树,是一处幽静的林子。我和同学们都喜欢到林子里读书和散步。大约是党校平时活动不多房子闲置,便租给了“文革”后才恢复的文讲所培训学员。
  我们那一期共三十三名学员,住八间房,男的四人一间,五位女学员住走廊尽头的那一间,很挤。每人一张单人床、一张翻面单屉桌、一只方凳,各人带去的行李帆布包只能放在自己的床铺底下。同室的李占恒是部队作家,来自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他带来一纸箱瓶装酒,也只能放在床铺底下。同室的还有贾大山和韩石山,贾大山的《取经》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我读过,没想到在文讲所与他同居一室。贾大山那年三十七岁,中等个头,寸板头,着对襟布扣便装,紫红的脸膛长满了疙瘩。韩石山也是第一次见面,他长我一岁,时年三十三岁,一开口满嘴焦黄的牙齿,只有一颗牙齿是白牙。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山西的水含氟浓度高,山西人多都是黄牙齿,那颗白牙是假牙。
  我们那一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各异。戈悟觉、韩石山、王萌鲜三人是大学本科生,叶辛、张抗抗、王祖玲(竹林)、孔捷生等是老三届的知青作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写小说的作家(作者)。如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畅销上百万册。黑龙江作家刘亚舟出版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孔捷生、艾克拜尔·米吉提、刘富道、关庚寅、陈国凯、陈世旭、莫伸、贾大山、蒋子龙是上年(1979年)度,即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获奖者。当然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也有十几人。
  4月1日上午,文讲所正式开学,会场没有主席台,也没有挂横幅,工作人员把条桌围成一个正方形,来宾和学员们围坐着,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或放鞭炮,一点儿也不隆重。我近距离地打量着那些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当代文坛赫赫有名的大家,冯牧、陈荒煤、沙汀、严文井、刘宾雁等。冯牧是个高个子,面如满月,身着银灰色的西服,风度翩翩。陈荒煤谢了顶,沉静斯文,是大学者的模样。刘宾雁满头灰白头发,大鹰钩鼻子,坚定的下巴,谈笑风生。沙汀的名作《其香居茶馆》我早就拜读,见到其人后觉得他太平凡了,小个子,干瘦,头戴一顶旧黑呢帽,拿着一根黑手杖,很像一个乡村老教员。
  
  二
  
  开学后,所里给每人发一本《文学学习参考书目》,列了近两百本书,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文艺论著,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名著,有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实话讲,所列的书目我大约只读过十分之一,读过的名著多为浏览,谈不上精读。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又有老师授课,我便认认真真按老师的布置读书。如老师讲《史记》,我就提前几天读《史记》,是临时抱佛脚。
  在我们入学之前,文讲所就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请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为学员讲课。所请的人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文艺界的领导,如丁玲、陈荒煤、冯牧等;二是大学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如吴组缃、冯其庸、王朝闻、季镇淮、李何林、林非、吴元迈等;三是各界名家,如请苏绍智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请苏星讲文艺作品与经济学,请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讲文艺作品与科学,请音乐家廖乃雄讲流行音乐;第四才是请作家谈创作,萧军、公木、秦兆阳、玛拉沁夫、聂华苓都莅临学校讲課。当时所请的都是老作家或大家,几乎没有请走红的中年作家,如王蒙当时虽然红,文讲所就没有请他讲课。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文革”前就以《野百合花》享誉文坛,“文革”后复出写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获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当属名家。她访问欧洲归来,到文讲所看女儿,文讲所领导只安排在大教室里把桌子围成一圈,让她谈谈访欧的见闻和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没有让她上讲台,是临时安排带礼节性的。由于来授课的都是大家名家,旁听的人很多,都是京城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年轻编辑,如后来任《青年文学》主编的陈浩增、任《北京文学》主编的陈世崇都多次来听课。课前或午休间,他们就在我们学员宿舍坐坐,次数多彼此就熟悉了。
  文讲所课程内容丰富,有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既讲文学概况又有作品赏析,重点是名著。如《红楼梦》就安排吴组缃、冯其庸、陈毓罴三位名家讲四次课,每次都是一个上午或下午,中间休息一下。朱靖华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讲的是“失街亭”和“智取生辰纲”艺术赏析。蔡其矫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笔调及其他。这些名著虽然我们都读过,情节人物熟悉,但经老师们一讲仍有大开眼界的感觉。老师们讲名著的创作手法,如“草蛇灰线”、“犯中有避”、“横云断岭”等,让我们耳目一新。吴组缃讲,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孙子板儿在园中遇到凤姐的女儿巧姐,巧姐手里抱着柚子玩,见板儿手里拿着一个佛手,俩个孩子交换了手中的物件。后来贾府衰亡,人各西东,落难的巧姐做了板儿的媳妇,这就是“草蛇灰线”的笔法。他还讲了《三国演义》的几次大仗,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是火攻,一“犯”再“犯”,为什么读者不厌其烦且很有兴趣呢,是因为罗贯中成功地使用了“避”,虽是火攻,战场的形势不同,主将不同,季节不同,这就是小说创作的常见手法“犯中有避”。类似的创作手法老师们还讲了很多。
