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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旅行者纷纷闯入中国秘境之时，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探险家其实也在茫茫的中国大地穿梭来回，如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于1899年至中国的旅行中，遍访名山大川、碑坟寺观等胜景，以印证他神游已久的禹域大地；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到中国游览，写下一册《中国游记》做这次旅行的见闻记录。
许多西方来华旅行者，都是凭借着来到中国旅行考察的成就，而成为历史学者、生物考察者、民俗考察者的，但日本来华旅行者里则有很多本就已是小有名气的学者、作家、探险家、人类学家，他们带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明确的考察目的踏上旅程，因而他们的考察更为系统而专业，鸟居龙藏，则是其中之佼佼者。他四次入台湾省，两次去东北，在北平一住十几年，写出了《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等数部关于中国西南人类学的皇皇巨著。
新町川河畔诞生的新星
1870年4月4日，鸟居龙藏出生于日本四国德岛市中心的新町川河畔一个富裕的烟草商人家中，他的家庭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烟草商，鸟居龙藏则是众人期盼的下一代继承人，然而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从小就喜欢收集石器、陶器、古地图，《和汉三才图会》与《骨董集》这两本文物考据的书使得他一读再读，爱不释手。
1886年，16岁的鸟居龙藏加入刚刚成立的 “东京人类学会”。在学会鼓励下，鸟居龙藏开始在德岛附近调查遗址，独自摸索寻找石器时代的遗物，1887年就发表了《阿波国的古坟》等三篇文章。在学会发起人坪井正五郎的鼓励和敦促下，鸟居决定到东京大学就读，在那里，鸟居龙藏继续他的自修生活，四处遍访名师，并且常常在东京四处走动，希望发现贝塚（史前时代人们捕食的贝类堆积遗址）。果然，1892年，他在千叶县一个小岛发现一个保存完整的贝塚，并发掘出磨制石斧和陶片。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鸟居龙藏开始关注东北亚相关的人类学文献，后来，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他自付旅费，于1895年8月，以东京人类学会的名义去往当时在人类学上一片空白的辽东半岛调查。当时的辽东半岛，既没有大连港的存在，也尚未开建铁路，鸟居搭乘公务船在南部一个叫“柳树屯”的乡间小湾停泊，然后徒步走到金州的日军司令部报告来意，在此获得医疗和地图等情报的协助，再去往旅顺，然后北经复州、熊岳城，到达海城后往东折向析木城，抵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最后回到金州。在这四个月里，25岁的鸟居以过人毅力，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徒步调查。
在途中，他身上只带了一本日本陆军省编的《支那语会话》的小册子，没有翻译，就这样凭着满腔热忱四处乱走，竟然发现了析木城附近的辽代砖塔和巨大石棚遗址，这开启了他日后对东北亚的巨石文化及辽代（契丹）文化研究的端绪。另外，在调查接近尾声时，他在孤山西南拾获磨制石斧，首次证明的辽东半岛上在石器时代也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个发现掀开了日本人类学界对亚洲大陆的人类学、考古学调查的序幕。
这是他第一次东北考察，对于东北亚这一片浩瀚密林，鸟居一直怀有无限的憧憬和“野心”。1907年6月，他的长女幸子才出生不到三个月，他即领着夫人和襁褓中的女儿开始了第二次中国北部的考察。当时从内蒙进入外蒙调查，必须要有护卫兵才准许入境，但鸟居龙藏拒绝在权力的保护下进行调查，他声称：“我们是日本爱和平的学者夫妻才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只要婴儿相随。既然如同佛教徒一样，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我们入境？”结果，和平进入外蒙的鸟居夫妇受到喀尔喀王府的盛情款待。
