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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技术标志
1963年1月，随着7000名美国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共和国”（南越），美国一脚踩进“战争泥潭”，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休伊”直升机将扮演关键作用。可是随着战争扩大，只要有美军的地方，必定少不了“休伊”旋翼发出的轰鸣声。而“休伊”直升机的照片也成为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首页插图的最佳主角。1969～1970年越战最激烈的年份里，“休伊”参战数量也达到顶峰——当时美军在东南亚总共投入4000余架直升机，其中三分之二是“休伊”。据统计，“休伊”系列直升机总共出动3614.5万架次，几乎相当于美军固定翼机在越南战场执行任务次数总和的1.7倍，是美军最不可或缺的空中力量，堪称“战地劳模”。如今总结起来，“休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兵力快速投送，二是空中火力压制，三是医疗撤运。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当属医疗撤运。越战期间，美军直升机总共撤运官兵3.9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伤员，而这中间又有90%是“休伊”完成的。不得不说，这一数据即便在今天也是空前的。
如上文所述，美军派往南越的第一架“休伊”来自陆军第57直升机医疗团，该团早在1962年4月就进入危机四伏的丛林，为南越军队提供战地医疗。到1962年10月，首架携带2.75英寸（70毫米）火箭弹及机枪的武装型“休伊”开始在南越执行警戒巡逻任务，令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支持的越共毫无还手之力。在之后的半年里，当时还被叫“HU-1”的“休伊”在出勤过程中仅有1架因机械故障坠毁，表现出良好的可靠性。正是基于“休伊”的良好表现，从1963年夏季开始，美军逐渐将越南战场上的直升机全面更换为“休伊”系列。有趣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折磨后，越共才逐渐意识到“休伊”不是美军偶尔使用的“神秘武器”，而是今后作战中会经常遇到的强大对手，直到这个时候，越共才在其作战教材中专门辟出一章介绍如何击落这个“空中怪物”。
当“休伊”崭露头角之际，美国陆军也在豪兹等创新型将领的推动下，进一步完善空中机动作战理论。根据该战术，“休伊”在出击时采用编队行动，即一架长机担负主要任务，配备两架以上的僚机担负空中观察及火力压制。一旦锁定目标，僚机迅速利用自身携带的火箭弹和机枪实施多轮高强度、高速度火力压制，而轻装配备的长机则视敌情向指定着陆点实施兵力投送或医疗撤运。随着战场形势变化，从越战中期开始，每个编队中负责火力压制的“休伊”数量进一步增多，其中有的直升机开始携带烟幕弹并向指定着陆点四周投放，目的是为空中盘旋的直升机提供掩护，干扰越军伏兵的视线，降低火箭筒或单兵肩扛式地空导弹对低空盘旋的直升机的威胁。在兵力投送完成后，负责运输任务的“休伊”将迅速撤离，而负责火力压制的“休伊”则必须配合地面部队进一步开辟战场。这一战术在越战期间被美军广泛应用，此后几乎成为美国游骑兵部队的基本作战样式。短短几分钟内，美军直升机编队就可向指定区域（甚至敌方心脏地区）投送近一个营的兵力。更重要的是，与传统机械化兵力投送不同，使用直升机能够克服地面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其超强机动性在越战全程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休伊”还在越南第一次开始担负空地协同指挥任务，该任务在侵越美军中被称为“战鹰巡航”。执行任务期间，来自美军及南越军的指挥官和联络官会搭乘同一架“休伊”升空，根据收集到的战场情报联合对地面部队下达动态指令。到1964年11月，几乎每个参加越战的美军步兵连都配备一架专门担负“战鹰巡航”任务的直升机。
从1965年初开始，升级版UH-1C“休伊”直升机开始批量投入战斗。与上一代UH-1B相比，UH-1C的油箱更大，动力更强，可装载的武器系统更多。与此同时，美军地面部队也陆续进入南越，到1965年底，美军投入到越的兵力比两年前增加10倍，达到18.1万人，当时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曾将越南战争命名为“直升机战争”，此后的经历证明这一称谓真是名副其实。
空中骑兵
1965年7月1日，美国陆军第1空中骑兵师（简称“骑1师”）抵达南越，并在安科地区驻扎。骑1师到达之初，并未引起外界太多注意，因为他们全部通过“休伊”空运，越共的眼线没有察觉到如此大规模的陆军正在天上进行战略转移。况且骑1师抵越的最初一个月处于休整和适应状态，没有与越共乃至从“胡志明小道”渗透过来的北越正规军有过正面接触（只有该师第9团第1营的“休伊”为全师提供警戒巡逻保障），因此对手尚不清楚其底细。据档案显示，骑1师带到南越的直升机多达400余架，除了骨干的“休伊”系列外，还有少量贝尔公司生产的OH-13观察直升机，而“休伊”机群中又以UH-1B和UH-1C为主，其中UH-1B主要担负兵力投送及医疗撤运，UH-1C则担负火力压制。当时，越南的安科可谓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直升机集结地，最多时曾同时停放450架“休伊”。1名美国军官曾在家信中将安科的直升机停放点戏称为“蝗虫窝”。
说起骑1师，稍微对美国军事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如雷贯耳，但当时外界并不看好这支成建制登陆越南的美国陆军部队。尽管它有着丰富的历史沉淀，但事实上该师刚刚经过整编，多数士兵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没有任何实战与海外驻防经验，在美国国内更多是被当作仪仗队或卫戍部队使用。许多人到骑1师服役时都没想过会被派到海外，何况是个此前根本没听说的东南亚国家。因而，五角大楼对使用骑1师作战持观望的态度，而且有情报显示战斗力更强大的北越军正迅速取代越共，成为侵越美军的主要对手。这些战士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抵抗法国入侵者的解放战争，无论在作战经验、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战场熟悉程度上都比骑1师更具优势。骑1师的指挥官却坚信自己有足够的把握来粉碎对手，这种信心就来自于“休伊”直升机。相比之下，北越军和越共的机动几乎完全依靠步兵的双脚。更重要的是，经过前期战场模拟及反复实兵演习，骑1师基本熟练掌握垂直机降战术，这不仅使骑1师官兵能够跨越地形障碍，还在战术上更加灵活，战场潜力更加深厚。
1965年底，骑1师终于和北越正规军正面相撞了，而地点就在战略要地德浪河谷。1965年11月14日（星期天）早上10时48分，骑1师第7骑兵团第1营营长穆哈尔·摩尔中校率450名士兵搭乘“休伊”直升机向素有“死亡之谷”之称的德浪河谷发起垂直机降攻击。情报显示那里有一个北越军先锋营活动，可是摩尔没想到的是，等待自己的其实是2000人的北越军整编第66团。他们参加过1954年法越奠边府战役，是北越军的王牌之一。在第1营刚降落不久，摩尔便发现自己的左翼和正前方出现大量北越士兵。且与此前遇到的越共不同，这些敌人着装相对整齐，火力明显更强，且配备迫击炮及轻型装甲车，他意识到自己撞上了超乎想象的对手。摩尔事后回忆：“这些越南士兵保持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精神，在强大的直升机火力压制下，竟然奋不顾身地完成对我们的包围，我的眼前只有火箭弹爆炸掀起的尘土和北越士兵头上的草帽，其他什么都没有。”事实上，摩尔不知道北越军高层得知美军敢于向自己的纵深空降一个营后，便向北越第66团下达死命令，务求全歼这支孤立的美军，取得类似奠边府的重大战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越军参战人数达到空前的密度（有消息称为1.7万人），试图利用擅长的“围点打援”战术将美军第1营困死在德浪河谷。但是北越军忽视了美军的垂直机动能力，他们惊讶地发现美军敢在层层包围之下向孤立部队持续输送弹药给养，并将援军投放到北越军的侧翼，牵制其攻势。经过近三天的战斗，蒙受1037人阵亡损失的北越军主动撤围，其中倒在“休伊”火网下的占了大多数，而美军只阵亡了234人。据一名参战的北越军官回忆：“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美军（直升机）战术所羞辱。”
德浪河谷战役期间，美军参战的机型主要是UH-1C的加强版，在武器配备上，加装一部40毫米榴弹发射器，并可搭载M21自动武器系统，可全自动控制7.62毫米机枪及XM158火箭弹发射器。更让越南人崩溃的是，“休伊”的巡航稳定性不错，足以使机组成员从两侧舱门操作M60机枪进行扫射。对德浪河谷战役的评价，尽管美军承认至少没有取得全胜，因为除骑1师第1营被包围外，骑1师的增援部队也遭遇顽强阻击，所有参战部队被分割成好几段。但这次战役却是“休伊”的成名之战，虽然美军被人数七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分割，但没有给河内方面留出任何成建制全歼美军营级部队的机会，其中“休伊”的作用无可取代。
2001年7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白宫举行的越战纪念仪式上，还为参加此次战役的“休伊”直升机飞行员艾德·W·弗里曼上尉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颁奖词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战斗：“艾德·W·弗里曼上尉，美国陆军卓越的直升机飞行员，在1965年11月14日服役于美国骑1师第229直升机营A连期间，凭借无私的使命以及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为美利坚合众国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作为一名直升机编队指挥官，弗里曼上尉在惨烈的德浪河谷战役期间指挥16架直升机为被敌军包围的美国士兵送去福音。当时，被北越士兵围困的美国人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并在此前几天内遭受重创。面临汹涌而至的敌方人海，美国士兵已经近乎绝望。就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正是以弗里曼上尉为首的直升机飞行员们。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威胁下，弗里曼上尉冒险驾驶直升机数次往返战区，为被围美军送去急需的弹药、饮用水和药品。他的壮举，不仅体现在对被围美军的物资补给上，更重要的是为士兵们继续活下来鼓足勇气！如果没有他，相信在座的某些人早已在30多年前命丧黄泉。”
