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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题记
苦楝子树虽说可以栽培，但我所见到的苦楝子树，都是野生的。
我家老屋庭院的围墙外。就有两株苦楝子树，一株在东面水沟边，一株在西北面废弃的旧屋基上，都是自己长出来的。至于它们是怎样长出来的，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它们为什么要长在这里而不长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确切地说是没有人关注。树不是想长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的，一切都很偶然，然而又都自然而然。
没有谁家愿意在庭院里栽一株苦楝子树，如果庭院里不期长出了一株苦楝子树，是会被铲除的。这和有的人家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插柳，庭院里不栽缅桂的忌讳一样。桑与“丧”同音，出门见“丧”不吉；柳与“流”谐音，说法则是家中财物因此而有流失之嫌：同样的说法，缅桂则有“免贵”之忌。就因这名字愁眉苦脸的。带了个“苦”字，苦楝子树也是不被人待见的。“苦”，总会让人联想到苦命，那是人生不幸的遭遇，有谁心甘情愿与之相依为命呢？避之唯恐不及。
往昔民间的这些禁忌风习，原本没有什么道理。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求吉心理，对不可知命运的敬畏。
苦楝子树是一种落叶乔木，树根、枝干、树皮、叶子和果实，一整个都是苦透了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两株苦楝子树，是每年的春天，粉白浅紫的小花朵，似雪似雾，铺天盖地开满在灰绿的叶丛之上，芬芳四溢，把个庭院熏得香喷喷的，丝丝缕缕的幽香又被春风送往远方。秋天，苦楝子成熟了。枯黄的树叶，在秋末冬初的寒风里四下里飘飞，落到大门外的过道上，落到了庭院里，三天两头要我们打扫。双手握着山竹扎的老笤帚，划船桨似地，一下一下扫过去。树叶落尽，剩下成熟了的苦楝子，饱满圆润，金黄可人，圆嘟噜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若要采收，须爬到树上用竹竿敲打。祖母是绝不让我们爬树的，怕我们从树上跌下来。只等开春，在呼呼的春风中，青黑的光溜溜的枝干摇来摆去，把风干的苦楝子摇落了，祖母才去捡拾回来，放在床下的一个竹箩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供销社收购土产，除了蓖麻子、小桐子，还有苦楝子。平时采收积攒下来，赶街顺便把它们背到供销社去交售，虽说块把几毛钱，却可以买点盐巴、火柴、煤油、肥皂什么的，给那时本来就乏味枯燥的日子增添点滋味，抹些亮色。
交售苦楝子，每次祖母都要留下一些。老家的传统，妇女们就是用它来打裱布做鞋穿的。剥了皮的苦楝子，淡黄的面团似的果肉黏乎乎的。用它时，先将它盛在个木盆或铁盆里，用开水烫了，泡软，再剥去皮，轻轻搓揉，直到把它搓揉成糨糊一样浓稠的浆子。那浆子有股酸苦刺鼻的气味，一般人可闻不惯。好处是放置时间长了，不会像糨糊一样变质馊臭。苦楝子本来就是一剂驱虫良药，能杀菌抗腐败。
祖母打裱布，就是把苦楝子浆子，用棕刷涂抹在一块木板上，粘上一层层旧布片。这些旧布片，是她平时从家人穿破了的旧衣服上拆下来，洗干净了，一块一块收藏着的。就这样，在木板上抹一层浆子，粘一层布片，抹一层，再粘一层。直到整块木板都抹满粘满，厚度半厘米左右，才拿到阳光下晾晒，使其干透，才从木板上撕下来收好。一块裱布就做成了。
母亲就是用祖母打的裱布，按各人脚的大小裁剪鞋帮鞋底，做一家老小穿的布鞋。鞋帮里要夹一层裱布，鞋底两面夹裱布，夹一层，包上一层新白布。做一双三合底布鞋，鞋底至少要夹三四层裱布，然后才用抹过蜂蜡的麻线来纳鞋底。做一家人穿的鞋，一年下来，祖母至少要打两三块裱布。
那时的乡村，老式的土木建筑的瓦屋茅舍，家家都是在方格窗棂上糊上层白棉纸，挡风御寒，遮蔽隐私：在楼檩上打个竹篾顶棚，糊上旧报纸当天花板，挡挡尘灰；还有过春节贴春联、贴门神，用的都是苦楝子浆子。用面粉搅成的糨糊当然方便省事，但那是口粮，那年月常有缺粮吃不饱饭的日子，谁敢糟蹋粮食！用苦楝子浆子，除了节约粮食，还有个糨糊没有的好处，鼠不咬，虫不蛀。