四探台湾
1896年，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人去中国台湾调查，但因为危险，人类学系教授中谁也不响应，而当时作为整理标本的雇员鸟居龙藏曾有辽东半岛徒步调查的经历，又有坪井正五郎的推荐，最终接受了这项艰险的调查任务，这一调查就延续三年，总共去台四次进行调查。
鸟居龙藏第一次到台湾调查，先是与比他早一年上岛的伊能嘉能和粟野传之丞会面。鸟居在台北发掘园山贝丘遗址后，从基隆乘船到花莲港，在东部从事调查。先由花莲港，沿海岸山脉西侧，经秀姑峦溪、卑南溪南下调查阿美人，再从台东的卑南到平埔人的一个分支噶玛兰人居住的知本村社，尔后，路经台东由海岸山脉东侧的海岸线北上回到花莲港，其间还在泰雅人居住的北部山地太鲁阁以及布农人居住的村社做了初步调查。
1897年10月，鸟居龙藏到了台湾岛南端的红头屿，即现在的兰屿岛调查，时间长达70天，该岛有45平方公里，居住着雅美人。期间，他的随从中岛不幸丧生，使得雅美人更加同情鸟居，酋长还邀请他去做客，并将他的行李搬到酋长家，让他与酋长一起居住。
1898年的10月到12月，鸟居龙藏到台湾省南部的排湾人村社作调查，这是他的第三次台湾调查。他先经恒春阿美进入排湾人居住的牡丹社，再由原路返回恒春。然后沿东海岸北上，到知本以南的大麻里溪调查，再到卑南。他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了台东知本大山的腹地，调查了鲁凯人居住的大南社。这里山势陡峭，很少有人去探访。他在调查报告中，如实记述了排湾族人传统的工艺和风俗习惯，还有村社集落的状况。
鸟居龙藏的最后一次台湾调查，是从1899年1月到10月，长达9个月，调查路线也很长。他从基隆乘船到澎湖岛，再向南航行于东港上陆，由这里徒步沿排湾人居住的南部地区山麓北上，经排湾人和一部分鲁凯人居住的西北部地区，到邹人、布农人、泰雅人居住的地区，还登上玉山，横穿中央山脉，经玉里到台东，到台湾东部阿美人居住的村社调查。整个考察他只有翻译一人做伴，旅行之中如同急行军一样，途中抓紧一切时间作调查，甚至在休息的空隙也在搜集资料。
这次调查，鸟居龙藏不仅获得大量人类学资料，他的好奇心和冒险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所攀登的玉山，高达3952米，比富士山还要高176米。当他爬上山顶时，山顶还有积雪，整座山体就像洁白的肌肤。他同翻译一起化雪煮粟充饥。鸟居龙藏登玉山而横穿中央山脉，这条道路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翻越八通关的道路，由于太过危险，在清代就已荒芜。可他在布农族向导的带领下，竟然顺利通过了。 鸟居龙藏在台湾连续调查了四次，最短一次调查两个月，最长的第四次调查时间达9个月，累计16个月。在台湾，鸟居龙藏拍摄了834张感光玻璃干板的老照片，其中也包括对台湾原住民进行的人物拍摄，他对台湾原住民产生了好感和极大的兴趣。同时，他开始注意考察和研究原住民人群的来源与其族群的分布，也包括他们使用的语言、生活习惯、传说等。考察结束后，鸟居龙藏提出了“台湾原住民的族类”问题，其中对高山族的几个支系做了简介。
走入贵州
台湾考察结束后不久，1902年7月20日，32岁的鸟居龙藏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告别了新婚半年的妻子，踏上了中国西南的湘黔滇驿道，开始考察贵州民族文化，这次考察从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历时8个月。
当时有两条水路可通贵州，一条是经洞庭湖溯沅江而上，可达贵州镇远，再走驿道往云南和四川；另一条是溯长江上，到重庆再南行贵州。鸟居获悉有湖南“麻阳船”经常往来汉口和镇远之间，就选定走前一条路线，想看看洞庭湖畔苗族先民“三苗”所生活过的地区，是否还留下些什么痕迹或遗物。他在笔记中写道：“沅水源于贵州，经镇远、沅州、辰州登第，由常德注入洞庭湖。我到贵州去，就要溯沅水而上。沅水上游各支流，在汉代称为‘五溪’，因有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于此，而称作‘五溪蛮’……因此，溯沅水而上并进行苗族调查，是最有兴味的了。”由此可见，鸟居对中国西南地理的详熟。
