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周瑜身后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镜像。在正史与野史、官方与民间之中，1800年来，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周瑜，并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周瑜，渐行渐远。
　　公元210年，赤壁之战刚刚结束不过两年，周瑜即死于一次军事行动的准备之中，当时他36岁。人们对于他的不幸，说法各异，在史书中，他的死源于一次意外的箭伤。而在民间，人们更愿意相信，周瑜是死于他的小肚鸡肠。
　　由于过早的夭折，围绕着这位壮志未酬的大人物周围的争议，一点都不比那场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少。周瑜的民间形象，在后来，要么是个妒贤忌能、器量狭小的青年将领；要么就是一个对音乐充满无限乐趣的风雅人士。从成语“周郎顾曲”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时候，他是作为一个音乐鉴赏家，而不是军事家存在于历史传说中。而那些附庸风雅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把精力放在他青年寡居的妻子小乔身上，“铜雀春深”不断地成为这些人哀叹这个未亡人的关键词语。
　　仿佛一时间，对于周瑜，严谨的史家评论，已经失去了它的影响力。致使到了如今，人们读到《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不禁踟蹰于这个“雄姿英发”的英雄究竟是谁？按照小说《三国演义》的说法，羽扇纶巾的装扮从来都只属于诸葛孔明。而周瑜的儒雅风流已经被岁月冲刷得面目全非了。
　　在《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是，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廓”，情趣高雅。作者陈寿，是个在周瑜身后20年才出生的史家，他对于周瑜的描写虽然轻描淡写，但已近乎完美。
　　做为史书的《三国志》中，虽有多处记载周瑜的功绩、威名与才干，却也有负面的评价。在《三国志·江表传》论及张昭功过时提及，孙权如果能听从张昭投降建议，而没有被周瑜、鲁肃说服，那么就不会有三分天下的格局，没有兵连祸结的乱世。张昭“虽无功於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个论点，正好符合曹魏正统的史观，周瑜的赤壁之战，正是妨碍曹操一统天下的祸首。可称虽有功于孙氏，却有大错于天下。
　　《三国志》里对于周瑜的评价还算公允，而到了东晋，观念走到社会转折的十字路口，往往变得微妙起来。这个偏安江左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开始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他们巧妙地选择了同样割据一方的蜀汉作为正统，开始认定，周瑜为“小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正统之争开始成为三国历史最为重要的话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物评价开始逐渐变形。好的是，魏晋期间士大夫玄风吹拂，崇尚个性，因此在臧否人物上比较宽容和超然，很少将人分为善恶壁垒分明的两极，正统之争在这一时期并不完全对立。
　　到了唐朝，九州一统。历史变得再度微妙起来。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风颇盛，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也在争斗之列，宋文坛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正统之争往往影响到赤壁一战的评价。 牵连于正统归属，周瑜赤壁之战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帝魏者，为他击败曹操而恼怒，尊蜀汉正统者，则会借赤壁开怀曹操之败，但又不忿周瑜不肯归汉。
　　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最尴尬的当属身处其中的东吴。但对于周瑜的评价，还是肯定的，至少他是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而周瑜形象的变形，到了民间文化里，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而令人纳闷的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曹军挥师南下之际，他傲慢地拒绝了孙权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乔作乐”。至于决意破曹，却是孙权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缎”和孙明以“曹相取江吴，掳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之言相激，这才不得已为名利而“挂印延会”。
　　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施苦肉计，定美人计，用帐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才智平庸，屡战屡败——战曹璋狼狈而逃，取荆州溃不成军，攻西川却被张飞断了后路，似乎人皆可败。这种矛盾，起伏不定的军事才能奇怪而勉强地揉合在周瑜身上。 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忌能的平庸之辈。
　　按照吴金华的说法是，话本是市民娱乐的产物，它从来都不受正统观的左右，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与此同时，以曹魏为正统却是官方正统观的明确意向。
　　可见，市民的好恶在那时候已经不以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为转移了。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宋元时期，是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和门阀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恐怕不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国历史，从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
　　因为在历史上，刘备从来都是执政爱民的代表。于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拥刘而贬曹孙便逐渐在民间形成了大的潮流。不幸的是，周瑜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
　　元代三国戏有40种，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黄鹤楼》、《庞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娶小乔》和《周瑜谒鲁肃》。后两种完全是沦落于市井中的书会文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让周瑜落魄为穷困书生，借他之口抒发出“穷书生半世干忙”的苦闷彷徨，而又借他的否极泰来、飞黄腾达，寄托出仕和得遇明主的愿望。在这两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养倒是与史书颇为接近，“文武兼济”，“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待人“用礼施谦让”，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三国矛盾毫无瓜葛。
　　而在那些实质性展示三国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触及孙刘，那么创作倾向则与《三分事略》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在戏里写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个低层次的陪衬人物。
　　在二人的明争暗斗中，孔明总是比周瑜棋高一着，无论是暗设陷阱的鸿门宴，还是堆着笑脸的美人计，都被孔明一一识破，所谓“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在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发显得智术短浅，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下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之后，罗贯中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
　　元代社会废止了科举制度，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士人沦落到十分悲惨的境地。由此一大批满腹诗书的文人放弃了儒业，加入到市井文学的创作中来，使其创作日趋成熟。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文学评论家看来，罗贯中的矛盾几乎也在之后成就了《三国演义》这本书的矛盾，在这本书里，除了蜀汉永远是光明正确的，吴魏的一系列人物，从曹操到周瑜，都是充满矛盾的。作为一名落拓江湖的书会文人，罗氏一方面深受雅文化的影响，对三国人物，尽量地靠近史实。而另一方面，混迹于市井，又让他不由得对世俗化的评价产生认同。于是，最终，一部《三国演义》让人们看到的就是对于史实一半清醒、一半迷离的镜像。
　　而其中最明显的偏差，当属周瑜。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这其中，正是作者无法处理亮瑜矛盾的无奈感叹。而这个矛盾，竟然影响至今。直至评书版的《三国演义》在80年代风靡大陆，“羽扇纶巾”和“三气周瑜”已经成为成语彻底地深入人心，对于周瑜，那些偏见再也抹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