记得每年的春节，除夕那天。贴春联、贴门神之前，父亲领着我和弟弟，拿根长竹竿绑上把老笤帚，先扫除屋顶楼檩上的蛛网积尘，再填好墙角隐蔽的鼠洞，把堂屋卧室灶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又在庭院和大门外的过道里洒上水，彻底清扫。那些平时打扫不到的角落旮旯里，总会扫出些捡拾遗漏的苦楝子，没打扫干净的叶子叶柄。我们把苦楝子捡起来收回家，把那些细长的光溜溜的叶柄和叶子堆在一起烧掉。本来可以倒进畜圈里沤成肥料，苦楝子树的叶柄叶子却沤不烂，味道太苦了，是不是也太坚强了！
天黑下来了，在合家团聚围坐八仙桌旁吃团年饭之前，祖母照例每年都要先祭祀天地祖宗，然后在大门外泼一碗浆水饭。
在岁末年底的寒风中，庭院里摆放了一张矮脚的圆桌，香烟袅袅，热气腾腾，桌上一个白瓷香炉里焚着香，红漆托盘里摆放着供品，还有酒和茶。过年我们吃什么就供什么，没有特供。祖母跪在桌前，嘴里叽叽咕咕做着长久而热烈的祝赞祈祷。听不清她说些什么，但可以想见，是祈愿天地大神和列祖列宗，保佑全家老幼来年清吉平安之类。这时，我就站在她的身后，等她祝赞完毕，也要磕一个头。这是她交待过的。我是长孙，她特别地疼爱我，她的心意不言而喻。
祭祀过天地祖宗，祖母就在一个盛了半碗水的饭碗里，把供献的大米饭和菜肴放一些进去，泼在大门外的两边，酒和茶水也泼一些。其实不止过年，就是过节。吃饭前祖母也要在大门外泼浆水饭。而且，街坊邻里，家家如此。这是老家民间逢年过节传统的仪式之一。她说，过年了，那些没有子孙后代的孤魂野鬼也要过年，家里有门神把守着，他们进不去，泼碗浆水饭给他们过年。
我一直跟在祖母身后，按她的吩咐，帮着她把这些传统的仪式一一做完。这一切，祖母总是做得不慌不忙的，总觉得有一种不知哪来宗教精神在支持着她。她很虔诚。
此时，村巷里有零星的鞭炮声，空气中弥散着幽微的火药香。看看天，深邃无垠的天穹已布满繁星：四下里，围墙外高过屋脊的两株苦楝子树的剪影，映衬着闪烁的星光，黑魃魃地贴在暗蓝的天幕上，成熟了的苦楝子成串成坨地还挂在枝头，在寒风中丢溜丢溜地摇晃。想着祖母年复一年的这一番美好祈愿，想着好不容易才过去了的这一年，有多少的烦难和艰辛：想到明年不定又会遇上怎样的不幸和艰难，谁知道呢！在这个新年旧岁交替的时刻，在祖母叽叽咕咕的祝赞祈祷声中，对命运这个神秘的不可知的问题，每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叩问，直到祖母去世。 祖母去世后，每年的除夕，大扫除、贴春联门神，一如既往，唯有吃团年饭前祭祀天地这个仪式，没有谁来继承举行了。家庭屡屡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磨难，让我们对神明的护佑心存疑虑，信仰之心慢慢瓦解。但无论在哪里，每年的除夕，总会让我想起祖母，想起她祭祀天地祖宗的种种情景。老家那两株苦楝子树，枝桠张牙舞爪酷似鬼魅的阴影，贴在星光闪烁的天幕上，还有自己彼时触景生情对不堪命运的思考，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冥冥之中，神明之事究竟也不可知。每当遭遇不幸与磨难的时候，却总会让我想到人的命运。想到命运，每每让我想到我的祖母，想到她非常不幸的一生。
祖母是1982年去世的。这一年，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土地下户”的那一年。据县志记载，这一年，全县1270多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土地包干到户责任制。这是宾川历史性的大事件，堪比三十年前的土地改革，农民的好日子才开头啊！
祖母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是火把节后的第二天，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五荒六月，青黄不接，正是年年闹缺粮的日子。刚下户的责任田里，栽插的水稻才抽穗扬花，开镰收割还要一个多月。承包责任田的头一年，自家的稻谷还没收上来，吃上新米饭，祖母就去世了。
