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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以记载春秋时期贵族阶层言说为主，成为认识春秋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但是，如果以纪事作为“史”的典型特征的话，则《国语》似乎又难属标准的史书，故而《四库全书》便将其归于杂史类。另一方面，自刘歆肇其端，班固、王充、贾逵、郑玄、韦昭、杜预、刘知几等都视《国语》为“春秋外传”，则自然是由于认为它具有“经”的性质。古人对《国语》一书或史或经的属性判断，其故值得深思。
《国语》在体例上并不直接解说《春秋》，但所载言论足为《春秋》大事记的补充和丰富，因此被称为“外传”而与《左传》相并，共同成为《春秋》经文的羽翼，这当然是它被目为“经”的重要原因。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经”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根本还是因为“五经”文本及其传笺注疏所蕴含或所阐发的思想义理，构成了丰富的“经义”。以此衡之，《国语》重在记言，实与《尚书》一脉相承，主要表达上层文化人的思想，观《国语》所记言论，蕴含的义理多与《尚书》契合，亦与传笺释《诗》《礼》《易》的许多思想一致。诚如韦昭《国语解叙》所言，“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亦表明《国语》所记言论蕴含着“经义”。
《国语》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言论故事，记言或记事详略有别，统观“八语”，尤以《周语》记言为详细，因此以《周语》为例解读《国语》中的经义，更具代表性。从总体上来看，《周语》所记言论关乎为政的诸多方面：尚德重礼的统治理念（《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内史兴论晋文公知礼》《单襄公论晋周》）、如何对待民声意见（《召公谏厉王弭谤》）、农业的重要性（《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户籍的管理与税收（《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太原》）、专利的批评（《芮良夫谏厉王专利》）、天人感应（《伯阳父论西周三川皆震》《太子晋论榖、洛斗》）、政与神通（《内史过论神降于莘》）、封建亲亲与婚姻（《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富辰谏襄王以狄女为后》）、为君为臣的原则（《刘康公论鲁大夫》）等。整体上可视为统治者的思想教科书，此与五经之一的《尚书》尤其相似，而阐发更为广泛深入，语言更为通俗流畅。
“德”无疑是“经义”的一个核心与根本范畴，《诗》《书》中大量言“德”即是明证，《国语》论德之言，理当属于对“经义”的阐发，其中《周语》所论，集中于对文德与武功的关系之辨，亦代表了《国语》的整体倾向。《周语上》第一则记载，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谏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
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力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此为祭公谋父谏语首段，“耀德不观兵”可谓全文的中心论点，韦昭注曰：“耀，明也。观，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恶然后致诛，不以小小示威也。”该论点首先提出了实现统治的两个要素即“德”与“兵”，也就是文德与武力，有此二者，被统治者才能“怀德而畏威”，统治者才能“保世而滋大”；更进一步，该论点指出了二者的本末关系，“耀德不观兵”并非全部地否定武力，而是认为，在实现统治的途径中，“德”高于“兵”，“兵”是“德”的补充与辅助，“德”才是根本。全篇言辞正是围绕“德”与“兵”的这一关系展开层层论述，先针对穆王当下欲征犬戎的举动，批评其滥用武力，武力将难以达到威慑的作用；再举历史事实，论说自不窋以来，历代的先祖们“奕世载德，不忝前人”，皆以“德”为根本之务，直到武王迫于商纣的大恶才致力用兵；更用先王之制，反复申说即使在“布令陈辞而又不至”的情況下也不随便动武，而是“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略”。
这篇言论堪称《周语》论德之典型，无独有偶，《周语中》第三则载，周襄王因晋文公勤王之功而赏以阳樊之地，阳樊人不服，遭到晋文公的武力镇压，面对晋文公的武力威逼，阳樊人仓葛以“德”回应反击：“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反复表态，无论阳樊归属于周还是晋，怀念和渴望的都是文德，武力镇压是不会让阳樊人屈服的，和上文引祭公谋父所论几无二致。又《周语上》第十二则载周内史过《论神降于莘》，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解释神秘现象，而深层的思想是对德政的推崇，其文曰：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周语》中这些论说，应当说是经义崇“德”思想的重要组成。