然而，鸟居龙藏踏上西南之路时，正处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因此走这条路线很危险，此前在辰州（今湖南沅陵县）附近就发生过杀死英国传教士的事。日本驻汉口的领事劝他切切不要经过湖南的危险之地，但鸟居却心意已决。1902年8月24日，鸟居预付了52日元，乘长江上有名的湖南“麻阳船”离开了汉口。鸟居当时所持的护照是日本外务大臣签署的公用护照，所以鸟居在沿途中都得到了中国各地方官员的保护。但是也难免在街上被人追骂“洋鬼子”，令他很犯愁。后来鸟居在他的行装里备好了西服、长袍马褂加假辫、僧侣服三种，随情形而换装。
1902年10月7日到达贵州镇远县时，鸟居龙藏拍摄了当地的石桥和石桥上的阁楼，这座桥始建于明代初年，是湘黔滇驿道所经，为七孔拱形大石桥，长135米、宽8.5米，高17米，史称“状元桥”，在桥东第三与第四孔之间的墩上建有三层阁楼式桥亭，原称“魁星阁”，又称“状元楼”。他在旅行记中写道：“在镇远府入口处架有一座漂亮的石拱桥，桥正中建有三层门楼，正面门额上写有‘阿山石柱’四个大字，左右两边柱子上的对联是：‘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入骑象过桥来。’”从这幅对联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此地是中国西南的要道。这与江西客居者称之“楚头滇尾从来是通都古驿，曾看缅人骑象汉使浮槎，西南亦有丝绸路”的看法一致。
十日后（10月17日），鸟居抵达贵州省城贵阳府，他仔细观察贵州地理地貌：“从贵阳府附近一带的地势来看，近处有平而宽的土地，远处是环山围绕，正好构成了北向四川省方面流去、南向广西方面流去的分水岭台地，使得南、北两面的地势显得特别低。由此推测，我认为贵阳府正处于分水岭的地理位置。” 鸟居的推测，与我们后来通俗的地理描述是相同的：贵州的河流“呈扫帚状”分布，向北流入长江，向南流入珠江。
11月5日，鸟居来到镇宁。在从镇宁通往关岭的路上，他看到了黄果树瀑布：“途中经过一处断崖，一条瀑布哗哗往下跌落。其水流形成了奔腾南去的溪河，成为北盘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即打帮河干流的白水河支流），经广西注入广东河（今珠江）。”到了这里，他对贵州的地形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他说：“越过沅水的分水岭就到了贵阳，贵州省的地形一下子就变了，构成了1000米以上的高地，而且还形成了高地上的坪坝。从安顺延伸到镇宁，依然属于同类地形。由镇宁向西南方向，地形一下子就变得险峻陡峭，地质结构则依然是石灰岩，山体起伏，非常明显。”
11月15日，鸟居踏上通往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的路程。经过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在这里看到在“滇南胜境”木牌坊左侧写有“东至贵州亦资孔35里”， 右侧写有“（西至）云南平彝县城15里”；坊额写有“忠孚化成，金（应为‘黔’）滇锁钥”。
鸟居龙藏觉得，进入云南，风物大变，有大陆平原之感。从鸟居的实地探查记录，可以看到贵州省的地理位置确实特殊，难怪在历史上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和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的结合处。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贵州在明代成为全国单独建制的一个行省。
西南人类学新知
促使鸟居龙藏深入中国西南的原因可追溯到在此之前他在台湾做的人类学调查。他在第一次台湾调查时，接触了居住在西北部山区高山族的“黥面番”（即泰雅人）。他在参考西方学者对台湾民族研究的书籍中，发现法国东方语言学家拉古佩里于1887年编撰的《台湾笔记》记载，黥面番的语言、风俗，不仅与菲律宾、马来群岛、波利尼西亚的人相类似，还与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例如苗族）的语言、风俗相类似，于是觉得有去中国西南调查的必要。