祖母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却没过上才开了头的好日子，很遗憾！我想，唯一能让祖母欣慰的，应该是她临终前终于看到我成了“公家人”。1979年10月，我已转正，脱去“农袍”，由拿生产队工分报酬的民办教师，成了拿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国家还供应口粮。让她寄托了一生希望的父亲不“成材”，她把希望又寄托在了我这个长孙身上。这可是花了她一生的心血，家庭才有了这一小点点变化，而且来得太迟了。
祖母十九岁守寡，人生对她来说，可是太残酷了。在她父母的眼里，不就还是个父母疼爱的孩子吗？她才十九岁呵！成亲未满三年，我的祖父就不幸去世了，而我的父亲才一岁零九个月。祖母说，尚不知人事的父亲，路还走不稳，柞跛着脚，踉踉跄跄走到停放祖父遗体的尸床前，一迭连声地喊：“爹！爹！爹！”以为父亲是睡着了呢！就为了守这个独子，她付出了一生的幸福。这是一场单恋，是一个人无条件地为对方付出，甚至是付出了未必幸福的苦恋。
有谁想过，为人之母的她，柔软的内心深处，仍渴求父母亲人温情的抚慰！谁来给她这个关爱？任何坚强的人，即如所谓的男子汉大丈夫，也会脆弱无助，也需要人保护，何况一个十九岁的弱女子，在漆黑长夜品味人生无边的孤寂！她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想，祖母之所以能够超越痛失亲人的巨大悲哀，走完了她这艰难的一生，是爱给了她宗教般的意志。爱就是她的宗教。为人之母，爱儿爱女，谁不是一厢情愿无私无悔！正是内心有了这份强烈的爱，一位十九岁的弱女子，才能抗御不断入侵的痛苦，有责任有担当地直面人生。被爱的抚慰消融了的绝望，就是一种蕴藏着绝望的希望。祖母一生的爱和苦，拯救了这个极有可能倾覆的单亲家庭，延续了这一脉濒于绝断的血缘。独子多孙，二十多年后，她有了四个孙子。她去世时，四个孙子都已长成林，不用她担心独木不成林了。老话说，一代人的媳妇，几代人的祖婆呵！
如果说，有个让自己珍视并愿意为之活一遭，乃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东西就是人生价值，那么，这是不是就是祖母的人生价值！至于她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做出如此决绝的人生选择。没有人知道。“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而她却从来没讲过人生，非常年代里她的非常人生。
一位西哲说，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这位西哲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一个胜利者，而是芸芸众生中那些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这种平民英雄观的价值伦理，对我心灵的撞击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的祖母。平凡的一生，她所做的，就是她能做的，不就是平常人不大容易做得到的吗？
祖母去世前，一点征兆迹象都没有，她是不声不响地就走了。那些日子，她只是牙痛，到大队医疗站和公社医院看过几次，她还能喝大米熬的稀饭，总以为牙痛不是什么大病。
几天前，我请岳母在州城集市上买了一百多斤大米。那时，买这一百多斤大米。要花我将近两个月的工资。除了给祖母熬稀饭，我们吃的则要掺上大半国家供应的杂粮。不晓得是从什么国家进口的苞谷和高粱，人家做饲料的陈粮，太难吃了。幼稚的大女儿，当时曾说：“什么时候能让我吃上净米饭，不吃菜我也吃得饱！”许多年后，我们还拿她的这句傻话取笑她。
那天，我要去把这一百多斤大米运回家。一大早，骑上自行车，我就去了离家二十来里的岳母家。吃过午饭，把两袋大米装上一辆小马车就往回走。出城两里，刚转过南门外水街箐那个大弯，就遇上家族中的一个侄子，急匆匆骑着车来找我。一见面就说：“老太不在了！今天上午。”老家人把曾祖母叫做“老太”：说“不在了”是避讳，是说人死了。事情来得突兀，但容不得我多想，当即请侄子把小马车上的两袋大米送回家。我返回州城，跟岳母商量了治丧出殡诸事宜，随后才回家。
