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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秦桧是著名的投降派人物，他因陷害抗金名将岳飞而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很少人知道，他原本却是个力主抗金、反对求和的强硬派代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进攻东京汴梁，当时还在国子监担任学正(掌学规与训导)的秦桧慷慨上书，告诫朝廷金人贪得无厌，别指望通过割地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千万不可松懈武装守御。结果朝廷却派他跟随张邦昌去金营议和，秦桧认为“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于是连上三章，终于推辞掉这个屈辱的差事。
这样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人物，为什么会在南宋偏安江南后摇身一变，成为死心塌地的主和派呢?《宋史·秦桧传》的一段记载颇为意味深长：绍兴八年(公元11 38年)十月，一次退朝后，秦桧独自留了下来，对高宗赵构说：群臣对战与和意见不统一，无法决策，如果陛下决定要议和，就请陛下专门和我讨论，不要让大臣们瞎掺和了。高宗不假思索就同意了。秦桧又说：这样怕还是有问题，请陛下考虑三天再作定夺。过了三天，秦桧又独自留了下来，高宗进一步表明了要议和的决心。秦桧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说：请陛下再考虑三天。又过了三天，两人再次单独见面，秦桧终于确认高宗的议和之心坚定不移，这才正式写下奏章，要求确定议和大计，不许群臣持不同意见。
这段记载充分证明，南宋朝廷弃战主和的主心骨是高宗赵构，而秦桧不过是号准了主子的脉搏，从而果断地跳到前台为之奔走呼号的得力干将。至于他在此后大肆斥黜忠良、陷害主战派将领，搞得朝中乌烟瘴气、奸佞横行，那都是为了坚定主和大计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皇帝自古圣明，臣罪自然当诛。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66岁时寿终正寝，高宗赵构给了他一个“忠献”的谥号，意思是说他“忠诚而聪睿”。可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主战的宋宁宗赵扩不仅将秦桧曾获的王爵尽数追夺，还将他的谥号改为“谬丑”。皇帝依旧英明神武，秦桧却从忠臣变成了奸佞。
秦桧冤吗?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曾说过：“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被人咒骂的狗娘养的，而我就是尼克松手下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是他起缓冲作用的人，既要设法把他想做到的事情搞成功，又要代他受过挨骂。”秦桧正是高宗赵构身边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将自己变成皇上身边的“减震器”，使得皇帝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免受朝野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
其实，何止高宗与秦桧，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哪一朝哪一代不是在集权者与“减震器”这样的组合中延续下来的呢?
秀才醉了
陈鲁民
南宋淳熙十一年的某日，呆在老家闲居的陈亮先生，发了次严重“超标”的酒疯。与几个狐朋狗友扮演皇帝上朝，陪酒女权充皇妃，万岁、爱卿地乱叫一气，大笑而散。此事被人告发，一干人等立刻被抓入大牢。刑部判决，陈亮死罪。案件呈到皇帝面前，宋孝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陈亮有此好运，要感谢宋孝宗的宽容和睿智，当然，最主要的是在宋孝宗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无职无权的书生，怎么蹦达也跳不到天上去，头脑清醒点的主子，也懒得和他计较。
其实，如果按宋孝宗的胸怀雅量和量刑标准，历史上很有几个文化名人是完全可以不杀的，杀了留下杀人者万古恶名，不杀则可能是千秋美谈。可惜，那些当政者都没有宋孝宗的情商和智商，一味地意气用事，脑子—热，就杀、绞、腰斩、灭族，结果是给那些被杀的文人扬了名，自己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纣王本来是可以不杀比干的，他也知道，比干是个忠臣，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还是自己叔父。如果，他实在不耐烦比干的一再劝谏，为了耳根清净，那就不妨对左右说：老头醉了，胡说乱道，把他拉出去醒酒!这样，大家都有面子，都下了台阶。当然，这仍挡不住纣王最后灭亡的命运，至少还可以留下一个历史亮点。