因此西南之旅成行后，鸟居龙藏所有考察都特别关注苗族，他特别着重记录的，是在这一带有一个叫凤头鸡的部落。据说，这个部落的名称起源于这一带妇女所挽的发髻：前发高束，形似凤凰的头状。根据鸟居龙藏的调查，这个曾被人认为是苗族一支系的“凤头苗”应归属为汉族。事实上，后来历史研究发现，这支部落的来源相当传奇：明太祖的时候，为控制贵州，朝廷派遣军队屯守贵州。这支部落的人应是这些屯兵的子孙后代。尽管五百年过去，部落中的妇女仍然在面貌上保留着明初江南妇女的发型，前发高束，如同凤凰头。鸟居的观察、判断与文献记载相当吻合。
鸟居龙藏还相当注意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服饰、乐器、生活用具等。1902年11月2日，鸟居龙藏抵达安顺府城，第二天就到数里外的旧寨调查，看到并记载了“花苗”蜡缬法加工布料和蜡绘的过程。而在他从关索岭往坡贡的途中，路经“仲家”村寨，看到并记载了仲家“蜡缬制造法”的全过程。鸟居回日本时，他随身的行李中有布依族的一面铜鼓和苗族的两支芦笙。他认为探究芦笙的奥秘可以窥见苗族与汉族的交往及相互关系。至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收藏有二十多件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之行收集的民族文物。
老照片上的记忆
早在台湾之行，鸟居龙藏就一边考察，一边学习，一边使用当时最先进也是最笨重的照相机，拍摄了834张感光玻璃干板的老照片。此后的贵州之旅，鸟居龙藏一路携带玻璃感光大型照相机，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
1987年，人们从东京大学的仓库里发现大量的玻璃干板，它们每片的大小为30cm×30cm×1cm，20片成一盒，一共2000多张玻璃干板，除去碎掉的，还剩1800张。这些全都是鸟居龙藏田野调查时所拍的照片。日本研究者用最先进的显影技术把它们冲洗出来，发现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台湾少数民族、贵州苗族、布依族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景、风物。鸟居当年就是用马驮着笨重的玻璃干板，穿行于大漠和山间，旅途艰辛，很多玻璃干板在途中就碎了，保留下来都十分珍贵。
这是这位人类学大师为我们留下的宝藏。
许多西方来华旅行者，都是凭借着来到中国旅行考察的成就，而成为历史学者、生物考察者、民俗考察者的，但日本来华旅行者里则有很多本就已是小有名气的学者、作家、探险家、人类学家，他们带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明确的考察目的踏上旅程，因而他们的考察更为系统而专业，鸟居龙藏，则是其中之佼佼者。他四次入台湾省，两次去东北，在北平一住十几年，写出了《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等数部关于中国西南人类学的皇皇巨著。
新町川河畔诞生的新星
1870年4月4日，鸟居龙藏出生于日本四国德岛市中心的新町川河畔一个富裕的烟草商人家中，他的家庭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烟草商，鸟居龙藏则是众人期盼的下一代继承人，然而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从小就喜欢收集石器、陶器、古地图，《和汉三才图会》与《骨董集》这两本文物考据的书使得他一读再读，爱不释手。
