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检旧箧，翻出不少近二十多年往来的书信，寄信人中不少是已作古的老先生，纸墨依然，斯人去矣，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许多往事，犹如昨日，大抵这就是书牍留给我们的忆念。
　　在这些书信之中，有二十多年前上海陈声聪(字兼与，当时已九十高龄)前辈给我的手书，有施蛰存、朱家溍、郑逸梅、邓云乡、王锺翰、周绍良、刘叶秋、顾学颉等先生的来函，有周一良先生病中用左手写给我的便札，也有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在骤然去世前的华翰。至于在世师友和同辈朋俦的往还云笺就更是充盈箧中。每一封书信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往事，那些活跃的、充满着不同风格的文字，就像一串记忆的锁链，将写作者的音容笑貌带至目前，一些若隐若现的生活场景在脑子里也被复原了，
　　自从电脑进入人们的生活，写作者纷纷换笔，于是手书的信札就越来越少，而以旧式八行笺和行楷书写的信件更是日渐稀少。但在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中，也总有那么几位仍不弃此道，不但字体秀美，行文驾驭的功力也是卓尔不群。每当收到他们的来信，总令我兴奋，感到亲切，当然也会珍藏起来。曾有人说，总觉得汉字应该是手写的，电脑似乎破坏了文气。在今天的电子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达到空前的便捷，然而作为物象的书牍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失落与遗憾。
　　书牍又称尺牍，是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书以代言，言以达意，记事陈情，抒发胸臆，都将书牍作为载体。于是性灵溢于纸上，笑语生于毫端，对于接受书牍的人来说，开函诵读，又有一种无比的亲切之感。此外，中国的书牍又讲究称谓不讹、行款无误、封缄有法、纸墨相宜，达到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完美。因此可以说，书牍是具有文学、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美学与艺术价值的综合体。
　　书牍不仅有尺牍的别称，千百年来还被誉为尺素、雁书、雁帛、雁音、鱼雁、鱼书、鱼素、鱼笺、鲤素、尺书、尺简、尺翰、尺函、玉札、玉函、玉音、瑶函、瑶草、瑶章、瑶札、华翰、朵云、云笺、芝函、云锦书、青泥书、飞奴等等，至于对他人书札的敬称，更是不胜枚举。
　　书牍的起源，以清代姚鼐的观点，是周公的《告君》。书牍的最早形式，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国家之间和上层贵族往来的公书，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完成了公书的私人化和尺牍由贵族向平民的发展。明代被人们称为尺牍的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既有关注时政、针砭时事的淋漓之笔，又有论及学术、探究艺事、怡情山水、寄托情思的性灵之作，所涉猎的范畴极为广博，兼及历史、文学、哲学、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如王世贞、屠隆、归有光、李贽、袁宏道、陈继儒、徐渭、汤显祖等人，都可谓文风迥异的尺牍大家。像为人所熟悉的《玉茗堂尺牍》，就是汤显祖的尺牍专集。清代秉承了明代的尺牍风格，有钱谦益、顾炎武、洪亮吉、吴锡麒、袁枚、李渔、俞樾这样大家的作品。清代中叶以后，开启了家书的兴盛时期，例如最为今天读者追捧的《板桥家书》和《曾国藩家书》等，这种家书中阐述的训诫已远远超出家庭的范围，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八年抗战，大后方与沦陷区音信阻隔的艰难，一封能够知悉骨肉亲人生死存亡的家书，其价值又何止万金?前时接到南京卞孝萱先生的书札，提及他在抗战期间曾函请邵祖平教授为母亲做寿赋诗，此函经一年时间辗转万里竟未失落，邵教授接到信时卞先生高堂的寿诞之期早已过了。于是回信中才有了“缄书秦蜀惊遥远，万里云飞一箇鸿”的感叹。其实抗战期间这样的事例很多。更遑论古代通讯不发达，即使在平时，云山暌隔，借寸楮以报平安也不容易，清末开办邮政之前的信柬，信封左上角的“酒资例付”即是邮资已付的凭证，一封书信可以上纾父母之远念，下慰儿女之孺慕，鱼鸿尺素也就成了维系人们思想情感交流的唯一介质。说到情，书信尺牍中最能够表达各式各样的情，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柔情、豪情、闲情等等，于是尺牍书信也就成为这种情感宣泄的载体。尺牍书信也不仅仅作用于异地的音信互通，即使是近在咫尺，有时也能传布不便于交谈中直接表达流露的感情和语言。
