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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斌将军确实像“风”，对敌人是冽冽飓风，对小人是啸啸秋风，对人民和同志是煦煦春风和徐徐清风，对大千世界则是浩浩雄风。
——题记
他，高大的身材，瘦长的面庞，突出的前额和浓密的蚕眉透出威严，而晶莹含笑的明眸却洋溢着慈善。
他是迎着日寇大“扫荡”的枪声和火光弃笔从戎的。十六岁的他，一拿起枪投身到胶东反“扫荡”的行列里，就再也没有了十六岁的稚嫩，有的倒像二十六岁的干练和勇猛。接着就在反顽战役、平度战役、济胶路作战中纵横拼杀，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又跃马飞枪在胶东保卫战、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漳厦金战役中大显身手，作战百余次，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打击台湾国民党骚扰大陆及炮击金门的作战中，他仍然是一马当先。百余次地出入枪林弹雨，可谓百余次与死神交往，他先后八次负伤。在战争年代的所有任职里，他总是冲在第一线。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死神对他无可奈何，而战神对他格外青睐，他所担任主攻及投入的百余次战斗，无一次失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的家里。他来看望老将军。老将军在职时，我没听说他来过。老将军离职了，用老将军自己的话说“当老百姓了”，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倒经常来看望老将军了。每次见面，他对老将军的坦诚和尊重，他本人的谦和与恭敬，就像一个成才学生面对启蒙的老师，就像一个得志之士面对有知遇之恩的伯乐，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也是位年过花甲的将军了，而且还是位身居要职、肩负重任的方面军司令。
他的秘书告诉我：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对离退休的老干部十分关心。老干部过生日，他去祝寿；到春节，他去拜年；住医院，他去探视；有疑难事，他亲自去解决。他的观点是：这些老同志在职时门庭若市，离职了，我们这些在职的不能让其门可罗雀。他对张老不过更崇敬更关心罢了。
一位在职的位置显赫的首长问他：“你怎么从来没去看看我？”他诚挚地回答：“一是首长太忙，我不好意思打搅；二是看首长的人特别多，少我一个像花园里少棵草；三是我觉得，我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就是对首长最好的拥护和支持，也算送给您的一份厚礼。”这位首长称赞道：“好，有你的！”
由此，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仿佛一下子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没用笔记，就记住了而且是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王成斌！
他说：我最满意的事情，不是像大家对我的褒奖什么百战百胜的战斗，而是我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拜访了他。请他谈点军旅生涯中最辉煌最满意的事情，以给我及广大读者人生的启迪。他笑了，笑得爽朗而又很柔和。片刻说：“我没有什么最辉煌的事情，如果说有，那么一切辉煌都归于党。我最满意的事情也不是像大家对我的褒奖什么百战百胜的那些战斗，而是我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
“几次违背上级命令”，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出生在具有礼仪之邦称誉的山东掖县，其父亲是以经商为名的我党地下交通员，其母亲是深明大义的传统型贤妻良母；他本人自幼就接受“力胜贫，谨胜祸”、“令必行，禁必止”的教育；从戎之前在日本统治下的哈尔滨第一中学读高中，就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意识和团体观念之基础；更何况他目睹旧社会黑暗中、侵略者铁蹄下国民之悲惨遭遇，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毅然从军，并立志跟定共产党为华夏大地赢得光明、为亿万国民获得康安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他怎么能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违背上级命令”呢？其必有缘由。
