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母亲文化、迁徙与发展权的关联及传媒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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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圣经》律法篇的作者摩西,也是《出埃及记》的主人翁,自出生之日起就被剥夺了生存权。为了埃及以色列移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而付诸了艰辛努力。主权者坚执人法欲将以色列移民奴役甚至剪除,摩西则坚执自由主义之法即神法反抗压迫。《出埃及记》对母亲文化、迁徙的构建回答了母亲文化、生存权、迁徙与“在”、“在世上”的关联。
  关键词 生存权 发展权 母亲文化 迁徙 传媒
  作者简介:冯林,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武汉大学母亲文化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报编辑;关培兰,武汉大学母亲文化研究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人力资源专家和家庭教育专家;王开敏,武汉大学 。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1-201-02
  摩西是《圣经》《出埃及记》的主人翁,也是《圣经》律法篇的作者。他出生时恰逢法老发布“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的法令而失去生存权,在生命之初就与实证主义之法就“在世上”起了冲突。主权者坚执人法欲将以色列移民奴役甚至剪除,摩西则坚执自由主义之法即神法,秉持正义反抗压迫。叙述者提出问题:何为生存权、发展权?并以对母亲文化、迁徙的构建尝试性回答:生存权即“在”(being)、“在世上”。历史生成层面种族繁衍和理性层面的自然主义法学因此息息相关。我们认为,与其说母亲文化、迁徙是为了生存权,倒不如说是为了发展权即寻求新的“在世上”。人类迁徙总是与法相关:在有法之国,法律制约迁徙,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欧盟法、英国法。迁徙作为一种“在世上”是内在和外在的集中体现,意味着理解世界并存在于世。因此迁徙和居住就分别成了发展权和生存权的必要前提及最终归宿。在大众媒体《出埃及记》中,人类最伟大的自然法建构者之一摩西所建构的,正是与主权、正义、母亲文化与生存权、迁徙与发展权相关的法律样态。
  一、生存权的视角:母亲文化的指向、自然之法的本质
  《出埃及记》自问世(公元前1290年)起,就不断传播对生存权(指人享有人身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在人权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思考,因为当时生存权已成了定居点埃及以色列移民“在世上”的重大问题。该问题因摩西的“在世上”而成为影响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问题,也是大众传媒英雄悲歌建构最宏伟的叙事之一。
  摩西之“在”纯属偶然,其母生他后见其俊美决意保留其生存权而违法藏匿了三个月。这是母亲文化的根本指向,即规避恶法 自我立法为后代尽可能创造生存条件以保存活,使家庭幸福最大化。到了再也藏不住的时候,就取一蒲草箱抹上石柒石油,把孩子放进去把箱子搁在河边芦荻中,让孩子之姊远远站着观察事态进展。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见了在芦荻中的箱子,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一个小孩。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出埃及记》)。她也受制于自然之法产生了人类最朴素最伟大的情感——母爱,它指向人类后代,是人类得以世代继续的生物和社会基础。在这种情感驱使之下毫不犹豫地给予婴孩以生存权,尽管她明知其为法律要剪出的。并把他作为自己的养子,取名摩西(从水里拉出来)。这个严酷的法律问题本来已能令学者、妇孺揪心。而大众传媒《出埃及记》更优雅更引人入胜的叙述设计还在于,恰在此时孩子之姊跑来对公主说:“你需要给孩子找个保姆吗?”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她立即跑去叫来母亲、“弃婴”之生母,于是摩西由这“保姆”抚养到大而后进宫。这是一种完美的传播技艺,它那始于生命之始、回荡于移民和宫廷之间的旷世悲剧切中人性、契合人伦扣动了整个人类的心弦,为即将开始的主人公成为主权代治者高效实施权力打下良基,他的形象一开始就触及臣民的听觉视觉。
  只就两位母亲的行为来看似乎并无特殊之处,但若将事件的主角换成男性,比如孩子之父或法老之子来接替处理此事,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因为法老遏制以色列移民的法令表达了主权者排斥移民的统治原则和公共利益,而孩子之父和法老之子这些男性公民是权力必须触及视觉和听觉的公民。法老拒斥移民的基本人权及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唯有本民族的公民才是值得尊敬、有独立地位的。在他眼里这些以色列移居只是附庸,对其使役和剪灭不为不义,因为他的主权行使是为了国家富祉。人权和“在世上”至于法老的统治原则仅在于国家的关系上才获得意义。
  但他颇具效益的实证主义之法,在自然主义之法面前表现如何?