“如果我们可以在关键的时刻看到无比珍贵的品质，这是我们此生的荣幸。在某些医疗撤运直升机拒绝冒着敌人密集火力降落到指定区域的时候，弗里曼上尉驾驶自己的座机先后14次执行本不该属于他的任务，从魔鬼的身边抢救了大约30名重伤员的生命。更难能可贵的是，弗里曼上尉每次降落的地点都距离敌军不到200米的距离，最近的甚至只有70米！弗里曼上尉这种无私的行为，已经超越职责所在，而是神圣的精神和伟大的领导能力体现。弗里曼上尉的英雄主义事迹，将被全体美国人民所铭记，也将持续照耀着他本人、他服役的团体以及整个美国陆军！”
到1965年底，越战局势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随着北越向南越战场输送的部队和装备快速增加，美军也继续加大对战场的投入，“休伊”的数量也与日俱增。1964年，南越前线只有250架“休伊”；到了1966年，这一数量就激增到1800架。越战初期，战场上的“休伊”主要为UH-1B/C/D三种型号。1965年前后，美国陆军开始将UH-1H投入到越南，它不仅动力更强劲，且旋翼直径更大，机舱更为宽阔，可容纳两名飞行员、一个机枪操作小组以及14名士兵。在此后的越南战争中，UH-1H逐渐成为主力，而今天主流的越战电影中，出现最多的也正是UH-1H。
与此同时，鉴于“休伊”的良好口碑，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也开始加大该机的换装力度。虽然在海军陆战队中，担负运兵任务的主要是CH-46“海上骑士”直升机，但在陆战队的强烈要求下，五角大楼也开始为其配备UH-1E直升机。该机是陆军UH-1C的一个变种，可搭载一挺TAT-101双管0.303口径（7.62毫米）机枪。最早列装UH-1E“休伊”的陆战队单位是第2陆战队侦察营（VMO-2）。虽然他们的“休伊”没陆军的版本好，但对作战区域相对狭小的海军陆战队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越南战场使用“休伊的不仅仅只有美军。南越陆军在1969年年中也获得大批UH-1H，以取代活塞动力的H-34直升机，并在当年底装备3个营。此外，澳大利亚及韩国陆军赴越参战部队也相继得到了一批UH-1H。 1968春节攻势
20世纪60年代末，美军投入越南地面战场的兵力达到顶峰——536100人（1969年初的数据），而“休伊”也变成东南亚雨林上空最常见的人造飞行物。1968年初，北越在农历新年期间发动名为“春节总奋起”的攻势，超过8万北越军和越共对南越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发起进攻。在河内看来，南越民众会被高涨的革命形势所感染，揭竿而起，配合自己推翻南越政权。然而南越方面没有出现河内预期的大暴动，倒是在美军和南越军压倒性武力的反扑下，北越军和越共的大部分攻势在最初数小时内被击溃。
整个春节攻势期间，“休伊”表现最突出的地方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和顺化，它们几乎出现在所有响起枪声的场合。1968年1月30日上午10时，离北越军和越共发动全面攻势还有20余个小时，侵越美军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接到情报系统关于“敌人马上进攻”的紧急预警。他迅速给各地的美军发出战备命令，特别要求驻西贡援越美军总部地区司令部（HAC）和驻新山基地的第120直升机攻击连的“休伊”机群随时增援遭遇危险的地点。果然，1月31日凌晨，在夜色的掩护下，数以万计的北越军和越共全线出动。其中19名身着黑衣、来自最精锐的C-10特工营的越共敢死队员分乘1辆雷诺卡车和1辆出租车向位于西贡首都军事区的美国驻南越大使馆进发。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攻击这座象征着“美国在越南土地上耀武扬威”并被鼓吹为“牢不可破”的建筑。顺便说一句，这些携带着AK47突击步枪、RPG-2火箭筒等武器的特工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西贡人。他们对西贡街道的布局一清二楚，尽管没有事先演练进攻，照样能见机行事。这些越共没有任何撤退计划，上级也没提及是否会有援军，他们只是获得高层承诺：“这次行动的生还者将立刻被提拔。”
美国驻南越大使馆是一座3个月前刚刚竣工、有6层楼的堡垒式建筑。南越当局在这座耗资260万美元建起的新大楼周围布下不少警察，可是当19名杀气腾腾的越共冲到使馆外的警戒线时，站岗的4名南越警察居然不敢吭声，一枪都没放就掉头四散奔逃。凌晨2时45分，越共的汽车抵达使馆正门，车一停下，袭击者从车内涌出，抄起AK47就朝在门口站岗的两名美军宪兵——隶属于美国陆军第716警卫宪兵营的丹尼尔（23岁）和塞巴斯特（20岁的）扫射。两人立刻撤入使馆院内，并关上厚重的钢制大门。2时47分，美军宪兵通过用无线电向HAC呼叫快速反应分遣队（QRF）支援。与此同时，钢门没能阻挡越共的前进步伐，他们用C4炸药在庭院围墙上炸开一个直径0.3米宽的口子，越共特工队长和副队长率先冲入。把守大门的丹尼尔和赛巴斯特见此立刻向总部呼叫：“他们冲进来啦！快来救我们！”随后，这两人与越共正副队长近距离互射，最终同归于尽。
在指挥人员阵亡后，剩下的17名越共特工群龙无首。他们试图冲入大使馆主楼，但被站在周边建筑顶部的美国宪兵压制。过了几分钟才再次组织起进攻，将所有美国外交人员逼到一幢不到30平方米的阁楼内。当时情况异常危急，就在大使准备焚烧密码本之际，几架UH-1D及时出现在使馆上空。它们鱼贯降落在狭小的楼顶平台上，在将全体外交人员从阁楼转移走的同时，还把运来的美国士兵送到楼内，开始围剿尚未肃清的越共。在UH-1D发射的机枪子弹掩护下，美军逐步压缩包围圈，最终将袭击者围困在院内一座小别墅里。直升机向别墅窗户里投掷大量催泪弹，试图把特工逼出来。这时，别墅二楼的窗口突然出现一个身影——美国驻越代表团高官雅各布森。原来他被越共堵在屋子里，而此时别墅一楼依然有越共在开火。有美国士兵从地面扔给雅各布森1把手枪和1个防毒面具让其自卫，随后美国兵冲入了别墅……最终，美军重新夺回使馆控制权，共有5名美国人丧生，17名越共被打死，还有两人被俘后移交给南越当局。就在大使馆遭到攻击之际，仅隔几条街的美军最高司令部也面临着越共的猛烈进攻。威斯特摩兰把司令部里所有文职人员都动员起来，整天操作打字机的人却拾起M16步枪向外射击。令人吃惊的是，这群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非战斗人员竟然用轻武器抵抗近40分钟，成功等到从新山起飞的“休伊”直升机到来。
如果说美军在西贡遭遇的越共游击队只是“短促突击”，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古城顺化所面对的则是武装到牙齿而且实力雄厚的北越正规军，那里的较量更为持久而血腥。战斗中，美军陆战队出动UH-1E直升机进行对地支援。当时“休伊”的机枪手与1名躲在天主教堂塔顶的北越狙击手展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名北越狙击手已完成6次成功狙杀，给美军士兵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更糟糕的是，这名狙击手隐藏得极深，地面炮兵无法对其定位。为此，美军不得不派出直升机从空中进行猎杀。由于狙击手很难瞄准快速移动的“休伊”直升机，因而几乎没有任何还击之力，而休伊舱门一侧的机枪手能在空中将狙击手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最终，这名倒霉的北越狙击手被M60机枪射杀。
总体来看，春节攻势期间，美军因对手有计划的突袭而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由于“休伊”的无处不在和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使河内几乎没有达到原有战略目的。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北越军遭受约3万余士兵阵亡、4万人负伤的惨重损失，而越共完全丧失组织营以上规模作战的能力。
刀口舔血
说到“休伊”直升机的战斗，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无论影视剧镜头还是战地记者的相机中，越战中的“休伊”机组人员的服饰非常独特——与传统固定翼机飞行员全套制服相比，“休伊”的飞行员更像是无一定之规的“加勒比海盗”。通常情况下，在20世纪中叶，美军各军种飞行员的制服都是一袭灰色芳纶连体装。但到了越南，“休伊”飞行员往往只是穿件背心甚至赤膊，然后再套一件防弹衣及工装裤。这是因为越南热带雨林地区极其潮湿的气候本令人难以忍受，而直升机发动机产生的热量更是让人苦不堪言。况且“休伊”经常在超低空执行任务，面对的主要威胁是越共高射机枪，又不能不穿上笨重的防弹衣。因此，在侵越美军高层的默许下，飞行员从舒适及操作便利的角度出发，往往是能少穿就少穿。此外，与其他地区的美军飞行员相比，越南战场上的直升机飞行员除了配备一把M1911式0.45口径（11.43毫米）自动手枪，还经常随身携带一支丹麦产麦德森冲锋枪或者瑞典造卡尔·古斯塔夫M50冲锋枪，以备在迫降时有足够的火力防身，为营救争取时间。 当然，美军着装不拘一格并不表示他们军纪松散。由于对手神出鬼没，他们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正如任何硬币都有两面，美国陆军发现直升机在低烈度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大加运用。但不容回避的是，直升机飞行高度低易受地面火力攻击，轻巧的机身其抗打击能力也非常有限。“休伊”机组在每次低空飞越丛林时都异常紧张，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会射出一梭子子弹。西德尼·里德尔是骑1师的“休伊”直升机的机枪手。在一次空中巡逻过程中，他所在的直升机遭到丛林里的冷枪袭击而失去动力，整个直升机划着弹道一般的轨迹径直撞到附近的山脊。机组中只有里德尔和副驾驶侥幸逃生。据统计，美军直升机在越战中最大的损失就来自地面轻武器射击。虽然“休伊”的许多部位能承受7.62毫米及12.7毫米口径枪弹的打击，但要是子弹穿过机舱，就会对集中在狭小区域内的成员造成致命伤害。而一旦流弹直接打穿驾驶舱正前方的挡风玻璃，飞行员很可能送命。