曹操杀孔融也是明显败招。孔融为人恃才负气，爱发议论，讥讽朝政，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你曹孟德雄才大略，统一天下要紧，和一个落魄文人较什么劲?听到他反对恢复肉刑、反对禁酒、反对征乌桓等议论，愿听就听两句，不愿听就轰他走：孔北海醉了，胡说乱道，赶出宫门!果如此，曹操获爱才美名，孔融得以保全性命，实现双赢，这该有多好。
嵇康就更不该杀了。身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的罪名，不過是不喜为官，不为当局所用，得罪权贵钟会，被人诬陷，平时还爱发一些不合时宜的议论，司马昭倘若能网开一面，赦免嵇康：叔夜醉了，胡说乱道，文人无行，不足为训!那是能给名声不佳的司马昭挣分不少呢，遗憾的是，司马昭毕竟是一介武夫，全无怜才容人之意，杀了魏晋时代最有魅力的名士，《广陵散》则成为历史绝响。
宋太宗杀李煜最没有道理。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本就是个窝囊君王，当了阶下囚后，每日不过填填词，喝喝酒，以泪洗面，就这样，赵光义还不放心，毒杀了李煜。退一步说，倘若宋太宗听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怀旧词，只是豁达一笑，那样的话，太宗博了宽容美名，后主又有机会奉献更多绝妙词章，岂不美哉!
比较起来，明成祖杀方孝孺是最不得人心的。他的天下来得本不那么光明正大，心虚着呢，那就更要邀买人心，特别是方孝孺那种一流文化名人。朱棣如果聪明一点，有点涵养，就应该假装糊涂，你方孝孺不写诏书，我就换个人写，你方孝孺说我来路不正，我就装聋作哑，有意放你一马。你想殉难而死，我偏偏不成全你，而且，少杀了一个方孝孺，争取了一大批文化人，自己的历史定评也要好得多，至少不是那么血淋淋的。
平心而论，有宋一代，国力积弱，乏善可陈，宋孝宗也不是一个多有作为的皇帝，也没多少政绩可以炫耀，但他不杀犯禁的文化人，对文化名人陈亮的宽容厚道，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也使得天下的文化人为之折服，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洋洋的。被误传多年的
这样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人物，为什么会在南宋偏安江南后摇身一变，成为死心塌地的主和派呢?《宋史·秦桧传》的一段记载颇为意味深长：绍兴八年(公元11 38年)十月，一次退朝后，秦桧独自留了下来，对高宗赵构说：群臣对战与和意见不统一，无法决策，如果陛下决定要议和，就请陛下专门和我讨论，不要让大臣们瞎掺和了。高宗不假思索就同意了。秦桧又说：这样怕还是有问题，请陛下考虑三天再作定夺。过了三天，秦桧又独自留了下来，高宗进一步表明了要议和的决心。秦桧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说：请陛下再考虑三天。又过了三天，两人再次单独见面，秦桧终于确认高宗的议和之心坚定不移，这才正式写下奏章，要求确定议和大计，不许群臣持不同意见。
这段记载充分证明，南宋朝廷弃战主和的主心骨是高宗赵构，而秦桧不过是号准了主子的脉搏，从而果断地跳到前台为之奔走呼号的得力干将。至于他在此后大肆斥黜忠良、陷害主战派将领，搞得朝中乌烟瘴气、奸佞横行，那都是为了坚定主和大计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皇帝自古圣明，臣罪自然当诛。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66岁时寿终正寝，高宗赵构给了他一个“忠献”的谥号，意思是说他“忠诚而聪睿”。可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主战的宋宁宗赵扩不仅将秦桧曾获的王爵尽数追夺，还将他的谥号改为“谬丑”。皇帝依旧英明神武，秦桧却从忠臣变成了奸佞。
秦桧冤吗?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曾说过：“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被人咒骂的狗娘养的，而我就是尼克松手下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是他起缓冲作用的人，既要设法把他想做到的事情搞成功，又要代他受过挨骂。”秦桧正是高宗赵构身边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将自己变成皇上身边的“减震器”，使得皇帝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免受朝野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
其实，何止高宗与秦桧，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哪一朝哪一代不是在集权者与“减震器”这样的组合中延续下来的呢?