祖母入殓，没有谁安排我，我含着泪，上前抱起祖母的头，二弟跟着抱起祖母的脚，把她的遗体从漏阁屋里移出来。抬到堂屋里。家族中的几个长辈在一旁帮着，安放在棺木里。盖棺之前，我又抚摸了她皮包骨头的脸，深陷的眼窝。看清她的眼睛闭上了。并没有“死不瞑目”。虽然她这一生有不少让人感喟的遗憾！祖母是我至今唯一亲自装殓的亲人。
祖母临终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其实，她的遗言二十多年前就留给我们了。
1960年，是“大跃进”后接踵而至的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不少人患了水肿病。祖母的双脚肿得亮堂堂的，像发面馒头，已卧床多日。
一天，她把家人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其时，我才是个16岁的中学生，也站在一旁听着。祖母非常安详。她知道，她患的这个病并非不可救药，也知道近邻已有人先她而去了，有比她年长的，也有比她年轻的。她反而解脱淡定了。眼见她的四个孙子，虽然还是四棵嫩苗苗，但是一天天长大起来了。看到她的付出有了结果，无论在家族亲戚中，还是在街坊邻里间，她还是相当有脸面的。为人钦佩。她也很有成就感。离开这个世界固然可悲，但人生价值已如愿以偿，她知足了。她还能怨谁呢？她平静地说，她死后，一定要把她埋到新庄张家山祖坟墓地里。这不用她说，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接着她又说：“那里，离我家不远。做鬼也可以多得吃碗浆水饭呵！”却让人心痛不已。这些年，她是饿怕了啊，我的祖母！新庄张家山的祖坟墓地，在古镇州城西面：纳溪河从山下平旷的田野上蜿蜒流过，河东就是她出生的村庄大罗城，她的娘家。 从后来官方公布的资料得知，那一年，宾川县患水肿病肝病的有5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有百余人（是大理州死亡人数最少的县，还有死亡上千的，甚至几千的县）。所幸祖母终于熬过了这一关，活了下来。面对过死亡，又逃过了这一劫，能够活着直至改革开放，不就是一种幸存？然而，祖母的这份口头遗嘱，像铁锤敲钉，一字一字砸在我的心上，留给我的却是永远的痛。
二十二年后，依照祖母的遗嘱，我把她安葬在新庄张家山祖坟墓地里。竖墓碑，碑文里又特意书写并刻上“大罗城黄氏人也”字样。此地距大罗城不过三四里。新庄与大罗城同属一村公所。山川田野相连，人们在这一隅土地上聚族而居，所有的人都彼此熟悉，乃至世代相守，知根知底。平常平静的日子，当然要由行政来维持，殊不知，这世道人间，还有亲情、人情和乡情，还有经年累月积淀起来的风俗和文化的潜规则的维系。
在收拾祖母的遗物里，我竟意外地发现，她的床下，一个稻草编的草箩里，竟还有不知什么时候用剩的半箩苦楝子。久违了，苦楝子！已有好多年，供销社不再收购这类土产：也有好多年，祖母没用它打裱布来做布鞋穿了。
苦楝子，完成了它的使命；苦命的祖母，苦恋一生，也完成了她的使命。
祖母去世已三十多年，一直想写她却没能写，原因我是一个性格懦弱、感情脆弱的人，一想到祖母一生的苦情，就有一种撕心裂肺之痛，让我受不了。将之诉诸文字袒露在众人面前。更需要有一种勇气。还有，那样的岁月，那样的日子，那一代人的情感、观念和精神，或许也不是今日的人们能够理解接受的。如果，今天有人像这样甘愿默默地坚守一份人间的骨肉情义，很难说会被人视作陈腐可笑。但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有违人性，基本的判断应该不是很难。
1982年，祖母去世一个多月后，我家承包的责任田里，栽插的良种水稻“桂朝二号”，亩产达700多公斤，竟比生产队集体栽种的老品种稻谷产量翻了一番多。而邻村一农民栽插的“桂朝二号”水稻，亩产获1070.65公斤，被《云南日报》誉之为“全国籼稻单产之冠”，闻名全国。也就是自那一年始，家里不再缺粮了。这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而老家的好日子就是从那一年从吃饱了饭开始的。
那一年，祖母才76岁。好日子才开了头，她却走了。
想起祖母，每每就会想起她的苦楝子，想起她无条件的亲情大爱的“苦恋子”——那是人生无法预测也不可抗拒的天灾和人祸、饥饿和死亡，都不能剥夺和磨灭的真正珍贵的品质。