济南战役伊始，王成斌是我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七连副连长（连长暂缺）。他所在连担负突破杆石桥门的主攻任务。上级规定：十八时开始炮火准备，看到三颗绿色信号弹上天之后，迅速发起攻击。夕阳西下，他率领全连潜伏在城墙边壕沟外的砖石掩体里，焦急地等待着冲锋时刻的到来。突然，炮火开始了。王成斌即令爆破班利用炮火的掩护，实施爆破城墙。当爆破员张智忠携炸药包靠上城墙后，便传出“轰”的一声巨响。顿时，烟尘弥熳，碎石乱飞。从爆炸的声音和飞起的碎石判断，城墙已炸开了缺口。作为主攻连一号指挥员的王成斌当即立断：“上！七连的同志跟我上！”此刻，爆破班长蔡萼已带领全班登上城墙，并打退敌人的两次反击。王成斌赶到后，立即发出登城成功的信号，并指挥部队迅速南北展开，沿墙追剿守城之敌。刚刚被炸懵了的守城之敌尚未清醒过来，就看到了解放军如神兵天降，有的狼狈逃命，有的胡乱开枪，也有的负隅顽抗。此时，绿色信号弹尚未升空。
此时，王成斌正与一敌中尉搏斗，当敌中尉从斜刺里跑出来的时候，王成斌迎面把他连同其持手枪的右手紧紧的抱住。扭打中，敌中尉死命地抽出持枪的手，企图开枪。王成斌趁势咬着了他的手指及其日式王八匣子枪管，同时奋力寻机掏取别在前腰际的匣子枪。就在王成斌取出匣子枪的瞬间，敌中尉也从他牙齿间抽出了血淋淋的手指和王八匣子枪管。不同的是，王成斌的枪口抵住了敌中尉的腰际并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敌中尉的钢铸枪管别断了王成斌上下两排牙齿的牙根。
团长发现王成斌受伤，心疼地说：“找济南最好的牙科医生给王成斌镶牙！”至此王成斌与敌中尉顽强搏斗、死拼不放的事情，在部队传为美谈。
其实，王成斌与敌人死拼硬打的精神，早在他十八岁任排长时就展现出来。当时他所在的西海独立团在山东掖县粉子山担任狙击任务，他所在连负责坚守粉子山南麓的橡山，整整与敌人打了五天五夜，在全连干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他带伤率领仅剩的八名战士突出重围，完成了狙击任务。他和另一同志受伤住进了山洞医院。也正是因此战斗，他所在连被胶东军区授予橡山连荣誉称号。
当我再次向他谈起橡山狙击战时，王成斌将军毫无掩饰地说：“橡山狙击战是值得称颂和怀念的。进攻济南我最得意的是没等信号弹升起就冲了上去，抓住了战机，赢得了时间，闯开了道路。当我看到我们的大部队从这里潮水般涌进来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就是给我个处分我也心甘情愿。”组织上是明鉴的，没因为王成斌没按规定冲锋而给予处分，恰恰相反，为他的机智果断，给他立了二等功，团长在城墙上宣布提升他为主攻内城的二连连长！纵队奖给他连队的锦旗上绣有八个大字：“机智灵活，勇猛顽强”。 “淮海战役的第一仗原计划在台儿庄打响。”将军介绍道，“由于我敌工干部杨斯德协助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就决定第一仗地点南移。我大批参战部队浩浩荡荡向南行进，到指定地点宿羊山南、陇海路北集结。国民党的飞机成群结队低空飞行，多时达12架一批，低到几乎贴着地皮飞。沿路南北来回扫射，部队伤亡甚大。我顿时感到这样行进十分危险，于是就趁敌机尚未飞回的当口，带领全连离开了大路，脱离了大部队，顺着田沟一气儿跑出三华里之多。我带领全连迅疾南进，跑到集结地不仅是第一名，而且没伤一人没丢一弹。可是，在大路上行进的部队，却没有一个连队是完整的，有的连伤得很惨。
听着将军充满自豪的介绍，我不禁想到古兵书的一句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英国人哈克特关于“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低级指挥官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大胆独立思考是很关紧要的”之论断，好像就是对将军当年指挥的总结和赞赏。
而将军参加的解放厦门的战斗，对哈克特的箴言又是个很好的佐证。
“……部队登陆后，团里要求要迅速抢占厦门另一面的胡里炮台，以堵截逃窜的敌人。而有位领导则命令我们占领厦门的制高点云顶岩，以阻击敌人。但行至王台山根儿，我看了看地形，感到如果要执行这一命令，势必要翻过王台山和五老峰，抢占胡里炮台的时间必然推迟，敌人就有跑掉的可能。战场情急，来不及解释和说明，我当机立断带领全连沿王台山和五老峰的山边前进，穿过厦门大学，直插胡里炮台海滩。我们赶到时，海滩上已有黑压压一片人群，有国民党兵，有他们的老婆孩子，在集结待逃，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清点一下有6000余人……”
将军的语气是平和的。然而，我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不起的将军，年轻时就展现了将才的品质：果断、机智、敢作敢为和雷厉风行。《战争论》的作者克劳维茨早有论述：“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只有通过智力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
将军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个断然的措施罢了。独断专行不是胡断乱行。所谓违背命令是对局部对个别而言，而且绝对是从全局出发，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古人讲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
突然的“改弦更张”，他并不感到奇怪，而是绝对服从。在陆军学校这个舞台上，他上演了生动感人、令人称道的活剧