1886年，16岁的鸟居龙藏加入刚刚成立的 “东京人类学会”。在学会鼓励下，鸟居龙藏开始在德岛附近调查遗址，独自摸索寻找石器时代的遗物，1887年就发表了《阿波国的古坟》等三篇文章。在学会发起人坪井正五郎的鼓励和敦促下，鸟居决定到东京大学就读，在那里，鸟居龙藏继续他的自修生活，四处遍访名师，并且常常在东京四处走动，希望发现贝塚（史前时代人们捕食的贝类堆积遗址）。果然，1892年，他在千叶县一个小岛发现一个保存完整的贝塚，并发掘出磨制石斧和陶片。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鸟居龙藏开始关注东北亚相关的人类学文献，后来，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他自付旅费，于1895年8月，以东京人类学会的名义去往当时在人类学上一片空白的辽东半岛调查。当时的辽东半岛，既没有大连港的存在，也尚未开建铁路，鸟居搭乘公务船在南部一个叫“柳树屯”的乡间小湾停泊，然后徒步走到金州的日军司令部报告来意，在此获得医疗和地图等情报的协助，再去往旅顺，然后北经复州、熊岳城，到达海城后往东折向析木城，抵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最后回到金州。在这四个月里，25岁的鸟居以过人毅力，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徒步调查。
在途中，他身上只带了一本日本陆军省编的《支那语会话》的小册子，没有翻译，就这样凭着满腔热忱四处乱走，竟然发现了析木城附近的辽代砖塔和巨大石棚遗址，这开启了他日后对东北亚的巨石文化及辽代（契丹）文化研究的端绪。另外，在调查接近尾声时，他在孤山西南拾获磨制石斧，首次证明的辽东半岛上在石器时代也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个发现掀开了日本人类学界对亚洲大陆的人类学、考古学调查的序幕。
这是他第一次东北考察，对于东北亚这一片浩瀚密林，鸟居一直怀有无限的憧憬和“野心”。1907年6月，他的长女幸子才出生不到三个月，他即领着夫人和襁褓中的女儿开始了第二次中国北部的考察。当时从内蒙进入外蒙调查，必须要有护卫兵才准许入境，但鸟居龙藏拒绝在权力的保护下进行调查，他声称：“我们是日本爱和平的学者夫妻才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只要婴儿相随。既然如同佛教徒一样，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我们入境？”结果，和平进入外蒙的鸟居夫妇受到喀尔喀王府的盛情款待。
四探台湾
1896年，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人去中国台湾调查，但因为危险，人类学系教授中谁也不响应，而当时作为整理标本的雇员鸟居龙藏曾有辽东半岛徒步调查的经历，又有坪井正五郎的推荐，最终接受了这项艰险的调查任务，这一调查就延续三年，总共去台四次进行调查。
鸟居龙藏第一次到台湾调查，先是与比他早一年上岛的伊能嘉能和粟野传之丞会面。鸟居在台北发掘园山贝丘遗址后，从基隆乘船到花莲港，在东部从事调查。先由花莲港，沿海岸山脉西侧，经秀姑峦溪、卑南溪南下调查阿美人，再从台东的卑南到平埔人的一个分支噶玛兰人居住的知本村社，尔后，路经台东由海岸山脉东侧的海岸线北上回到花莲港，其间还在泰雅人居住的北部山地太鲁阁以及布农人居住的村社做了初步调查。
1897年10月，鸟居龙藏到了台湾岛南端的红头屿，即现在的兰屿岛调查，时间长达70天，该岛有45平方公里，居住着雅美人。期间，他的随从中岛不幸丧生，使得雅美人更加同情鸟居，酋长还邀请他去做客，并将他的行李搬到酋长家，让他与酋长一起居住。
1898年的10月到12月，鸟居龙藏到台湾省南部的排湾人村社作调查，这是他的第三次台湾调查。他先经恒春阿美进入排湾人居住的牡丹社，再由原路返回恒春。然后沿东海岸北上，到知本以南的大麻里溪调查，再到卑南。他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了台东知本大山的腹地，调查了鲁凯人居住的大南社。这里山势陡峭，很少有人去探访。他在调查报告中，如实记述了排湾族人传统的工艺和风俗习惯，还有村社集落的状况。
鸟居龙藏的最后一次台湾调查，是从1899年1月到10月，长达9个月，调查路线也很长。他从基隆乘船到澎湖岛，再向南航行于东港上陆，由这里徒步沿排湾人居住的南部地区山麓北上，经排湾人和一部分鲁凯人居住的西北部地区，到邹人、布农人、泰雅人居住的地区，还登上玉山，横穿中央山脉，经玉里到台东，到台湾东部阿美人居住的村社调查。整个考察他只有翻译一人做伴，旅行之中如同急行军一样，途中抓紧一切时间作调查，甚至在休息的空隙也在搜集资料。