在这种情况下，被击中的“休伊”能否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就要靠运气了。肯尼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侦察营的UH-1E飞行员。在1969年1月2日的一次战斗结束后，地勤机械师发现他的座机全身共有247个单孔，但除1名机枪手受轻伤外，整个机组竟然安然无恙地返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休伊”机组都有肯尼这样的好运气的。1969年1月8日，来自美国陆军第172直升机攻击连的“休伊”机组在东安附近遭到地面火力突袭，直升机因尾桨受损而迫降。此时，飞行员已负伤并掉落在地面。在一片火箭弹的爆炸声中，机枪手加里·威泽尔拼死向企图抓俘虏的北越士兵射击，并成功救回飞行员。
战后，对他颁发奖章的颁奖词中是这样写道：“虽然直升机迫降时的巨大冲击令他失去左臂，虽然敌军密集的火力令其前胸及左腿多处受伤，但作为机组中唯一处在清醒状态的人员，威泽尔上士仍然蹒跚地移动到舱门的机枪战位，利用机载M60机枪打退敌军数次进攻。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他的机枪就是整个机组保命的依靠。更难能可贵的是，威泽尔还利用手里的机枪摧毁一处敌军的重机枪阵地，为前来支援的友军创造了条件。威泽尔上士所表现的出的精神，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永不磨灭的璀璨星光。”
到1969年底，曾在战争爆发初期一同被派往越南的H-13、H-23及H-34等直升机先后退出东南亚。在此后的战斗中，越南几乎成为“休伊”的舞台；而“休伊”也真正将越南战争变成“直升机战争”。
充满风险的医疗撤运
直升机被投入战场，其最初的作用就是用来运兵及撤运伤员。如上文所述，美军派到南越的首批“休伊”就是负责医疗撤运的。相对于实施火力压制的武装直升机来说，大部分美国飞行员更愿意执行伤员后送任务。毕竟与使用武器杀戮相比，救死扶伤显然是更为神圣的事情。仅1969年一年，“休伊”直升机就完成29114次医疗撤运任务，其中很大一部分任务是机组志愿完成的。
不得不说，在美国海外作战中，伤员能否及时救治一直是左右美军战死率的最大因素，也是最为美国国内反战和人权人士诟病的话题。但直升机的出现给这一把牢固的枷锁找到钥匙。二战期间，美国士兵战场伤员中有近29%最终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因为无法及时撤离战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特别是战场撤运手段多样化，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伤员最终死亡比例降至26%。不要小看这区区三个百分点，因为在战损统计中，伤员的数量几乎可以占到全部伤亡总数的85%以上。到越南战争期间，伤员最终阵亡比例更是降到19%，这一数据在当时看来已经够令人振奋了。
然而对于直升机这一“战场撤运之王”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体现在撤运数量上。越战期间，“休伊”总共向后方撤运伤员40万人次；而这一数据在朝鲜战争期间仅为17700人次。当然，撤运伤员的数量激增也导致战地医院救治成功率的下降，因为直升机总是在源源不断地将伤员送往医院，其中还包括大量重伤员（很多人在抵达医院后不久即身亡，理论上算作在战地医院阵亡）。但无论怎么说，死在医院总比在战场上痛苦而亡要强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越南战场上的“休伊”已经尽到它的义务。
执行医疗撤运任务虽然神圣，但也更加危险，因为“休伊”机组前往的区域一般都是已遭受敌军重创或正被围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医疗撤运的“休伊”往往成为越南人泄愤的标靶。但对“休伊”机组来说，只要能够救出伤员，这种冒险都是值得的。纳瓦索尔是美国陆军第82直升机医疗救护团第45连的“休伊”飞行员，1969年10月2日，正在建中地区执勤的纳瓦索尔接到南越军的求救电话，当时1个排的南越士兵在巡逻途中遭遇越共伏击，伤亡巨大。这个求救电话还没说完，电话线就被炮火打断了，南越通信兵甚至没来得及说明具体方位。无奈之下，纳瓦索尔不得不驾机在此前电话所述的大体位置上空反复盘旋搜寻。为了让南越士兵能够辨别出自己，直升机只能在低空盘旋，也因此遭到越共更为密集的火力伺候。最终，纳瓦索尔发现部分南越伤兵，开始强行迫降，但由于越共火力过猛，直升机在6次尝试未果后不得不回到空中，选择从侧翼再次强行降落。而此时南越士兵出于求生本能，也组织起火力拼命掩护直升机。就在大部分伤兵登机并起飞后，纳瓦索尔看到在战场上仍有1名南越伤兵在苦苦挣扎，他遂执意冒着被敌军击中的风险再次掉头营助。最终，这名伤兵被成功拖入机舱，恰恰在这一刻，休伊的尾桨被越共机枪打中，致使直升机在瞬间失控。幸运的是，纳瓦索尔迅速恢复对直升机的控制，并在枪林弹雨中成功撤退。据事后的总结显示，纳瓦索尔在此次医疗撤运行动中总共经历15次致命的风险，但却最终拯救19名南越士兵的命。
战争“越南化”
1969年8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外宣布，将逐渐从东南亚撤出地面部队，要把“大兵们带回家”，让“越南战争真正变成越南人自己的战争”。此后不久，美军官兵开始陆续撤出。到1972年6月，侵越美军数量剧减至6.9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非一线战斗人员。为维持南越当局统治，美军在撤离时将其手里的装备大多留下来。在这笔宝贵的财富里，“休伊”直升机无疑是最关键的。有了美军的“慷慨资助”，加上西贡自身增加军火订单，将在未来独自承受北越军和越共攻势的南越军决定将自己的UH-1系列直升机数量大幅增加到500架，编成16个中队。
时间再回到1970年，虽然迫于国内反战运动及自身国力衰减，尼克松政府已决定在东南亚进行战略收缩，但白宫不想轻易丢掉这块“反共阵地”，决心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后勤基地下手，令南越军有喘息的时间。1970年3月，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亲美的国防大臣朗诺废黜了在外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驱逐长期得到庇护的北越军和越共。紧接着，尼克松总统在一次电话讲话中宣布，将派遣“美国的勇士们”进入柬埔寨助战。尼克松的用意很明显：通过老挝“胡志明小道”渗透过来的北越军及大批军火物资，是南越战局始终得不到扭转的关键；而这些人员和物资都是先集中于柬埔寨，然后再转入南越的，因此在美国全面撤军前，彻底清除来自侧翼柬埔寨的威胁，将是美军的“战略绝唱”。
根据华盛顿的计划，美军将在干预柬埔寨的行动采取闪击战术。当年5月，在南越军的配合下，美军骑1师、第11装甲骑兵团、第25步兵师从三个方向突入柬埔寨，对集结有北越军大批物资的鹦鹉嘴地区实施围剿。在此过程中，美军“休伊”直升机起到重要的奇袭作用，北越军的抵抗异常虚弱。可是，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越很快填补了损失，而且柬国内的抵抗运动在颇具号召力的西哈努克亲王引领下越战越勇。美军在围剿行动仅开展几十天后便匆匆撤离，其支持的朗诺傀儡政权迅速变成“跛脚鸭”，并在1975年被推翻。
除了入侵柬埔寨，基于“釜底抽薪”的战略目的，1971年，美国军事顾问指挥7万南越军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发起类似的围剿，数以百计的“休伊”直升机对南越军提供空中支援。在这场代号“兰山-719”的作战中，120架UH-1H“休伊”直升机对溪山以西约25英里（45千米）的车邦进行密集火力覆盖，使南越地面部队在6小时内就以极低伤亡迅速占领该城。不过由于北越军反应很快，加之暗藏于西贡内部的特工掌握了南越军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兰山-719”行动最终以南越军大败亏输告终，之后南越军再无主动进攻的想法。
到1972年1月，美国基本完成从越南全面撤军计划，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的“休伊”直升机大都撤回，只剩下美国空军第20特种任务中队的少量“休伊”。它们在越南的最后任务就是在“17度线”边境地带观察北越军动向。因为白宫很清楚，一旦美军撤离后，河内会有“大动作”。不出所料，1972年4月，也就是美国全面撤军三个月后，北越出动10万大军，发起旨在推翻南越政权的“阮文惠”攻势。此时得到苏联武装的北越步兵师已全部装备肩扛式发射的“箭-2” 单兵防空导弹。它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是步兵打飞机的有力武器。在此后的数年中，若干架“休伊”被该导弹击落，甚至有的飞行员尚未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就糊里糊涂地葬身火海中。当然，这个时候所有被击落的“休伊”都是由南越军驾驶的。
许多年以后，当军事专家们再次回顾1972～1975年越南战争时，都会产生一个共识，即美军错误地高估南越军的实力。当时南越军的飞行人才严重短缺，更糟糕的是，西贡在地勤保障方面也非常薄弱，缺少有经验的直升机维护技师及武器专家。1972年美军撤离时，西贡方面虽然快速达到装备500架“休伊”直升机的目标。但据档案记载，到1973年底，南越军真正能投入实战的直升机仅存91架，其中多数是最新的UH-1H。此外，南越的指挥官并没有真正领会直升机战术的精髓所在，在多数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选择雪藏“休伊”而不是出击，导致功亏一篑。另外，由于南越官兵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加上西贡高官们没有在决战时刻将“休伊”作为战略预备队投入的勇气和魄力，导致“休伊”在越战后期的表现逐渐萎靡。当然，在此期间，“休伊”直升机也并非一无是处。1972年5月14日，在昆嵩战役期间，南越军的3架UH-1B直升机凭借最新装备的“陶”式反坦克导弹，成功击毁北越军的两辆PT-76水陆两栖坦克。这也是南越飞行员首次成功击毁地面装甲目标。
