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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倾城》是首部以1938年的汉口为历史大背景的长篇小说。该作拓展延续了姜燕鸣汉口叙事的累积，在力求还原真实历史的基础上，经由四个汉口女性命运走向的串联叙写，渐次呈现围绕武汉抗战展开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以悲壮激越之情书写了“倾城”之际的各种意味深长的“倾城”意象和隐喻，尤其凸显了汉口女性的“倾城”风貌，使作品围绕核心意象“倾城”建构起了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倾城 武汉抗战 女性形象
《倾城》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也是首部以1938年的汉口为历史大背景的长篇小说。姜燕鸣以写汉口而著称，其长篇《汉口的风花雪夜》、《汉口之春》皆书写汉口故事。《倾城》拓展延续了其汉口叙事的累积，在力求还原真实历史的基础上，经由徐瑷、罗佳莉、宋香菊和龚云素四个女性的命运走向的串联叙写，渐次呈现围绕武汉抗战展开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人物众多，场面宏闊，结构有序，细节翔实，鲜活生动地绘写了战时首都、全国抗战中心武汉的时代风貌和各种社会生活的浮世绘。更重要的是，作者以悲壮激越之情书写了“倾城”之际的各种意味深长的“倾城”意象和隐喻，尤其凸显了汉口女性的“倾城”风貌，使作品围绕核心意象“倾城”建构起了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倾国倾城历来是对女子姣好容颜和风采的描述，《倾城》中的“倾城”寓意，首先就有对书中汉口各种女子相貌、品行的隐喻展现。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中，我们看到了武汉女性的市井之美、诗性之美、青春之美和都市之美，四位主要的女性人物在彼此命运的关联中演绎出了各自的美丽传说。不喑世事的佳莉是热情浪漫的汉口之花，是《倾城》的“青春之美”的象征，她像是单纯的百合，虽然迷失过也害怕过，不过即使是更大的风浪，人一旦有了信念，便会勇往直前。对文艺宣传的热爱，与中山舰殉国英雄魏行健之间矢志不渝的爱情誓言，佳莉走出的每一步，都深深地打上这两个终身事业的烙印。努力经营旅馆的宋香菊则是汉口市井之花，她有着泼辣爽直的性子，但又隐隐中带有逃不开命运的忧伤。武汉沦陷前，这家旅馆俨然已成为动乱时的一份安逸，不仅仅是罗家人赖以生存的依靠，更是西迁的人们在武汉的落脚。1937年末南京城破，无数的人来到武汉避难，不同的人聚集到宋香菊经营的泰昌旅店，其中，南京龚公馆的小姐龚云素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是一位深闺中的小女子，涉世不深但却有着清冷高傲的性子，容易看淡一切，却有时又深陷囹圄之中。她是执着地，执着地爱着、恨着、等着、念着，最终杳无音信地走了。她是诗性的存在，即使是不间断的空袭，也没有打破她寂寥的读诗的梦，她整天浸在书中，就像古代的才女被放逐在现代的生活中，鄙弃其他人的没规矩，又气自己太封闭。相反，徐瑷虽出生书香门第，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现代“名媛”生活中，在那个思想日益解放的年代里，徐瑷和龚云素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深宅大院锁不住徐瑷，美貌是她的资本，帮助她在武汉的各种舞会晚宴上如鱼得水，成为“名媛”。这是一位勇于抛弃枷锁，主动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相比其他三位女性，徐瑷形象的塑造更表现出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女性在接受现代思想观念后，从传统女性观念中蜕变的显著变化，与刚从闺阁中走出的龚云素，尚待学业的罗佳莉，以及市井中的宋香菊相比，只有徐瑷看过足够多的冷情世暖，知道众多隐藏的交际潜规则，这样一位坚强韧性的女子，自然成为作者着墨最多的女性。在汉口这座城市里，大江大河和纵横柏路一起将城市的文明和城市中的女性紧紧地连在一起，彼此依托，互为创造。
汉口女子不止有“倾城”之花容，更有战时惊天地泣鬼神的“倾城”事迹和“倾城”之气节，这些是《倾城》着力书写和讴歌的。
小说中四位女性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但最终她们都不自觉地走上了相同的自救和救国的道路。武汉城也为“她”之精神和气节而倾倒。恩格斯曾说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无论是去战时儿童保育院陪伴孩童，是去战时医院护理伤患，或是做抗战文艺宣传工作，还是借助原有的“名媛”身份做好伪装来进行地下抗日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注入了民族抗争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和气节，她们从普通世俗的人成长到为保家卫国的战士，并以此作为新生的开始。