  在文讲所听了几十堂课,印象最深的是吴组缃、王朝闻、冯其庸三位。不是他们的名气大,是他们的学问折服了大家。他们三位讲课都没有讲稿,连一张纸也不带,面前只放一个麦克风。冯其庸还在黑板上板书重点,而吴组缃、王朝闻坐着讲,侃侃而谈,生动幽默,课堂里不时爆发出笑声。吴组缃那时有七十多岁,头戴一顶罗宋帽,身着对襟中式夹袄,猛一看像电视里的旧社会店铺的老板,如果他在街上走,跟北京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可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的学问大。他讲《红楼梦》,讲到高兴的时候就背诵一大段,口若悬河,有声有色,一字不差。因为我和许多同学面前都放着一本《红楼梦》,他说哪一回,我就翻开哪一回对照看,仅此绝招就把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课间休息,有的同学上前问他的秘诀,他说是年轻时读的,忘不了。还说当年他和茅盾、胡愈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时,下班后到酒馆喝酒,带上一本《红楼梦》,让酒店的伙计当裁判,三人比赛背诵,谁背错了或者噎住了罚谁喝酒。我们听了连声感叹老先生的记性好,吴组缃摇头说,我的记性不如茅盾,茅盾连《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都能背。茅盾说他比不上鲁迅,鲁迅读过的很多书都能背诵。鲁迅说康有为的学问更大,屋子里四面墙都是书,抽出一本只要他看过的书,他都记得,是过目不忘。听老先生这么一说,我们这些新锐作家都感到自己的智商太低。
  冯其庸也是我见过的高智商大学问家。他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全国红学研究会会长,主编《红楼梦研究》。他给我们讲《红楼梦》考证和曹雪芹家世。他讲曹雪芹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直将曹雪芹的家族追溯到宋代,如数家珍。不是简单地罗列,每一项史料都有出处,或考古发掘,或文献家谱记载。当时我只知道冯先生是红学家,后来读报才知冯先生还是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出过诗集,有关部门办过冯先生的书画展和小提琴音乐会。据说冯先生年轻的时候还是北京大学篮球队员。他是我见到的最多才多艺的人之一。
  王朝闻是大美学家,毛泽东侧面头像的设计者,中央艺术研究院的名教授。他个头不高,头顶微秃,眉眼灵活,一口四川话生动幽默。他自称只是文艺研究中先天不足的票友,一开口课堂里就大笑:“我今天不是像江青那样‘同志们……我代表……祝贺你们’”,把江青的口气腔调学得很像。王朝闻是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他谈自己读书的体会,看戏的体会,不直接讲美学而又是在谈审美,真正是大师风范。他说:“我有一次到外地开会,发现宾馆卫生间的马桶盖花纹非常美,便找宾馆经理要买下来。宾馆不肯卖,我在临走前把那马桶盖卸下来,放在大挂包里偷回去,当然我给宾馆留下了配马桶盖的钱。这只马桶盖还在我的工作室里摆放着,我还经常欣赏,多么美啊!”这就是王朝闻,一个爱美爱得近乎疯狂的大教授。
  来给我们讲课的还有不少作家,丁玲、萧军、秦兆阳、蔡其矫、韦君宜,中年作家只请了玛拉沁夫、刘宾雁。聂华苓是和丈夫安格尔一起来的。徐怀中的课是我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听的。萧军时年七十三岁,是和女儿萧耘一起来的。老头身体壮硕,红光满面,蓄着漂亮的短唇须,气度不凡。他是行武出身,握手劲大,讲话嗓音洪亮,自称是“出土文物”。他讲课也没有讲稿。他说自己进入写作状态后,自己的笔就是“王”,生杀予夺全在手中。那种目空一切的气魄实在少见。但他也很细腻,讲写人物时以《节妇吟》为例:“君知妾有夫,赠妾夜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裙。妾家高楼连院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下课后,同室的李占恒向萧军请教,萧军回去后将《节妇呤》写成条幅盖上印章,让来文讲所旁听的萧耘赠给李占恒。李占恒喜出望外,当宝贝收藏了。
  在写本文时,我翻阅了文讲所授课老师的讲稿,是文讲所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打印和油印的,厚厚的共四大本。那时无授课费,所里招待老师也就是在食堂吃顿便饭,连酒也没有。老师们讲课完全是奉献,且以能到文讲所讲课为荣。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真是任劳任怨、不计名利,现在想来真是对不住他们。
  
  三
  
  2007年5月,我到山西旅游,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请我吃饭,席间忆起我们当年在文讲所学习时,韩石山说:“那一批人,都是些人尖子。”我接话:“当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就有蒋子龙、叶辛、王安忆、张抗抗四人,省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出了十几个,这在以后的几期及现在的鲁迅文学院绝无仅有。”
  贾大山是学员公认最聪明的人,他和我同寝室住了几个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当时是河北省正定县文化馆创作员,写戏的,能背一百多出戏的台词,口才极好但不善长篇大论,属于出语就惊人的那种人。一次,一位女同学来我们寝室串门,指着膀子上被蚊子叮的红疙瘩对贾大山撒娇:“大山,你看北京的蚊子多利害?”贾大山愣愣地看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那说明你还有点人味!”