跑路的工具
1973年1月27日，美国、南越与北越、越共四方在巴黎签署正式的停战协议。同年8月15日，美国也完成从柬埔寨的撤军，此后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逐渐从东南亚消失。当时很多人认为，获得大量美国先进装备的南越政权不说打败北越，至少自保应该没问题。可是腐朽没落的西贡统治集团更加热衷内斗，甚至把打仗当作向美国敲诈援助的工具，令局势更加不可收拾。出于对南越当局痞子本性的反感，1974？1975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法案，禁止美国继续向西贡提供最新武器装备。当时贝尔公司已研制出最新双发的“休伊”直升机，并开始为美军换装，但南越军却只能继续使用老旧的UH-1B、UH-1C等单发直升机。更糟糕的是，随着双发“休伊”的逐渐普及，贝尔公司已不再生产老款“休伊”的关键配件。缺乏备件的“休伊”完好率大减，也意味着西贡政权的灭亡已进入倒计时。
1975年，河内在经过充分的战前准备后，向南越发起决定性的“解放战役”。这一次，西贡方面真的是“孤军奋战”。其实，对于河内的这次攻势，就连西贡政权本身都明白任何抵抗都已经毫无意义。因此，如何能够尽快逃走，如何尽可能多地带上黄金等值钱的东西，才是西贡高官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正是基于此，先进的“休伊”反倒成为西贡高官们跑路的最佳工具。在南越大崩溃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马吕斯·伯克就亲身参与过动用“休伊”直升机将美国和南越军官带离的行动，这几乎可视为该机在越南战场上的“绝唱”。
伯克早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行员，退役后加入中情局下属的美国航空公司，继续飞直升机。1973年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撤离南越后，转而以“军事顾问”和“民间和平队”的方式残留大批人员，配合南越抵抗北越军和越共的进攻。1972？1974年，伯克所在的美国航空租赁公司承担了为南越军运兵、输送给养等诸多任务，伯克本人也因在战区工作获得丰厚的报酬。1974年3月，伯克被调到岘港基地工作，美国航空租赁公司在那里停放了4架直升机，其中3架贝尔-204B（UH-1民用版本）为南越军服务，另1架UH-1H则供国际管制委员会（ICCS）使用。该机构是按照《巴黎协定》成立，由代表北越利益的波兰和匈牙利人士及代表南越利益的印尼和伊朗人士组成，使命是监督南北越“停火”。除了执行中情局和南越军的任务外，伯克和同伴们还经常负责驾机运送ICCS代表去北越。但这项任务非常危险，1973年就有两架涂有ICCS标志的“休伊”被北越军击落。
1975年初，南越的日子便益发难过了。得到苏联援助的北越军实力大增，再加上美军无力再干预越南战局，决定性的时刻即将到来。3月17日，北越军开始向南越军防守最弱的顺化和广治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伯克本来奉命驾驶UH-1H直升机送ICCS的一位印尼代表去广治，调查“谁违反了停火”，可是印尼代表说空中太危险，坚持从陆路前往。人还没离开岘港，就有消息说北越坦克已杀到顺化，城里还落到不少炮弹。3月19日晚19时，惊魂未定的伯克接到中情局东亚处负责人罗伊·刘易斯打来的电话，他说顺化可能失守，要求伯克立刻去接回那里的美国人。伯克驾机很快到达顺化，把中情局的人接回岘港。令伯克哭笑不得的是，这帮人落地后却发现机密文件还留在顺化，一旦落入北越军之手将不堪设想，于是伯克又不得不飞回顺化。23日清晨，伯克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到三歧陷落的消息，“天哪，那可是岘港的门户，这意味着北越军随时都能打过来”。根据中情局的安排，伯克和迈克·布雷斯韦特驾机前往广义，撤离那里的美国军事顾问；而他们的同伴伊兹则用直升机将两名爆破专家送往顺化，以便炸毁那里的“美国之音”电台发射塔，防止被北越军利用。据说，那些爆破专家发现发射塔里还有一些菲律宾籍通信人员，于是伊兹将这些菲律宾人去了香水河南边的沙滩，由完成撤离任务的伯克机组把他们接走。3月25日，伯克接到ICCS一名波兰代表的电话，要他下午安排直升机送他去已落入北越军之手中的顺化。ICCS的航空业务完全由印尼代表负责，但他正忙着撤离这个该死地方，哪有功夫替波兰人安排飞机。波兰人私下向提出愿付高额报酬，请伯克用直升机送他去顺化。过去视钱如命的伯克这一回把安全看得更重，一口回绝了波兰人的要求。
3月26日黎明，南越战局进一步恶化。大批南越溃兵从顺化和广治涌入岘港，其中有多名是南越高级将领。此刻，伯克意识到南越的失败就在今后几天，必须趁北越军还没打过来赶紧逃走。此时，留在岘港的4架美国航空公司直升机只剩下4名驾驶员。由于原先为每架直升机配备的南越机械师全都逃走了，伯克只好委托滞留当地的菲律宾技师代劳，并向他们保证会将其带离这片是非之地。除了人员保障难以为继，直升机的燃料供应也出了问题。由于壳牌石油公司在岘港的油库遭到北越军火箭弹的袭击，航空汽油被烧掉大半，伯克等人几经筹措，也只找到两桶汽油，根本不够所有直升机飞往南部安全地带。经过中情局和美国驻岘港总领事阿尔·弗朗西斯多番努力，驻岘港的南越空军同意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自己的加油站里补充燃料。
正当伯克等人积极准备的时候，3月27日中午，中情局东亚处长罗伯特·格雷利突然带着30多名雇员及其家属从顺化逃到岘港，要求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撤离。可是作为这些直升机的第一雇主，ICCS的印尼代表拒绝为中情局的人“开后门”，并扬言“就是天塌下来，这些直升机也得听ICCS的差遣”。无奈之下，格雷利央求身为同胞的伯克等人“拉一把”，要是中情局的人真落到北越军手中，那将成为河内梦寐以求的“反美宣传证据”。经过一番密谋，当晚23时左右，伯克和他的同伴躲开ICCS的监视，带着格雷利一行搭上4架直升机强行起飞。经过漫长的飞行，他们终于到达还算安全的南越空军基地芽庄。
可是，伯克的冒险并没有结束。当他刚把人平安送达目的地后，美国航空公司却要求他尽快驾机返回岘港，把仍滞留在那里的总领事弗朗西斯科和南越第一军区司令吴光祥中将（美国中情局的秘密线人）救出来。当他又回到岘港基地时，那里已经和废墟没有两样，过去趾高气扬的ICCS代表们早已逃之夭夭，到处都是南越军丢弃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北越军向机场发射的火箭弹密如飞蝗，伯克驾机异常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被流弹击中。
万幸的是，伯克终于把狼狈不堪的弗朗西斯科和吴光祥拽上直升机，可是直升机却很难起飞，因为大批南越溃兵和难民都要求登机。他们把金条扔进机舱，并用不标准的英语高喊：“带上我！带上我！”一些南越士兵甚至持枪扫射直升机，要求伯克带上他们，否则谁也不别走。这时候，肩上扛着两颗将星的吴光祥早已丧失了指挥官的威仪，他哀求士兵放一马，但当兵的根本不答应。眼见北越军快要杀过来，伯克急中生智，让吴光祥告诉溃兵和难民，谁能攀住直升机的起落架，就把谁带走。于是，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当伯克驾驶的UH-1直升机艰难地爬升起来后，机舱两舷的起落架上居然攀爬着6名南越士兵，他们成为最后逃离岘港的人。伯克的“拯救之旅”到4月30日宣告结束。在撤退行动中，他共驾驶直升机完成47架次飞行，将600多名美国人和南越官员家属送出越南。也就在4月30日，北越军将红旗和胡志明的画像送入西贡的“独立宫”，存在了21年的南越政权宣告覆灭。
无法消受
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美国陆军总共在东南亚损失2590架“休伊”直升机，海军陆战队损失101架，空军损失19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中，大部分是发生在美军从越南撤走之后，也就是说，很多“休伊”直升机并没有“战死沙场”，而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维护“过早夭折”，甚至是被北越军俘获。随着西贡的陷落，除100余架“休伊”直升机被运往关岛以外，大部分留在越南的“休伊”都结束了其最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不管怎么说，“休伊”在越南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以及杰出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虽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前瞻眼光的人——代表人物就是豪兹——意识到直升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直升机对改变战局方面具有颠覆性的作用。顺便提一下，1975年实现国家统一后，河内把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对南越当局丢下的大笔军事遗产进行处理。其中，数百架缴获的“休伊”直升机让越南国防部感到彷徨。经过无数次的残酷较量，越南人很清楚“休伊”在战场上的价值所在，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配件以及技术支持，这批直升机却很难为其效劳。有一份报道显示，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坐拥数百架直升机战利品的越军仅仅在1978年入侵柬埔寨和1979年“北方战略”（即中国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进行了区区56架次的飞行。望着这批“无价之宝”，越南人最终的选择竟然是封存和把零件转卖给伊朗。后者因遭美国制裁，正满世界地求购美制武器零件，以应对与伊拉克的血腥而漫长的战争。