这次调查，鸟居龙藏不仅获得大量人类学资料，他的好奇心和冒险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所攀登的玉山，高达3952米，比富士山还要高176米。当他爬上山顶时，山顶还有积雪，整座山体就像洁白的肌肤。他同翻译一起化雪煮粟充饥。鸟居龙藏登玉山而横穿中央山脉，这条道路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翻越八通关的道路，由于太过危险，在清代就已荒芜。可他在布农族向导的带领下，竟然顺利通过了。 鸟居龙藏在台湾连续调查了四次，最短一次调查两个月，最长的第四次调查时间达9个月，累计16个月。在台湾，鸟居龙藏拍摄了834张感光玻璃干板的老照片，其中也包括对台湾原住民进行的人物拍摄，他对台湾原住民产生了好感和极大的兴趣。同时，他开始注意考察和研究原住民人群的来源与其族群的分布，也包括他们使用的语言、生活习惯、传说等。考察结束后，鸟居龙藏提出了“台湾原住民的族类”问题，其中对高山族的几个支系做了简介。
走入贵州
台湾考察结束后不久，1902年7月20日，32岁的鸟居龙藏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告别了新婚半年的妻子，踏上了中国西南的湘黔滇驿道，开始考察贵州民族文化，这次考察从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历时8个月。
当时有两条水路可通贵州，一条是经洞庭湖溯沅江而上，可达贵州镇远，再走驿道往云南和四川；另一条是溯长江上，到重庆再南行贵州。鸟居获悉有湖南“麻阳船”经常往来汉口和镇远之间，就选定走前一条路线，想看看洞庭湖畔苗族先民“三苗”所生活过的地区，是否还留下些什么痕迹或遗物。他在笔记中写道：“沅水源于贵州，经镇远、沅州、辰州登第，由常德注入洞庭湖。我到贵州去，就要溯沅水而上。沅水上游各支流，在汉代称为‘五溪’，因有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于此，而称作‘五溪蛮’……因此，溯沅水而上并进行苗族调查，是最有兴味的了。”由此可见，鸟居对中国西南地理的详熟。
然而，鸟居龙藏踏上西南之路时，正处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因此走这条路线很危险，此前在辰州（今湖南沅陵县）附近就发生过杀死英国传教士的事。日本驻汉口的领事劝他切切不要经过湖南的危险之地，但鸟居却心意已决。1902年8月24日，鸟居预付了52日元，乘长江上有名的湖南“麻阳船”离开了汉口。鸟居当时所持的护照是日本外务大臣签署的公用护照，所以鸟居在沿途中都得到了中国各地方官员的保护。但是也难免在街上被人追骂“洋鬼子”，令他很犯愁。后来鸟居在他的行装里备好了西服、长袍马褂加假辫、僧侣服三种，随情形而换装。
1902年10月7日到达贵州镇远县时，鸟居龙藏拍摄了当地的石桥和石桥上的阁楼，这座桥始建于明代初年，是湘黔滇驿道所经，为七孔拱形大石桥，长135米、宽8.5米，高17米，史称“状元桥”，在桥东第三与第四孔之间的墩上建有三层阁楼式桥亭，原称“魁星阁”，又称“状元楼”。他在旅行记中写道：“在镇远府入口处架有一座漂亮的石拱桥，桥正中建有三层门楼，正面门额上写有‘阿山石柱’四个大字，左右两边柱子上的对联是：‘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入骑象过桥来。’”从这幅对联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此地是中国西南的要道。这与江西客居者称之“楚头滇尾从来是通都古驿，曾看缅人骑象汉使浮槎，西南亦有丝绸路”的看法一致。
十日后（10月17日），鸟居抵达贵州省城贵阳府，他仔细观察贵州地理地貌：“从贵阳府附近一带的地势来看，近处有平而宽的土地，远处是环山围绕，正好构成了北向四川省方面流去、南向广西方面流去的分水岭台地，使得南、北两面的地势显得特别低。由此推测，我认为贵阳府正处于分水岭的地理位置。” 鸟居的推测，与我们后来通俗的地理描述是相同的：贵州的河流“呈扫帚状”分布，向北流入长江，向南流入珠江。
11月5日，鸟居来到镇宁。在从镇宁通往关岭的路上，他看到了黄果树瀑布：“途中经过一处断崖，一条瀑布哗哗往下跌落。其水流形成了奔腾南去的溪河，成为北盘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即打帮河干流的白水河支流），经广西注入广东河（今珠江）。”到了这里，他对贵州的地形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他说：“越过沅水的分水岭就到了贵阳，贵州省的地形一下子就变了，构成了1000米以上的高地，而且还形成了高地上的坪坝。从安顺延伸到镇宁，依然属于同类地形。由镇宁向西南方向，地形一下子就变得险峻陡峭，地质结构则依然是石灰岩，山体起伏，非常明显。”