武汉是武汉人民的城，更是上述女主人公的城，“她”的城由人民来守护，“她”的精魂是人民抵抗外敌精神的展现，更是继续为之奋斗的动力。
宋香菊在空袭中不幸失去丈夫，在这以后她加入了医护队，她原本是个市井俗人，只想着养家糊口的事，但当她投入到抗战事业中，她的生活有了新的坚持的目标。以前宁愿在旅馆呆上一整天也不愿意待在家，现在先人后己、救死扶伤。前后变化的不仅仅是宋香菊的生活，更是她的心态，她有了新生的希望，人民有了新生的希望，汉口有了新生的希望，汉口的人民为武汉城的生存努力拼搏着。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维持生活已是奢望，普通的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之后，就已经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想。龚云素在受到白帆的启示后，毅然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走进战时儿童保育院，关心战乱中的孤儿，教会他们如何生存、生活和学习。战争再漫长也会有停止的一天，但一个民族的未来是没有终止的。那时的人们，谁的心不是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呢。人们禁不住失去什么东西了，今天拥有的，哪怕是平凡的物件，可能就是明天所渴望着的。正是因为眼前这样的惊恐，龚云素的选择和坚持显得无比的珍贵。
在小说中，心路旅程发展轨迹最明晰的是最少女罗佳莉，她是青春可人的学生，是刚入社会的女孩，更是积极宣传进步思想的文艺工作者。从一开始对繁华的向往依恋，不断地与伪君子斡旋，到慢慢地接受革命思想，并不断地付出努力。她的生活，是在爱情的指引下行进的，她的身上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即使明白自己的理想可能并不能实现，但在不断努力的历程中，有亲人的陪伴，有恋人的支持，虽然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但在这千疮百孔之中收获成长，透过身上的伤口重新凝结起信念，而这一份信念是飞跃后的执着。如果佳莉有过迟疑，那她不会再三推却去重庆的船票，不会在最后牺牲在舞台上，以帮助徐瑷的地下组织实现暗杀日本侵略者的任务，所以罗佳莉在一点一滴地蜕变：从享受游乐，到进步学生，进而成为积极的革命宣传者，最后为大武汉的倾城而复仇，为抗战而死。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书写的中心在爱情的难得和短暂，所以，她用香港城的沦陷来反衬情爱的虚无，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他们在毁城的战争苦难中逐渐相知、相携，相爱。但姜燕鸣没有这样做，徐瑷和刘明泽轰轰烈烈的爱在前，大武汉的毁灭在后，最终为了大武汉的复活他们毅然天各一方。徐瑷是武汉城之“女”，武汉虽已“倾城”，但还我之城，为我城复仇的决心日久弥坚。上海和香港都在日军清略下“倾城”了，但同样的城市命运却给不幸的人们带来截然相反的人生际遇。相比于张爱玲对城市女性日常情爱生活的关注，姜燕鸣把眼光更多地投射于时代、历史下的青年男女在身肩民族责任情况下的毅然选择。这是作家不同的创作选择，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带有特定的历史气息和历史使命。
《倾城》虽以汉口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但场面宏大，事件众多，主旨繁复。作者从正面书写了武汉保卫战的悲壮激越：战时首都武汉已经打响了保卫战，敌人从陆路、水路和空中不断袭来，敌机肆无忌惮的轰炸着这块早已是伤痕累累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作者截取了众多历史真实事件予以呈现：前线中山舰被炸沉没，民众发起献金运动，民生轮船公司日夜撤离人员和货物，全城人民为保卫这座城的拼杀……可贵的是，作者还质疑了武汉保卫战的另一面：在战争面前，任何的牺牲都师出有名，而战争最大的人力资源和受害者——人民，依然被蒙蔽，除了白日里的腥风血雨，黑夜的难以言说在黑夜里沉默。花园黄河溃堤是天灾还是人为，普通百姓不得而知；为阻止敌舰顺江而上，在江陰沉船来抵制进攻。由于种种原因，正面抵抗不断失利，于是一次次的战略拖延成为常态。