《礼记·曲礼上》开篇即云“毋不敬”，“敬”反映着礼的内在精神，也是为《诗》《书》所广泛阐发的一个基本经义，其内涵包括恭敬谨慎、严肃认真等义。从西周到春秋，这些内涵有着发展演化的痕迹，从祭祀时对于神灵祖先的恭敬发展为行礼仪时的恭敬不怠，从周初周王、周公对受封诸侯的谆谆教导和勉励发展为对于政事农功等的勤劳谨慎。《国语》所记言论反映着春秋时期的“敬”观念，即敬慎于礼仪，勤谨于政事，《周语》尤以勤于农功政事为突出。
《周语中》第七则记载，周定王派遣单襄公聘问于宋与楚，中间需要借道于陈国，单襄公所见的陈国是道路不畅通，官员不在岗位，农场涣散，外交无礼，国君和大臣一派荒淫……单襄公返回周庭后向周定王汇报，论说陈国必亡。《周语》所载单襄公的长篇言辞通过反复征引先王的制度、教令，论说了对于农事作业、宫室工程、外交政务等要及时、认真、勤勉从事，才能有备无患、统治有序的道理，首段是在陈国所见农功而论：
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据韦昭注，辰角、天根、本、驷，皆星名，这些星星分别出现于寒露以及其后五日、十日和霜降时节，不同的时节气候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要顺应时节之变及时完成相应的农功：修理道路、架设桥梁、备冬之守藏、制御寒之裘。这些平时的勤勉，乃是“所以御灾”之备，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有优无匮，有逸无疲。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一切才能井然不乱。相反，则是荒于政务，必将导致亡国。第三段是直接针对在陈国所遭外交冷遇而发，通过征引周制继续申说勤勉为政的道理：
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侯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
此段言辞针对外交礼节，引用《周官》，虽不无繁琐之嫌，却反映出单襄公主张为政做事认真有序、完美无缺的思想理念，本质上就是“敬业”。这种崇尚认真严谨的敬业态度本源于周人的敬畏天命，因为敬畏天命，进而反躬自问，对自身的行为提出严谨认真的要求，《尚书》之《康诰》《酒诰》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而集中于《无逸》。因此单襄公所论，其实是对《无逸》理念的继承。所不同的是，《尚书》近于一种大的道理论说，而《周语》单襄公之论，则从农功外交等政务上对勤勉认真做详细说明，可谓是对《尚书》义理作具化之解读。
“谦”是《易》六十四卦之一，其卦辞曰：“亨，君子有终。”孔颖达《正义》释曰：“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谦”是传统文化推崇的精神，反映着人际关系的一种价值取向，被大量地阐述在经书的义理中。《国语》记言，常常以具体人事为例展开长篇论说，阐发为人应当谦让、谦逊、谦卑的理念。
《周语中》第十则载，晋国在鄢陵之战大败楚国之后，派遣郤至向周王报喜献功，郤至在未向周王行告庆礼之前，与邵桓公语，夸耀说这次战争的胜利主要得力于自己善于谋略和为人勇而有礼，夸口说自己将会主持晋国之政。单襄公听闻邵桓公转述，发表言辞逐一反驳郤至的认知与判断，尤其在开篇批评郤至不懂做人的谦卑，其文曰：
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
其何以待之？
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价值范疇，“谦”仍然属于一个抽象的概念，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可谓“谦”？《国语》记言有具体事例的针对，又有长篇论说之利，故而相较于纯粹的理论阐释更加形象具体，这段言辞对谦让的一个具体表现描述为“君子不自称”。韦昭注曰：“称，举也。”通俗地说，就是反对自我吹嘘标榜。为什么要“不自举”？后文从两个方面论证，其一是人性，“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韦昭注曰：“如能在人上者，人欲胜陵之也，故君子上礼让而天下莫敢陵也。”其二是经验，经验以各种口头或书面的语言形式保存流传，成为后人行为的重要参考和指南，单襄公所举谚语、《诗》《书》等大量的经验材料，进一步阐发 “君子不自举”的理由。
谦让的重要性在《国语》中的论述不止于此，《周语下》第二则载单襄公论晋周有文德所言“让，文之材也”；第四则载叔向聘于周，引史佚之言“德莫若让”赞单靖公，都是将谦让作为人的一个重要品质的论说之辞。在对“谦让”的品质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这些言辞又进一步论及对什么人应当保持谦让。当然首先应当对在上之人保持谦让，所谓“不踰其上，让也”。因此单襄公批评郤至位于晋国七卿之下而欲掩盖之是极为不当的；其次“敌必三让”，韦昭注曰：“敌，体敌也。”就是对于和自己相当的人也应当保持谦让；而最高的境界是对不如自己的人也能够保持谦让，是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