  贾大山还有一绝,会即兴编“最高指示”。当时文讲所星期六晚上办舞会,他即兴编一段:“文讲所习舞不习文,港台音乐每周两次,此风不可长也。看来我在1964年的两个批示还未过时。所长徐刚何许人,请查明告我。”因我是湖北人,他叫我“九头鸟”,也编了一段最高指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有什么不好?中国有七亿人口,如果都成了‘九头鸟’,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他把毛泽东的口气摹仿得惟妙惟肖。平日里,他喜欢背靠墙坐在床铺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窗外,不说话,像个傻子。他是在想事,或者进入创作构思。有一天晚上,他对我、韩石山、李占恒说:“我一篇小说有两种构思,你们替我参谋一下哪种构思好?”我们说要得。他就一字一句地背诵,我们静靜地听,听完后我们都觉得第二种构思好。他说:“按你们的意见写。”第二天,他铺开稿纸,一个格一个字地填字,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像是写参展的书法作品,稿纸干干净净,不见一个墨砣,写完后寄出去便发表了。他的小说每篇只有二三千字,属于少而精的作家。一次,贾大山让我看一篇别人寄给他的稿子,作者名铁凝,小说名《灶火的故事》,我看后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哪知大山说:“你说不错就不错。”刚好有一家刊物编辑来文讲所组稿,大山便把《灶火的故事》给了那位编辑,后来小说发表了,还被《小说月报》转载。
  叶辛、王安忆、张抗抗、古华是大家公认的写小说快手。叶辛到文讲所学习前,已发表《火娃》、《高高的苗岭》等几部长篇小说,还有《风凛冽》、《蹉跎岁月》等长篇小说已被列入出版计划。一次,他和我一起上街照像,他说今年可得六千元稿费,还说今生最大的愿望是设立“叶辛文学奖”。我听他的话大吃一惊,因为我当时的月工资不过五十一元,他一年的稿费相当于我十年的工资,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奖金每篇也仅三百元。叶辛是大家公认的首富,不少同学向他借过钱,他的屉子里有一个包,里面总装着厚厚的一摞拾元票子。我向他借钱时,他不说二话,只问要几张,我说一个数,他就潇洒地数给我。除了上课,叶辛总在北京城里跑,看足球、看演出、看名胜古迹。他有一个大家都没法学的本领,随时随地可以写小说,如外出开会或参观前车未到,他可以坐在屋檐的台阶上,拿出一个硬纸板夹子,放在膝盖上就写起来。你跟他讲话他停笔,没人跟他讲话他很快接上思路又写个不停,且写的是长篇小说。他写长篇小说不作大的修改,一遍成功,写完初稿找人誊正就给出版社出版。蒋子龙跟叶辛同寝室,曾对我们说:“我写一个两万字的小中篇,要日不安、夜不眠地折腾半个月,弄得死去活来,稿子改得一塌糊涂。叶辛写作那么轻快,跟他比自己是白活了。”蒋子龙当时的名声最大,来文讲所讲课的老师多次提到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他都那么羡慕叶辛,我们更觉得叶辛是码字怪杰,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读他写的小说。
  王安忆入文讲所时二十六岁,当时是上海《儿童时代》的编辑。张抗抗时年三十岁,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她俩都有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那么多知青作家后来都销声匿迹,她俩却成为文坛的常青树,与她们的家庭文化底蕴有关。王安忆的父亲是导演,母亲是作家,丈夫是音乐指挥家,她自己除写作外,还会演奏多种乐器、会画画。张抗抗的父亲是报纸主编,母亲也是知识分子,家里藏书多,有人辅导,且自己极有悟性。当时我们是边学习边写作,寝室里有人串门闲聊不安静,有人想写稿没地方,文讲所领导便向党校借用一间乒乓球室,愿意开夜工写稿的人到那儿写,想写多晚都行,只要出门关灯。王安忆和张抗抗常到乒乓球室写稿。我也去那儿开过夜工,我们围着一张乒乓台坐,抬头就相见。王安忆和张抗抗写作时很少抬头,钢笔在纸上沙沙沙,一会儿翻一页纸,一晚上写五六千字是常事。而我很多时候都是在抽烟、喝茶、冥思苦想,因为我一天最多只能写三千字,还没有成功的把握。这种差距拉大后,她们就成为文坛名家,而我只能是普通作者。我得承认自己少年时期的家教、自己的天分不如他们。干写作这一行,光凭勤奋和汗水是不行的。