记者违背职业道德，即使他们知道事故的真相，但已经岌岌可危的汉口和她的人民已经禁不起再一次的噩耗，虽然自杀式的自救方法无疑就等于自杀，但最坏的办法也只可以延迟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如此，危险重重的武汉城的儿女们，仍然顽强地或生或死于他们的城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对武汉“倾城”前的浮世绘刻写：即使破城在即，武汉依然有着独特的生活规律——在花楼街附近，在中山公园里，在各租界中，有数不尽的霓虹灯，还有不断的宴会和舞会，无论前方传来怎样紧急的军情，在那些美丽的灯下似乎战争的影子已消失。当然，这些宴会、舞会不是汉口的普遍真实，对于汉口更底层的人们来说，灯红酒绿是不敢去想的，不堪眼前的破败狼狈和流离失所，能活下去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同一座城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战争中对比愈加强烈。但汉口依然是安详地在忙碌着，这些安逸的宴会安慰了人的心，让汉口不过早地沦落成一座惴惴不安的城。
更触目惊心的是，汉口“倾城”，和居住在汉口各租界里的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租界里的人感觉有了租界的庇佑，似乎就有了身份和安全，所以在战乱中依然波澜不惊地生活着。作家用细腻的手法一点一滴地刻画着生活的每一种情样，看似貌不惊人的一笔描写，在一层层的叙述的影响下，突然给读者多重的震撼，就像长江的波浪一样，一层是不明显的波澜，但放眼望去是层层叠叠，那这样的叙述是浪卷千涛的长久和回旋的余味。
在抗战中，大武汉悲壮“倾城”，其间多少侵略和反抗，多少壮烈和平凡，多少慷慨和苟且，多少正义和阴谋……所以这一切的历史尘埃，都掩埋不了武汉女性的光芒，她们在武汉“城倾”之际为救城或死亡或重生；她们的美丽与气节更让武汉城为之“倾倒”。姜燕鸣把对武汉深切的爱，演化为她小说中的武汉女性，这些女人与武汉互为镜像，互为隐喻，她们是战时武汉最美丽的景观，更是武汉的精神价值所在，所以池莉说武汉是“她的城”。同样，姜燕鸣和她们笔下的人物一样，既是“城的形象创造者，自身又是那个城的创造物”①。
上述女性形象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中武汉女性画廊的重要一环，她们是这个城市的“精魂”，有着这个城市的气派，精明、泼辣、快意、洒脱和荡气回肠……。“武汉城”代表着武汉女性在物质与精神生存上的双重空间，即一座安身立命的城，一个灵魂寄托的城，一座她们舍命救之的城，经由她们，这个城市的气质品性渐渐充实升腾，它承载着百年风云变幻，氤氲着大江大湖秉性。
注 释
①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作者介绍：俞思源，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李奇志，本文通信作者，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关键词：倾城 武汉抗战 女性形象
《倾城》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也是首部以1938年的汉口为历史大背景的长篇小说。姜燕鸣以写汉口而著称，其长篇《汉口的风花雪夜》、《汉口之春》皆书写汉口故事。《倾城》拓展延续了其汉口叙事的累积，在力求还原真实历史的基础上，经由徐瑷、罗佳莉、宋香菊和龚云素四个女性的命运走向的串联叙写，渐次呈现围绕武汉抗战展开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人物众多，场面宏闊，结构有序，细节翔实，鲜活生动地绘写了战时首都、全国抗战中心武汉的时代风貌和各种社会生活的浮世绘。更重要的是，作者以悲壮激越之情书写了“倾城”之际的各种意味深长的“倾城”意象和隐喻，尤其凸显了汉口女性的“倾城”风貌，使作品围绕核心意象“倾城”建构起了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倾国倾城历来是对女子姣好容颜和风采的描述，《倾城》中的“倾城”寓意，首先就有对书中汉口各种女子相貌、品行的隐喻展现。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中，我们看到了武汉女性的市井之美、诗性之美、青春之美和都市之美，四位主要的女性人物在彼此命运的关联中演绎出了各自的美丽传说。不喑世事的佳莉是热情浪漫的汉口之花，是《倾城》的“青春之美”的象征，她像是单纯的百合，虽然迷失过也害怕过，不过即使是更大的风浪，人一旦有了信念，便会勇往直前。对文艺宣传的热爱，与中山舰殉国英雄魏行健之间矢志不渝的爱情誓言，佳莉走出的每一步，都深深地打上这两个终身事业的烙印。努力经营旅馆的宋香菊则是汉口市井之花，她有着泼辣爽直的性子，但又隐隐中带有逃不开命运的忧伤。武汉沦陷前，这家旅馆俨然已成为动乱时的一份安逸，不仅仅是罗家人赖以生存的依靠，更是西迁的人们在武汉的落脚。1937年末南京城破，无数的人来到武汉避难，不同的人聚集到宋香菊经营的泰昌旅店，其中，南京龚公馆的小姐龚云素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是一位深闺中的小女子，涉世不深但却有着清冷高傲的性子，容易看淡一切，却有时又深陷囹圄之中。