一九八三年初，时任某军副军长的王成斌，突然应召晋见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见面伊始，杨司令即开门见山：“你已经五十五岁了，身体还很好，在副军长的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了，你有搞军事教育训练的才能，是不是到学校再过渡一段时间，发挥你的余热。”王成斌清楚：这看似征求意见，实则下达指示。军人的习惯容不得他过多地考虑，便回答道：“服从组织安排。”很快，王成斌便接到命令，升任南昌陆军学校校长。
南昌陆军学校渊源于红军大学，前身是华中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后几经变更，一九六三年一月更名为福州军区步兵学校，后称南昌陆军学校。说来也巧，随着王成斌上任的脚步，上级关于在陆军学校试点招收地方高中毕业生、开办大学本科班的指示也来到了学校。然而，一系列问题也堆到了他的面前：办大学本科班，就要有教大学本科班的老师，还要有大学本科班学习的教材、设备甚至教室，而当年的暑期就要按照上级的规定去招生。
王成斌镇定自若，除正常工作一切照常外，列入首位的倒是他要登门拜访离退休的老领导、老教师，诚恳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接着进行的是深入到教职工中间熟悉情况、听取意见；交叉进行的是同校领导一班人谈心。在摸准整个学校脉跳、体温等健康状况的同时，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校委会决定：“振奋精神、搞好改革，开创学校建设新局面”，而且都有明确的具体措施。
对老政委他格外尊重，对几位副校长，他放手工作；对全校师生，他再三表示：要当好全校师生的服务员、勤务员……当从各地方大学、军队院校调来的几十名优秀教师、教授前来报到时，他一个一个地迎接，一个一个地交谈；听说自南京大学来的俞中明教授爱人患病住院，他便立即亲临医院看望……
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丁世尤，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撰写了一本《毛泽东军事思想辩证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华东地区、江西省社会科学奖。校政治部某领导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作怪，不仅开会批评、责令检查，还没收了稿费，并准备安排转业。对另一位同样的同志，也是如此。使这两位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组织也流露出了不满。
王成斌了解、核实情况后，即表扬了他们，并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再拿出新作来。随后又找到政治部的那位领导，要求迅速纠正这一错误。那位政治部领导作了自我批评，退回了稿酬。王成斌又借助这个机会，在全校表彰了这两位教员，号召大家要向他们学习。自此，南昌陆校的教学、学术理论研究格外活跃。在王成斌任职期间，就涌现出十余项教学、学术成果，有的在全军推广并参加了国际交流。
有段时间，南昌陆校掀起了一股“文凭热”。其目的不乏有求真知、长学识者，但也有为数不少者是大势所趋、为“提升使用看文凭”所诱惑。王成斌指示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规划，不能“一窝蜂”，当学者则学；专为文凭者，立即停止。他还就此问题，给全校师生讲了一课：“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明确：文凭不能代替才能。文凭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它仅仅表示一个人曾经接受教育训练的程度。在干部使用上，不搞唯文凭论，重在真才实学，惟才是举。”他纠正了一些人学非所用惟文凭论的倾向。他又是怎样让那些莘莘学子们尽快获得真才实学的呢？
他要求首先要“明确培养目标，合理设置课程”。“我们陆军学校，培养的不是工程师、科学家等人才，而是培养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军政文协调并进、有一定技能和谋略水平、会管理教育和会带兵的初级指挥员。”为此，他创造了新的管理教育方法。由于学员具有兵、大学生、军官的“三重性”，他分别实行了“规范”、“自管”、“互管”的“三步曲”。为塑造良好的军人形象和部队正规化，他要求对学员的一举一动实行规范化。由于学员毕业后要带兵、教兵、用兵，因此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让学员管人，让学员轮流担任管人的角色，高年级学员队的管理干部干脆退居二线，完全由学员轮流担任领导。这就形成了南昌陆校的又一大特色。 他还把学校、课堂延伸到了野战部队。他亲自联系并报请军区批准，以某野战军为学员们的实验基地，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让学员到基地实习，并坚持实战实弹训练，他响亮地提出了“跟着炮弹上去”的口号。