我的眼角一下子就泛潮了。
——题记
苦楝子树虽说可以栽培，但我所见到的苦楝子树，都是野生的。
我家老屋庭院的围墙外。就有两株苦楝子树，一株在东面水沟边，一株在西北面废弃的旧屋基上，都是自己长出来的。至于它们是怎样长出来的，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它们为什么要长在这里而不长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确切地说是没有人关注。树不是想长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的，一切都很偶然，然而又都自然而然。
没有谁家愿意在庭院里栽一株苦楝子树，如果庭院里不期长出了一株苦楝子树，是会被铲除的。这和有的人家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插柳，庭院里不栽缅桂的忌讳一样。桑与“丧”同音，出门见“丧”不吉；柳与“流”谐音，说法则是家中财物因此而有流失之嫌：同样的说法，缅桂则有“免贵”之忌。就因这名字愁眉苦脸的。带了个“苦”字，苦楝子树也是不被人待见的。“苦”，总会让人联想到苦命，那是人生不幸的遭遇，有谁心甘情愿与之相依为命呢？避之唯恐不及。
往昔民间的这些禁忌风习，原本没有什么道理。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求吉心理，对不可知命运的敬畏。
苦楝子树是一种落叶乔木，树根、枝干、树皮、叶子和果实，一整个都是苦透了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两株苦楝子树，是每年的春天，粉白浅紫的小花朵，似雪似雾，铺天盖地开满在灰绿的叶丛之上，芬芳四溢，把个庭院熏得香喷喷的，丝丝缕缕的幽香又被春风送往远方。秋天，苦楝子成熟了。枯黄的树叶，在秋末冬初的寒风里四下里飘飞，落到大门外的过道上，落到了庭院里，三天两头要我们打扫。双手握着山竹扎的老笤帚，划船桨似地，一下一下扫过去。树叶落尽，剩下成熟了的苦楝子，饱满圆润，金黄可人，圆嘟噜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若要采收，须爬到树上用竹竿敲打。祖母是绝不让我们爬树的，怕我们从树上跌下来。只等开春，在呼呼的春风中，青黑的光溜溜的枝干摇来摆去，把风干的苦楝子摇落了，祖母才去捡拾回来，放在床下的一个竹箩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供销社收购土产，除了蓖麻子、小桐子，还有苦楝子。平时采收积攒下来，赶街顺便把它们背到供销社去交售，虽说块把几毛钱，却可以买点盐巴、火柴、煤油、肥皂什么的，给那时本来就乏味枯燥的日子增添点滋味，抹些亮色。
交售苦楝子，每次祖母都要留下一些。老家的传统，妇女们就是用它来打裱布做鞋穿的。剥了皮的苦楝子，淡黄的面团似的果肉黏乎乎的。用它时，先将它盛在个木盆或铁盆里，用开水烫了，泡软，再剥去皮，轻轻搓揉，直到把它搓揉成糨糊一样浓稠的浆子。那浆子有股酸苦刺鼻的气味，一般人可闻不惯。好处是放置时间长了，不会像糨糊一样变质馊臭。苦楝子本来就是一剂驱虫良药，能杀菌抗腐败。
祖母打裱布，就是把苦楝子浆子，用棕刷涂抹在一块木板上，粘上一层层旧布片。这些旧布片，是她平时从家人穿破了的旧衣服上拆下来，洗干净了，一块一块收藏着的。就这样，在木板上抹一层浆子，粘一层布片，抹一层，再粘一层。直到整块木板都抹满粘满，厚度半厘米左右，才拿到阳光下晾晒，使其干透，才从木板上撕下来收好。一块裱布就做成了。
母亲就是用祖母打的裱布，按各人脚的大小裁剪鞋帮鞋底，做一家老小穿的布鞋。鞋帮里要夹一层裱布，鞋底两面夹裱布，夹一层，包上一层新白布。做一双三合底布鞋，鞋底至少要夹三四层裱布，然后才用抹过蜂蜡的麻线来纳鞋底。做一家人穿的鞋，一年下来，祖母至少要打两三块裱布。
那时的乡村，老式的土木建筑的瓦屋茅舍，家家都是在方格窗棂上糊上层白棉纸，挡风御寒，遮蔽隐私：在楼檩上打个竹篾顶棚，糊上旧报纸当天花板，挡挡尘灰；还有过春节贴春联、贴门神，用的都是苦楝子浆子。用面粉搅成的糨糊当然方便省事，但那是口粮，那年月常有缺粮吃不饱饭的日子，谁敢糟蹋粮食！用苦楝子浆子，除了节约粮食，还有个糨糊没有的好处，鼠不咬，虫不蛀。