她是执着地，执着地爱着、恨着、等着、念着，最终杳无音信地走了。她是诗性的存在，即使是不间断的空袭，也没有打破她寂寥的读诗的梦，她整天浸在书中，就像古代的才女被放逐在现代的生活中，鄙弃其他人的没规矩，又气自己太封闭。相反，徐瑷虽出生书香门第，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现代“名媛”生活中，在那个思想日益解放的年代里，徐瑷和龚云素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深宅大院锁不住徐瑷，美貌是她的资本，帮助她在武汉的各种舞会晚宴上如鱼得水，成为“名媛”。这是一位勇于抛弃枷锁，主动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相比其他三位女性，徐瑷形象的塑造更表现出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女性在接受现代思想观念后，从传统女性观念中蜕变的显著变化，与刚从闺阁中走出的龚云素，尚待学业的罗佳莉，以及市井中的宋香菊相比，只有徐瑷看过足够多的冷情世暖，知道众多隐藏的交际潜规则，这样一位坚强韧性的女子，自然成为作者着墨最多的女性。在汉口这座城市里，大江大河和纵横柏路一起将城市的文明和城市中的女性紧紧地连在一起，彼此依托，互为创造。
汉口女子不止有“倾城”之花容，更有战时惊天地泣鬼神的“倾城”事迹和“倾城”之气节，这些是《倾城》着力书写和讴歌的。
小说中四位女性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但最终她们都不自觉地走上了相同的自救和救国的道路。武汉城也为“她”之精神和气节而倾倒。恩格斯曾说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无论是去战时儿童保育院陪伴孩童，是去战时医院护理伤患，或是做抗战文艺宣传工作，还是借助原有的“名媛”身份做好伪装来进行地下抗日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注入了民族抗争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和气节，她们从普通世俗的人成长到为保家卫国的战士，并以此作为新生的开始。
武汉是武汉人民的城，更是上述女主人公的城，“她”的城由人民来守护，“她”的精魂是人民抵抗外敌精神的展现，更是继续为之奋斗的动力。
宋香菊在空袭中不幸失去丈夫，在这以后她加入了医护队，她原本是个市井俗人，只想着养家糊口的事，但当她投入到抗战事业中，她的生活有了新的坚持的目标。以前宁愿在旅馆呆上一整天也不愿意待在家，现在先人后己、救死扶伤。前后变化的不仅仅是宋香菊的生活，更是她的心态，她有了新生的希望，人民有了新生的希望，汉口有了新生的希望，汉口的人民为武汉城的生存努力拼搏着。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维持生活已是奢望，普通的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之后，就已经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想。龚云素在受到白帆的启示后，毅然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走进战时儿童保育院，关心战乱中的孤儿，教会他们如何生存、生活和学习。战争再漫长也会有停止的一天，但一个民族的未来是没有终止的。那时的人们，谁的心不是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呢。人们禁不住失去什么东西了，今天拥有的，哪怕是平凡的物件，可能就是明天所渴望着的。正是因为眼前这样的惊恐，龚云素的选择和坚持显得无比的珍贵。
在小说中，心路旅程发展轨迹最明晰的是最少女罗佳莉，她是青春可人的学生，是刚入社会的女孩，更是积极宣传进步思想的文艺工作者。从一开始对繁华的向往依恋，不断地与伪君子斡旋，到慢慢地接受革命思想，并不断地付出努力。她的生活，是在爱情的指引下行进的，她的身上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即使明白自己的理想可能并不能实现，但在不断努力的历程中，有亲人的陪伴，有恋人的支持，虽然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但在这千疮百孔之中收获成长，透过身上的伤口重新凝结起信念，而这一份信念是飞跃后的执着。如果佳莉有过迟疑，那她不会再三推却去重庆的船票，不会在最后牺牲在舞台上，以帮助徐瑷的地下组织实现暗杀日本侵略者的任务，所以罗佳莉在一点一滴地蜕变：从享受游乐，到进步学生，进而成为积极的革命宣传者，最后为大武汉的倾城而复仇，为抗战而死。