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社会变狠，我的理解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南风窗》：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说，是社会的失衡和规则的无效。您刚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不高兴。按照一般的理解，强势力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最为有利，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抱怨这种垄断。那么，这部分人感到不高兴，具体原因何在？
　　于建嵘：比如大房地产商，看起来似乎风光，其实也面临规则失效的问题，他生存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纵是貌似强势的力量，也失去了预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一样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现象很普遍。 　　因此，各个阶层的变狠，背后就是各个阶层普遍对于未来失去了预期。这个是社会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变化。
　　《南风窗》：变狠是“全民”的，而底层的变狠更具有冲击力。从几年前的福建南平郑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陈水总案，都是如此。
　　根据您的观察，受害的底层的攻击性倾向有哪些变化？底层的攻击性显然不仅仅针对更有权有势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针对底层的。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下层也在分化。比如，同样是拆迁户，先搬走的和钉子户之间矛盾也很深，有时候也要对钉子户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负担一部分责任。这些现象，现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归结为什么？
　　于建嵘：如前所说，社会变狠，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即使是底层的暴力行为，也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的，相互之间也在破坏社会存在的规则。你刚才所说的郑民生屠童案和近陈水总纵火案都是放大性攻击，其攻击目标有爆炸性。他们对社会不满，“我过不好，大家也不要过好”。放大性攻击受害最多的其实是穷人，他们作为个体也没有多大力量攻击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规则的失效，不仅仅是约束上层的规则的失效，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失范。规则失效下，受害的底层的人对改变同样也没有预期，甚至是更没有预期，他们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这段时间，微博上不就在流传某地民众拿大刀维权的事例吗？规则失效，最后到老百姓那里一定会发展到这样，受害的底层也会是越来越不怕，大家最终都是同一套行为逻辑。

办 法

　　《南风窗》：放大性攻击，如果再往前恶性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种前景，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环节，对于其是关键性因素？
　　于建嵘：从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个体的放大性攻击，如果解决不了病根，下一步再发展就是社会的骚乱性事件。出现骚乱性事件的话，那么攻击就没有具体目标了，不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但是个隐患，值得警醒。
　　一个原因是经济形势恶化，由经济形势困难到发生社会动荡。一个原因是管控体系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权威？这是要保证还在运转的管控体系，不能出问题。
　　《南风窗》：如果仔细辨析社会变狠的传导机制，看起来首先是强势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有巨大的传染性。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所谓社会秩序的瓦解，也往往从统治阶层的礼崩乐坏开始，所以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德治。联系到当下，强势力量的暴力化倾向在公共空间的呈现看起来是呈加剧趋势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得这个趋势恶化了下去？
　　于建嵘：这与维稳密切相关。维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处理，直接导致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这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破坏。
　　《南风窗》：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变狠的社会？
　　于建嵘：没有希望，什么都谈不上。都没预期，没希望，没规则了，人们又如何不变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访妈妈，本来就是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成了影响当地党和政府的问题。政治化倾向具有争议性和意志性，比的就是谁的意志最大，谁能摆平或者控制、掩盖争议，这就没有了规则，突破底线的事情就出来了。
　　权利问题的政治化，也带来了管控体系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权利侵害问题上，中央权威体现得不够，打了折扣。因为，中央权威就是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和有效实施。这是树立中央权威的根本之道。把权利和权力分离，把法律问题与政治分离，也是在树立中央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