《国语·周语》中的这些“经义”，虽然更倾向于针对统治者的思想教科书，但是今天看来，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然超越了仅仅作为服务于统治之术的思想之域。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管理，以德高于以力，做事，本于敬业勤勉，为人，秉持谦卑低调，千百年来，这些精神拥有着普遍的社会人生指导意义，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国语》在体例上并不直接解说《春秋》，但所载言论足为《春秋》大事记的补充和丰富，因此被称为“外传”而与《左传》相并，共同成为《春秋》经文的羽翼，这当然是它被目为“经”的重要原因。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经”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根本还是因为“五经”文本及其传笺注疏所蕴含或所阐发的思想义理，构成了丰富的“经义”。以此衡之，《国语》重在记言，实与《尚书》一脉相承，主要表达上层文化人的思想，观《国语》所记言论，蕴含的义理多与《尚书》契合，亦与传笺释《诗》《礼》《易》的许多思想一致。诚如韦昭《国语解叙》所言，“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亦表明《国语》所记言论蕴含着“经义”。
《国语》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言论故事，记言或记事详略有别，统观“八语”，尤以《周语》记言为详细，因此以《周语》为例解读《国语》中的经义，更具代表性。从总体上来看，《周语》所记言论关乎为政的诸多方面：尚德重礼的统治理念（《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内史兴论晋文公知礼》《单襄公论晋周》）、如何对待民声意见（《召公谏厉王弭谤》）、农业的重要性（《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户籍的管理与税收（《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太原》）、专利的批评（《芮良夫谏厉王专利》）、天人感应（《伯阳父论西周三川皆震》《太子晋论榖、洛斗》）、政与神通（《内史过论神降于莘》）、封建亲亲与婚姻（《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富辰谏襄王以狄女为后》）、为君为臣的原则（《刘康公论鲁大夫》）等。整体上可视为统治者的思想教科书，此与五经之一的《尚书》尤其相似，而阐发更为广泛深入，语言更为通俗流畅。
为政以德：“耀德不观兵”
“德”无疑是“经义”的一个核心与根本范畴，《诗》《书》中大量言“德”即是明证，《国语》论德之言，理当属于对“经义”的阐发，其中《周语》所论，集中于对文德与武功的关系之辨，亦代表了《国语》的整体倾向。《周语上》第一则记载，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谏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
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力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此为祭公谋父谏语首段，“耀德不观兵”可谓全文的中心论点，韦昭注曰：“耀，明也。观，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恶然后致诛，不以小小示威也。”该论点首先提出了实现统治的两个要素即“德”与“兵”，也就是文德与武力，有此二者，被统治者才能“怀德而畏威”，统治者才能“保世而滋大”；更进一步，该论点指出了二者的本末关系，“耀德不观兵”并非全部地否定武力，而是认为，在实现统治的途径中，“德”高于“兵”，“兵”是“德”的补充与辅助，“德”才是根本。全篇言辞正是围绕“德”与“兵”的这一关系展开层层论述，先针对穆王当下欲征犬戎的举动，批评其滥用武力，武力将难以达到威慑的作用；再举历史事实，论说自不窋以来，历代的先祖们“奕世载德，不忝前人”，皆以“德”为根本之务，直到武王迫于商纣的大恶才致力用兵；更用先王之制，反复申说即使在“布令陈辞而又不至”的情況下也不随便动武，而是“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略”。
这篇言论堪称《周语》论德之典型，无独有偶，《周语中》第三则载，周襄王因晋文公勤王之功而赏以阳樊之地，阳樊人不服，遭到晋文公的武力镇压，面对晋文公的武力威逼，阳樊人仓葛以“德”回应反击：“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反复表态，无论阳樊归属于周还是晋，怀念和渴望的都是文德，武力镇压是不会让阳樊人屈服的，和上文引祭公谋父所论几无二致。又《周语上》第十二则载周内史过《论神降于莘》，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解释神秘现象，而深层的思想是对德政的推崇，其文曰：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周语》中这些论说，应当说是经义崇“德”思想的重要组成。
为事以敬：农功持勤谨
《礼记·曲礼上》开篇即云“毋不敬”，“敬”反映着礼的内在精神，也是为《诗》《书》所广泛阐发的一个基本经义，其内涵包括恭敬谨慎、严肃认真等义。从西周到春秋，这些内涵有着发展演化的痕迹，从祭祀时对于神灵祖先的恭敬发展为行礼仪时的恭敬不怠，从周初周王、周公对受封诸侯的谆谆教导和勉励发展为对于政事农功等的勤劳谨慎。《国语》所记言论反映着春秋时期的“敬”观念，即敬慎于礼仪，勤谨于政事，《周语》尤以勤于农功政事为突出。