  韩石山来文讲所时,是山西汾西中学教师,他大学毕业后教书十余年,练就极佳的口才。所里经常有学习讨论,小组选代表发言大家总选他,他成了代表大家发言的专业户。韩石山发言博引旁征,侃侃而谈,俨然大家。例如谈爱情,他可以信口说出许多中外名人谈爱情的名言,并讲出引文的出处,如数家珍。有的名言大家知道,更多的是大家不知道。石山说父亲是个乡间知识分子,他读中学时,父亲就让他背唐诗宋词、背《古文观止》,至今他仍能背诵很多古典诗词、散文名篇。他有一篇小说《北京文学》说留用,但还没有登出来,文讲所放假时,他打算把在农村的妻儿接到北京玩几天,因为有地方住。他没有钱,便别出心裁给《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寫封信,还给我看,说“身为鬻文之人,常怀空囊之羞”。那封信把李清泉打动了,特支给他九十元稿费。他便圆了接妻儿到北京的愿。韩石山后来没写小说,改写评论和名人传记,出了三十多本书。
  写这篇文章时,我翻阅了当年在文讲所记的日记、笔记、照片,忆起了很多往事。蒋子龙当时的名声最大,是天津重型机器厂的车间主任,时年三十九岁,大家都叫他老蒋。子龙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一次我们去山海关参观,下车时带队的人讲:“现在自由活动,四点钟到停车处集中。”大家三三两两到处逛,玩得高兴忘了集中的时间,或许没怎么把带队人说的集中时间当回事。只有蒋子龙一人准时来到车上等着,人到齐时比规定集中的时间迟了个把小时。蒋子龙气得脸色铁青,吼道:“文讲所没纪律!”一句话说得满车的人都不作声。
  孔捷生是广东来的青年作家,女朋友是北京幼儿园的一位老师,6月1日在文讲所举行婚礼。为了布置婚礼现场,叶文玲、刘树华、王祖玲几位女同学扎纸花剪喜字,用彩灯纸花把大教室布置得喜庆热烈,连日本记者也到婚礼现场采访。叶文玲还别出心裁将孔捷生的作品联成对联:“‘在小河那边’何须苦‘追求’;‘因为有了她’才成好‘姻缘’〔1〕。”叶文玲来文讲所时还是郑州一工厂的工人,回去后就成了河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她调回老家浙江,被选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林来时是齐齐哈尔铁路机务段客运处党支部书记,手下管了五列客车,是个不小的官。他是我们学员班班长,组织能力强。我因母亲身患癌症提前二十多天结束学习,临行前,张林悄悄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一百四十元钱,说:“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我虽然不富裕,得知由他组织、让每位同学捐了五元钱后,坚辞不收。当时的五元钱相当于在文讲所十天的生活费。张林说:“成启,你我同学一场,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就算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对自己的母亲尽一份孝心好吗?”一番话说得我泪流满面。后来我母亲病情好转,我给每位同学买了一斤茶叶寄去,以表谢忱。
  一晃二十八年,在文讲所学习的日子成了我一生珍贵的回忆。记得聂华苓和丈夫安格尔来文讲所讲课,她拿出一个精美的本子,要我们参加学习的三十三人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不解其意,她说是想保留一份珍贵。当时,我和同学们朝夕相处,如让他们在本子上签名易如反掌,可我没有那个想法。现在,郭玉道、乔典运、贾大山、刘亚舟已去世,古华、高尔品、孔捷生出国了,再相聚已不可能。这大约就是人们所说的眼光吧!