这样，把院校教育与部队教育结合起来，使学员在部队的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同时又由部队检验院校教育质量，以达到“人才共育、训用共管”之目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他始终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除正常的课堂教育、基地教育外，他充分利用校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组织学员到南昌八一纪念馆、井冈山等地进行实地教学。谁也没想到，他还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教育基地——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十年浩劫中被贬到南昌，就住在该校的一座小楼上。王承斌把此楼命名为“小平楼”，结合小平同志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对学员们进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及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的教育等等。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王成斌总是亲临一线、躬亲力行。他还亲自撰写各种形式的文章，他组织编撰出版的《民国将领列传》、《中国一百个军事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等重要专著，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校的教育、科研成果纷纷获奖，并跃进全军院校先进行列。
也正因此，从陆校派出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学员，均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作风过硬、有勇有谋，一次战斗就出了五个战斗英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云南前线部队，听到这种情况汇报后，当即询问了南昌陆校及校领导的情况，随后大声称赞道：“好样的！这些参战的学员是好样的！南昌陆校是好样的！南昌陆校的校长是好样的！出人才，出英雄！请代我向他致谢！”
在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他信仰未变，作风未变，建党强军，率先垂范；招呼他离职，他慨然应允；军委首长赠他“雄风”二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成斌被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一九九零年四月，他又被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信仰未变，作风未变，干劲未变，性格未变。一九九一年，他针对部队现有信息自动化和机械化装备的特点，在继承传统训练方法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革。秋天，他在京郊举行了全区训练成果汇报表演，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出席，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一九九二年，他从实际出发，在张北地区举行了严寒条件下士兵检验性拉动，为寒区作战总结了宝贵经验。一九九三年，他主持举办了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并带实兵举行了“北国利剑”的实兵演习。
可他常说：“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我只参加了个尾儿，又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所有的进步及工作上取得的一点儿成绩，都是党的培养、领导上支持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离开了组织和群众，我王成斌一事无成。因此，我只有尽职尽责、全力工作，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一九九三年七月的一天，军委首长同他谈工作，顺便说道：按条例规定老同志到时间就下，你已经超期一年了，打算怎么办？
他郑重的回答：“服从命令，执行规定。军委什么时候下命令，我就什么时候离职，一切都愉快地服从。”他坦然而又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领导岗位后，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书赠他“雄风”二字。
雄风，乃英雄之风。“何以称英雄，识以领其先”，“真正的英雄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凝视这遒劲雄健的“雄风”二字，我猛然悟到王成斌将军确实像“风”，对敌人是冽冽飓风，对小人是啸啸秋风，对人民和同志是煦煦春风和徐徐清风，对大千世界则是浩浩雄风。（本文有删节）