《周语中》第七则记载，周定王派遣单襄公聘问于宋与楚，中间需要借道于陈国，单襄公所见的陈国是道路不畅通，官员不在岗位，农场涣散，外交无礼，国君和大臣一派荒淫……单襄公返回周庭后向周定王汇报，论说陈国必亡。《周语》所载单襄公的长篇言辞通过反复征引先王的制度、教令，论说了对于农事作业、宫室工程、外交政务等要及时、认真、勤勉从事，才能有备无患、统治有序的道理，首段是在陈国所见农功而论：
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据韦昭注，辰角、天根、本、驷，皆星名，这些星星分别出现于寒露以及其后五日、十日和霜降时节，不同的时节气候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要顺应时节之变及时完成相应的农功：修理道路、架设桥梁、备冬之守藏、制御寒之裘。这些平时的勤勉，乃是“所以御灾”之备，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有优无匮，有逸无疲。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一切才能井然不乱。相反，则是荒于政务，必将导致亡国。第三段是直接针对在陈国所遭外交冷遇而发，通过征引周制继续申说勤勉为政的道理：
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侯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
此段言辞针对外交礼节，引用《周官》，虽不无繁琐之嫌，却反映出单襄公主张为政做事认真有序、完美无缺的思想理念，本质上就是“敬业”。这种崇尚认真严谨的敬业态度本源于周人的敬畏天命，因为敬畏天命，进而反躬自问，对自身的行为提出严谨认真的要求，《尚书》之《康诰》《酒诰》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而集中于《无逸》。因此单襄公所论，其实是对《无逸》理念的继承。所不同的是，《尚书》近于一种大的道理论说，而《周语》单襄公之论，则从农功外交等政务上对勤勉认真做详细说明，可谓是对《尚书》义理作具化之解读。
为人以谦：“君子不自称”
“谦”是《易》六十四卦之一，其卦辞曰：“亨，君子有终。”孔颖达《正义》释曰：“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谦”是传统文化推崇的精神，反映着人际关系的一种价值取向，被大量地阐述在经书的义理中。《国语》记言，常常以具体人事为例展开长篇论说，阐发为人应当谦让、谦逊、谦卑的理念。
《周语中》第十则载，晋国在鄢陵之战大败楚国之后，派遣郤至向周王报喜献功，郤至在未向周王行告庆礼之前，与邵桓公语，夸耀说这次战争的胜利主要得力于自己善于谋略和为人勇而有礼，夸口说自己将会主持晋国之政。单襄公听闻邵桓公转述，发表言辞逐一反驳郤至的认知与判断，尤其在开篇批评郤至不懂做人的谦卑，其文曰：
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
其何以待之？
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价值范疇，“谦”仍然属于一个抽象的概念，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可谓“谦”？《国语》记言有具体事例的针对，又有长篇论说之利，故而相较于纯粹的理论阐释更加形象具体，这段言辞对谦让的一个具体表现描述为“君子不自称”。韦昭注曰：“称，举也。”通俗地说，就是反对自我吹嘘标榜。为什么要“不自举”？后文从两个方面论证，其一是人性，“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韦昭注曰：“如能在人上者，人欲胜陵之也，故君子上礼让而天下莫敢陵也。”其二是经验，经验以各种口头或书面的语言形式保存流传，成为后人行为的重要参考和指南，单襄公所举谚语、《诗》《书》等大量的经验材料，进一步阐发 “君子不自举”的理由。
谦让的重要性在《国语》中的论述不止于此，《周语下》第二则载单襄公论晋周有文德所言“让，文之材也”；第四则载叔向聘于周，引史佚之言“德莫若让”赞单靖公，都是将谦让作为人的一个重要品质的论说之辞。在对“谦让”的品质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这些言辞又进一步论及对什么人应当保持谦让。当然首先应当对在上之人保持谦让，所谓“不踰其上，让也”。因此单襄公批评郤至位于晋国七卿之下而欲掩盖之是极为不当的；其次“敌必三让”，韦昭注曰：“敌，体敌也。”就是对于和自己相当的人也应当保持谦让；而最高的境界是对不如自己的人也能够保持谦让，是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
《国语·周语》中的这些“经义”，虽然更倾向于针对统治者的思想教科书，但是今天看来，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然超越了仅仅作为服务于统治之术的思想之域。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管理，以德高于以力，做事，本于敬业勤勉，为人，秉持谦卑低调，千百年来，这些精神拥有着普遍的社会人生指导意义，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