记得每年的春节，除夕那天。贴春联、贴门神之前，父亲领着我和弟弟，拿根长竹竿绑上把老笤帚，先扫除屋顶楼檩上的蛛网积尘，再填好墙角隐蔽的鼠洞，把堂屋卧室灶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又在庭院和大门外的过道里洒上水，彻底清扫。那些平时打扫不到的角落旮旯里，总会扫出些捡拾遗漏的苦楝子，没打扫干净的叶子叶柄。我们把苦楝子捡起来收回家，把那些细长的光溜溜的叶柄和叶子堆在一起烧掉。本来可以倒进畜圈里沤成肥料，苦楝子树的叶柄叶子却沤不烂，味道太苦了，是不是也太坚强了！
天黑下来了，在合家团聚围坐八仙桌旁吃团年饭之前，祖母照例每年都要先祭祀天地祖宗，然后在大门外泼一碗浆水饭。
在岁末年底的寒风中，庭院里摆放了一张矮脚的圆桌，香烟袅袅，热气腾腾，桌上一个白瓷香炉里焚着香，红漆托盘里摆放着供品，还有酒和茶。过年我们吃什么就供什么，没有特供。祖母跪在桌前，嘴里叽叽咕咕做着长久而热烈的祝赞祈祷。听不清她说些什么，但可以想见，是祈愿天地大神和列祖列宗，保佑全家老幼来年清吉平安之类。这时，我就站在她的身后，等她祝赞完毕，也要磕一个头。这是她交待过的。我是长孙，她特别地疼爱我，她的心意不言而喻。
祭祀过天地祖宗，祖母就在一个盛了半碗水的饭碗里，把供献的大米饭和菜肴放一些进去，泼在大门外的两边，酒和茶水也泼一些。其实不止过年，就是过节。吃饭前祖母也要在大门外泼浆水饭。而且，街坊邻里，家家如此。这是老家民间逢年过节传统的仪式之一。她说，过年了，那些没有子孙后代的孤魂野鬼也要过年，家里有门神把守着，他们进不去，泼碗浆水饭给他们过年。
我一直跟在祖母身后，按她的吩咐，帮着她把这些传统的仪式一一做完。这一切，祖母总是做得不慌不忙的，总觉得有一种不知哪来宗教精神在支持着她。她很虔诚。
此时，村巷里有零星的鞭炮声，空气中弥散着幽微的火药香。看看天，深邃无垠的天穹已布满繁星：四下里，围墙外高过屋脊的两株苦楝子树的剪影，映衬着闪烁的星光，黑魃魃地贴在暗蓝的天幕上，成熟了的苦楝子成串成坨地还挂在枝头，在寒风中丢溜丢溜地摇晃。想着祖母年复一年的这一番美好祈愿，想着好不容易才过去了的这一年，有多少的烦难和艰辛：想到明年不定又会遇上怎样的不幸和艰难，谁知道呢！在这个新年旧岁交替的时刻，在祖母叽叽咕咕的祝赞祈祷声中，对命运这个神秘的不可知的问题，每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叩问，直到祖母去世。 祖母去世后，每年的除夕，大扫除、贴春联门神，一如既往，唯有吃团年饭前祭祀天地这个仪式，没有谁来继承举行了。家庭屡屡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磨难，让我们对神明的护佑心存疑虑，信仰之心慢慢瓦解。但无论在哪里，每年的除夕，总会让我想起祖母，想起她祭祀天地祖宗的种种情景。老家那两株苦楝子树，枝桠张牙舞爪酷似鬼魅的阴影，贴在星光闪烁的天幕上，还有自己彼时触景生情对不堪命运的思考，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冥冥之中，神明之事究竟也不可知。每当遭遇不幸与磨难的时候，却总会让我想到人的命运。想到命运，每每让我想到我的祖母，想到她非常不幸的一生。
祖母是1982年去世的。这一年，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土地下户”的那一年。据县志记载，这一年，全县1270多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土地包干到户责任制。这是宾川历史性的大事件，堪比三十年前的土地改革，农民的好日子才开头啊！
祖母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是火把节后的第二天，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五荒六月，青黄不接，正是年年闹缺粮的日子。刚下户的责任田里，栽插的水稻才抽穗扬花，开镰收割还要一个多月。承包责任田的头一年，自家的稻谷还没收上来，吃上新米饭，祖母就去世了。