原载于2000年3月号《中华儿女》
（编辑 遐飞）
——题记
他，高大的身材，瘦长的面庞，突出的前额和浓密的蚕眉透出威严，而晶莹含笑的明眸却洋溢着慈善。
他是迎着日寇大“扫荡”的枪声和火光弃笔从戎的。十六岁的他，一拿起枪投身到胶东反“扫荡”的行列里，就再也没有了十六岁的稚嫩，有的倒像二十六岁的干练和勇猛。接着就在反顽战役、平度战役、济胶路作战中纵横拼杀，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又跃马飞枪在胶东保卫战、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漳厦金战役中大显身手，作战百余次，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打击台湾国民党骚扰大陆及炮击金门的作战中，他仍然是一马当先。百余次地出入枪林弹雨，可谓百余次与死神交往，他先后八次负伤。在战争年代的所有任职里，他总是冲在第一线。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死神对他无可奈何，而战神对他格外青睐，他所担任主攻及投入的百余次战斗，无一次失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的家里。他来看望老将军。老将军在职时，我没听说他来过。老将军离职了，用老将军自己的话说“当老百姓了”，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倒经常来看望老将军了。每次见面，他对老将军的坦诚和尊重，他本人的谦和与恭敬，就像一个成才学生面对启蒙的老师，就像一个得志之士面对有知遇之恩的伯乐，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也是位年过花甲的将军了，而且还是位身居要职、肩负重任的方面军司令。
他的秘书告诉我：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对离退休的老干部十分关心。老干部过生日，他去祝寿；到春节，他去拜年；住医院，他去探视；有疑难事，他亲自去解决。他的观点是：这些老同志在职时门庭若市，离职了，我们这些在职的不能让其门可罗雀。他对张老不过更崇敬更关心罢了。
一位在职的位置显赫的首长问他：“你怎么从来没去看看我？”他诚挚地回答：“一是首长太忙，我不好意思打搅；二是看首长的人特别多，少我一个像花园里少棵草；三是我觉得，我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就是对首长最好的拥护和支持，也算送给您的一份厚礼。”这位首长称赞道：“好，有你的！”
由此，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仿佛一下子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没用笔记，就记住了而且是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王成斌！
他说：我最满意的事情，不是像大家对我的褒奖什么百战百胜的战斗，而是我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拜访了他。请他谈点军旅生涯中最辉煌最满意的事情，以给我及广大读者人生的启迪。他笑了，笑得爽朗而又很柔和。片刻说：“我没有什么最辉煌的事情，如果说有，那么一切辉煌都归于党。我最满意的事情也不是像大家对我的褒奖什么百战百胜的那些战斗，而是我斗胆几次违背上级命令独断专行的冲锋……”
“几次违背上级命令”，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出生在具有礼仪之邦称誉的山东掖县，其父亲是以经商为名的我党地下交通员，其母亲是深明大义的传统型贤妻良母；他本人自幼就接受“力胜贫，谨胜祸”、“令必行，禁必止”的教育；从戎之前在日本统治下的哈尔滨第一中学读高中，就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意识和团体观念之基础；更何况他目睹旧社会黑暗中、侵略者铁蹄下国民之悲惨遭遇，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毅然从军，并立志跟定共产党为华夏大地赢得光明、为亿万国民获得康安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他怎么能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违背上级命令”呢？其必有缘由。
济南战役伊始，王成斌是我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七连副连长（连长暂缺）。他所在连担负突破杆石桥门的主攻任务。上级规定：十八时开始炮火准备，看到三颗绿色信号弹上天之后，迅速发起攻击。夕阳西下，他率领全连潜伏在城墙边壕沟外的砖石掩体里，焦急地等待着冲锋时刻的到来。突然，炮火开始了。王成斌即令爆破班利用炮火的掩护，实施爆破城墙。当爆破员张智忠携炸药包靠上城墙后，便传出“轰”的一声巨响。顿时，烟尘弥熳，碎石乱飞。从爆炸的声音和飞起的碎石判断，城墙已炸开了缺口。作为主攻连一号指挥员的王成斌当即立断：“上！七连的同志跟我上！”此刻，爆破班长蔡萼已带领全班登上城墙，并打退敌人的两次反击。王成斌赶到后，立即发出登城成功的信号，并指挥部队迅速南北展开，沿墙追剿守城之敌。刚刚被炸懵了的守城之敌尚未清醒过来，就看到了解放军如神兵天降，有的狼狈逃命，有的胡乱开枪，也有的负隅顽抗。此时，绿色信号弹尚未升空。