  
  注释:
  〔1〕单引号里的文字即小说篇名。
其他文献
时光回溯到1999年6月18日。  中午时分,李维东随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武装科考队在保护区西部木孜塔格峰一带执行科研与反偷猎任务。路上,忽然发现前方有大群秃鹫盘旋起落。有情况!李维东开着头车和队友们急速赶过去,发现遍地都是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尸体,在被秃鹫啄食得血肉模糊的尸身上,李维东等人发现了枪眼。盗猎疑犯还没有走远!李维东和队友们驱车追赶,路上,武装科考队领导考虑李维东枪法好,将全
我读到《诗囚》一书的时候,距离许永璋先生鹤归道山已是五年多时间了,距离许永璋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开“杜诗赏析”课程已是二十多个年头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算短,而先生当年在课堂上那浓重的桐城口音,那激情澎湃的诵讲杜诗的情形,仍宛在眼前。犹记得先生讲课讲到兴处,当场给我们表演“吟诗”,他闭着双目,摇头晃脑的吟诵着杜诗,那一种陶醉,感染了在场每一位同学。  我曾将这一幕描述给许结老师听
或许真是由于那段历史的不新不旧、不今不古和不洋不土,民国题材成为近年来一种独特的写作资源。陆续在此安营扎寨、攻城掠地者恐怕远不止“三十六家反王、七十二路烟尘”。从这里,牛人奇人猛人达人鱼贯而出,土匪妓女政客文士粉墨登场。眼看读者头昏眼花就要审美疲劳之时,湘中好汉游宇明斜刺里杀出,只见他抬头看球门,低头思对策,轻扭熊腰,舒展猿臂,一脚怒射,皮球应声入网——《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最近由浙江
年年纪念“五四”,年年都有话说,“五四”确实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这是因为“五四精神”还远未过时,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完成“五四”先驱者未竟的事业。对此,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所以就议论纷纷,年复一年地说个不停。  去年是“五四”九十周年,王福湘先生寄来了他新出版的专著《鲁迅与陈独秀》(三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本书由九十高龄的李锐先生题写书名,封底有朱正先生的评语,说“这本书的
在我一系列关于法国史随笔中,企图揭示专制对法国人民带来的深重危害,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可以作为两个典型。如果说这两人是资产阶级专制的代表人物,那么封建体系下的法兰西更是不乏其人,比如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就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尽管在伏尔泰笔下,他显得骁勇善战,但无法掩饰他的专制本性。当我读到英国人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时,我决定暂且放下对路易十四的政治讨伐,在传播学上别开生面一把。  一眼看到《制造
十七世纪中叶后的一百多年,史称“康乾盛世”。这段时间,国内民族矛盾逐步淡化,康熙、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呈现出某种升平景象,但江南文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如何呢?盛世给他们带来什么?本文试以雍正、乾隆年间扬州八怪、袁枚、吴敬梓为例,对当时文化人的实际生活作一个透视。  古代文人是耻于谈利的,他们恪守孔孟之道,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一直到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还是守着“君子固穷”
城市化的迅猛进程带来了普通话的高速普及。这情形应该说是令人欣慰甚至惊诧的,尤其是在南方各大方言区的中心城市里,比如广州吧,公共场所使用的语言居然也以普通话为主了,原因恐怕也很简单,数以百万计的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大都是外来人,他们要掌握粤语非经年累月之功不可,普通话于是也就成为必需的沟通工具了。大气候既已形成,以致广州本地人在一般的公共接触中,明明从对方的“咸水国语”中辨认出了同为“乡里”,也会以“咸
最是书香能致远。  文化的累积与传承必然促成历史的进步,文化之于国家,犹如精神之于形骸。书籍,是文化赖以传焉不坠的载体。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莫过于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化典籍。古往今来,书籍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店,古有书肆、书坊、书铺、书林、书堂、书棚、经籍铺等多种之称,称为书店、书局、书馆则在其后。中国最早的书市又称槐市,出现于西汉年间。汉平帝元始四年(4),京师长
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导致辛亥革命的清末新政成了学界热议的话题,许多文章试图从清末新政及其失败中找出足以为训的东西,以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继续前行。例如上海的萧功秦先生连发《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与《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第11期。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两文,以期从失败的清末新政中“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然而这两篇文章给出的答案却未着
语言的心理暗示  人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由于人们在习惯了使用某种工具时,往往会逐渐产生对这种工具的依赖,因此,当语言作为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时,久而久之,我们的思想也不知不觉地依赖于某些习惯性话语了;而一旦这些习惯性的话语在人们的心底潜伏下来,无疑就会对人的思想乃至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姑且将这种现象定义为“语言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当然有着真假、善恶、美丑之分,但其负面的效应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