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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一份研究者开列的宋朝的主要考试科目表，这有点类似今天高考中的文理分科，但比文理两科可要多得多：
进士科：《易官义》、《诗经》、《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文学类书籍，初期更重考文学诗赋
九经科：《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五经科：《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
三礼科：《周礼》、《礼记》、《仪礼》
三传科：《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学究科：《周易》、《尚书》、《毛诗》中之一经或两经取士的贡举科目
通礼科：以考《开宝通礼》取士贡举科目
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
此外，还有词科、绘画科、武科等数十科目，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谓的“科举”就是从上面这个“科”来的。在隋唐的科举滥觞时期，应试的考生可以自由地选择科目内容学习，然后分别参加各级考试，各科的考生再分别排出名次，成绩好的就被分派到适合的岗位去做官。比如其中有一类“医科”考试，层层选拔出来的人才就进入太医署。当然，各科目取士的人数相差极远，待遇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只有进士科的佼佼者——进士们最受恩宠，而且是只有进士科的第一名称状元，而其他诸科魁首在历史记载中只有“分科第一”这个名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名副其实的以“科”举士的时代，应考进士科的读书人因为要求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所读的书也最为庞杂，如果全列，我相信所有人看完都会眼晕。但宋熙宁四年(1071年）发生的王安石“变革贡举改革”，让科举换了新天。
这位王宰相的做法是断然罢废了除进士科考试外的其他一切诸科考试，完全合并为由进士科一科取士。这就相当于说要今天参加高考的人不分文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从此以后的进士考生，不但要应考文学，还要通达经义，对像原来“三史科”才考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等也都要求掌握，这彻底改变了读书人按科目读书学习的惯例。至于那些非常偏门的学科，例如医科，人才就交由统一的官方学校去教习，或者子承父业，又或者师徒相传，反正影响的人群极为有限。
王安石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呢?因为他认为诸科的考生只知死记要应考的几本书，用帖经(类似填空考试)、墨义(类似现在考试中的大答题)这样的考试方法，根本不能选拔致用人才，何不令进士科的考生再兼修些其他书籍，成为真正的通才，封起官来才堪大用啊。
这样一来，所有参考人员无一例外要通读完以上所有书目——被精选出来的儒家经典(为了取得优异成绩，他们的必读书还远不止这些)，才能算是做好了准备考试的精神洗礼，否则很可能就不中。
这些可以说是宋朝科举的统一教材，无论你在哪儿学、跟谁学，是私塾先生还是大儒办的书院，或者国家办的高等学府——国子监，读的书都是这些，因为考试内容直接来自于这些书中。
这里还有个背景要交代，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宋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主要考“诗赋”，并未规定要考核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之类。后来出现经义考试，在帖经题型的考核中，就以“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左传》)为主。《论语》、《孟子》这两本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儒家著作，那时候还没有进入科举考试的视野。
这和唐代统治者奉行的统治政策有关，虽然李唐王朝也是以儒家思想治国为主，但是也兼重佛、道。反映在科举上，就是考诗词歌赋，简单地说就是重语文、轻政治。
宋代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还是从王安石的“熙宁科举改革”来说，不但诸科合一，而且仅剩的进士科考试内容也从考诗赋改为考策论，也就是说从“考语文”变成了“考政治”。这可是很大的转型，而且其直接效果也大不一样，它直接关系到培养和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来治国。
有宋一朝对于统一读书人的思想所做出的努力，终于在元、明、清三朝开花结果。虽然“皇上”走马灯一样地换，这些统治天下的人，三朝里有两朝来自异族，为他们选官而准备的“四书”这套教材和《四书章句集注》这本课外辅导书，居然从未改变。这在全世界都被当成一个奇迹来研究。在这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次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四书”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有助于构成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规范和稳定的价值基础。
就在这些年，关于“四书”这本千古奇书的很多讨论，归根结底，都必须承认它是东方文明的缔造者。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意思是幼年时代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什么才叫很好的教育呢?一大批在清华、北大任职的知名教授，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四书”就是他们少年时代必读的书。
当我们暂时忘记皇家帝王在选拔人才上的“叵测居心”，客观地思考“四书五经”和长达千年的科举之制，倒是会发现两大好处：一是在世界范围内考量，中国古代有着出奇高的识字率；二是“国学”统一教材里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也得以代代相传。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古代的文明是薪火相递、没有间断的。