此时，王成斌正与一敌中尉搏斗，当敌中尉从斜刺里跑出来的时候，王成斌迎面把他连同其持手枪的右手紧紧的抱住。扭打中，敌中尉死命地抽出持枪的手，企图开枪。王成斌趁势咬着了他的手指及其日式王八匣子枪管，同时奋力寻机掏取别在前腰际的匣子枪。就在王成斌取出匣子枪的瞬间，敌中尉也从他牙齿间抽出了血淋淋的手指和王八匣子枪管。不同的是，王成斌的枪口抵住了敌中尉的腰际并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敌中尉的钢铸枪管别断了王成斌上下两排牙齿的牙根。
团长发现王成斌受伤，心疼地说：“找济南最好的牙科医生给王成斌镶牙！”至此王成斌与敌中尉顽强搏斗、死拼不放的事情，在部队传为美谈。
其实，王成斌与敌人死拼硬打的精神，早在他十八岁任排长时就展现出来。当时他所在的西海独立团在山东掖县粉子山担任狙击任务，他所在连负责坚守粉子山南麓的橡山，整整与敌人打了五天五夜，在全连干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他带伤率领仅剩的八名战士突出重围，完成了狙击任务。他和另一同志受伤住进了山洞医院。也正是因此战斗，他所在连被胶东军区授予橡山连荣誉称号。
当我再次向他谈起橡山狙击战时，王成斌将军毫无掩饰地说：“橡山狙击战是值得称颂和怀念的。进攻济南我最得意的是没等信号弹升起就冲了上去，抓住了战机，赢得了时间，闯开了道路。当我看到我们的大部队从这里潮水般涌进来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就是给我个处分我也心甘情愿。”组织上是明鉴的，没因为王成斌没按规定冲锋而给予处分，恰恰相反，为他的机智果断，给他立了二等功，团长在城墙上宣布提升他为主攻内城的二连连长！纵队奖给他连队的锦旗上绣有八个大字：“机智灵活，勇猛顽强”。 “淮海战役的第一仗原计划在台儿庄打响。”将军介绍道，“由于我敌工干部杨斯德协助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就决定第一仗地点南移。我大批参战部队浩浩荡荡向南行进，到指定地点宿羊山南、陇海路北集结。国民党的飞机成群结队低空飞行，多时达12架一批，低到几乎贴着地皮飞。沿路南北来回扫射，部队伤亡甚大。我顿时感到这样行进十分危险，于是就趁敌机尚未飞回的当口，带领全连离开了大路，脱离了大部队，顺着田沟一气儿跑出三华里之多。我带领全连迅疾南进，跑到集结地不仅是第一名，而且没伤一人没丢一弹。可是，在大路上行进的部队，却没有一个连队是完整的，有的连伤得很惨。
听着将军充满自豪的介绍，我不禁想到古兵书的一句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英国人哈克特关于“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低级指挥官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大胆独立思考是很关紧要的”之论断，好像就是对将军当年指挥的总结和赞赏。
而将军参加的解放厦门的战斗，对哈克特的箴言又是个很好的佐证。
“……部队登陆后，团里要求要迅速抢占厦门另一面的胡里炮台，以堵截逃窜的敌人。而有位领导则命令我们占领厦门的制高点云顶岩，以阻击敌人。但行至王台山根儿，我看了看地形，感到如果要执行这一命令，势必要翻过王台山和五老峰，抢占胡里炮台的时间必然推迟，敌人就有跑掉的可能。战场情急，来不及解释和说明，我当机立断带领全连沿王台山和五老峰的山边前进，穿过厦门大学，直插胡里炮台海滩。我们赶到时，海滩上已有黑压压一片人群，有国民党兵，有他们的老婆孩子，在集结待逃，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清点一下有6000余人……”
将军的语气是平和的。然而，我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不起的将军，年轻时就展现了将才的品质：果断、机智、敢作敢为和雷厉风行。《战争论》的作者克劳维茨早有论述：“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只有通过智力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
将军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个断然的措施罢了。独断专行不是胡断乱行。所谓违背命令是对局部对个别而言，而且绝对是从全局出发，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古人讲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
突然的“改弦更张”，他并不感到奇怪，而是绝对服从。在陆军学校这个舞台上，他上演了生动感人、令人称道的活剧