编辑：亦翔
1963年1月，随着7000名美国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共和国”（南越），美国一脚踩进“战争泥潭”，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休伊”直升机将扮演关键作用。可是随着战争扩大，只要有美军的地方，必定少不了“休伊”旋翼发出的轰鸣声。而“休伊”直升机的照片也成为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首页插图的最佳主角。1969～1970年越战最激烈的年份里，“休伊”参战数量也达到顶峰——当时美军在东南亚总共投入4000余架直升机，其中三分之二是“休伊”。据统计，“休伊”系列直升机总共出动3614.5万架次，几乎相当于美军固定翼机在越南战场执行任务次数总和的1.7倍，是美军最不可或缺的空中力量，堪称“战地劳模”。如今总结起来，“休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兵力快速投送，二是空中火力压制，三是医疗撤运。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当属医疗撤运。越战期间，美军直升机总共撤运官兵3.9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伤员，而这中间又有90%是“休伊”完成的。不得不说，这一数据即便在今天也是空前的。
如上文所述，美军派往南越的第一架“休伊”来自陆军第57直升机医疗团，该团早在1962年4月就进入危机四伏的丛林，为南越军队提供战地医疗。到1962年10月，首架携带2.75英寸（70毫米）火箭弹及机枪的武装型“休伊”开始在南越执行警戒巡逻任务，令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支持的越共毫无还手之力。在之后的半年里，当时还被叫“HU-1”的“休伊”在出勤过程中仅有1架因机械故障坠毁，表现出良好的可靠性。正是基于“休伊”的良好表现，从1963年夏季开始，美军逐渐将越南战场上的直升机全面更换为“休伊”系列。有趣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折磨后，越共才逐渐意识到“休伊”不是美军偶尔使用的“神秘武器”，而是今后作战中会经常遇到的强大对手，直到这个时候，越共才在其作战教材中专门辟出一章介绍如何击落这个“空中怪物”。
当“休伊”崭露头角之际，美国陆军也在豪兹等创新型将领的推动下，进一步完善空中机动作战理论。根据该战术，“休伊”在出击时采用编队行动，即一架长机担负主要任务，配备两架以上的僚机担负空中观察及火力压制。一旦锁定目标，僚机迅速利用自身携带的火箭弹和机枪实施多轮高强度、高速度火力压制，而轻装配备的长机则视敌情向指定着陆点实施兵力投送或医疗撤运。随着战场形势变化，从越战中期开始，每个编队中负责火力压制的“休伊”数量进一步增多，其中有的直升机开始携带烟幕弹并向指定着陆点四周投放，目的是为空中盘旋的直升机提供掩护，干扰越军伏兵的视线，降低火箭筒或单兵肩扛式地空导弹对低空盘旋的直升机的威胁。在兵力投送完成后，负责运输任务的“休伊”将迅速撤离，而负责火力压制的“休伊”则必须配合地面部队进一步开辟战场。这一战术在越战期间被美军广泛应用，此后几乎成为美国游骑兵部队的基本作战样式。短短几分钟内，美军直升机编队就可向指定区域（甚至敌方心脏地区）投送近一个营的兵力。更重要的是，与传统机械化兵力投送不同，使用直升机能够克服地面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其超强机动性在越战全程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休伊”还在越南第一次开始担负空地协同指挥任务，该任务在侵越美军中被称为“战鹰巡航”。执行任务期间，来自美军及南越军的指挥官和联络官会搭乘同一架“休伊”升空，根据收集到的战场情报联合对地面部队下达动态指令。到1964年11月，几乎每个参加越战的美军步兵连都配备一架专门担负“战鹰巡航”任务的直升机。
从1965年初开始，升级版UH-1C“休伊”直升机开始批量投入战斗。与上一代UH-1B相比，UH-1C的油箱更大，动力更强，可装载的武器系统更多。与此同时，美军地面部队也陆续进入南越，到1965年底，美军投入到越的兵力比两年前增加10倍，达到18.1万人，当时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曾将越南战争命名为“直升机战争”，此后的经历证明这一称谓真是名副其实。
空中骑兵
1965年7月1日，美国陆军第1空中骑兵师（简称“骑1师”）抵达南越，并在安科地区驻扎。骑1师到达之初，并未引起外界太多注意，因为他们全部通过“休伊”空运，越共的眼线没有察觉到如此大规模的陆军正在天上进行战略转移。况且骑1师抵越的最初一个月处于休整和适应状态，没有与越共乃至从“胡志明小道”渗透过来的北越正规军有过正面接触（只有该师第9团第1营的“休伊”为全师提供警戒巡逻保障），因此对手尚不清楚其底细。据档案显示，骑1师带到南越的直升机多达400余架，除了骨干的“休伊”系列外，还有少量贝尔公司生产的OH-13观察直升机，而“休伊”机群中又以UH-1B和UH-1C为主，其中UH-1B主要担负兵力投送及医疗撤运，UH-1C则担负火力压制。当时，越南的安科可谓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直升机集结地，最多时曾同时停放450架“休伊”。1名美国军官曾在家信中将安科的直升机停放点戏称为“蝗虫窝”。
说起骑1师，稍微对美国军事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如雷贯耳，但当时外界并不看好这支成建制登陆越南的美国陆军部队。尽管它有着丰富的历史沉淀，但事实上该师刚刚经过整编，多数士兵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没有任何实战与海外驻防经验，在美国国内更多是被当作仪仗队或卫戍部队使用。许多人到骑1师服役时都没想过会被派到海外，何况是个此前根本没听说的东南亚国家。因而，五角大楼对使用骑1师作战持观望的态度，而且有情报显示战斗力更强大的北越军正迅速取代越共，成为侵越美军的主要对手。这些战士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抵抗法国入侵者的解放战争，无论在作战经验、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战场熟悉程度上都比骑1师更具优势。骑1师的指挥官却坚信自己有足够的把握来粉碎对手，这种信心就来自于“休伊”直升机。相比之下，北越军和越共的机动几乎完全依靠步兵的双脚。更重要的是，经过前期战场模拟及反复实兵演习，骑1师基本熟练掌握垂直机降战术，这不仅使骑1师官兵能够跨越地形障碍，还在战术上更加灵活，战场潜力更加深厚。
1965年底，骑1师终于和北越正规军正面相撞了，而地点就在战略要地德浪河谷。1965年11月14日（星期天）早上10时48分，骑1师第7骑兵团第1营营长穆哈尔·摩尔中校率450名士兵搭乘“休伊”直升机向素有“死亡之谷”之称的德浪河谷发起垂直机降攻击。情报显示那里有一个北越军先锋营活动，可是摩尔没想到的是，等待自己的其实是2000人的北越军整编第66团。他们参加过1954年法越奠边府战役，是北越军的王牌之一。在第1营刚降落不久，摩尔便发现自己的左翼和正前方出现大量北越士兵。且与此前遇到的越共不同，这些敌人着装相对整齐，火力明显更强，且配备迫击炮及轻型装甲车，他意识到自己撞上了超乎想象的对手。摩尔事后回忆：“这些越南士兵保持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精神，在强大的直升机火力压制下，竟然奋不顾身地完成对我们的包围，我的眼前只有火箭弹爆炸掀起的尘土和北越士兵头上的草帽，其他什么都没有。”事实上，摩尔不知道北越军高层得知美军敢于向自己的纵深空降一个营后，便向北越第66团下达死命令，务求全歼这支孤立的美军，取得类似奠边府的重大战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越军参战人数达到空前的密度（有消息称为1.7万人），试图利用擅长的“围点打援”战术将美军第1营困死在德浪河谷。但是北越军忽视了美军的垂直机动能力，他们惊讶地发现美军敢在层层包围之下向孤立部队持续输送弹药给养，并将援军投放到北越军的侧翼，牵制其攻势。经过近三天的战斗，蒙受1037人阵亡损失的北越军主动撤围，其中倒在“休伊”火网下的占了大多数，而美军只阵亡了234人。据一名参战的北越军官回忆：“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美军（直升机）战术所羞辱。”
德浪河谷战役期间，美军参战的机型主要是UH-1C的加强版，在武器配备上，加装一部40毫米榴弹发射器，并可搭载M21自动武器系统，可全自动控制7.62毫米机枪及XM158火箭弹发射器。更让越南人崩溃的是，“休伊”的巡航稳定性不错，足以使机组成员从两侧舱门操作M60机枪进行扫射。对德浪河谷战役的评价，尽管美军承认至少没有取得全胜，因为除骑1师第1营被包围外，骑1师的增援部队也遭遇顽强阻击，所有参战部队被分割成好几段。但这次战役却是“休伊”的成名之战，虽然美军被人数七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分割，但没有给河内方面留出任何成建制全歼美军营级部队的机会，其中“休伊”的作用无可取代。
2001年7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白宫举行的越战纪念仪式上，还为参加此次战役的“休伊”直升机飞行员艾德·W·弗里曼上尉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颁奖词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战斗：“艾德·W·弗里曼上尉，美国陆军卓越的直升机飞行员，在1965年11月14日服役于美国骑1师第229直升机营A连期间，凭借无私的使命以及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为美利坚合众国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作为一名直升机编队指挥官，弗里曼上尉在惨烈的德浪河谷战役期间指挥16架直升机为被敌军包围的美国士兵送去福音。当时，被北越士兵围困的美国人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并在此前几天内遭受重创。面临汹涌而至的敌方人海，美国士兵已经近乎绝望。就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正是以弗里曼上尉为首的直升机飞行员们。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威胁下，弗里曼上尉冒险驾驶直升机数次往返战区，为被围美军送去急需的弹药、饮用水和药品。他的壮举，不仅体现在对被围美军的物资补给上，更重要的是为士兵们继续活下来鼓足勇气！如果没有他，相信在座的某些人早已在30多年前命丧黄泉。”
