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经济学的学者大概是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群体。今天的中国，明明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经济活动实践，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却只能从国外贩进经济学理论，而且至今无法对中国的发展做出有力的经济学解释，更遑论经济学预测。中国的职教研究者当然无法企及经济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但境遇却大致相同。中国正在举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三十年来的职教发展完全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但我们的职教研究者们却只能一遍遍地翻译国外学者的资料，一遍遍劝告中国的职教同行们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如果要问中国职教最大的不足何在，我愿意把“桂冠”献给职业教育的研究。
　　在一次论坛上，我列举了几个话题：中国选手为什么在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全面失利，一所有100名学生和80名教师的职业学校该如何生存，职业学校为何要向企业购买职业教育课程等，在场的20多位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熟悉这些话题，更不要说研究了。这说明目前的职教研究仍遵循从纸面到纸面的模式，在一个个概念里打圈圈，根本不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所以在那次论坛上我建议大家改变一下研究风格，从职业教育实践中真正发生的问题、现象入手开始研究，当把一类问题研究透，我们自然就成了真正的研究者，而不是那些只知道“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有何区别，“双师结构”和“双师素质”哪个定义更好，“技能人才”与“技术技能人才”哪个应该是我们的培养目标的所谓专家。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目前的研究以演绎为主要方法。比如在研究职教师资时，人们经常先引入“双师型”的概念，然后调研学校里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双师型教师，如果不足是因为什么，最后提出一些建议。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演绎的方法是一种可以保证结论绝对正确的方法，但其缺陷在于无法得到新的知识。任何有职业学校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双师”的概念引起了基层学校许多操作上的困惑，据说还出现了用驾驶证来申报双师资格的笑话。那么实践中最需要的职教教师研究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假设有一个研究者跟着学校某位教师下企业去锻炼，他应该能观察到这位教师在锻炼前后的技能变化情况，回到学校后再观察这位老师上课时教学策略的变化，这时他就有可能发现，尽管这位教师只是在企业锻炼了很短的时间，无论按照何种标准都达不到“双师”的要求，但他上课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行为已经有了变化，那么结论就可能是“是否双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如何把实践经验融入教学过程中”。如果这个结论能得到教育政策制订者的认可，教师培养培训方面的变化可能就是不再要求教师提供什么专业技能证书之类的，而是把重点转到如何培训教师开展实践教学上。当然相比演绎的方法，这种归纳的方法的最大缺陷是结论不一定正确，比如样本量不够可能会使结论出现偏差，但好在我们发现了在书斋中无法发现的事实，学者们可以生产出新的知识。
　　转变研究模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纸面研究成本最低，出成果最快，所以获利也最大，当然会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不过如果一个群体全部以此为追求目标，中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除了研究模式的问题，人们也会常常提起研究者独立性和批判意识的缺失，不过这不能全怪研究者，专业媒体也有责任。前段时间，我向一本学术期刊投稿，其中谈到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和当下的高校转型发展，这本据说可以直接放到领导案头的杂志却把相关部分全部删除。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院）
　　编后：臧教授已经为我们的“锐评”栏目撰写了两年的专栏，这可能是他为我们撰写的最后一期专栏稿件，原题目是“我的最后一次‘锐评’”，还请臧教授原谅我做了改动。首先感谢臧教授两年来的坚持和努力，坚持说真话，努力做实事。相信读过臧教授评论的读者肯定和编者有一样感受：每每为文中的真知灼见拍案叫绝，常常对文中的真情流露感慨万千。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职教研究学者，我们希望他的评论能对读者产生些许观念或行动上的影响，虽然目前还未知其所，但我们相信很多时候现实看似铁板一块，你推一下，我推一下，可能慢慢地就会有所改变。哪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哪怕还暂时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不能背过脸不去看、不去想、不去做。同时希望有更多关心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支持我们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