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从三秦大地走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毕生的革命历程中，他在陕西生活、战斗了40年（1913—1952年）。40年中，他与陕西人民血肉相连，鱼水相依，为中国人民特别是陕西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陕西的辉煌业绩，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光 辉 的 历 程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就接受了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2月，根据中共武字区委的指示，习仲勋被派到国民党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4月，组织发动了甘肃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后与刘志丹等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委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刘志丹等一起巩固和扩大了西北苏区，使之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同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被释放。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成立了关中特区。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9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再守边区南大门，长达六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守卫边区北大门。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张宗逊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西北中央局负责人、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其间，他受毛泽东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的起义，接着组织接应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和林伯渠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参考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六省市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治愈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虽然离开陕西，到了其他工作岗位，但他一直惦念着陕西发展、牵挂着三秦人民。1958年9月和1959年5月，他两次到陕西进行调研，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提出正确的建议。习仲勋曾三次指示保护西安古城墙，对西安古城墙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他关心延安老区的发展，多次听取汇报，并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他关注陕西戏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大力支持陕西戏曲演出团进京会演，为秦腔事业的振兴提出宝贵意见。他离职休养后，仍然关注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民谋福祉，三秦儿女永远怀念他的丰功伟绩。

不 朽 的 业 绩

　　习仲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忠诚服务、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党组织在西北的发展壮大，为西北地区的政权建设，为统一战线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人民的安居乐业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对理想信念无比坚定，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习仲勋走上革命道路后，始终义无反顾、坚贞不渝地信仰共产主义。不论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及改革开放时期，习仲勋始终坚持革命理想。大革命时期，他与刘志丹等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被诬蔑为“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在1935年9月的错误肃反中，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被关押。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表现出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畏惧死亡的高尚情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纠正错误肃反，挽救了西北红军和干部，释放了以莫须有罪名捕押的领导干部。事后，习仲勋毫无怨言，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革命工作中。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1962年他因《刘志丹》小说遭受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错误批判和迫害，但他对党和人民依然充满信心。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习仲勋是党的统战工作的实践者和理论开拓者之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完成新世纪三大任务的重要保证。习仲勋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其统战思想和实践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很多地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刘志丹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主张利用一切关系和敌人营垒中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的人交朋友，争取他们革命或者采取中立态度，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他对来边区的商人给予优惠，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放足、禁烟土、禁赌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商讨问题，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习仲勋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从西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新解放区要重视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团结的面应当更广，政策更宽，不仅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还要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正确方针，保障了西北地区的顺利解放和土地改革，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团结了张治中、张凤翙、韩兆鹗、邓宝珊、黄正清、孙蔚如、陶峙岳、邢肇棠等知名民主人士；妥善处理了甘肃的西吉回民叛乱，争取了大阿訇马震武；处理青海某藏族部落叛乱，将昂拉部落首领项谦几擒几放，邀请喜饶嘉措大师去规劝，终使项谦归顺人民政府。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与上层宗教人士交朋友，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团结。他作为中央政府特命代表，前往青海会见十世班禅大师，组织护送大师返藏，与其结下深厚友谊。在剿匪反霸斗争中，他正确执行中央政策，依据陕西和西北的实际情况，坚持政治感化和军事进剿并重，剿抚兼施的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剿灭了西北地区的反动土匪和惯匪近九万人，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西北和陕西的镇反运动中，习仲勋根据中央决策，一是要求广大干部提高认识，重视镇反工作，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同时防止“宽大无边”的倾向；二是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敌特反革命，并协助政府追捕；三是正确执行政策，强调既要严厉镇压，又要严格控制。由于政策对头，镇反仅两个月，在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地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就主动交出129支枪，收发报机9部。截止到1951年5月，就破获了“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冀豫陕民族正义军”等反革命阴谋叛乱案数百起，西安及洋县破获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三起，捕获匪特149名，西安、黄龙、朝邑等地公安机关也破获了一批敌特组织。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经济社会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认真贯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做了许多艰苦的、开创性的工作，团结了西北各民族人民，稳定了西北的形势，促进了经济发展。
　　习仲勋一生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追求真理。1943年面对陕甘宁边区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他积极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使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的经济社会空前发展。习仲勋针对绥德地区情况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带一个调查组到沙滩坪区一乡的郝家桥村蹲点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通过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村在农业生产改革中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经他提议，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全区各级组织制订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同时发展副业（城镇发展商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0多万人的吃饭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冬，习仲勋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之后，就到米脂、绥德、子洲等地，传达会议精神，检查指导各地土改工作。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三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谈土地改革工作。他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如实报告边区各地土改普遍发生“左”倾偏差问题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并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应当按照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毛泽东看到习仲勋的信后，给予充分肯定，1月9日作了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正是在习仲勋等同志的纠正下，陕甘宁边区克服了错误倾向，取得了土改工作的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根据西北的土地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从实际出发先农区后牧区，先汉族地区后少数民族地区，稳步推进，同时，对民族宗教领袖人物在土改中适当保护，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得以稳妥进行。在陕西的土改中，他更是亲自指导，确保了土改的顺利进行，避免了“左”的错误。

　　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仲勋认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然地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没收华池县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元，大部分都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又领导庆阳游击队打开了庆阳大地主“恒义和”在华池县悦乐上堡子的粮仓，开仓三日，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他还一村一村地作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牛羊和财产，提高群众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并且，注意群众纪律，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习仲勋平时经常和群众交谈，了解情况。他总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是在陕西这块革命的沃土上孕育和成长起来的革命家，他的革命经历同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更是同陕西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习仲勋是陕西人民的荣耀。家乡的山水养育了习仲勋，习仲勋的革命精神世世代代激励着家乡人民。他走过的89载光辉岁月，有40个年头在陕西度过，他的革命足迹遍及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作为家乡人民，对习仲勋的最好纪念，就是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学习、继承习仲勋同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扎实做好陕西的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西部强省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