  二、发展权的视角:迁徙与立法权威、两种自然法理论的主要路径
  因为母亲文化建构而偶然获得了生存权的摩西,长大后受本能驱使,对自己同胞受(外族和内族)欺压的状况无法忍受。当他见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时,趁四周无别人打死埃及人藏在沙里。他对民族自尊的想象是如此纯净高尚,以至于不惜以身试法并籍此表达他的人权新观念: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在他看来对一个健康的以色列人而言,只有在与本民族、与人类福祉一致时才能找到与他族同在的快乐。一个有道德有民族良知的人会发现一个不重于本民族的人是一个冰冷之物。他的这种自然法来源应该属于自然即人类理性。这是自然法理论的两个主要路径之一。
  第二天他出去时遇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知道自己杀人之事已经暴露。为避法老惩罚他逃亡米甸,因仗义与勤劳成为当地祭司流珥之婿,娶妻西坡拉生子革舜(意思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至此他不但再次获得了生存权,而且重获居住和场所,获得了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这中命运的转折完全是因为迁徙即位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迁徙、位移、社会流动往往是人获得新居住和新场所因此是新职位的重要条件。
  与祭司家联姻为他在《创世记》里叙述自然法的另一个主要路径:上帝(圣经的启示)提供了必要前提。   三、自然法理论的重述与人权保护:五个预设、迁徙与场所重拾
  重得居住场所,摩西的故事并没达到高潮。在人类流传最广、妇孺皆知并作为神圣规则的大众传媒《圣经》中,这位自幼开始的位移者的多舛命运不但与种种实证主义之法和历史主义之法交错勾连,而且自己是作为自然法立法者而塑造着整个人类文明史,尤其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凭借《圣经》对自然法理论和实践的叙述和重建。
  摩西的卓越起步于他对者权者实证主义之法的逾越,摩西的职业声望立足于多重业绩,但在本文只涉及《出埃及记》及他为此所做的重重艰辛铺垫:对自然主义之法的重拾和再奠基。
  摩西的真正超越起步于与神产生“勾连”。这种勾连最初基于生理基础:一个强壮俊美的埃及青年在逃杀人犯,偶遇异邦有七个待嫁女儿的、亟待寻求男丁的祭司,男婚女嫁,男才女貌,祭司之家正待补充劳动力,青年逃犯正欲获得新居住新场所,于是双方“心甘情愿”结成姻缘,于摩西是完成了又一次社会流动,于祭司是家业家产有了理想继承人。但这一社会流动最为了不起的功效是让勇者善者摩西耦合了其岳父的职业与神学,完善了摩西的人格充盈了他的政治智慧。摩西的智慧远在其岳父之上,二者相遇将流珥的职业技艺与摩西的王者气度和立法者良心进行了对接,于是便有了《圣经》《出埃及记》建构的故事:“摩西与燃烧的荆棘”“给摩西的凭证”。又一次,在无人在场因此既无人证伪也无人证实的情况下,未来政治领袖与神会晤被赋予神力。摩西要凭神力设立“正义论坛”为合法(lawful)解决冲突设定程序,以完成其政治使命和民族责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结束来自异族的欺辱。经由传达神意他创立了包括以色列长老、兄弟在内的政治设施,籍此作为获得民族生存权发展权基础工具。
  摩西兄弟二人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人人平等这样的价值判断让其拥有了对抗主权者之力。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看来合法性和法的含义是颇有争议的。法老要进行他的人类安排,就下令以色列人“无草做砖”,以色列人于是埋怨摩西“把刀递在他们(埃及人)手中杀我们”。法老和以色列平民都秉承实证主义之法,认为法本质上是一系列规则,由立法者颁布设定,用以贯彻他们的意志、政策,通过官方权威所施于的强制制裁来执行。
  而摩西认为法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政治维度,而在于它的道德维度。政治权威制定的规则如果违反了基本的正义原则就不是“法”。所以人类安排包括法老的安排,包括法律,必须尽可能地遵守神意既宇宙秩序。经由律法篇,他中反复向叙述这种自然法理念。领着同胞走出埃及、摆脱奴役重拾场所他去意已决,因为他秉持自然之法。该理论有五个预设:(1)自然法基于源自某绝对来源并与自然和理性相一致的价值判断。(2)这种价值判断表达了统治人和宇宙本质的客观上可探知的原则。(3)自然法的原则是不变的、永远有效的,并可通过合理运用人类理性来掌握。(4)这些原则是普适的,当被掌握后,它们必须支配所有实在法,除非实在法符合自然法,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法律。(5)法律是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英国法理学派)。这五预设经过“杖变为蛇”“水变血”“蛙灾”等“十灾”之后最终得以实证:以色列人在埃及定居400年之后再次迁徙、走出了埃及,且以色列百姓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埃及人给了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并于离开的当日确立了摩西治下的第一条律法:“逾越节条例”。他们向着新的场所迁徙。往后,立法者摩西的自然法预设将一一得以实证。
  那逾越节条例实则是对自然法理论的重述,即日后愈久弥圣的神学陈述:统治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神,颁布了永远控制万物的不变原则,该原则构成了更高的法律,且这个法律是普适的。(英国法理学)“耶和华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的: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单各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这法条明晰地主权代治的范围内规定了公民主体或法人资格,也即将可能造成违法后果的居民/移民/后来者以及临时公民排除在外——挑明了迁徙、场所与发展权的关联,同时确立了正义的新标准。
  是神喻摩西并由其兄传播于“上帝选民”的耶和华之旨,成了秩序、正义和人类命运三者的终极来源——摩西籍此狡诘地以神学术语整合了法的政治、道德和历史维度,使民族得以重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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