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铭文的基本特点可以用陆机《文赋》里的“博约而温润”这句话来概括。博，指内容广博；约，指文辞简约，概括性极强；温，气度温和，从容不迫；润，语调柔顺。而刘禹锡的《陋室铭》也一直成为“博约而温润”的最好诠释和典范。但笔者认为《陋室铭》一文“博约”而不“温润”。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于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后发展为一种文体。
　　《陋室铭》行文简约，只有81字，多对比、排比，句式工整，内涵深刻，确实“博约”。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有言：“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因此，“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便成为人们对文人作品的最主要的考量标准之一，但是，从古至今，“言不由衷”也成为一些文人雅士“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愤懑的注释或“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期盼的隐喻，据此，想要“温润”却也不能。
　　尽管苏教版教参上说“作者给他的陋室作铭，是要借陋室表达一种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情怀”；人教版教参如是说：陋室，这里指作者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期间（824—826）在当地构筑的简易房子，作者为它作铭，主要是为了表述自己的抱负和情操，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讽刺现实的意味。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对《陋室铭》的各种评析也无非是“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追求声色娱乐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表达了作者不慕荣利，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保持高尚节操的愿望和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等等。在唐代，“终南捷径”不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一些文人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无奈选择吗？尽管刘禹锡并没有像卢藏那样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而时时“唯以文章吟诵，陶冶性情”，①但始终“郁悒不怡”②确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再细读《陋室铭》也不难发现刘禹锡的话中话，言中言。《陋室铭》“博约”但不“温润”。
　　一、追求“三气”的孤芳自赏，很难“温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高山深水”应是远离繁华的“五溪不毛之乡”。地处荒蛮之地的刘禹锡显然没能像北宋文学家范仲淹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去忧国忧民，而是时时处处的在“忧己”。虽然，他接二连三的被贬，越来越远离权力中心，直到被贬做和州刺史，造了“陋室”③。但是，刘禹锡还是追求着“三气”——“名气”、“灵气”、“馨气”，把自己当作了“山中仙人”“水中神龙”“人中君子”，尤其是“惟吾德馨”一句，更是让刘禹锡的孤芳自赏的形象跃然纸上。尽管对“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各种大同小异的解说，例如“这是简陋的屋子，只是我的品德高尚（也就不感到简陋了）”“这间简陋的房子，好就好在主人有美好的德行”“这是简陋的房子，只不过住在这里的人的品德高尚”等等，都强调了“吾馨”。因此，刘禹锡因我而“名”，因我而“灵”，因我而“馨”的自我陶醉，也成为了他“任喜怒凌人”④的性格缺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是说“（与我）谈笑交往的是学问渊博的人，没有粗鄙的人。”此处，刘禹锡说的也许是实话，也许是一种愿景，一种回忆。刘禹锡在之前已“名重一时”，因受王叔文的牵累而连同许多好友一起被贬出京，各奔东西，可以说是“树倒猢狲散”，哪有“鸿儒”来“谈笑”？因此，这更可能是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渴望实现的愿景，或是一种对过去生活的美好回忆吧。但是，这组对比中的“实话”（或“愿景”“回忆”）难道没有以“鸿儒”来傲视“白丁”之意吗？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两句是说，诸葛庐和子云亭都很简陋，因为居住的人很有名，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显而易见，在此，刘禹锡是想通过与“诸葛亮”“扬子云”的类比来再次强调“惟吾德馨”这一主题。“孔子云：‘何陋之有？’”此句出自《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人认为，作者在此去掉“君子居之”，体现他谦虚的品格。笔者认为，刘禹锡尽管有些“欲说还羞”，但是自认“德馨”的他，难道就不自认是“君子”吗？孔子说：“（有君子住在里面，）有什么简陋的呢？”刘禹锡又一次地强调了自己具有“三气”，“名气”“灵气”“馨气”，自己就是“山中仙人”“水中神龙”“人中君子”。
　　因此，身处偏僻荒远之地的刘禹锡，一再受到排挤和打击的刘禹锡，孤芳自赏的刘禹锡，通过一篇《陋室铭》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字里行间，能够做到“气度温和，从容不迫”“语调柔顺”吗？
　　二、矛盾纠结的言不由衷，实难“温润”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全文唯一的一句对“陋室”的描写。苔藓痕迹碧绿，长到台阶上；草色青葱，映入帘里。在这幽深僻静的“陋室”里，刘禹锡又能做些什么呢？“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素琴”，不加装饰的琴；“金经”，指佛经，据说，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弹奏素朴的古琴，是随性而为；浏览一下佛经，是养心修性。有人认为“这四句写陋室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⑤，其实不然。因为，“素琴”之音，也是“丝竹”之声，尽管前者有可能实写，后者是虚写。难道“素琴”能“悦耳”，“丝竹”能“乱耳”，这不是很矛盾吗？其实是他“心”已早“乱”，或者可以说他始终是“心乱”的。再者，念佛人是大福报的人，念念都与自性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是念解脱，解脱痛苦烦恼，一切随遇而安。既然如此，何来“案牍”能“劳形”？这四句正是刘禹锡内心的痛苦所在，内心“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纠结于一体，言不由衷更是昭然若揭。至此，刘禹锡本应呆在“陋室”，正视现实，直面人生，但却想到了“诸葛庐”“子云亭”，想到了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能说他心平气和，安平乐道吗？
　　其实，“自言系出中山”（《新唐书·刘禹锡传》）的刘禹锡一向重“名”，他曾在《谒枉山会禅师》中写道：“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弱冠游咸京，上书京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通过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交往，提高自己的声誉。在以后命运多舛的人生中他一直被“名”所累，努力追求着所谓的“德馨”，却一直屡遭打击，“壮志难酬”。我们也正是从他的言不由衷的“言”中，听出了他的心声。应该说，刘禹锡的内心表面上是风平浪静，其实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下是暗流涌动。因此，“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的刘禹锡想让《陋室铭》一文“温润”，实在是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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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②④《旧唐书·刘禹锡传》
　　③《历阳典录》“陋室，在（和）州治内，唐和州刺史刘禹锡建。有铭，柳公权书碑”
　　⑤《语文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通联：江苏宜兴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