　　尺牍与文章的区别大致在于前者是写给特定对象阅读的，而后者是写给大众看的。旧式文人的书札互往，除去礼节之外，还有一种情调，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底蕴形成的情致。尺牍虽只言片语，也可见其心绪与忧患，人情冷暖也隐含其中。以诗词代书的形式也是中国尺牍常见的体裁，例如广为后人传诵的李商隐《夜雨寄北》，顾贞观《金缕曲》等，都是情真意切、极为感人的诗词尺牍。明清以来还有大量的书札尺牍论及学术，直抒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见解，成为治学论艺文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明代董其昌关于书画方面的论述，就多见于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之中。清末缪荃孙的《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录了当时著名学者157人的数百通论学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则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因此可以说，历代尺牍的内容之中，绝对不止于音信传递、事务往还、道德训诫等，我们可以从尺牍中了解世情实事、学术动态、掌故轶闻等诸多信息，搜寻到前人生活最可靠最真实的轨迹。
　　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体的尺牍别开生面，将这一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赋予更多的文学色彩，例如胡适、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书札言简意赅，极富当时的时代气息，少了几分旧时的繁文俗套，多了几许新的思想和真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书札，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还有著名的傅雷家书，虽然是写于思想受到禁锢的年代，然而透过父母对子女的谆谆嘱咐和无尽关爱，展现出的却是写作者自身博大丰富、细腻深邃的感情和思想境界。
　　书牍之美，在于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可以任意挥洒，可以倾诉己所欲言。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情感的宣泄。60年代末，我在北疆大漠，偶尔收到远方亲人和挚友的来信，当时那种兴奋、感动和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天涯咫尺，似乎一下子缩短了距离。近些年来，每逢春节，总会收到不少贺卡，虽然用料奢华，印制考究，终不及在元旦时收到几封贺年的彩笺来得高兴。那笺纸是精心挑选的齐白石人物画，憨态可掬，生动传神；抑或是浅红色的云笺，也给人一种温馨与和煦之感，写上几句不落俗套的寄语，着实增添了些许年意。
　　在我保留的信札之中，有数通上海金云臻先生寄给我的诗札。金先生是满族贵胄，后半生一直寓居上海，我们虽然书信来往很长时间，但从未谋面。1987年我去上海，才与老先生见面，那时我住在上海文联的美丽园，每天下午总与他相约园中茶室，品茗清谈，甚为愉悦。我回来后，老人常常来信，并有诗札附于函中。一些日常琐屑细事，诸如他赴真茹(上海郊区)买菜等等，也有小诗叙述其详。那诗词是用他保存多年的旧时彩笺书写的，诗好，字好，纸也好。金老先生并非从事学术研究者，却有一肚皮的掌故旧闻，从书札也能见其旧学功底的深厚。
　　旧时的书札也有很多格式上的讲究，如上款的各种不同称谓、敬辞，正文后的各种申悃和请鉴、问候，下款署名前的各种谦称，等等。这些东西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是那样陌生和遥远。我们今天互通音信，可以不再讲究这些繁文缛节，但对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应该有所了解的。尤其是在不甚明白之前不要随便乱用，以免闹出笑话。50年代，许多邮局的门前还有代写书信的，那时我还小，也喜欢站在背后看人写信，那写信人起始的第一句话总是什么“父母大人尊前敬禀者”或“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之类，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和不解。其实这种程式化的虚套在现代社会就大大可以废除了，书牍留给后人最珍贵的当是真挚的思想情趣和自然流露的性灵光辉。
　　书牍的讲究不仅在行文的流畅、文辞的典雅、称谓的得体，还要讲究法书的艺术。一般来说，法书宜用楷书或行楷、行书，尤其对尊长或新交，忌用草书。原因很简单，是让人一目了然，阅读便利，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信笺的式样虽多种多样(旧时公文多用十行笺，而私牍多用八行笺，根据笺纸大小不同，分为大、小八行)，但对尊长或新交则宜用朱丝栏的八行笺，而用于吊唁或自己在服中(即为父母长辈戴孝期间)的信札忌用朱丝栏而改用乌丝栏。笺纸的折叠应是字迹向内，先一直叠，次一横折，大小略如信封。这是最为礼貌的式样。若是字迹向外则是反折，用以报凶或表示绝交，最应避忌。
　　一通书札能反映出人的个性与文化、审美与情趣，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难怪周作人认为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对书信尺牍的收藏与研究近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作为传达信息和沟通感情的形式却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悲哀。当我们坐在电脑前打开自己的邮箱，看着荧屏上过往即逝的E-mail邮件时，是不是还能想起那旧日韵味深远的尺书鲤素，而多少产生一些怀恋之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