“如果我们可以在关键的时刻看到无比珍贵的品质，这是我们此生的荣幸。在某些医疗撤运直升机拒绝冒着敌人密集火力降落到指定区域的时候，弗里曼上尉驾驶自己的座机先后14次执行本不该属于他的任务，从魔鬼的身边抢救了大约30名重伤员的生命。更难能可贵的是，弗里曼上尉每次降落的地点都距离敌军不到200米的距离，最近的甚至只有70米！弗里曼上尉这种无私的行为，已经超越职责所在，而是神圣的精神和伟大的领导能力体现。弗里曼上尉的英雄主义事迹，将被全体美国人民所铭记，也将持续照耀着他本人、他服役的团体以及整个美国陆军！”
到1965年底，越战局势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随着北越向南越战场输送的部队和装备快速增加，美军也继续加大对战场的投入，“休伊”的数量也与日俱增。1964年，南越前线只有250架“休伊”；到了1966年，这一数量就激增到1800架。越战初期，战场上的“休伊”主要为UH-1B/C/D三种型号。1965年前后，美国陆军开始将UH-1H投入到越南，它不仅动力更强劲，且旋翼直径更大，机舱更为宽阔，可容纳两名飞行员、一个机枪操作小组以及14名士兵。在此后的越南战争中，UH-1H逐渐成为主力，而今天主流的越战电影中，出现最多的也正是UH-1H。
与此同时，鉴于“休伊”的良好口碑，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也开始加大该机的换装力度。虽然在海军陆战队中，担负运兵任务的主要是CH-46“海上骑士”直升机，但在陆战队的强烈要求下，五角大楼也开始为其配备UH-1E直升机。该机是陆军UH-1C的一个变种，可搭载一挺TAT-101双管0.303口径（7.62毫米）机枪。最早列装UH-1E“休伊”的陆战队单位是第2陆战队侦察营（VMO-2）。虽然他们的“休伊”没陆军的版本好，但对作战区域相对狭小的海军陆战队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越南战场使用“休伊的不仅仅只有美军。南越陆军在1969年年中也获得大批UH-1H，以取代活塞动力的H-34直升机，并在当年底装备3个营。此外，澳大利亚及韩国陆军赴越参战部队也相继得到了一批UH-1H。 1968春节攻势
20世纪60年代末，美军投入越南地面战场的兵力达到顶峰——536100人（1969年初的数据），而“休伊”也变成东南亚雨林上空最常见的人造飞行物。1968年初，北越在农历新年期间发动名为“春节总奋起”的攻势，超过8万北越军和越共对南越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发起进攻。在河内看来，南越民众会被高涨的革命形势所感染，揭竿而起，配合自己推翻南越政权。然而南越方面没有出现河内预期的大暴动，倒是在美军和南越军压倒性武力的反扑下，北越军和越共的大部分攻势在最初数小时内被击溃。
整个春节攻势期间，“休伊”表现最突出的地方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和顺化，它们几乎出现在所有响起枪声的场合。1968年1月30日上午10时，离北越军和越共发动全面攻势还有20余个小时，侵越美军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接到情报系统关于“敌人马上进攻”的紧急预警。他迅速给各地的美军发出战备命令，特别要求驻西贡援越美军总部地区司令部（HAC）和驻新山基地的第120直升机攻击连的“休伊”机群随时增援遭遇危险的地点。果然，1月31日凌晨，在夜色的掩护下，数以万计的北越军和越共全线出动。其中19名身着黑衣、来自最精锐的C-10特工营的越共敢死队员分乘1辆雷诺卡车和1辆出租车向位于西贡首都军事区的美国驻南越大使馆进发。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攻击这座象征着“美国在越南土地上耀武扬威”并被鼓吹为“牢不可破”的建筑。顺便说一句，这些携带着AK47突击步枪、RPG-2火箭筒等武器的特工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西贡人。他们对西贡街道的布局一清二楚，尽管没有事先演练进攻，照样能见机行事。这些越共没有任何撤退计划，上级也没提及是否会有援军，他们只是获得高层承诺：“这次行动的生还者将立刻被提拔。”
美国驻南越大使馆是一座3个月前刚刚竣工、有6层楼的堡垒式建筑。南越当局在这座耗资260万美元建起的新大楼周围布下不少警察，可是当19名杀气腾腾的越共冲到使馆外的警戒线时，站岗的4名南越警察居然不敢吭声，一枪都没放就掉头四散奔逃。凌晨2时45分，越共的汽车抵达使馆正门，车一停下，袭击者从车内涌出，抄起AK47就朝在门口站岗的两名美军宪兵——隶属于美国陆军第716警卫宪兵营的丹尼尔（23岁）和塞巴斯特（20岁的）扫射。两人立刻撤入使馆院内，并关上厚重的钢制大门。2时47分，美军宪兵通过用无线电向HAC呼叫快速反应分遣队（QRF）支援。与此同时，钢门没能阻挡越共的前进步伐，他们用C4炸药在庭院围墙上炸开一个直径0.3米宽的口子，越共特工队长和副队长率先冲入。把守大门的丹尼尔和赛巴斯特见此立刻向总部呼叫：“他们冲进来啦！快来救我们！”随后，这两人与越共正副队长近距离互射，最终同归于尽。
在指挥人员阵亡后，剩下的17名越共特工群龙无首。他们试图冲入大使馆主楼，但被站在周边建筑顶部的美国宪兵压制。过了几分钟才再次组织起进攻，将所有美国外交人员逼到一幢不到30平方米的阁楼内。当时情况异常危急，就在大使准备焚烧密码本之际，几架UH-1D及时出现在使馆上空。它们鱼贯降落在狭小的楼顶平台上，在将全体外交人员从阁楼转移走的同时，还把运来的美国士兵送到楼内，开始围剿尚未肃清的越共。在UH-1D发射的机枪子弹掩护下，美军逐步压缩包围圈，最终将袭击者围困在院内一座小别墅里。直升机向别墅窗户里投掷大量催泪弹，试图把特工逼出来。这时，别墅二楼的窗口突然出现一个身影——美国驻越代表团高官雅各布森。原来他被越共堵在屋子里，而此时别墅一楼依然有越共在开火。有美国士兵从地面扔给雅各布森1把手枪和1个防毒面具让其自卫，随后美国兵冲入了别墅……最终，美军重新夺回使馆控制权，共有5名美国人丧生，17名越共被打死，还有两人被俘后移交给南越当局。就在大使馆遭到攻击之际，仅隔几条街的美军最高司令部也面临着越共的猛烈进攻。威斯特摩兰把司令部里所有文职人员都动员起来，整天操作打字机的人却拾起M16步枪向外射击。令人吃惊的是，这群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非战斗人员竟然用轻武器抵抗近40分钟，成功等到从新山起飞的“休伊”直升机到来。
如果说美军在西贡遭遇的越共游击队只是“短促突击”，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古城顺化所面对的则是武装到牙齿而且实力雄厚的北越正规军，那里的较量更为持久而血腥。战斗中，美军陆战队出动UH-1E直升机进行对地支援。当时“休伊”的机枪手与1名躲在天主教堂塔顶的北越狙击手展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名北越狙击手已完成6次成功狙杀，给美军士兵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更糟糕的是，这名狙击手隐藏得极深，地面炮兵无法对其定位。为此，美军不得不派出直升机从空中进行猎杀。由于狙击手很难瞄准快速移动的“休伊”直升机，因而几乎没有任何还击之力，而休伊舱门一侧的机枪手能在空中将狙击手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最终，这名倒霉的北越狙击手被M60机枪射杀。
总体来看，春节攻势期间，美军因对手有计划的突袭而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由于“休伊”的无处不在和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使河内几乎没有达到原有战略目的。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北越军遭受约3万余士兵阵亡、4万人负伤的惨重损失，而越共完全丧失组织营以上规模作战的能力。
刀口舔血
说到“休伊”直升机的战斗，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无论影视剧镜头还是战地记者的相机中，越战中的“休伊”机组人员的服饰非常独特——与传统固定翼机飞行员全套制服相比，“休伊”的飞行员更像是无一定之规的“加勒比海盗”。通常情况下，在20世纪中叶，美军各军种飞行员的制服都是一袭灰色芳纶连体装。但到了越南，“休伊”飞行员往往只是穿件背心甚至赤膊，然后再套一件防弹衣及工装裤。这是因为越南热带雨林地区极其潮湿的气候本令人难以忍受，而直升机发动机产生的热量更是让人苦不堪言。况且“休伊”经常在超低空执行任务，面对的主要威胁是越共高射机枪，又不能不穿上笨重的防弹衣。因此，在侵越美军高层的默许下，飞行员从舒适及操作便利的角度出发，往往是能少穿就少穿。此外，与其他地区的美军飞行员相比，越南战场上的直升机飞行员除了配备一把M1911式0.45口径（11.43毫米）自动手枪，还经常随身携带一支丹麦产麦德森冲锋枪或者瑞典造卡尔·古斯塔夫M50冲锋枪，以备在迫降时有足够的火力防身，为营救争取时间。 当然，美军着装不拘一格并不表示他们军纪松散。由于对手神出鬼没，他们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正如任何硬币都有两面，美国陆军发现直升机在低烈度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大加运用。但不容回避的是，直升机飞行高度低易受地面火力攻击，轻巧的机身其抗打击能力也非常有限。“休伊”机组在每次低空飞越丛林时都异常紧张，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会射出一梭子子弹。西德尼·里德尔是骑1师的“休伊”直升机的机枪手。在一次空中巡逻过程中，他所在的直升机遭到丛林里的冷枪袭击而失去动力，整个直升机划着弹道一般的轨迹径直撞到附近的山脊。机组中只有里德尔和副驾驶侥幸逃生。据统计，美军直升机在越战中最大的损失就来自地面轻武器射击。虽然“休伊”的许多部位能承受7.62毫米及12.7毫米口径枪弹的打击，但要是子弹穿过机舱，就会对集中在狭小区域内的成员造成致命伤害。而一旦流弹直接打穿驾驶舱正前方的挡风玻璃，飞行员很可能送命。