一九八三年初，时任某军副军长的王成斌，突然应召晋见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见面伊始，杨司令即开门见山：“你已经五十五岁了，身体还很好，在副军长的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了，你有搞军事教育训练的才能，是不是到学校再过渡一段时间，发挥你的余热。”王成斌清楚：这看似征求意见，实则下达指示。军人的习惯容不得他过多地考虑，便回答道：“服从组织安排。”很快，王成斌便接到命令，升任南昌陆军学校校长。
南昌陆军学校渊源于红军大学，前身是华中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后几经变更，一九六三年一月更名为福州军区步兵学校，后称南昌陆军学校。说来也巧，随着王成斌上任的脚步，上级关于在陆军学校试点招收地方高中毕业生、开办大学本科班的指示也来到了学校。然而，一系列问题也堆到了他的面前：办大学本科班，就要有教大学本科班的老师，还要有大学本科班学习的教材、设备甚至教室，而当年的暑期就要按照上级的规定去招生。
王成斌镇定自若，除正常工作一切照常外，列入首位的倒是他要登门拜访离退休的老领导、老教师，诚恳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接着进行的是深入到教职工中间熟悉情况、听取意见；交叉进行的是同校领导一班人谈心。在摸准整个学校脉跳、体温等健康状况的同时，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校委会决定：“振奋精神、搞好改革，开创学校建设新局面”，而且都有明确的具体措施。
对老政委他格外尊重，对几位副校长，他放手工作；对全校师生，他再三表示：要当好全校师生的服务员、勤务员……当从各地方大学、军队院校调来的几十名优秀教师、教授前来报到时，他一个一个地迎接，一个一个地交谈；听说自南京大学来的俞中明教授爱人患病住院，他便立即亲临医院看望……
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丁世尤，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撰写了一本《毛泽东军事思想辩证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华东地区、江西省社会科学奖。校政治部某领导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作怪，不仅开会批评、责令检查，还没收了稿费，并准备安排转业。对另一位同样的同志，也是如此。使这两位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组织也流露出了不满。
王成斌了解、核实情况后，即表扬了他们，并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再拿出新作来。随后又找到政治部的那位领导，要求迅速纠正这一错误。那位政治部领导作了自我批评，退回了稿酬。王成斌又借助这个机会，在全校表彰了这两位教员，号召大家要向他们学习。自此，南昌陆校的教学、学术理论研究格外活跃。在王成斌任职期间，就涌现出十余项教学、学术成果，有的在全军推广并参加了国际交流。
有段时间，南昌陆校掀起了一股“文凭热”。其目的不乏有求真知、长学识者，但也有为数不少者是大势所趋、为“提升使用看文凭”所诱惑。王成斌指示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规划，不能“一窝蜂”，当学者则学；专为文凭者，立即停止。他还就此问题，给全校师生讲了一课：“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明确：文凭不能代替才能。文凭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它仅仅表示一个人曾经接受教育训练的程度。在干部使用上，不搞唯文凭论，重在真才实学，惟才是举。”他纠正了一些人学非所用惟文凭论的倾向。他又是怎样让那些莘莘学子们尽快获得真才实学的呢？
他要求首先要“明确培养目标，合理设置课程”。“我们陆军学校，培养的不是工程师、科学家等人才，而是培养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军政文协调并进、有一定技能和谋略水平、会管理教育和会带兵的初级指挥员。”为此，他创造了新的管理教育方法。由于学员具有兵、大学生、军官的“三重性”，他分别实行了“规范”、“自管”、“互管”的“三步曲”。为塑造良好的军人形象和部队正规化，他要求对学员的一举一动实行规范化。由于学员毕业后要带兵、教兵、用兵，因此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让学员管人，让学员轮流担任管人的角色，高年级学员队的管理干部干脆退居二线，完全由学员轮流担任领导。这就形成了南昌陆校的又一大特色。 他还把学校、课堂延伸到了野战部队。他亲自联系并报请军区批准，以某野战军为学员们的实验基地，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让学员到基地实习，并坚持实战实弹训练，他响亮地提出了“跟着炮弹上去”的口号。这样，把院校教育与部队教育结合起来，使学员在部队的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同时又由部队检验院校教育质量，以达到“人才共育、训用共管”之目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他始终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除正常的课堂教育、基地教育外，他充分利用校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组织学员到南昌八一纪念馆、井冈山等地进行实地教学。