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书写的中心在爱情的难得和短暂，所以，她用香港城的沦陷来反衬情爱的虚无，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他们在毁城的战争苦难中逐渐相知、相携，相爱。但姜燕鸣没有这样做，徐瑷和刘明泽轰轰烈烈的爱在前，大武汉的毁灭在后，最终为了大武汉的复活他们毅然天各一方。徐瑷是武汉城之“女”，武汉虽已“倾城”，但还我之城，为我城复仇的决心日久弥坚。上海和香港都在日军清略下“倾城”了，但同样的城市命运却给不幸的人们带来截然相反的人生际遇。相比于张爱玲对城市女性日常情爱生活的关注，姜燕鸣把眼光更多地投射于时代、历史下的青年男女在身肩民族责任情况下的毅然选择。这是作家不同的创作选择，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带有特定的历史气息和历史使命。
《倾城》虽以汉口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但场面宏大，事件众多，主旨繁复。作者从正面书写了武汉保卫战的悲壮激越：战时首都武汉已经打响了保卫战，敌人从陆路、水路和空中不断袭来，敌机肆无忌惮的轰炸着这块早已是伤痕累累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作者截取了众多历史真实事件予以呈现：前线中山舰被炸沉没，民众发起献金运动，民生轮船公司日夜撤离人员和货物，全城人民为保卫这座城的拼杀……可贵的是，作者还质疑了武汉保卫战的另一面：在战争面前，任何的牺牲都师出有名，而战争最大的人力资源和受害者——人民，依然被蒙蔽，除了白日里的腥风血雨，黑夜的难以言说在黑夜里沉默。花园黄河溃堤是天灾还是人为，普通百姓不得而知；为阻止敌舰顺江而上，在江陰沉船来抵制进攻。由于种种原因，正面抵抗不断失利，于是一次次的战略拖延成为常态。记者违背职业道德，即使他们知道事故的真相，但已经岌岌可危的汉口和她的人民已经禁不起再一次的噩耗，虽然自杀式的自救方法无疑就等于自杀，但最坏的办法也只可以延迟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如此，危险重重的武汉城的儿女们，仍然顽强地或生或死于他们的城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对武汉“倾城”前的浮世绘刻写：即使破城在即，武汉依然有着独特的生活规律——在花楼街附近，在中山公园里，在各租界中，有数不尽的霓虹灯，还有不断的宴会和舞会，无论前方传来怎样紧急的军情，在那些美丽的灯下似乎战争的影子已消失。当然，这些宴会、舞会不是汉口的普遍真实，对于汉口更底层的人们来说，灯红酒绿是不敢去想的，不堪眼前的破败狼狈和流离失所，能活下去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同一座城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战争中对比愈加强烈。但汉口依然是安详地在忙碌着，这些安逸的宴会安慰了人的心，让汉口不过早地沦落成一座惴惴不安的城。
更触目惊心的是，汉口“倾城”，和居住在汉口各租界里的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租界里的人感觉有了租界的庇佑，似乎就有了身份和安全，所以在战乱中依然波澜不惊地生活着。作家用细腻的手法一点一滴地刻画着生活的每一种情样，看似貌不惊人的一笔描写，在一层层的叙述的影响下，突然给读者多重的震撼，就像长江的波浪一样，一层是不明显的波澜，但放眼望去是层层叠叠，那这样的叙述是浪卷千涛的长久和回旋的余味。
在抗战中，大武汉悲壮“倾城”，其间多少侵略和反抗，多少壮烈和平凡，多少慷慨和苟且，多少正义和阴谋……所以这一切的历史尘埃，都掩埋不了武汉女性的光芒，她们在武汉“城倾”之际为救城或死亡或重生；她们的美丽与气节更让武汉城为之“倾倒”。姜燕鸣把对武汉深切的爱，演化为她小说中的武汉女性，这些女人与武汉互为镜像，互为隐喻，她们是战时武汉最美丽的景观，更是武汉的精神价值所在，所以池莉说武汉是“她的城”。同样，姜燕鸣和她们笔下的人物一样，既是“城的形象创造者，自身又是那个城的创造物”①。
上述女性形象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中武汉女性画廊的重要一环，她们是这个城市的“精魂”，有着这个城市的气派，精明、泼辣、快意、洒脱和荡气回肠……。“武汉城”代表着武汉女性在物质与精神生存上的双重空间，即一座安身立命的城，一个灵魂寄托的城，一座她们舍命救之的城，经由她们，这个城市的气质品性渐渐充实升腾，它承载着百年风云变幻，氤氲着大江大湖秉性。
注 释
①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作者介绍：俞思源，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李奇志，本文通信作者，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