在这种情况下，被击中的“休伊”能否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就要靠运气了。肯尼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侦察营的UH-1E飞行员。在1969年1月2日的一次战斗结束后，地勤机械师发现他的座机全身共有247个单孔，但除1名机枪手受轻伤外，整个机组竟然安然无恙地返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休伊”机组都有肯尼这样的好运气的。1969年1月8日，来自美国陆军第172直升机攻击连的“休伊”机组在东安附近遭到地面火力突袭，直升机因尾桨受损而迫降。此时，飞行员已负伤并掉落在地面。在一片火箭弹的爆炸声中，机枪手加里·威泽尔拼死向企图抓俘虏的北越士兵射击，并成功救回飞行员。
战后，对他颁发奖章的颁奖词中是这样写道：“虽然直升机迫降时的巨大冲击令他失去左臂，虽然敌军密集的火力令其前胸及左腿多处受伤，但作为机组中唯一处在清醒状态的人员，威泽尔上士仍然蹒跚地移动到舱门的机枪战位，利用机载M60机枪打退敌军数次进攻。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他的机枪就是整个机组保命的依靠。更难能可贵的是，威泽尔还利用手里的机枪摧毁一处敌军的重机枪阵地，为前来支援的友军创造了条件。威泽尔上士所表现的出的精神，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永不磨灭的璀璨星光。”
到1969年底，曾在战争爆发初期一同被派往越南的H-13、H-23及H-34等直升机先后退出东南亚。在此后的战斗中，越南几乎成为“休伊”的舞台；而“休伊”也真正将越南战争变成“直升机战争”。
充满风险的医疗撤运
直升机被投入战场，其最初的作用就是用来运兵及撤运伤员。如上文所述，美军派到南越的首批“休伊”就是负责医疗撤运的。相对于实施火力压制的武装直升机来说，大部分美国飞行员更愿意执行伤员后送任务。毕竟与使用武器杀戮相比，救死扶伤显然是更为神圣的事情。仅1969年一年，“休伊”直升机就完成29114次医疗撤运任务，其中很大一部分任务是机组志愿完成的。
不得不说，在美国海外作战中，伤员能否及时救治一直是左右美军战死率的最大因素，也是最为美国国内反战和人权人士诟病的话题。但直升机的出现给这一把牢固的枷锁找到钥匙。二战期间，美国士兵战场伤员中有近29%最终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因为无法及时撤离战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特别是战场撤运手段多样化，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伤员最终死亡比例降至26%。不要小看这区区三个百分点，因为在战损统计中，伤员的数量几乎可以占到全部伤亡总数的85%以上。到越南战争期间，伤员最终阵亡比例更是降到19%，这一数据在当时看来已经够令人振奋了。
然而对于直升机这一“战场撤运之王”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体现在撤运数量上。越战期间，“休伊”总共向后方撤运伤员40万人次；而这一数据在朝鲜战争期间仅为17700人次。当然，撤运伤员的数量激增也导致战地医院救治成功率的下降，因为直升机总是在源源不断地将伤员送往医院，其中还包括大量重伤员（很多人在抵达医院后不久即身亡，理论上算作在战地医院阵亡）。但无论怎么说，死在医院总比在战场上痛苦而亡要强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越南战场上的“休伊”已经尽到它的义务。
执行医疗撤运任务虽然神圣，但也更加危险，因为“休伊”机组前往的区域一般都是已遭受敌军重创或正被围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医疗撤运的“休伊”往往成为越南人泄愤的标靶。但对“休伊”机组来说，只要能够救出伤员，这种冒险都是值得的。纳瓦索尔是美国陆军第82直升机医疗救护团第45连的“休伊”飞行员，1969年10月2日，正在建中地区执勤的纳瓦索尔接到南越军的求救电话，当时1个排的南越士兵在巡逻途中遭遇越共伏击，伤亡巨大。这个求救电话还没说完，电话线就被炮火打断了，南越通信兵甚至没来得及说明具体方位。无奈之下，纳瓦索尔不得不驾机在此前电话所述的大体位置上空反复盘旋搜寻。为了让南越士兵能够辨别出自己，直升机只能在低空盘旋，也因此遭到越共更为密集的火力伺候。最终，纳瓦索尔发现部分南越伤兵，开始强行迫降，但由于越共火力过猛，直升机在6次尝试未果后不得不回到空中，选择从侧翼再次强行降落。而此时南越士兵出于求生本能，也组织起火力拼命掩护直升机。就在大部分伤兵登机并起飞后，纳瓦索尔看到在战场上仍有1名南越伤兵在苦苦挣扎，他遂执意冒着被敌军击中的风险再次掉头营助。最终，这名伤兵被成功拖入机舱，恰恰在这一刻，休伊的尾桨被越共机枪打中，致使直升机在瞬间失控。幸运的是，纳瓦索尔迅速恢复对直升机的控制，并在枪林弹雨中成功撤退。据事后的总结显示，纳瓦索尔在此次医疗撤运行动中总共经历15次致命的风险，但却最终拯救19名南越士兵的命。
战争“越南化”
1969年8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外宣布，将逐渐从东南亚撤出地面部队，要把“大兵们带回家”，让“越南战争真正变成越南人自己的战争”。此后不久，美军官兵开始陆续撤出。到1972年6月，侵越美军数量剧减至6.9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非一线战斗人员。为维持南越当局统治，美军在撤离时将其手里的装备大多留下来。在这笔宝贵的财富里，“休伊”直升机无疑是最关键的。有了美军的“慷慨资助”，加上西贡自身增加军火订单，将在未来独自承受北越军和越共攻势的南越军决定将自己的UH-1系列直升机数量大幅增加到500架，编成16个中队。
时间再回到1970年，虽然迫于国内反战运动及自身国力衰减，尼克松政府已决定在东南亚进行战略收缩，但白宫不想轻易丢掉这块“反共阵地”，决心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后勤基地下手，令南越军有喘息的时间。1970年3月，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亲美的国防大臣朗诺废黜了在外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驱逐长期得到庇护的北越军和越共。紧接着，尼克松总统在一次电话讲话中宣布，将派遣“美国的勇士们”进入柬埔寨助战。尼克松的用意很明显：通过老挝“胡志明小道”渗透过来的北越军及大批军火物资，是南越战局始终得不到扭转的关键；而这些人员和物资都是先集中于柬埔寨，然后再转入南越的，因此在美国全面撤军前，彻底清除来自侧翼柬埔寨的威胁，将是美军的“战略绝唱”。
根据华盛顿的计划，美军将在干预柬埔寨的行动采取闪击战术。当年5月，在南越军的配合下，美军骑1师、第11装甲骑兵团、第25步兵师从三个方向突入柬埔寨，对集结有北越军大批物资的鹦鹉嘴地区实施围剿。在此过程中，美军“休伊”直升机起到重要的奇袭作用，北越军的抵抗异常虚弱。可是，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越很快填补了损失，而且柬国内的抵抗运动在颇具号召力的西哈努克亲王引领下越战越勇。美军在围剿行动仅开展几十天后便匆匆撤离，其支持的朗诺傀儡政权迅速变成“跛脚鸭”，并在1975年被推翻。
除了入侵柬埔寨，基于“釜底抽薪”的战略目的，1971年，美国军事顾问指挥7万南越军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发起类似的围剿，数以百计的“休伊”直升机对南越军提供空中支援。在这场代号“兰山-719”的作战中，120架UH-1H“休伊”直升机对溪山以西约25英里（45千米）的车邦进行密集火力覆盖，使南越地面部队在6小时内就以极低伤亡迅速占领该城。不过由于北越军反应很快，加之暗藏于西贡内部的特工掌握了南越军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兰山-719”行动最终以南越军大败亏输告终，之后南越军再无主动进攻的想法。
到1972年1月，美国基本完成从越南全面撤军计划，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的“休伊”直升机大都撤回，只剩下美国空军第20特种任务中队的少量“休伊”。它们在越南的最后任务就是在“17度线”边境地带观察北越军动向。因为白宫很清楚，一旦美军撤离后，河内会有“大动作”。不出所料，1972年4月，也就是美国全面撤军三个月后，北越出动10万大军，发起旨在推翻南越政权的“阮文惠”攻势。此时得到苏联武装的北越步兵师已全部装备肩扛式发射的“箭-2” 单兵防空导弹。它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是步兵打飞机的有力武器。在此后的数年中，若干架“休伊”被该导弹击落，甚至有的飞行员尚未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就糊里糊涂地葬身火海中。当然，这个时候所有被击落的“休伊”都是由南越军驾驶的。
许多年以后，当军事专家们再次回顾1972～1975年越南战争时，都会产生一个共识，即美军错误地高估南越军的实力。当时南越军的飞行人才严重短缺，更糟糕的是，西贡在地勤保障方面也非常薄弱，缺少有经验的直升机维护技师及武器专家。1972年美军撤离时，西贡方面虽然快速达到装备500架“休伊”直升机的目标。但据档案记载，到1973年底，南越军真正能投入实战的直升机仅存91架，其中多数是最新的UH-1H。此外，南越的指挥官并没有真正领会直升机战术的精髓所在，在多数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选择雪藏“休伊”而不是出击，导致功亏一篑。另外，由于南越官兵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加上西贡高官们没有在决战时刻将“休伊”作为战略预备队投入的勇气和魄力，导致“休伊”在越战后期的表现逐渐萎靡。当然，在此期间，“休伊”直升机也并非一无是处。1972年5月14日，在昆嵩战役期间，南越军的3架UH-1B直升机凭借最新装备的“陶”式反坦克导弹，成功击毁北越军的两辆PT-76水陆两栖坦克。这也是南越飞行员首次成功击毁地面装甲目标。