谁也没想到，他还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教育基地——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十年浩劫中被贬到南昌，就住在该校的一座小楼上。王承斌把此楼命名为“小平楼”，结合小平同志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对学员们进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及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的教育等等。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王成斌总是亲临一线、躬亲力行。他还亲自撰写各种形式的文章，他组织编撰出版的《民国将领列传》、《中国一百个军事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等重要专著，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校的教育、科研成果纷纷获奖，并跃进全军院校先进行列。
也正因此，从陆校派出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学员，均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作风过硬、有勇有谋，一次战斗就出了五个战斗英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云南前线部队，听到这种情况汇报后，当即询问了南昌陆校及校领导的情况，随后大声称赞道：“好样的！这些参战的学员是好样的！南昌陆校是好样的！南昌陆校的校长是好样的！出人才，出英雄！请代我向他致谢！”
在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他信仰未变，作风未变，建党强军，率先垂范；招呼他离职，他慨然应允；军委首长赠他“雄风”二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成斌被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一九九零年四月，他又被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信仰未变，作风未变，干劲未变，性格未变。一九九一年，他针对部队现有信息自动化和机械化装备的特点，在继承传统训练方法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革。秋天，他在京郊举行了全区训练成果汇报表演，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出席，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一九九二年，他从实际出发，在张北地区举行了严寒条件下士兵检验性拉动，为寒区作战总结了宝贵经验。一九九三年，他主持举办了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并带实兵举行了“北国利剑”的实兵演习。
可他常说：“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我只参加了个尾儿，又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所有的进步及工作上取得的一点儿成绩，都是党的培养、领导上支持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离开了组织和群众，我王成斌一事无成。因此，我只有尽职尽责、全力工作，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一九九三年七月的一天，军委首长同他谈工作，顺便说道：按条例规定老同志到时间就下，你已经超期一年了，打算怎么办？
他郑重的回答：“服从命令，执行规定。军委什么时候下命令，我就什么时候离职，一切都愉快地服从。”他坦然而又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领导岗位后，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书赠他“雄风”二字。
雄风，乃英雄之风。“何以称英雄，识以领其先”，“真正的英雄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凝视这遒劲雄健的“雄风”二字，我猛然悟到王成斌将军确实像“风”，对敌人是冽冽飓风，对小人是啸啸秋风，对人民和同志是煦煦春风和徐徐清风，对大千世界则是浩浩雄风。（本文有删节）
原载于2000年3月号《中华儿女》
（编辑 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