秀才醉了
陈鲁民
南宋淳熙十一年的某日，呆在老家闲居的陈亮先生，发了次严重“超标”的酒疯。与几个狐朋狗友扮演皇帝上朝，陪酒女权充皇妃，万岁、爱卿地乱叫一气，大笑而散。此事被人告发，一干人等立刻被抓入大牢。刑部判决，陈亮死罪。案件呈到皇帝面前，宋孝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陈亮有此好运，要感谢宋孝宗的宽容和睿智，当然，最主要的是在宋孝宗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无职无权的书生，怎么蹦达也跳不到天上去，头脑清醒点的主子，也懒得和他计较。
其实，如果按宋孝宗的胸怀雅量和量刑标准，历史上很有几个文化名人是完全可以不杀的，杀了留下杀人者万古恶名，不杀则可能是千秋美谈。可惜，那些当政者都没有宋孝宗的情商和智商，一味地意气用事，脑子—热，就杀、绞、腰斩、灭族，结果是给那些被杀的文人扬了名，自己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纣王本来是可以不杀比干的，他也知道，比干是个忠臣，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还是自己叔父。如果，他实在不耐烦比干的一再劝谏，为了耳根清净，那就不妨对左右说：老头醉了，胡说乱道，把他拉出去醒酒!这样，大家都有面子，都下了台阶。当然，这仍挡不住纣王最后灭亡的命运，至少还可以留下一个历史亮点。
曹操杀孔融也是明显败招。孔融为人恃才负气，爱发议论，讥讽朝政，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你曹孟德雄才大略，统一天下要紧，和一个落魄文人较什么劲?听到他反对恢复肉刑、反对禁酒、反对征乌桓等议论，愿听就听两句，不愿听就轰他走：孔北海醉了，胡说乱道，赶出宫门!果如此，曹操获爱才美名，孔融得以保全性命，实现双赢，这该有多好。
嵇康就更不该杀了。身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的罪名，不過是不喜为官，不为当局所用，得罪权贵钟会，被人诬陷，平时还爱发一些不合时宜的议论，司马昭倘若能网开一面，赦免嵇康：叔夜醉了，胡说乱道，文人无行，不足为训!那是能给名声不佳的司马昭挣分不少呢，遗憾的是，司马昭毕竟是一介武夫，全无怜才容人之意，杀了魏晋时代最有魅力的名士，《广陵散》则成为历史绝响。
宋太宗杀李煜最没有道理。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本就是个窝囊君王，当了阶下囚后，每日不过填填词，喝喝酒，以泪洗面，就这样，赵光义还不放心，毒杀了李煜。退一步说，倘若宋太宗听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怀旧词，只是豁达一笑，那样的话，太宗博了宽容美名，后主又有机会奉献更多绝妙词章，岂不美哉!
比较起来，明成祖杀方孝孺是最不得人心的。他的天下来得本不那么光明正大，心虚着呢，那就更要邀买人心，特别是方孝孺那种一流文化名人。朱棣如果聪明一点，有点涵养，就应该假装糊涂，你方孝孺不写诏书，我就换个人写，你方孝孺说我来路不正，我就装聋作哑，有意放你一马。你想殉难而死，我偏偏不成全你，而且，少杀了一个方孝孺，争取了一大批文化人，自己的历史定评也要好得多，至少不是那么血淋淋的。
平心而论，有宋一代，国力积弱，乏善可陈，宋孝宗也不是一个多有作为的皇帝，也没多少政绩可以炫耀，但他不杀犯禁的文化人，对文化名人陈亮的宽容厚道，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也使得天下的文化人为之折服，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洋洋的。被误传多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