进士科：《易官义》、《诗经》、《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文学类书籍，初期更重考文学诗赋
九经科：《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五经科：《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
三礼科：《周礼》、《礼记》、《仪礼》
三传科：《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学究科：《周易》、《尚书》、《毛诗》中之一经或两经取士的贡举科目
通礼科：以考《开宝通礼》取士贡举科目
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
此外，还有词科、绘画科、武科等数十科目，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谓的“科举”就是从上面这个“科”来的。在隋唐的科举滥觞时期，应试的考生可以自由地选择科目内容学习，然后分别参加各级考试，各科的考生再分别排出名次，成绩好的就被分派到适合的岗位去做官。比如其中有一类“医科”考试，层层选拔出来的人才就进入太医署。当然，各科目取士的人数相差极远，待遇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只有进士科的佼佼者——进士们最受恩宠，而且是只有进士科的第一名称状元，而其他诸科魁首在历史记载中只有“分科第一”这个名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名副其实的以“科”举士的时代，应考进士科的读书人因为要求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所读的书也最为庞杂，如果全列，我相信所有人看完都会眼晕。但宋熙宁四年(1071年）发生的王安石“变革贡举改革”，让科举换了新天。
这位王宰相的做法是断然罢废了除进士科考试外的其他一切诸科考试，完全合并为由进士科一科取士。这就相当于说要今天参加高考的人不分文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从此以后的进士考生，不但要应考文学，还要通达经义，对像原来“三史科”才考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等也都要求掌握，这彻底改变了读书人按科目读书学习的惯例。至于那些非常偏门的学科，例如医科，人才就交由统一的官方学校去教习，或者子承父业，又或者师徒相传，反正影响的人群极为有限。
王安石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呢?因为他认为诸科的考生只知死记要应考的几本书，用帖经(类似填空考试)、墨义(类似现在考试中的大答题)这样的考试方法，根本不能选拔致用人才，何不令进士科的考生再兼修些其他书籍，成为真正的通才，封起官来才堪大用啊。
这样一来，所有参考人员无一例外要通读完以上所有书目——被精选出来的儒家经典(为了取得优异成绩，他们的必读书还远不止这些)，才能算是做好了准备考试的精神洗礼，否则很可能就不中。
这些可以说是宋朝科举的统一教材，无论你在哪儿学、跟谁学，是私塾先生还是大儒办的书院，或者国家办的高等学府——国子监，读的书都是这些，因为考试内容直接来自于这些书中。
这里还有个背景要交代，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宋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主要考“诗赋”，并未规定要考核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之类。后来出现经义考试，在帖经题型的考核中，就以“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左传》)为主。《论语》、《孟子》这两本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儒家著作，那时候还没有进入科举考试的视野。
这和唐代统治者奉行的统治政策有关，虽然李唐王朝也是以儒家思想治国为主，但是也兼重佛、道。反映在科举上，就是考诗词歌赋，简单地说就是重语文、轻政治。
宋代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还是从王安石的“熙宁科举改革”来说，不但诸科合一，而且仅剩的进士科考试内容也从考诗赋改为考策论，也就是说从“考语文”变成了“考政治”。这可是很大的转型，而且其直接效果也大不一样，它直接关系到培养和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来治国。
有宋一朝对于统一读书人的思想所做出的努力，终于在元、明、清三朝开花结果。虽然“皇上”走马灯一样地换，这些统治天下的人，三朝里有两朝来自异族，为他们选官而准备的“四书”这套教材和《四书章句集注》这本课外辅导书，居然从未改变。这在全世界都被当成一个奇迹来研究。在这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次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四书”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有助于构成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规范和稳定的价值基础。
就在这些年，关于“四书”这本千古奇书的很多讨论，归根结底，都必须承认它是东方文明的缔造者。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意思是幼年时代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什么才叫很好的教育呢?一大批在清华、北大任职的知名教授，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四书”就是他们少年时代必读的书。
当我们暂时忘记皇家帝王在选拔人才上的“叵测居心”，客观地思考“四书五经”和长达千年的科举之制，倒是会发现两大好处：一是在世界范围内考量，中国古代有着出奇高的识字率；二是“国学”统一教材里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也得以代代相传。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古代的文明是薪火相递、没有间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