祖母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却没过上才开了头的好日子，很遗憾！我想，唯一能让祖母欣慰的，应该是她临终前终于看到我成了“公家人”。1979年10月，我已转正，脱去“农袍”，由拿生产队工分报酬的民办教师，成了拿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国家还供应口粮。让她寄托了一生希望的父亲不“成材”，她把希望又寄托在了我这个长孙身上。这可是花了她一生的心血，家庭才有了这一小点点变化，而且来得太迟了。
祖母十九岁守寡，人生对她来说，可是太残酷了。在她父母的眼里，不就还是个父母疼爱的孩子吗？她才十九岁呵！成亲未满三年，我的祖父就不幸去世了，而我的父亲才一岁零九个月。祖母说，尚不知人事的父亲，路还走不稳，柞跛着脚，踉踉跄跄走到停放祖父遗体的尸床前，一迭连声地喊：“爹！爹！爹！”以为父亲是睡着了呢！就为了守这个独子，她付出了一生的幸福。这是一场单恋，是一个人无条件地为对方付出，甚至是付出了未必幸福的苦恋。
有谁想过，为人之母的她，柔软的内心深处，仍渴求父母亲人温情的抚慰！谁来给她这个关爱？任何坚强的人，即如所谓的男子汉大丈夫，也会脆弱无助，也需要人保护，何况一个十九岁的弱女子，在漆黑长夜品味人生无边的孤寂！她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想，祖母之所以能够超越痛失亲人的巨大悲哀，走完了她这艰难的一生，是爱给了她宗教般的意志。爱就是她的宗教。为人之母，爱儿爱女，谁不是一厢情愿无私无悔！正是内心有了这份强烈的爱，一位十九岁的弱女子，才能抗御不断入侵的痛苦，有责任有担当地直面人生。被爱的抚慰消融了的绝望，就是一种蕴藏着绝望的希望。祖母一生的爱和苦，拯救了这个极有可能倾覆的单亲家庭，延续了这一脉濒于绝断的血缘。独子多孙，二十多年后，她有了四个孙子。她去世时，四个孙子都已长成林，不用她担心独木不成林了。老话说，一代人的媳妇，几代人的祖婆呵！
如果说，有个让自己珍视并愿意为之活一遭，乃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东西就是人生价值，那么，这是不是就是祖母的人生价值！至于她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做出如此决绝的人生选择。没有人知道。“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而她却从来没讲过人生，非常年代里她的非常人生。
一位西哲说，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这位西哲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一个胜利者，而是芸芸众生中那些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这种平民英雄观的价值伦理，对我心灵的撞击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的祖母。平凡的一生，她所做的，就是她能做的，不就是平常人不大容易做得到的吗？
祖母去世前，一点征兆迹象都没有，她是不声不响地就走了。那些日子，她只是牙痛，到大队医疗站和公社医院看过几次，她还能喝大米熬的稀饭，总以为牙痛不是什么大病。
几天前，我请岳母在州城集市上买了一百多斤大米。那时，买这一百多斤大米。要花我将近两个月的工资。除了给祖母熬稀饭，我们吃的则要掺上大半国家供应的杂粮。不晓得是从什么国家进口的苞谷和高粱，人家做饲料的陈粮，太难吃了。幼稚的大女儿，当时曾说：“什么时候能让我吃上净米饭，不吃菜我也吃得饱！”许多年后，我们还拿她的这句傻话取笑她。
那天，我要去把这一百多斤大米运回家。一大早，骑上自行车，我就去了离家二十来里的岳母家。吃过午饭，把两袋大米装上一辆小马车就往回走。出城两里，刚转过南门外水街箐那个大弯，就遇上家族中的一个侄子，急匆匆骑着车来找我。一见面就说：“老太不在了！今天上午。”老家人把曾祖母叫做“老太”：说“不在了”是避讳，是说人死了。事情来得突兀，但容不得我多想，当即请侄子把小马车上的两袋大米送回家。我返回州城，跟岳母商量了治丧出殡诸事宜，随后才回家。