跑路的工具
1973年1月27日，美国、南越与北越、越共四方在巴黎签署正式的停战协议。同年8月15日，美国也完成从柬埔寨的撤军，此后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逐渐从东南亚消失。当时很多人认为，获得大量美国先进装备的南越政权不说打败北越，至少自保应该没问题。可是腐朽没落的西贡统治集团更加热衷内斗，甚至把打仗当作向美国敲诈援助的工具，令局势更加不可收拾。出于对南越当局痞子本性的反感，1974？1975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法案，禁止美国继续向西贡提供最新武器装备。当时贝尔公司已研制出最新双发的“休伊”直升机，并开始为美军换装，但南越军却只能继续使用老旧的UH-1B、UH-1C等单发直升机。更糟糕的是，随着双发“休伊”的逐渐普及，贝尔公司已不再生产老款“休伊”的关键配件。缺乏备件的“休伊”完好率大减，也意味着西贡政权的灭亡已进入倒计时。
1975年，河内在经过充分的战前准备后，向南越发起决定性的“解放战役”。这一次，西贡方面真的是“孤军奋战”。其实，对于河内的这次攻势，就连西贡政权本身都明白任何抵抗都已经毫无意义。因此，如何能够尽快逃走，如何尽可能多地带上黄金等值钱的东西，才是西贡高官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正是基于此，先进的“休伊”反倒成为西贡高官们跑路的最佳工具。在南越大崩溃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马吕斯·伯克就亲身参与过动用“休伊”直升机将美国和南越军官带离的行动，这几乎可视为该机在越南战场上的“绝唱”。
伯克早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行员，退役后加入中情局下属的美国航空公司，继续飞直升机。1973年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撤离南越后，转而以“军事顾问”和“民间和平队”的方式残留大批人员，配合南越抵抗北越军和越共的进攻。1972？1974年，伯克所在的美国航空租赁公司承担了为南越军运兵、输送给养等诸多任务，伯克本人也因在战区工作获得丰厚的报酬。1974年3月，伯克被调到岘港基地工作，美国航空租赁公司在那里停放了4架直升机，其中3架贝尔-204B（UH-1民用版本）为南越军服务，另1架UH-1H则供国际管制委员会（ICCS）使用。该机构是按照《巴黎协定》成立，由代表北越利益的波兰和匈牙利人士及代表南越利益的印尼和伊朗人士组成，使命是监督南北越“停火”。除了执行中情局和南越军的任务外，伯克和同伴们还经常负责驾机运送ICCS代表去北越。但这项任务非常危险，1973年就有两架涂有ICCS标志的“休伊”被北越军击落。
1975年初，南越的日子便益发难过了。得到苏联援助的北越军实力大增，再加上美军无力再干预越南战局，决定性的时刻即将到来。3月17日，北越军开始向南越军防守最弱的顺化和广治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伯克本来奉命驾驶UH-1H直升机送ICCS的一位印尼代表去广治，调查“谁违反了停火”，可是印尼代表说空中太危险，坚持从陆路前往。人还没离开岘港，就有消息说北越坦克已杀到顺化，城里还落到不少炮弹。3月19日晚19时，惊魂未定的伯克接到中情局东亚处负责人罗伊·刘易斯打来的电话，他说顺化可能失守，要求伯克立刻去接回那里的美国人。伯克驾机很快到达顺化，把中情局的人接回岘港。令伯克哭笑不得的是，这帮人落地后却发现机密文件还留在顺化，一旦落入北越军之手将不堪设想，于是伯克又不得不飞回顺化。23日清晨，伯克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到三歧陷落的消息，“天哪，那可是岘港的门户，这意味着北越军随时都能打过来”。根据中情局的安排，伯克和迈克·布雷斯韦特驾机前往广义，撤离那里的美国军事顾问；而他们的同伴伊兹则用直升机将两名爆破专家送往顺化，以便炸毁那里的“美国之音”电台发射塔，防止被北越军利用。据说，那些爆破专家发现发射塔里还有一些菲律宾籍通信人员，于是伊兹将这些菲律宾人去了香水河南边的沙滩，由完成撤离任务的伯克机组把他们接走。3月25日，伯克接到ICCS一名波兰代表的电话，要他下午安排直升机送他去已落入北越军之手中的顺化。ICCS的航空业务完全由印尼代表负责，但他正忙着撤离这个该死地方，哪有功夫替波兰人安排飞机。波兰人私下向提出愿付高额报酬，请伯克用直升机送他去顺化。过去视钱如命的伯克这一回把安全看得更重，一口回绝了波兰人的要求。
3月26日黎明，南越战局进一步恶化。大批南越溃兵从顺化和广治涌入岘港，其中有多名是南越高级将领。此刻，伯克意识到南越的失败就在今后几天，必须趁北越军还没打过来赶紧逃走。此时，留在岘港的4架美国航空公司直升机只剩下4名驾驶员。由于原先为每架直升机配备的南越机械师全都逃走了，伯克只好委托滞留当地的菲律宾技师代劳，并向他们保证会将其带离这片是非之地。除了人员保障难以为继，直升机的燃料供应也出了问题。由于壳牌石油公司在岘港的油库遭到北越军火箭弹的袭击，航空汽油被烧掉大半，伯克等人几经筹措，也只找到两桶汽油，根本不够所有直升机飞往南部安全地带。经过中情局和美国驻岘港总领事阿尔·弗朗西斯多番努力，驻岘港的南越空军同意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自己的加油站里补充燃料。
正当伯克等人积极准备的时候，3月27日中午，中情局东亚处长罗伯特·格雷利突然带着30多名雇员及其家属从顺化逃到岘港，要求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撤离。可是作为这些直升机的第一雇主，ICCS的印尼代表拒绝为中情局的人“开后门”，并扬言“就是天塌下来，这些直升机也得听ICCS的差遣”。无奈之下，格雷利央求身为同胞的伯克等人“拉一把”，要是中情局的人真落到北越军手中，那将成为河内梦寐以求的“反美宣传证据”。经过一番密谋，当晚23时左右，伯克和他的同伴躲开ICCS的监视，带着格雷利一行搭上4架直升机强行起飞。经过漫长的飞行，他们终于到达还算安全的南越空军基地芽庄。
可是，伯克的冒险并没有结束。当他刚把人平安送达目的地后，美国航空公司却要求他尽快驾机返回岘港，把仍滞留在那里的总领事弗朗西斯科和南越第一军区司令吴光祥中将（美国中情局的秘密线人）救出来。当他又回到岘港基地时，那里已经和废墟没有两样，过去趾高气扬的ICCS代表们早已逃之夭夭，到处都是南越军丢弃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北越军向机场发射的火箭弹密如飞蝗，伯克驾机异常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被流弹击中。
万幸的是，伯克终于把狼狈不堪的弗朗西斯科和吴光祥拽上直升机，可是直升机却很难起飞，因为大批南越溃兵和难民都要求登机。他们把金条扔进机舱，并用不标准的英语高喊：“带上我！带上我！”一些南越士兵甚至持枪扫射直升机，要求伯克带上他们，否则谁也不别走。这时候，肩上扛着两颗将星的吴光祥早已丧失了指挥官的威仪，他哀求士兵放一马，但当兵的根本不答应。眼见北越军快要杀过来，伯克急中生智，让吴光祥告诉溃兵和难民，谁能攀住直升机的起落架，就把谁带走。于是，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当伯克驾驶的UH-1直升机艰难地爬升起来后，机舱两舷的起落架上居然攀爬着6名南越士兵，他们成为最后逃离岘港的人。伯克的“拯救之旅”到4月30日宣告结束。在撤退行动中，他共驾驶直升机完成47架次飞行，将600多名美国人和南越官员家属送出越南。也就在4月30日，北越军将红旗和胡志明的画像送入西贡的“独立宫”，存在了21年的南越政权宣告覆灭。
无法消受
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美国陆军总共在东南亚损失2590架“休伊”直升机，海军陆战队损失101架，空军损失19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中，大部分是发生在美军从越南撤走之后，也就是说，很多“休伊”直升机并没有“战死沙场”，而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维护“过早夭折”，甚至是被北越军俘获。随着西贡的陷落，除100余架“休伊”直升机被运往关岛以外，大部分留在越南的“休伊”都结束了其最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不管怎么说，“休伊”在越南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以及杰出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虽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前瞻眼光的人——代表人物就是豪兹——意识到直升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直升机对改变战局方面具有颠覆性的作用。顺便提一下，1975年实现国家统一后，河内把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对南越当局丢下的大笔军事遗产进行处理。其中，数百架缴获的“休伊”直升机让越南国防部感到彷徨。经过无数次的残酷较量，越南人很清楚“休伊”在战场上的价值所在，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配件以及技术支持，这批直升机却很难为其效劳。有一份报道显示，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坐拥数百架直升机战利品的越军仅仅在1978年入侵柬埔寨和1979年“北方战略”（即中国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进行了区区56架次的飞行。望着这批“无价之宝”，越南人最终的选择竟然是封存和把零件转卖给伊朗。后者因遭美国制裁，正满世界地求购美制武器零件，以应对与伊拉克的血腥而漫长的战争。
编辑：亦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