11月15日，鸟居踏上通往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的路程。经过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在这里看到在“滇南胜境”木牌坊左侧写有“东至贵州亦资孔35里”， 右侧写有“（西至）云南平彝县城15里”；坊额写有“忠孚化成，金（应为‘黔’）滇锁钥”。
鸟居龙藏觉得，进入云南，风物大变，有大陆平原之感。从鸟居的实地探查记录，可以看到贵州省的地理位置确实特殊，难怪在历史上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和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的结合处。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贵州在明代成为全国单独建制的一个行省。
西南人类学新知
促使鸟居龙藏深入中国西南的原因可追溯到在此之前他在台湾做的人类学调查。他在第一次台湾调查时，接触了居住在西北部山区高山族的“黥面番”（即泰雅人）。他在参考西方学者对台湾民族研究的书籍中，发现法国东方语言学家拉古佩里于1887年编撰的《台湾笔记》记载，黥面番的语言、风俗，不仅与菲律宾、马来群岛、波利尼西亚的人相类似，还与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例如苗族）的语言、风俗相类似，于是觉得有去中国西南调查的必要。
因此西南之旅成行后，鸟居龙藏所有考察都特别关注苗族，他特别着重记录的，是在这一带有一个叫凤头鸡的部落。据说，这个部落的名称起源于这一带妇女所挽的发髻：前发高束，形似凤凰的头状。根据鸟居龙藏的调查，这个曾被人认为是苗族一支系的“凤头苗”应归属为汉族。事实上，后来历史研究发现，这支部落的来源相当传奇：明太祖的时候，为控制贵州，朝廷派遣军队屯守贵州。这支部落的人应是这些屯兵的子孙后代。尽管五百年过去，部落中的妇女仍然在面貌上保留着明初江南妇女的发型，前发高束，如同凤凰头。鸟居的观察、判断与文献记载相当吻合。
鸟居龙藏还相当注意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服饰、乐器、生活用具等。1902年11月2日，鸟居龙藏抵达安顺府城，第二天就到数里外的旧寨调查，看到并记载了“花苗”蜡缬法加工布料和蜡绘的过程。而在他从关索岭往坡贡的途中，路经“仲家”村寨，看到并记载了仲家“蜡缬制造法”的全过程。鸟居回日本时，他随身的行李中有布依族的一面铜鼓和苗族的两支芦笙。他认为探究芦笙的奥秘可以窥见苗族与汉族的交往及相互关系。至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收藏有二十多件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之行收集的民族文物。
老照片上的记忆
早在台湾之行，鸟居龙藏就一边考察，一边学习，一边使用当时最先进也是最笨重的照相机，拍摄了834张感光玻璃干板的老照片。此后的贵州之旅，鸟居龙藏一路携带玻璃感光大型照相机，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
1987年，人们从东京大学的仓库里发现大量的玻璃干板，它们每片的大小为30cm×30cm×1cm，20片成一盒，一共2000多张玻璃干板，除去碎掉的，还剩1800张。这些全都是鸟居龙藏田野调查时所拍的照片。日本研究者用最先进的显影技术把它们冲洗出来，发现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台湾少数民族、贵州苗族、布依族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景、风物。鸟居当年就是用马驮着笨重的玻璃干板，穿行于大漠和山间，旅途艰辛，很多玻璃干板在途中就碎了，保留下来都十分珍贵。
这是这位人类学大师为我们留下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