祖母入殓，没有谁安排我，我含着泪，上前抱起祖母的头，二弟跟着抱起祖母的脚，把她的遗体从漏阁屋里移出来。抬到堂屋里。家族中的几个长辈在一旁帮着，安放在棺木里。盖棺之前，我又抚摸了她皮包骨头的脸，深陷的眼窝。看清她的眼睛闭上了。并没有“死不瞑目”。虽然她这一生有不少让人感喟的遗憾！祖母是我至今唯一亲自装殓的亲人。
祖母临终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其实，她的遗言二十多年前就留给我们了。
1960年，是“大跃进”后接踵而至的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不少人患了水肿病。祖母的双脚肿得亮堂堂的，像发面馒头，已卧床多日。
一天，她把家人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其时，我才是个16岁的中学生，也站在一旁听着。祖母非常安详。她知道，她患的这个病并非不可救药，也知道近邻已有人先她而去了，有比她年长的，也有比她年轻的。她反而解脱淡定了。眼见她的四个孙子，虽然还是四棵嫩苗苗，但是一天天长大起来了。看到她的付出有了结果，无论在家族亲戚中，还是在街坊邻里间，她还是相当有脸面的。为人钦佩。她也很有成就感。离开这个世界固然可悲，但人生价值已如愿以偿，她知足了。她还能怨谁呢？她平静地说，她死后，一定要把她埋到新庄张家山祖坟墓地里。这不用她说，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接着她又说：“那里，离我家不远。做鬼也可以多得吃碗浆水饭呵！”却让人心痛不已。这些年，她是饿怕了啊，我的祖母！新庄张家山的祖坟墓地，在古镇州城西面：纳溪河从山下平旷的田野上蜿蜒流过，河东就是她出生的村庄大罗城，她的娘家。 从后来官方公布的资料得知，那一年，宾川县患水肿病肝病的有5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有百余人（是大理州死亡人数最少的县，还有死亡上千的，甚至几千的县）。所幸祖母终于熬过了这一关，活了下来。面对过死亡，又逃过了这一劫，能够活着直至改革开放，不就是一种幸存？然而，祖母的这份口头遗嘱，像铁锤敲钉，一字一字砸在我的心上，留给我的却是永远的痛。
二十二年后，依照祖母的遗嘱，我把她安葬在新庄张家山祖坟墓地里。竖墓碑，碑文里又特意书写并刻上“大罗城黄氏人也”字样。此地距大罗城不过三四里。新庄与大罗城同属一村公所。山川田野相连，人们在这一隅土地上聚族而居，所有的人都彼此熟悉，乃至世代相守，知根知底。平常平静的日子，当然要由行政来维持，殊不知，这世道人间，还有亲情、人情和乡情，还有经年累月积淀起来的风俗和文化的潜规则的维系。
在收拾祖母的遗物里，我竟意外地发现，她的床下，一个稻草编的草箩里，竟还有不知什么时候用剩的半箩苦楝子。久违了，苦楝子！已有好多年，供销社不再收购这类土产：也有好多年，祖母没用它打裱布来做布鞋穿了。
苦楝子，完成了它的使命；苦命的祖母，苦恋一生，也完成了她的使命。
祖母去世已三十多年，一直想写她却没能写，原因我是一个性格懦弱、感情脆弱的人，一想到祖母一生的苦情，就有一种撕心裂肺之痛，让我受不了。将之诉诸文字袒露在众人面前。更需要有一种勇气。还有，那样的岁月，那样的日子，那一代人的情感、观念和精神，或许也不是今日的人们能够理解接受的。如果，今天有人像这样甘愿默默地坚守一份人间的骨肉情义，很难说会被人视作陈腐可笑。但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有违人性，基本的判断应该不是很难。
1982年，祖母去世一个多月后，我家承包的责任田里，栽插的良种水稻“桂朝二号”，亩产达700多公斤，竟比生产队集体栽种的老品种稻谷产量翻了一番多。而邻村一农民栽插的“桂朝二号”水稻，亩产获1070.65公斤，被《云南日报》誉之为“全国籼稻单产之冠”，闻名全国。也就是自那一年始，家里不再缺粮了。这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而老家的好日子就是从那一年从吃饱了饭开始的。
那一年，祖母才76岁。好日子才开了头，她却走了。
想起祖母，每每就会想起她的苦楝子，想起她无条件的亲情大爱的“苦恋子”——那是人生无法预测也不可抗拒的天灾和人祸、饥饿和死亡，都不能剥夺和磨灭的真正珍贵的品质。
我的眼角一下子就泛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